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文化》章节试读

《舌尖上的文化》的笔记-《尚食志》：筷子夹起故事来 - 《尚食志》：筷子夹起故事来

《尚食志》：筷子夹起故事来
谷卿（文学博士）
我的朋友中，许石林算是一个不因我清瘦的外形而难以认清我吃货本质的家伙。每次吃饭，从落座后点餐一直到完事后揩嘴，他总会给我介绍各种菜食汤酒背后的典故和讲究。惜哉我一见到食物听力就开始下降，苦了他一次次地讲解，我脑子里的收获依旧不如肚腹。可喜的是，他关于饮食文化的随笔和评论集《尚食志》终于出版了，一册在手，趣味与文化并存，历史与当下毕现，徜徉文字中，如在酒池肉林间过，真是欢乐无比。
《尚食志》的编辑在封面上打出了一行字——“探索中国人无处不在的‘吃’背后深层的文化隐情”。我觉得这个总结是很准的，石林一贯好读古人书，脑子里的史料和掌故多得不得了，同样是一盘菜一碗饭，他能看到司马子期怎么因食生恨（《一碗羊肉泡馍引发的战争》）、寇准怎么撤销筵席（《罢宴》）、米芾怎么以饼论书（《字字如蒸饼》）、乔仲山怎么授法烹饪（《馄饨》）、张大千怎么学得厨艺（《土匪菜》）等等。只要是史上世上关于吃的那些事儿，石林无不如数家珍，在书中娓娓道来，更以俏皮恶搞的文风突然点醒读者，饮食背后的大伦究竟在于何处。
书中有篇《葵》，是我之前就已经在石林博客上读过的，印象特别深，文章原题叫做“葵之沦落——古代当官的耻于与民争利”，用春秋时鲁国国相公仪休的故事来说明中国古代的官员怎么样和为什么不与民争利。其实，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官商是分别存在于两个系统的，他们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背景与目的，官员自得于世俗的等级地位与尊贵，商人虽能得大富而难贵，政治地位与财富实力根本不画等号。但是，自上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这两个系统的独立性消失了，富、贵的差别也不存在了，遂直接带来政治资源与经济利益互通互化的可能。石林正是看到和深刻地感知到了社会的这一变化，才会有借助一种植物（食物）来寄托思想、表达观点、讽喻时政的想法和做法。如果真的以为石林只是满脑子肉汁鱼油津津乐道地告诉你如何刺激自己的味蕾、撑爆自己的肠胃的话，那只能说明这样的读者缺筋少弦。
石林将文章结集成书时，曾征询大家的意见，该取个什么样的书名儿。我说现成的“食货志”多好呀！石林不置可否。直到封面设计出来后，我才知道叫“尚食志”。回头想想，这个“尚”字用得还是蛮好的：吃货们也不能光吃，好赖也要超越一下，总该有点“尚”什么的精神才好。
与石林认识不少时候了，我们见面和打电话聊得最多的大约都是关于书画古琴和文坛掌故一类的闲事，他给我的印象是身型胖胖的，动作慢慢的，说话时嘴里也好像在品咂着什么，一看就知道是个资深的吃货；但见闻不平之事，他也常作激愤之语，一反往常的憨态。了解他的人又读过他的文的朋友，一定都觉察出了他厚道为人、刻薄为文的本性，这是一个讲究吃喝、敬畏文化、珍视朋友的家伙，更是一个热爱生活、懂得生活、善于生活的观察者和批评者。

《舌尖上的文化》的笔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读《尚食志——舌尖上的文化》
毛进睿
早起，学校饭堂还在磨磨蹭蹭不打算卖，想着这些早点本来就难吃无比，笔者步行出东门吃了碟豉油王牛肉布拉肠，喝了一碗鸡粥，悠然地走到中文堂写这篇书评。我向来不反对在饮食上多下一点心思，广东人尤其深知其中甘苦——譬如早餐吃好了，一整天的心情都很积极；吃不好写文章都慢些，尤其是谈论与美食相关的文章。
许公石林是早我入学整二十届的学长，平素对我扶掖有加，前几天在中文堂又收到他惠寄的新作《舌尖上的文化——尚食志》。做论文之余，在宿舍的台灯下读了两晚，愉快地把它读完了。
作者是陕西蒲城人，这数十篇以饮食为中心的文字中有大半是写他乡邦的味觉回忆。比如水盆羊肉才是正宗的羊肉泡馍、加了红薯枸杞枣丝的醪糟、蜂蜜凉粽子和红枣糯米粽子、放在双层食盒里的重阳糕、野荠菜加豆腐丁包的饺子、黄花木耳香菇炒的“呲儿”、花椒出头的面辣子、吃了走上四十里也不饿的油糕……从面食到糕饼，从荤腥到野菜，应有尽有。当然，由于作者移居深圳且走遍中国，里面还写到不少其它地方菜系，如川菜、鲁菜和粤菜中为他所深好的饮食。
其中的许多文字我在没有认识作者前就已读过，如今温故知新，整体上得到的首要印象是他对于饮馔本身有许多至为独到的见解。请看以下的论述：
“南方人做面条，非要将面做复杂，这是所有南方人做的面条不好吃的原因。而真正产麦区人做面条，都是简单地做，面条带有面本身的香味儿。可见，南方人做面条复杂，是参考了做米粉的方法。”
这种旁观者清、一针见血的概括确实指出了许多广东人未曾发现的事实——竹升面和河粉米线的做法确实是同源同种的。然而，广东人向来认为面的重点在高汤，面本身好不好吃就见仁见智了，我想，如果许公能尝尝广州的姜葱捞面，或许会为那种极富生命力的刺激所着迷。
有的论述近于戏谑却又推测合理：
“都知道广东人吃海鲜，讲究生猛，我说这是广东先民用了不知道多少人的命换来的饮食之道——水产易坏，先民恐最初不知，不忍弃之，食而坏肠胃、得病，医药又不发达，很多人因此丧命。”
有的指出了流于谬误的俗知：
“北京菜有一道木须肉。其实就是苜蓿肉，最初就是用苜蓿芽炒肉丝。但北京的苜蓿不那么好找，就用木耳丝鸡蛋炒瘦肉丝代替。”
至于在《深圳：妥协的味道》一文中高屋建瓴地分析川菜、湘菜在特区如何先后冲击粤菜市场，最终三分天下，而潮州菜则面向高端，鲁菜按兵不动，而做为西北菜的陕西小吃则由于“低利润无法与高成本时代抗衡”举步维艰，简明扼要的叙述让人信服于作者对深圳的饮食市场概况和背后的城市文明的透彻了解。
对于不少讲美食、鉴藏的专栏文字而言，到这个程度就足以取悦读者了。然而，这并非本书作者的微言大义所在，他不愿意把多年的文字功力和生活经验仅仅用于抖抖机灵让读者赏心悦目，他对于饮食有着更为深层的认识——饮食的奥秘在于可以用一种不知不觉的方式施行伦理教化，让民风淳朴、民德归厚。
这样的文字有一类最为直接相关，是写历史文化名人与饮食故事的。比如司马子期吃不到中山君分的羊羹便发动战争、鲁国宰相公仪休去织拔葵、螃蟹吃死了国学大师黄季刚、张大千被土匪绑票学会烹饪……这些倒并非作者的独得之秘，多是从故纸堆中得来的趣闻。
还有一类是通过讲作者蒲城老家节俗与饮食相关的文字，寓人伦教化于妇孺皆知的传统生活习惯，一点讲大道理的架子没有，全从内心流出，复从生命中来，极为真挚动人。
比如娘家给新出嫁的女儿家送红枣糯米粽子、送重阳糕，都讲究在庄诚敬畏、在新亲戚面前维持体面，尤其是对于重阳糕也即花花馍的繁琐制作的描写足知所言不虚：
“所谓糕，就是数个乃至十数个花花馍的组合。每一个花花馍，做成不同的形状，但整体又是个大圆筒形，最顶上有个盖子，要特别制作，每件花花馍中间镶嵌着核桃、红枣等干果：有万字不到头的福字，有缠枝莲花和桂枝，也有龙、虎、鱼、凤、鸽子等动物造型，有牡丹、莲花、菊花等花卉造型。这是一个大的组合，讲究一锅成功，不再补充。所以很讲究主妇们的手艺和经验。”这种极近繁琐的花花馍送到婆家“是新媳妇娘家的形象广告，也能看出新媳妇的成长环境。”试想一下，如果新娘能在做出这样精美宏大的花花馍的家庭长养，其自身的持家手艺又岂能不青出于蓝？
又如“嫁出去的女儿给婆家生了孙子，娘家妈即婴儿的外婆要烙锅盔送邻居亲友，尤其要送给亲家即婴儿家的邻居亲友。”锅盔即“秸叉轱辘”，“那锅盔很大，直径约一尺，厚至少一寸，表皮酥黄，切开里面雪白，有的还粘了小茴香。锅盔被切成漂亮的两指宽的小块儿，用红纸条在这锅盔的腰部一缠，盛在盘子里，当了奶奶的妇女，胸脯高高挺起，笑容满面地端着锅盔盘，到处张扬地给人散锅盔，收获人们的道喜。”然而，作者又说：“这里面也有一种道德伦理的压力，那些平时为人乡行不好的人家，往往不敢给人散锅盔，因为怕人家不给脸，不屑吃你的锅盔——远远地看见你端着锅盔盘子来了，人们纷纷避开了，这多难堪？我就觉着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好，施仁义教化于生活的每个细节，让你平时做人都要规矩守礼。”读到此处，除了同样升起一番感慨外夫复何言！最高贵的礼义廉耻就蕴藏在这最平凡的关中乡里民俗当中，昔年我数次游览三秦，根据一些方术的常识进行粗浅判断，历史上的华夏古都如今还有“王气”的唯独关中，如今证之以此书所载关中恍若尧舜时代的淳朴民俗，便知古人诚不我欺。
尚有相当部分文字是作者讲述自己如何烹饪肴馔的，这一部分特见赏会，可知许公不仅是个尝遍大江南北的老饕，也是一名热爱炉灶生涯的当家煮男。从他信手拈来将灰灰菜、刺蓟面、艾叶、苜蓿、小蒜、葵等野菜加工变化，到北方面食上当仁不让的扁食、面辣子、沫糊、胡辣汤、挂面、甑糕的因繁就简，以至砂锅什鱼煲、韭菜包子的匠心独创，再到金枪鱼、海肠、河豚（当然这个他有胆量吃而不会做）、红虾的旁搜博采，娓娓道来别具神韵，难怪在自序里要为自己开脱此书写的“毕竟不是一个厨师的掌勺日记”了。
本书通过剖析饮食所窥见国民性和文化品格的相关论述极多，尤为精彩。谨录一段以飨读者：
“为什么中国的美食天下第一？因为吃饭紧张。吃饭紧张为什么还讲究美食？正因为吃饭紧张，人有不安全感，所以人都希望自己一筷子下去，顶别人十筷子才叫成功，才算比别人幸福，于是食不厌精。”相对于饮食所体现的温厚的人伦教化，这种剖析无疑是本书犀利的一面。
正如作者在本书《花椒出头》一文开头总结的那样，“陕西人吃醋，但名气为山西所掩；陕西人嗜麻辣，但名气为四川所掩。两样都不显。”我很担心作者的温厚和犀利会被他的学问与才情所掩，让人不容易看到这本书更令人拍案叫绝的层面，但是想想这种担心又属多余，这是一本能让你随时拿起来看了还想看的书，多读几次，总能体会到其中微言大义的。
在《牛腩粉》中，许公讲起了读书时在中大北门码头坐船去天字码头逛古籍书店，吃太平沙财记的牛腩粉，如今和两三友朋再去，比穷学生时也不过多点一碟净牛腩而已。看着这本小书，我很怀念和他一起吃牛腩粉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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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读《尚食志——舌尖上的文化》
毛进睿
早起，学校饭堂还在磨磨蹭蹭不打算卖，想着这些早点本来就难吃无比，笔者步行出东门吃了碟豉油王牛肉布拉肠，喝了一碗鸡粥，悠然地走到中文堂写这篇书评。我向来不反对在饮食上多下一点心思，广东人尤其深知其中甘苦——譬如早餐吃好了，一整天的心情都很积极；吃不好写文章都慢些，尤其是谈论与美食相关的文章。
许公石林是早我入学整二十届的学长，平素对我扶掖有加，前几天在中文堂又收到他惠寄的新作《舌尖上的文化——尚食志》。做论文之余，在宿舍的台灯下读了两晚，愉快地把它读完了。
作者是陕西蒲城人，这数十篇以饮食为中心的文字中有大半是写他乡邦的味觉回忆。比如水盆羊肉才是正宗的羊肉泡馍、加了红薯枸杞枣丝的醪糟、蜂蜜凉粽子和红枣糯米粽子、放在双层食盒里的重阳糕、野荠菜加豆腐丁包的饺子、黄花木耳香菇炒的“呲儿”、花椒出头的面辣子、吃了走上四十里也不饿的油糕……从面食到糕饼，从荤腥到野菜，应有尽有。当然，由于作者移居深圳且走遍中国，里面还写到不少其它地方菜系，如川菜、鲁菜和粤菜中为他所深好的饮食。
其中的许多文字我在没有认识作者前就已读过，如今温故知新，整体上得到的首要印象是他对于饮馔本身有许多至为独到的见解。请看以下的论述：
“南方人做面条，非要将面做复杂，这是所有南方人做的面条不好吃的原因。而真正产麦区人做面条，都是简单地做，面条带有面本身的香味儿。可见，南方人做面条复杂，是参考了做米粉的方法。”
这种旁观者清、一针见血的概括确实指出了许多广东人未曾发现的事实——竹升面和河粉米线的做法确实是同源同种的。然而，广东人向来认为面的重点在高汤，面本身好不好吃就见仁见智了，我想，如果许公能尝尝广州的姜葱捞面，或许会为那种极富生命力的刺激所着迷。
有的论述近于戏谑却又推测合理：
“都知道广东人吃海鲜，讲究生猛，我说这是广东先民用了不知道多少人的命换来的饮食之道——水产易坏，先民恐最初不知，不忍弃之，食而坏肠胃、得病，医药又不发达，很多人因此丧命。”
有的指出了流于谬误的俗知：
“北京菜有一道木须肉。其实就是苜蓿肉，最初就是用苜蓿芽炒肉丝。但北京的苜蓿不那么好找，就用木耳丝鸡蛋炒瘦肉丝代替。”
至于在《深圳：妥协的味道》一文中高屋建瓴地分析川菜、湘菜在特区如何先后冲击粤菜市场，最终三分天下，而潮州菜则面向高端，鲁菜按兵不动，而做为西北菜的陕西小吃则由于“低利润无法与高成本时代抗衡”举步维艰，简明扼要的叙述让人信服于作者对深圳的饮食市场概况和背后的城市文明的透彻了解。
对于不少讲美食、鉴藏的专栏文字而言，到这个程度就足以取悦读者了。然而，这并非本书作者的微言大义所在，他不愿意把多年的文字功力和生活经验仅仅用于抖抖机灵让读者赏心悦目，他对于饮食有着更为深层的认识——饮食的奥秘在于可以用一种不知不觉的方式施行伦理教化，让民风淳朴、民德归厚。
这样的文字有一类最为直接相关，是写历史文化名人与饮食故事的。比如司马子期吃不到中山君分的羊羹便发动战争、鲁国宰相公仪休去织拔葵、螃蟹吃死了国学大师黄季刚、张大千被土匪绑票学会烹饪……这些倒并非作者的独得之秘，多是从故纸堆中得来的趣闻。
还有一类是通过讲作者蒲城老家节俗与饮食相关的文字，寓人伦教化于妇孺皆知的传统生活习惯，一点讲大道理的架子没有，全从内心流出，复从生命中来，极为真挚动人。
比如娘家给新出嫁的女儿家送红枣糯米粽子、送重阳糕，都讲究在庄诚敬畏、在新亲戚面前维持体面，尤其是对于重阳糕也即花花馍的繁琐制作的描写足知所言不虚：
“所谓糕，就是数个乃至十数个花花馍的组合。每一个花花馍，做成不同的形状，但整体又是个大圆筒形，最顶上有个盖子，要特别制作，每件花花馍中间镶嵌着核桃、红枣等干果：有万字不到头的福字，有缠枝莲花和桂枝，也有龙、虎、鱼、凤、鸽子等动物造型，有牡丹、莲花、菊花等花卉造型。这是一个大的组合，讲究一锅成功，不再补充。所以很讲究主妇们的手艺和经验。”这种极近繁琐的花花馍送到婆家“是新媳妇娘家的形象广告，也能看出新媳妇的成长环境。”试想一下，如果新娘能在做出这样精美宏大的花花馍的家庭长养，其自身的持家手艺又岂能不青出于蓝？
又如“嫁出去的女儿给婆家生了孙子，娘家妈即婴儿的外婆要烙锅盔送邻居亲友，尤其要送给亲家即婴儿家的邻居亲友。”锅盔即“秸叉轱辘”，“那锅盔很大，直径约一尺，厚至少一寸，表皮酥黄，切开里面雪白，有的还粘了小茴香。锅盔被切成漂亮的两指宽的小块儿，用红纸条在这锅盔的腰部一缠，盛在盘子里，当了奶奶的妇女，胸脯高高挺起，笑容满面地端着锅盔盘，到处张扬地给人散锅盔，收获人们的道喜。”然而，作者又说：“这里面也有一种道德伦理的压力，那些平时为人乡行不好的人家，往往不敢给人散锅盔，因为怕人家不给脸，不屑吃你的锅盔——远远地看见你端着锅盔盘子来了，人们纷纷避开了，这多难堪？我就觉着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好，施仁义教化于生活的每个细节，让你平时做人都要规矩守礼。”读到此处，除了同样升起一番感慨外夫复何言！最高贵的礼义廉耻就蕴藏在这最平凡的关中乡里民俗当中，昔年我数次游览三秦，根据一些方术的常识进行粗浅判断，历史上的华夏古都如今还有“王气”的唯独关中，如今证之以此书所载关中恍若尧舜时代的淳朴民俗，便知古人诚不我欺。
尚有相当部分文字是作者讲述自己如何烹饪肴馔的，这一部分特见赏会，可知许公不仅是个尝遍大江南北的老饕，也是一名热爱炉灶生涯的当家煮男。从他信手拈来将灰灰菜、刺蓟面、艾叶、苜蓿、小蒜、葵等野菜加工变化，到北方面食上当仁不让的扁食、面辣子、沫糊、胡辣汤、挂面、甑糕的因繁就简，以至砂锅什鱼煲、韭菜包子的匠心独创，再到金枪鱼、海肠、河豚（当然这个他有胆量吃而不会做）、红虾的旁搜博采，娓娓道来别具神韵，难怪在自序里要为自己开脱此书写的“毕竟不是一个厨师的掌勺日记”了。
本书通过剖析饮食所窥见国民性和文化品格的相关论述极多，尤为精彩。谨录一段以飨读者：
“为什么中国的美食天下第一？因为吃饭紧张。吃饭紧张为什么还讲究美食？正因为吃饭紧张，人有不安全感，所以人都希望自己一筷子下去，顶别人十筷子才叫成功，才算比别人幸福，于是食不厌精。”相对于饮食所体现的温厚的人伦教化，这种剖析无疑是本书犀利的一面。
正如作者在本书《花椒出头》一文开头总结的那样，“陕西人吃醋，但名气为山西所掩；陕西人嗜麻辣，但名气为四川所掩。两样都不显。”我很担心作者的温厚和犀利会被他的学问与才情所掩，让人不容易看到这本书更令人拍案叫绝的层面，但是想想这种担心又属多余，这是一本能让你随时拿起来看了还想看的书，多读几次，总能体会到其中微言大义的。
在《牛腩粉》中，许公讲起了读书时在中大北门码头坐船去天字码头逛古籍书店，吃太平沙财记的牛腩粉，如今和两三友朋再去，比穷学生时也不过多点一碟净牛腩而已。看着这本小书，我很怀念和他一起吃牛腩粉的日子。

《舌尖上的文化》的笔记-“老顽固”的野心 - “老顽固”的野心

“老顽固”的野心
文/邹金灿
许石林先生是一个“食家”，自己也着手做菜，做得有声有色。但无论是品食还是做菜，都不会让他暖暖姝姝于此。《尚食志》副标题“舌尖上的文化”，因略显庸俗的缘故，不为他所许，但仍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他的野心。
翻两页书就知道，他谈的不是美食，是故实，是文化。
此“文化”二字，仍显空洞。许先生所追求的，是“为故园招魂”。钱穆先生是许先生所钦佩之人，钱先生“一生为故国招魂”，许先生的“为故园招魂”，与钱先生有殊途同归之趣。书中种种关中风俗，琐细而不烦腻，众多礼仪是生长于南国的我所陌生的，但礼仪背后的精神，分明可见“亲亲之杀、尊贤之等”，与故国风仪接通血脉。
所谓文化，须持之有故，因时损益，其指归是每个人的日常德行。《荀子》：“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许先生明白，与其坐而剧谈“文化”，不如起而诵说旧礼、躬行古风。书里所谈到的关中风俗，未必是读者所关心的内容，但因其承载古道，能让读者一窥民德之厚，他不惮繁冗地列举起来。
这种志趣，大抵坐实了某些人对许先生的“腹诽”：老顽固。他固执地坚守文化本位，口中出现的高频语句是“古人如何如何”。然而嬉笑怒骂的文字，未能掩盖他希踪先贤的野心：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严复语）。
翻开钱穆先生晚年的著作，触目所见的，都是钱老先生谆谆告诫后生须多寓目古书。其实人们对典籍的束阁不观，对本国故实之陌生，自民初就已蔚为大观。许先生不是友邦人士，不会为此莫名惊诧。对于人们不读典籍这一点，他的宽容度要大一点。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在日常行止上的失礼——这跟阅读经典没有绝然关系，许先生告诉我们，关中老妪未识一字，言行举止却在在得宜，令人如沐春风，因为她能从长辈口耳相传的人物事迹中学到正心诚意。
文明陵夷已百多年。于今学者，往往侈言建制，特别是微博时代，持一看似不可颠覆之普世真理，登高而呼，顷而令闻广誉施于身。如果说这个就是时代潮流，那么许先生是很遗憾地错过了。
这个错过一点也不可惜。邃古之初，贤哲制礼作乐，播传六经，着眼点就是修己立人，这是一种最直接而深刻的用意。古人传经，特别强调 “圣人垂训”。今天的许先生不传经，他传古人之精神，目光放在德行品格上，这看似破碎害道，实质深切而著明——通过他批评的、他所尊崇的，读者诸君自然明白，古人傲立于天地间的精神，并未泯灭。
两千多年的积淀，确非一百多年的颠覆所能尽泯——在上之瓦已解，但处下之土不会全崩，这些土壤，勤奋耕垦则能催生后圣君子。说一句或者许先生都会同意的话，政治建制的改善，未来或可期待，但文明的重光，那么我们这一两代人，都不用指望——因为那需要天才的涌现。
天才代不数人，余者多是凡庸之辈。凡庸如我辈，所应、所能做的，不是侈言建制，不是崇洋媚外，也更非厚古薄今，而是保留这个国度的文明血脉。此所谓文明血脉，章太炎称为“国粹”，包含三个内容：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
许石林先生书中所说的、书外所做的，就是存续种种优异的“人物事迹”。这位“老顽固”，以卑下自守，不矜不伐，于是常不自觉地做一些自己都觉得不甚高明之事，例如追看一部热门电视剧，然后写一本“损品”之书，指出剧中种种荒谬不经之处。但其事虽微，其旨却大，庄谐俱下的文字，潜藏着他对浅薄浮夸、率兽食人风气的痛心。
作为关中人，许先生宗仰关学鼻祖张子。张子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今天已经没人能做到。许先生并不讳言自己也跟很多人一样，已不能克绍先贤箕裘，但他热切希望至少有人能“为往圣继绝学”。于是，他对读书得力的年轻人，从不吝惜揄扬之辞，尽管自己并非身处高位，也想办法多给对方展示机会，甚至帮忙找工作。在这一点上，他的徒劳显而易见，但并未见他热情熄灭。
关中之地远去，关学精神不绝。这位身材魁梧的关中大汉，有一颗赤诚的希贤希圣之心。如果说他有什么野心，那就是希望古道不绝、礼乐存续。
反观所谓“文化界”衮衮诸公的行迹，我愿这个世界有更多许石林先生这样的“老顽固”。在世无圣哲的情况下，只有这种抱元守一的“顽固分子”，才具备强劲无俦的力量，去降低这个世界往下堕落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