对话
出版社:北京大学
出版日期:2011-8-31
ISBN:9787301183755
作者:高宣扬，(法)程抱一
页数:128页
内容概要
高宣扬，浙江杭州人，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兼法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哲学和社会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著有《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德国哲学通史》、《当代社会理论》、《后现代论》、《鲁曼社会系统论》、《福柯的生存美学》、《流行文化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导引》、《论后现代艺术的不确定性》、《当代政治哲学》、《后现代思想与艺术的悖论》等。
程抱一，原名程纪贤，1929年生于山东济南。先后在法国巴黎大学和高等实验研究院攻读法国文学和语言学。曾参与编纂《法汉大词典》，后任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已用法文发表三部理论著作：《中国诗语言研究》、《虚与实：论中国画语言》、《神--气》。亦著有国画鉴赏性画册：《梦的空间：千年中国画》，以及长篇小说《此情可待》等。2002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被誉为“中西文化间不知疲倦的摆渡人”。
书籍目录
高宣扬：爱与美——与程抱一对话
一、《此情可待》所显现的历史画面
二、爱的历史的永恒重演
三、爱的永恒性和它的唯一性
四、美的永恒性及其历史性
五、美的至善本质
六、美与恶
程抱一：对话
作者简介
《对话》，是中国哲学研究者高宣扬和法国文化学者程抱一关于“对话”理论与实践的阐释，解释出当今文化多元的时候中，语言沟通和文化沟通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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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有关巴比塔（Tower of Babel）的故事，相信是不少了解西方文化的读者所熟知的。此塔又名通天塔，据《圣经•创世记》记载，人类曾经是说着同一种语言的共同体，曾希望联合兴建一座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令其相互之间不能沟通，通天塔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这是基督教为世上出现不同语言和种族所提供的一种解释，无论相信与否，人类各种族之间有着语言、文化的差异，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然而，自远古以来，人类基于与生俱来的交流沟通的愿望所进行的文化交流却从未停歇。正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将今日文化交互频繁的世界冠之以“地球村”的称号。既为“文化交流”，则必有“输出”与“输入”，缺一不可。从这个意义上讲，双向度文化交互的效果，在根本上仍然取决于两个文化体本身的文化底蕴，中法两国的文化交互在这点上确实堪称典范。两国文化的历史悠久、各富情趣，早已为世所公认。最要紧的是，这两个文化体彼此对对方都充满了好奇，交流因此而成为可能。远的且不论，仅自近代以来，中法文化便交互不断，法国因此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之一，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更是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绵延百余年而不绝。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内的法国文化研究与出版，常年来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少有鱼龙混杂的现象，这大概与其研究团队的精英化有着莫大的关系。今年，一向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乐黛云主编了一套《远近丛书》，其中率先推出的，正是数位中法作家、学者就同一主题撰写的文字。两种文字经互译后在两国分别出版，这在两国均属首次，况且丛书的写作者多为名家，不能不说是一项创举。比如，编者分别邀请了作家张炜与中国文化的资深研究者法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施舟人来撰写“童年”这一主题。可以说，这是一个永恒的文学命题，既寻常，又不容易写好。巧合的是，两位写作者都有着并不轻松愉快的童年记忆，前者是由于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政治歧视，后者则是因为战争和针对身边犹太人的杀戮。但即便如此，他们的童年也如同所有孩子的童年一样，不时闪现着自由欢乐的景象。在张炜那里，这欢乐的源泉是大自然。在人群里饱受屈辱的孤独少年，在树林、大海、鲜花、莽野的世界里获取到了心灵的慰藉，从此终身养成了依恋自然的习惯，难以完全融入到城市和人群的嘈杂氛围中。而在法国学者那里，早年间就入读的儿童公社，那种给孩子们以完整自主空间的教育试验，显然迥异于当时欧洲一般学校的严苛，为战争阴影下的童年增添了一分耀眼的亮色——虽然其中也并不乏某些不近人情的清规戒律。难能可贵的是，两位作者在各自叙述了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后，又各自向前延伸了一点。法国作者反思了童年公社乌托邦式的生活环境对他一生的影响：充满好奇心和创造力，独立能力强、热爱艺术、能与体力劳动者愉快地相处……与此同时，缺点也同样一目了然——难以适应适应社会，更不要提事业有成。与施舟人的反思有所不同，张炜对于童年亲近大自然所带来的一切始终抱着感恩的态度：大自然不仅是其童年不可或缺的庇护所，也成就了他内心的敏感、丰盈，帮助他在未来成为了一名作家，他为此而感激大自然的赐予，并由此而认为文学和自然一样，有着反抗物质主义的功用。这也许没错。不过接着他又说，“文学的确是商业扩张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死敌”，“文学家在今天不自觉地就成了浪漫的战士”。这隐隐透露出作者身上来自过往年代的、带着革命意识形态的精神痕迹。在我看来，这就不免有些乌托邦的意味了。事实上这类呼吁本就鲜有市场，加之用了这样的表述方式，大概是有点过犹不及了。在《天》这本书里，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以自己从开蒙到大学的读书经历为线索，为读者勾画了自盘古开天劈地以来，中国古人对“天”认识与理解的嬗变过程。法国的文化教授汪德迈则从为我们梳理了西人眼中的“天”，并不时与中国人眼中的“天”作对比。作为哲学研究大家的汤一介，在这部小书里以娓娓道来的语调，述说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对中国文化中“天”的概念不断加深理解的过程，间或夹杂一些关于天的著名古诗词，令人得到了美的享受。而在某些地方，他又不减学者本色，在书中不时不露痕迹地引导读者走向思辨，探讨“天”的哲学诠释。比如他说，中国哲学中的“天”，既不相当于英语的sky或heaven，也不相当于nature，更和god不相同，然而它又可以相当于sky、heaven、nature，甚至于god。又如，他认为中国哲学的中心就是有关天与人的关系问题，并由此带出“主宰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的概念，令人读后不由地需要回味深思一番。而同一主题的法方论述者的文章，则令我等读者对于西方传统中的“天”有了提纲挈领的了解，同样很值得一读。不过，或许是由于该书篇幅限制的缘故，又或许是由于作者双方预想中的阅读者都是生长于对方文化传统的人群，该书的所有论述均点到为止，未加展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同一系列中《树》的中方作者，是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艺术与建筑学教授兼资深策展人唐克扬，法方作者巴士曼是作家出身的建筑师、中世纪文化史家。“树”，在中西方文化里，都是一个极富诗意的意象。在这部书中，唐克扬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五颗树的故事，在叙述时，作者故意混淆了梦境与现实，“就像两小时电影里偷工减料的英雄史诗……分不清灾难和盛世，也似乎没有任何时间的顺序。”这小说式的札记写得亦庄亦谐，又古又今，颇具迷幻色彩，但确实那种特别有文化范儿的迷幻，让人读后忍不住对那个虚构的世界心驰神往。巴士曼的“树”同样纵贯古今，但却是另一种风格。全书从人类对树的崇拜写起，从树作为保存记忆不可或缺的书的原材料，写到古时的城墙、中世纪的教堂，再写树与艺术与战争的关系，树启发了齿轮的发明等等，不一而足。究其根本，作者是在试图追溯树在西方文明史上不可替代的作用。读这般驳杂而有趣的文化书，不禁令人想到，吾国同样拥有许多有意思的文化史料，何以无人挖掘而作出此等足可传世的读本呢？把最好的留在最后。我要说的是程抱一和高宣扬的《对话》。我说这两部书好，绝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作者，一位是拥有“不朽者”的伟大称号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华裔学者、作家、诗人，另一位是国内最优秀的法国思想文化研究者，而实在是因为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都被这本小巧玲珑的书深深吸引，读后既有醍醐灌顶之感，又绝不乏把玩文本的愉悦。首先要说的是，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对话录。准确地说，是两位作者是在“自说自话”，但这绝不降低文本的含金量。与现今随处可见的注满水分的“名人对话录”，不同，整本书全是“干货”。程先生在叙述自己适应法语写作的艰难历程时，并不刻意突出艰苦，却经常信手拈来地引用一些行文充满机巧的法语诗歌，一来是借以证明中国的表义文字与法语拼音文字之间的巨大而有趣的差异，同时也令读者多少领悟到拼音文字在诗歌创作中的妙用：一个单词的发音，往往会与它的涵义之间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联系，这也恰恰是西方诗歌传统中，“诗意”的重要来源。而这种或可称为“通感”的美妙感觉，同时也是中国古典诗歌所拥有的：“凭借外界景物表现内心世界，为使那幽深的感觉变得生动起来，并由此完成和有生宇宙其他元素之间的心灵融合。”读到这里，身为凡夫俗子，我们怎能那感叹人类心灵有着如此奇妙而伟大的相通！高宣扬的文本，主要是围绕程抱一先生的小说《此情可待》展开的。而在我看来，该文本的最后两节《美的至善本质》和《美与恶》，实在堪称全文之精华，有画龙点睛之妙，更令全文在高潮处收尾，留给读者极其美好的阅读体验。作者指出，与惯常认为的不同，“美”的对立面并非“丑”，而是希望毁灭“美”的“恶”。与没相比，恶是非本质的、肤浅的，但它却具有空间上的无限性。更可怕的是，由于恶的无原则性，它可以寄生于美，使使人混淆美与恶的界限，受其蛊惑而追随之，由此甚至肯能产生出毁灭世界的力量。但世界的奥秘恰恰在于，人类拥有“美”这一永恒、深刻的本质力量来抵御非本质的、肤浅的“恶”，因此生命永远隐含着希望。读完这四册装帧精美的小书，如果你问我，对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共通之处是否有所体会，我会说：是的，这两者都拥有局部的精致与整体的空灵。而整个阅读过程，也不啻为一段最美好的文化体验。 -
《对话》一书收有两篇文章，一篇是高宣扬根据与程抱一的八次对话整理而成的文章，另一篇题为《对话》，作者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程抱一。高宣扬与程抱一之间的对话围绕着《此情可待》展开，而这本程抱一的小说描写了一个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女性相爱在明朝末年的感人故事。以对《此情可待》的评论为基础，高宣扬深入地探讨了一系列关于爱、美和善的问题。高宣扬首先回顾了明末时代的中国，那是个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西方自由之风吹进沉闷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处于变动之中，促进了自由精神和人性萌芽的逐渐勃发，“独特的人文伦理价值和异于传统的浪漫情操”亦悄然出现。而《此情可待》的爱情故事正发生在彼时的中国。一个传教士（道生）与一个中国女孩（兰英）的爱情被时代赋予了一层更深的意味，他们之间的接触使两种文化开始认真地互相观察，而他们心灵深处的交流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男女主人公而言，对方都像是一座全新的精神宝库，彼此敞开一切，可以在其中自由穿梭。高宣扬随后考察了从中世纪转化到现代社会的过渡期的西方社会的状况，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生活状态：一方面人们从公共社会领域内退入家庭，家成为个人生活的中心；另一方面，家庭又成为寻求自由者的“监狱”，他们渴望逃离。中国明末社会无疑与此有着有所类似，但却具有更浓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烙印——道德伦理关系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家庭生活在中国社会有着特殊的作用，使得过渡时期发生在家庭生活结构上的改变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有模式。但是，道生与兰英的恋情却英勇地冲破了巨大的阻力，源自心灵的强烈吸引将他们维系在一起。在第二和第三章里，高宣扬探讨了爱的意义及其永恒性和唯一性。高宣扬指出“真正意义的爱，作为世界存在和宇宙发展的基本动力，作为人类社会和文化创造的基础，已经远远超出‘两人间’或‘小我’的范围。”爱的瞬间可以转化为永恒的存在，而这瞬间又是不可替代的。就在道生与兰英的炽烈爱情迸发之时，一种爱的永恒亦随之而生，可以说正是他们的爱情对话造就了永恒。高宣扬接下来重点讨论了“美”，其实，在这个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社会中，谈论美似乎是不合适的，但是，美并不是绝对形而上的、与现实隔绝的不可触摸之物，恰恰相反，美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美，在本质上是善；最美的就是最高的善。”美和善让我们知道在污浊的世间仍然有灿烂阳光，它们温暖我们麻木的情感和冷漠的心灵。此外，程抱一特别指出，“从人类的爱的历史中唤起爱的激情，从反复发生的历史悲剧中吸取教训，是当代社会最紧迫的任务。”这话的现实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令人不忍去想那被冷漠和堕落的灵魂所谋杀的小女孩。我们的社会就像一艘负荷过重的货轮，一些船舱已经着火了，一些人已经死去，只剩下无数僵尸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终日跳着圆舞曲，空余那些愤怒的人在甲板上无助地呐喊。戈尔丁《蝇王》中的悲剧正在我们的社会里反复上演，人性的丧失与道德的沦落让我们不禁为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所悲泣。如果我们丢掉了对话，也就自动放弃了与他人交流的权利，这是我们的自我放逐。“‘美’的真正对立面，其实是‘恶’，而不是‘丑’。”恶作为美的对立面，就像牛虻一样敦促我们不断反省自己的心灵，敦促我们始终向着善和美飞去。程抱一的《对话》一文无疑比高宣扬的文章更加生动和有趣，虽然高宣扬也是体验过不同文化的学者，但他并不像程抱一这般几乎将两种文化完全融入到血骨之中。中法文化自由而奔放地流淌在程抱一的思想中和笔下，令人感叹文化交流的至境乃在于心灵场中的完美交融。程抱一回顾他到法国后的二十多年时光，说他的生命“仿佛一场激情的戏剧，充满了矛盾与撕裂。”恰恰是这种“矛盾与撕裂”开启了他之后独具特色的写作和学术道路，这个裂变迫使他不得不同时直面两种文化，并在这痛苦中寻找一种最佳的生存方式。最后，程抱一选择用法语写作，因为法语对于他而言意味着无垠的表现的原野，他说“我无数次陶醉在用新语言指称万事万物的喜悦之中，心情正仿佛洪荒时代的人们。”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早已化入骨髓的中国文化，他不像许多人那样洋装穿在身，其心早非中华心，他没有简单抛弃，而是用两种文化同时滋养心灵和思想，“离开它（指中国文化），为的只是着手另一项更为棘手的变革，为了开创另一种更根本的对话。”程抱一如是说。 法语是程抱一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法语和中文这两个广阔的世界同时向他展开了绝美的风景，他徜徉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驾驭汉语和法语两门语言的艄公”。语言不独是文化的基础，质言之，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精髓所在，我们绝不可将二者判然分别。“语言的权利即是生命存在的合法性”，所以在程抱一的眼中，法语不再只是表意的工具，而是成为了有生命的、可以与之对话的形象，比如他将A看作张腿站立的人，将S看作游行的蛇等等。程抱一“愿意将许多法语词汇作为表意文字来体验”，在学习一种新的文化时，中国文化给了他一个新的视角，他也因此而得到了新的感受和认识，这无疑就是对话精神的实质体现。那么，对话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对话首先应该是平等的，这似乎不言之明，但是，我们所说的“对话”中很多都是不平等的，是一言堂。柏拉图写了许多伟大的对话录，但其中一些可能算不上是平等的对话，比如《伊安篇》里，苏格拉底占据着主导地位，经常气势逼人地向伊安抛出问题，而伊安则总是在请教，他的思维几乎全是被苏格拉底裹挟和引导的。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收录了一篇海德格尔与一位日本人的谈话，但那通篇都是日本人问，海德格尔作答，那是货真价实的“访谈”，却不是真正的对话。《论语》记载了孔子和其他人的一些对话，但是其中很多也几乎都是别人问，孔子答，很少真正的对谈。是的，严格来说，这些或许都算不上真正的对话，毋宁说更像是圣哲们的宣讲台。我们就更别提不同文化间的所谓“对话”了，许多所谓东西对话、南北对话，那只不过是个虚假的形式，强者无疑总是要占据上位的，就像萨义德在《东方学》里列出的无数例子。但是，在我看来，真正的对话不是进行价值判断，不是品评优劣，而是平等的互视，可以互相批驳，不是一方问一方答，甚至于带着一些偏见也未尝不可，但关键要去听对方的声音并反观自己，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对话后的实践，对话不是终局，而刚好是起点。程抱一为我们做了一个好范例，他写道，“在我的诗中，所谓的对话并没有遵循传统的‘提问-回答’的模式，它以对话者之间‘共生之象’出现。”但是，不平等的对话不一定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对话是两种文化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方式，没有对话也就无法清楚地认识自己，所以对话是一种文化积极进行自我建构的重要手段，没有对话也就没有进步。近代的中国在和西方的对话中往往处于弱势，但通过无数先辈对西方思想的译介，我们才在对话中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这才渐渐萌发出破旧立新的思想，这才有了民族意识的增强。对话不一定要有明确的结果，对话的目的不在于列出各自的四点相同和十点不同。像程抱一那样能够将两种文化注入血脉并能庖丁解牛般运用它们，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索的。另外，程抱一提到了他的翻译经历，他翻译的诗歌作品和评论颇受好评，但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翻译“感到自己领悟到了这些诗人的真谛”。其实，翻译的本质不正是对话吗？译者需要不断和作者对话，破解文本中的山丘和文本后的山脉，同时，译者和读者间又有一种对话关系，只不过译者力求做的是在原作者、译者和读者的三角游戏中隐身，让原作者和读者直接对话。总而言之，对话是一种态度，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存在方式。在高宣扬看来，在真正的对话过程中，对话本身甚至以具有独立生命的“第三者”身份介入其中，而且启发对话双方的思路，使对话者领受到对话活动本身的恩宠，获得自身生命的一再重生。的确，对话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我们身处一个极速变化的世界，同时这也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但却充斥着人类堕落行为的时代，对话的精神在此时此地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而《对话》一书无疑是对这种精神的一个出色注解。《对话》，高宣扬、程抱一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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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宣扬★★★ 程抱一★★★☆ -
我愛北大出版社，精裝書，紙踏實，字體悅目，讓人讀了酣暢，只要十六塊！ -
这套丛书真的不错 -
高宣扬写的前半部分根本就不通顺 -
张老师送的，书不厚，半天就翻完了，装帧也不错。前一篇高宣扬的文章语词浮华，但似乎很难击中要点；程抱一的文章就好看多了。 -
在图书馆无意逛到，对高、程略有耳闻，读得满心幸福、激动、感慨，争取这两天整理一下丰富、真切的收获。 -
值得一读的小书，寒假一个暖洋洋的中午看完的。高宣扬的文笔很好，读来像文学作品的感觉。 -
书中高宣扬的那部分就不看了吧 -
程先生的文章尚可一读。 -
要前进拉大佬 都被大众文化杀光了 -
看上半部分之前先看程抱一 的《此情可待》 -
高宣扬太拘泥于理论，现象学也好、人类学也罢作为解析《此情可待》的切入点不是不可行，而是太万精油，关键词一换似乎可以用来描述大多数爱情故事 -
程抱一文章四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