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者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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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2
ISBN:9787563378708
作者:王明珂
页数:304页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在本书之始,我将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为基础,介绍游牧经济及游牧社会的一般性特质,也借此简介人类学家在“游牧社会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及旨趣、相关理论与争议焦点、重要研究著作,等等。我所依赖的主要是东非、西亚、阿拉伯世界、中亚、中国蒙藏等地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民族志文献。在对当前中国游牧之田野研究方面,我感到惭愧且无奈的是,近十余年来我大多数的寒暑期都投入在羌族田野上;羌族不是游牧人群,我在羌族中的研究重点是“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直到最近几年(2003—2007年),我才得以在川西北的红原、若尔盖一带以及内蒙新巴尔虎右旗、克什克腾旗,零星进行一些短期的自然环境与游牧生计的考察访问。关于游牧社会的人类学民族志(ethnography)著作大多出版于1980年代以前,而这些民族志所载内容又大多是人类学者在1940至1970年代间采访所得。1970年代以后,或由于游牧地区之社会变迁,或由于战乱、饥荒,人类学田野调查及相关著作较少,且主题已有转变。前述游牧田野研究最盛的1940—1970年代,正是人类学史上的功能结构学派(functional—tructuralism)与相关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盛行的时代。这样的背景也说明,为何这些民族志有类似的书写结构——其章节包括地理环境、经济生态与一年之生产活动、家庭结构与亲属关系、部落组织及其与外在世界之关系,等等。学者们认为,一社会人群的亲属关系、社会组织皆有其现实必要的功能,与对应的内在结构,与该人群基本之经济生产与交换行为模式密切配合,并能助其与外在世界建立各种关系,以维系人们的生计安全及其社会的稳定延续。他们也认为影响人类经济生产与交换行为最巨的,便是其所依存的自然环境——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基本上是对本地资源环境的一种专化适应(specialization)。1978年出版的一本有关游牧社会的论文集,书名即为Nomadic Alternative,充分表现了人类学家基于生态研究(ecological approach)的旨趣,注意游牧人群如何在不同环境中,选择或发展出各种游牧方式以适应当地特殊环境。这种专化适应常表现在人们饲养不同种类、数量的牲畜(畜产构成),有不同的季节移牧方式,兼营不同的副业(辅助性生计)而与外界或定居聚落发展特定互动模式,以及为配合这些生产活动而有特定家庭与亲属关系、部落组织,等等。虽然人类学在1970—1980年代以来有许多新的发展,虽然老的民族志传统受到许多“后现代的”批评,我仍认为这是人类学在其发展史上最好的学术资产之一。以下我便由游牧人群的环境、游牧经济(畜类组合、游牧模式、消费、生产、交换与辅助性生业)、游牧社会组织以及其与外在世界之关系等方面,简单介绍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自然环境“游牧”,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利用草食动物之食性与它们卓越的移动力,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然而相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这是一种单位土地产值相当低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农业精华地区,不到一亩地便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在较贫瘠的山地,如川西羌族地区,约要6—10余亩地才能养活这样的家庭。然而在当前内蒙的新巴尔虎右旗,20亩地才能养一只羊,至少要300—400头羊才能供养一个五口之家;因此一个牧民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亩地。以上这些数字可说明,“游牧”的单位土地生产力远低于农业生产。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定居农业人群的势力扩张中,可以说,能稳定发展农业的地区都已成为各种形态农业人群所居,并受到各种定居政权的保护。过去一些游牧帝国的统治者,也常在其领域内发展区域性农业,期望由此得到稳定的粮产与物资,如此也使得许多原来的牧区逐渐成为农区。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下,我们所知20世纪上半叶的游牧地区——如阿拉伯半岛,东非、北非、中非的沙漠与疏林草原,西亚中亚山地,欧亚草原,中国西藏、帕米尔、南美安第斯山等高地,西伯利亚与中国东北之森林草原等地——都有不同理由难以稳定地发展农业。农业发展需在有适当日照、雨量、温度及土壤的环境中。大多数的游牧地区都属于干旱或半干旱气候,缺水是其不宜农业的主要因素。不只如此,愈是在干旱的地区,降水形态(雨降在哪里、降在何时)对整体环境及人类生态就更重要了。以此而言,不幸的是,世界许多盛行游牧的地区不只是干旱,降水量也极不稳定,或降雨雪的形态不利于农业。南美秘鲁的海岸平原地带,年平均降水量在40厘米以下,离海岸稍远的地带.也只有约150厘米的年降水量。这样微小的降水量还极不稳定,一年年的变率很大,东非乌干达的Jieland,中部与东部地区的年降水量约640厘米,对农业而言这是相当丰足了。然而雨水都集中降在4至8月的雨季,干旱季几乎全然无雨。长期干旱使得植物枯死,地面水蒸发消失,土地干裂。相反的,雨季的降水常是暴雨形态,如此降下的雨水无法被土壤吸收,反而冲走地表的沃土层。这样的环境自然极不利于农业。邻近的Turkana地区年平均降水量约在300—400厘米,中央沙漠地带年降雨量少于150厘米。这些雨水,同样的,常以暴雨形态降下,且雨量极不稳定。一项关于中东游牧的研究指出,本地只在少数山区及海岸地区有500)厘米左右的年雨量;其他地方,撒哈拉沙漠中心与埃及南部约只有25厘米(1英寸),阿拉伯半岛南部沙漠约100厘米(4英寸),北阿拉伯与叙利亚沙漠则有200厘米(8英寸)的年雨量。学者一般皆同意,若有适当日照、土壤、地形的配合,年降水量只要在250—400)厘米之上的地区便可以实行农业。然而在中东,许多地区的降水量并非全然不足以支撑农业生产,其降落的时间、地点及雨量完全不确定。中东有些地区曾孕育世界古老农业文明,后来在历史时期也大多成为游牧之地;造成此变迁的因素,除了干旱化外,主要还是降雨变得极不稳定。在极端干旱的阿拉伯沙漠“空寂区”(Rub’al—Khali),一位早期西方旅行者记载:一块云聚集,雨降下,人们就得以活命;当云散了,没有雨,人畜都得死。在南阿拉伯沙漠,这里没有四季变化,没有枯荣交替,但只有一片空寂的荒野……。  在中国的内蒙古地区,降水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大兴安岭、哲里木与昭乌达两盟南部与大青山南麓等地,仍有400厘米的年降水量。西部从二连浩特沿中蒙边境到乌拉特后旗,以至贺兰山,此为150N米等雨线所经,此线以西便是年雨量150N米以下之干旱荒漠化草原和草原化荒漠区了。然而便是在雨量可支持农业的东部,由于降水量集中,变率大,春旱严重,环境仍不利于农业。相反的,即使在西部的荒漠草原,人们仍可借游牧维生。在青藏高原,许多地区的年雨雪量有400—800厘米;这些雨雪或稳定或变易大,但在这里不利农业的最主要环境因素却是“低温”。据研究,若一年温度高于10℃的日子少于50日,农作物则难以成熟。在青藏高原的东缘,造成农业限制的低温事实上是海拔高度造成的气候效应。青海省东部、阿尼玛卿山脉以北、青海湖附近及其以东之地,是青海省的主要农业区。在此地区,群山问的河谷盆地海拔高度约在2200—2600米之间,目前是小麦、油菜等的生产地。然而离开河谷上到高山、高地上,就超过农业可存在的上限了。如青海东部的玛沁、甘德、班玛,与川西北的若尔盖、色达、石渠等地,由于地势高寒,只有在海拔低的零星向阳河谷能种少量青稞、小麦,其余大部分地方皆只宜游牧。20世纪初曾长期住在青海东南及川西北地区的埃克瓦尔(Robert B.Ekvall)曾指出,在此地区“高度”是造成人类生态上农牧之分的最主要因素,在牧业上也造成特殊的高原游牧形态。在过去的著作中我也曾提及,牧养草食性动物(羊、马、牛),铜石并用时代的河湟(青藏高原东北边缘)谷地农人得以突破当地环境生态的高度限制,以利用高原上广大的水、草资源。 我们知道,所谓适于农业的环境的定义相当宽松。如前所言,降水量有250—400厘米以上,只要其他条件配合便可以行农业。事实上,即使其他条件差,人们也努力且十分艰辛地向土地讨粮。看看近代以来陕北的例子便可知,人类可以在相当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从事农业。许多从事游牧社会田野研究的学者都提及当地种种不利农业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注意到此环境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确,除非一些极端状况(如100毫米以下的年降水量),低年平均雨量、低年平均温,并无妨于人们发展农业。事实上是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使得人们不但要靠草食动物来获得食物,也要靠它们的移动力来逃避环境中不时发生的风险,并借以追寻不确定的资源。许多环境也对草食性动物不利,如湿热而牛蝇滋生的地方、过于潮湿的地方、冬季严寒的地方、春夏过于干旱缺少水源的地方、近森林而野兽多的地方,等等。然而游牧者在广泛空间之“移动”,常可以让他们季节性避开这些不利的环境因素。即使无法脱逃而遭受畜产损失,游牧社会中也有许多的社会机制,如亲友、部落问的互助、为富牧主放牧等办法来让牧民恢复牧产。或者,失去畜产的牧人成为城镇或农村中的雇工也是常有的事。

前言

  多年来,王明珂先生屡次前去四川北部羌族地区调查,根据田野访谈与当地调查,提出具有卓见的报告,久已为同行钦佩。尤其他指族群之间的关系,常以“英雄”、“兄弟”之类的故事,传达了隐喻的信息,王先生的报告,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也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导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本书则是王明珂先生著作中,又一新的尝试。他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学,陈述草原与高山两种游牧文化,列举中国地区北方与西方不同的地形地势及其生态条件,决定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放牧经济与由此衍生的社会形态。由此差异,而有两种牧业各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王明珂先生的贡献,实已由田野报告,提升到比较研究的理论。他的造诣,百尺竿头,更进一层,又出现了一次跃升!忝为王明珂先生在史语所的老同事,我当然为王先生的学业精进十分欣喜!欣喜之余,也愿为本书陈述的许多现象,添上点读后的感想,聊备本书的附语。中国北方草原的族群,历史上即与其南边的中国农民,有过长期的冲突与融合。

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明珂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导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这是一本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作品,很有价值。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  我们这个时代学术中最重要之事,莫过于指出,以定居的乡土格局来形容中国社会是有问题的。“中国乡土定居性理论”抹杀了我们历史经验中的许多“另类元素”。本书为我们呈现了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诸种形态,使长期被我们视作“他者”的匈奴、西羌、东胡及其后裔,成为我们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步骤。  ——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没有哪个古代帝国的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也没有哪种文字中留下像汉文一样对于游牧民族的丰富记载;然而当下游牧民族研究却是西方、俄国或日本学者的领地。当读完这部非凡拔俗的著作后,我们可以略感自豪地宣称,游牧世界的研究中终于增添了一份中国经验——从理论到微观。  ——罗丰(宁夏考古所所长,考古学者)  作者既解构了旧史家的片面记载,又谨慎地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使自己不要走过头。作者基于多年来对游牧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加之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的熟悉,本书可以说是王明珂一部更加宏观的著作,是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制作。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  “游牧”不只是一种生产、消费与交换的经济手段,它还需要特定的社会组织、社会价值观来与之配合……对于熟悉定居文明社会价值体系的“我们” 来说,游牧社会研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挑战、刺激我们的知识理性;因为这样的刺激,我们或可得到些反思性新知。  ——王明珂(本书作者)

内容概要

王明珂,1952年出生于台湾。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教于台湾大学、清华大学、东吴大学等。主要从事对华夏及其边缘人群——由过去的 “戎狄蛮夷”到今日少数民族——的历史人类学探索。1994至2003年间,多次到川西岷江上游山间,从事累计约一年的羌族田野研究。2003至2007年间,多次到四川、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地,考察当代环境与牧业。目前进行康藏之族群与文化研究,以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主要的学术志业为:藉由对种种历史记忆、文本、表征之分析,由长程历史与人类生态观点探索古代华夏与华夏边缘之形成过程,及其历史演变,以此建立具反省与反思性的历史新知,并期望此历史知识记忆能促进人群社会之公平、和谐与共荣。主要著述有《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等。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l
自然环境,3
畜产种类及其动物性/7
畜产构成/15
游牧与其移动模式/20
游牧生产、分工与消费/28
辅助性生业:狩猎、采集、农作、贸易、掠夺/33
游牧社会组织:家庭与牧团/40
游牧社会组织:家族、氏族与部落/48
分枝性社会结构、领袖威权与外在世界55
第二章 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63
有关欧亚大陆游牧起源的一些问题/64
考古学有关中国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研究讨论/69
公元前15至前3世纪中国北方的人类生态与社会变迁/78
环境、经济生态与人类社会/97
第三章 草原游牧的匈奴/101
游牧“国家”问题/103
地理与自然环境/106
匈奴的游牧经济/110
游牧经济下的匈奴国家与社会/142
匈奴牧民在国家与部落间的生存抉择/147
第四章 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157
河湟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态/158
河湟羌人的游牧经济/162
羌人部落及其社会/179
羌人牧民的生存抉择/19l
第五章 森林草原游牧的乌桓与鲜卑/195
秦汉时期辽西的地理环境/198
乌桓、鲜卑的游牧经济/200
乌桓、鲜卑的部落社会,212
第六章 游牧部族与中原北疆历史/22l
魏晋隋唐的中原王朝与炎黄子孙/222
汉代以后游牧部族与中原帝国的互动/225
游牧国家兴衰:历史循环论/233
历史本相与表相/237
结语边界·移动·抉择/245
参考书目255
索引/269
图表目录
图一 世界主要游牧类型分布简图/4
图二 中原北方、西方三种传统游牧类型分布图/80
图三 匈奴牧区及其周边图/109
图四 河湟及青藏高原东缘的羌人牧区图/159
图五 汉代的乌桓与鲜卑及其迁徙图/197
表一 阿穆拉贝都因人各氏族所宣称的祖源关系/53
表二 布里雅特蒙古各氏族部落祖源关系 /55
表三 汉军与匈奴战争中掳获匈奴牲畜记录/115
表四 史籍所见匈奴人寇汉帝国的发生季节/136
表五 汉羌战争中汉军掳获羌人畜牲记录/164
表六 史籍所见羌人寇汉帝国之发生季节,177
表七 史籍所见鲜卑人寇汉帝国的发生季节/210

编辑推荐

  《游牧者的抉择》作者期望通过情境化与反思性的历史知识,形成对当前中华民族体制下汉、满、蒙、藏等民族历史关系的一种新体认。

作者简介

本书探讨的对象是华夏最古老的一个边缘——华夏北方边缘。作者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径,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早期中国北方多元的游牧社会作一新考察。作者指出,汉代中原王朝与其北方游牧部族的互动曾造成三种不同的华夏边缘,也是三种人类生态本相——蒙古草原的匈奴、甘青高原河谷的西羌、东北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后来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模式化历史事件,许多都可溯及形成于汉代的此三种华夏边缘。作者期望通过情境化与反思性的历史知识,形成对当前中华民族体制下汉﹑满﹑蒙﹑藏等民族历史关系的一种新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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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1条)

  •     从开始对游牧民族感兴趣,一个问题就始终萦绕不去,到底游牧生态是从何时开始的?这个疑惑并没有随着王明珂的推理消散,反倒更加令人生疑。王的结论是专业游牧人分离于半农半牧集团,时间上约在前1000年,从这个角度讲游牧人在原始信仰,婚丧习惯上多少保留一些定居社会遗存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虽如此,王先生的书明确了汉季三个游牧集团的不同游牧生态模式,试图从表象推及真相的探索是有启发的。
  •     如果是像我一樣沖著遊牧民族和漢帝國精彩互動去的肯定要失望了,前面幾章節詳細介紹了遊牧的概念和專業化遊牧的形成,然後介紹了世界範圍内關於遊牧研究取得的成果,然後通過對三個代表性的遊牧集團的介紹來展開論述,最後幾章節為總結。行文稍顯囉嗦,可讀性不是很強,不是那種能讓你順暢一路到底的文章,如果不耐煩看全部,看看最後2章節就可以了,想了解遊牧的概念則看前面部分。
  •     蒙古草原的历史,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里,往往由历代游牧民与汉地农耕社会之间围绕着“长城内外”这根轴线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所组成。如果想把这样的一般印象推进到一个更为深入的认知层面,则至少可以由两种不尽相同的观照主题分别切入讨论。一是自东向西拉长我们考察的地域背景。这时候便不难发现,蒙古草原其实位于横贯内陆欧亚(the Central Eurasia)、绵延七千多公里的一条草原带的东端(插图一)。它西接阿尔泰山南坡和天山北坡草原,由此向西是吉尔吉斯草原(或者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哈萨克斯坦草原),再往西又连接着南俄草原。把蒙古草原游牧人群的历史与文化置于这样一条广阔的草原带、乃至整个草原带与其南部所有各类定居人群相互关系的宏大框架之中来予以分析和理解,那就会与将眼光仅仅局限于沿长城一线南北人群间的互动产生大不一样的认识效果。另外一种可能,乃是透过带有原创性格的细化研究,在以“长城内外”为轴线来讲述的古老故事中去发掘尚未被人们充分辨析出来的新意义。近二十年来,先后出现了三部很鲜明地从后一种观照主题出发着手其学术追问的著作。这就是T. 巴费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诸帝国与中国》(1989年)、N.迪科斯摩的《古代中国及其外敌们:游牧政权在东亚史上的兴起》(2002年),以及不久前在海峡两岸同时发行的王明珂这部《游牧者的抉择》。  与在它之前出版的那两本书相比,王著的学术取径更接近于《危险的边疆》。这可能与两书的作者同样具有人类学训练的背景密切相关。实际上也很容易看得出巴费尔德对本书的影响。王著第一章介绍西方人类学有关游牧社会研究的基本话题以及游牧经济和游牧社会的一般性特质。当它讲到对应于不同生态环境的各种不同游牧类型时,很像就是在对巴氏另一本书《游牧部落的选择》(The Nomadic Alternative, 1993)进行概括、补充和发挥。巴费尔德在这本书里,分别以牛、骆驼、山羊、牦牛、马作为标志性牲畜,按照游牧人群对东非热带草原、阿拉伯沙漠、伊朗-阿富汗山地、青藏内陆高地和北亚草原等不同资源环境的专门化适应方式,把游牧社会划分为五个类型。尔后,在用一章的篇幅概述“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之后,王著的主体部分,也就是第三章至第五章的讨论,更可以看作是对《危险的边疆》一书中基本见解的继承、修正和批判性回应。    巴费尔德认为,蒙古高原的游牧者缺乏对农业人群的最起码经验与知识,多不愿意深入汉地社会,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直接统治。所以他们往往以战争和战争威胁作为“自外控制”汉地社会的手段,从而保障以游牧为主业的人群所必需的辅助性经济供给。这个看法最先是拉铁摩尔提出来的,它成为巴费尔德赖以树立其分析框架的重要基石。巴氏另一项十分要紧的主张是,游牧经济及其社会组织的分散性,使游牧人内部从不需要、也无从产生集权式的政治权威。但是面对长城以南强大的中央集权式中原王朝,为实施“自外控制”策略,蒙古游牧民在对外交涉时亟须以一个庞大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形象现身。他称这样的游牧政体为“帝国式的部落联盟体”(imperial confederacy)。自从斯基泰人之后,最强有力的游牧帝国,为什么总是反复出现在欧亚草原带东部的蒙古高原上?巴氏这一敏锐见解,或许可以十分有效地回答上述问题。  从上述基本论点出发,巴费尔德将沿长城与南部农业社会相对峙的北方人群划分为两大类。其一是蒙古高原上比较纯粹的游牧民,通过实行“自外控制”策略,他们经常在边疆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却避免直接征服汉地社会。其二是分布在满洲以及“满洲边缘地界”(the borderlands of Manchuria)的各人群。后者主要是指“平地松林”,即辽西森林草原上的人们而言。这里是在文化上全同于蒙古高原的游牧人口的家园;但由于相对平等自主的政治结构及其与满洲地域内部各处定居地区的密切接触,他们和从事渔猎、畜牧与粗放农耕的通古斯-满语人群一样,多次侵入汉地并在那里建立起君临汉语人群的王朝式政权。  巴费尔德的“权力周期”说有一个太显眼的“例外”,那就是十三世纪从朔漠深处大踏步走向汉地社会的元朝蒙古人。不仅如此,把辽西游牧民和东北的渔猎畜牧人群之所以不惮于立国汉地的原因,仅仅归结于二者都比较熟悉定居文化,并由此把他们归并在相异于蒙古游牧民的同一个分类范畴里,这样做无论如何有过于勉强粗疏之嫌。    王明珂在本书中扬弃了巴氏按“蒙古”、“满洲”两个地域标志来生硬地划分人群的范畴。他将两汉魏晋时期的乌桓、东部鲜卑等部族从松嫩流域从事渔猎、畜牧与农业混合经济的人群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以森林草原为资源环境的特定类型的游牧人来处理。在他们之西,“正北的蒙古草原”成为匈奴人的根据地;他们代表了汉地社会向来比较熟悉的最典型的那种草原游牧类型。再往西南行,青藏高原东缘的河湟之地是汉代“西羌”的密集分布区,在那里,我们遇到的是以高原河谷为资源环境的另一种独特游牧类型(插图二)。把生态-经济方式完全不同的通古斯-满语人群排除出当前考察范围后,王著将注意力有效地聚焦于各种游牧人群体与汉地农业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而“长城内外”的互动,一旦被安放在对三种不同游牧类型的比较框架中加以叙述,某种出乎读者意料的新意,也就从那段“众所周知”的故事里顺理成章地凸显出来。  非常关键的是,前述三种游牧类型与汉地社会的相互关系之所以不尽相同,主要并不决定于游牧经济活动本身,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各不相同的辅助性经济。对蒙古草原上的游牧人群而言,“较稳定且能预期”的辅助性生存资源,来自针对蒙古草原之外“他者”群体的贸易、贡赋征收以及战略性和生计性的掠夺。面对汉王朝这个庞大的帝国,或者乌桓、鲜卑那样的大部落联盟,超部落的国家成为匈奴人和后来蒙古草原游牧者“争取及维护资源的常态性政治组合”。  位于河湟高原谷地的汉代“西羌”,在维持往返于谷底到高坡的“垂直游牧方式”(巴费尔德语)的同时,亦可能部分兼营农作、狩猎等辅助性经济活动。对这类“生存所需大致无缺”的美好山谷的保护和争夺,遂成为邻近的羌人部落之间互相争斗的主要诱因。无休止的部落冲突就这样抑制了羌人聚合为一个复杂社群的整体以一致对外的驱动力。  与以上这两种地域环境都不相同,平地松林既宜于游牧、又有适合农耕或狩猎的自然条件,但不论哪种生产方式又都无法在这里获得足够规模的扩大。多元的人类经济生态及其规模有限性,不但促使着此地的游牧部落经常根据相对自主的生计抉择,朝不同方向上各自向外迁移,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贸易与掠夺的更多机会,并且也易于推动他们的经济活动形态顺应着外在资源环境的变化而实现各种形式的转型。  阅读这本书,就如同观看一场思想与逻辑演绎的操练。通过这场严整的操练,它向读者揭示出,北亚“游牧者的抉择”,其实并不全然出自他们的主观意志;它们背后还存在某种更为深沉、恒久的历史动力,始终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游牧者们看似自由自在的“抉择”行为。那么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一直在更深层地影响、甚至规定着个别历史事件的演进路径呢?作者回答说,它们指的主要是某个人群所处的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在与该人群的互动中生成发育起来的各种社会政治结构。作者指出,尽管历史事件,或者所谓“史实”并非不重要,但他在本书中的“反思性研究”,却无意针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其因果关系的安排”本身,而是要将一系列相关历史事件之由以展开的根源,追溯到中原王朝的资源边界与游牧各人群的不同人类经济生态,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诸方面。正由于这样高远的立意,本书才会写得新见迭出,引人入胜。    本书力图透过“历史表相”(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表相”一词过去曾被同一作者译为“呈现”,意思似乎更明确)去追问“历史本相”(historical reality,亦即“历史实在”或“历史的真实性”),这自然是完全合理的。可是当作者把历史事件完全等同于“表相”,并声称“由汉代史家到今之研究者”所争论的,都只停留在表相层面时,他的说法就未免有些过甚其词了。  历史学家们之所以关注文字、图像、口头传说、遗物与遗址、各式科学检测数据(如卫星遥感、气候、孢粉、基因、金相分析等)以及诸如此类的“历史呈现”,无非想借此一步一步地逼近通过它们体现出来的“历史本相”。当然,历史事件经常漂浮在人类活动最显而易见的表层;如果把眼光和讨论仅仅局限在那些最令人瞩目的情节本身,而不顾及它们所由以发生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及资源生态背景,我们便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它们的历史本相。但这决不意味着,处于表层的历史事件只具有表相的性格;至于它的真实性,则只有从它所处的政治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中才可能获得反映。另一方面,隐藏在政治社会结构和资源环境中的历史本相,其实也同样需要透过它们形形色色的历史呈现才可以把握。套用禅宗术语来说,我们根本做不到“直指本相”。事实上不存在像作者主张的那样机械的二分法:事件或史实即表相;结构与地理生态环境即本相。  从这种过分忽略“事件史”的态度,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费弗尔和布洛赫那一代学者之后的年鉴学派对本书作者的影响。布罗代尔在原则上好像也不否认事件史(短时段历史)与局势运动(中时段历史)以及结构史(主要取决于人的生物学特征、自然地理及气候等条件的长时段历史)之间互动的可能性。他曾经写道,在从事历史解释时,应当反复地从事件观照到结构、又从结构观照到事件,就像人们需要不断地颠倒计时用的沙漏那样。但无论在他的理论或实际研究中,他都没有照顾到这一平衡。布罗代尔对事件以及事件影响之下历史景观的“决定性疏离”甚至“反感”,尤其生动地表现在他对于“事件”的各种贬义的说法里:它们是“表面的干扰”、是“被历史潮流的坚实背脊所掀发的泡沫浪尖”;它们像烟雾一样短暂、像花朵一样朝开夕败、像布满过去时代坚固物件上的尘灰;由事件构成的世界,具有狭隘、表面、稍瞬即逝、暂时、变幻莫测的性格(参见C.克拉克:《年鉴派历史学家》,载于Q.斯金内主编:《宏大理论在人文科学中的回归》,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  然而,所谓“不争论表相式的历史事实”的研究策略,实际上已经在有些地方损害了本书讨论的精确性。例如西汉匈奴史上著名的“二十四长”,乃是单于对受统治的诸多游牧部落在他的直系家族成员中实施分封的结果。但这一分封只是在“二十四长”中分配对当日草原上既有游牧各部的最高领属权力而已;它不是在大规模离散原有部落并重新分配牧地,而恰恰是在承继原有部落组成、包括承认各级原有部落首领传统权力和各部旧有牧场的基础上形成的。“各有分地”云云,主要是指二十四长各依其所统诸部历来的牧区,有相对固定的负责地域;二十四长之下的“千长、百长、十长”等,只是在各部落中从事战争动员、骑兵编组时的一种十进制军事辅助组织的长官。《隋书·突厥传》描写突厥汗国统治下的漠北草原社会说:“部落之后,尽异纯民”。拿它来形容匈奴社会也是同样贴切的。但是王著却笼统地把二十四长以至千长、百长全纳入到同一个“阶序化地方体系”之中,把他们看作是代表着国家“常设的政治机构及威权”的“国家设置的各级部落长”。王著还将“各有分地”解读为“每一部落又由国家分配牧地”。由于作者明确地将二十四长的势力范围看作是“地域部落联盟组织”,因而引文里的“每一部落”,按本书上下文的意思便也应包括二十四长之下、由千长乃至百长所统领的游牧单位在内。匈奴国家“中央化领导”的性格,就这样被本书相当严重地夸大了。  作者质疑大多数研究者关于“二十四长以下之政治体制又颇能配合地方游牧经济”这一共识的又一论据是,为了维持一支“在任何季节随时对汉帝国发动攻击”的“常备军队”,匈奴被迫采用违反游牧经济分散原则的大集团游牧方式以弥补人力的不足。据本书举证,从西汉前期到东汉初的两百四十多年间,有记录可查的匈奴大规模攻塞行动共有二十八次,其中只有七次发生在草枯马肥、游牧人最便于出战的秋季;作者认为,这可以表明匈奴已经组建了四季皆可投入战争的常备军。检阅本书制作的“史籍所见匈奴入寇汉帝国的发生季节表”,匈奴在一年之内连续入寇汉边塞的次数最多不过两次,这样的年份总共亦仅四例而已。据此断言匈奴人已经有了常备军,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而用汉军多次俘获大批人马牛羊的资料来证明匈奴中大集团游牧方式的存在,也十分勉强。因为它反映的只能是匈奴人在军事对抗情况下的动作方式。我们知道,蒙古高原的游牧骑兵在征战时,他们的家庭成员往往组成“老小营”随行,在与军队间隔一定距离的后方边走边放牧。前方军队败北后,他们的“老小营”随即遭到胜利一方的乘势掳掠,因此就会有很大的损失。怎么能由此证明常态下的匈奴社会采用了大集团游牧的方式?    王著“前言”说,作者所要做的,乃是“延续拉铁摩尔的相关研究讨论”。熟悉拉铁摩尔的读者,确实可以从这部书的字里行间隐约窥见这位伟大的业余人类学家的身影。由于天生地同情弱者的心肠,他曾被冷战中的双方同时指控为敌对阵营的特务。但他思想的生命却突破了冷战的桎梏。拉铁摩尔在似乎不经意间说出的不少真知灼见,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不过,拉铁摩尔的见解,也有被本书不太恰当地加以沿用的地方。  例如拉铁摩尔正确地指出,游牧经济应当起源在农牧混合的生态经济地带。在那里,一部分更倾向于畜牧或流动畜牧生产方式的人群,由于气候干冷过程所导致的农作分布纬度南移以及其他农业人群的压力,逐渐深入草原地区、并最终放弃他们曾兼营的农业生产活动。王著不但按照上述思路来解释中国北方游牧人群的历史起源,而且还将它的适用范围上溯到考察先秦戎、狄等人群的畜牧或流动畜牧经济是如何发生的问题上去。于是,“农牧兼营、定居程度低并有武装倾向的人群”,也就是所谓戎狄,多被看作是发源于“黄土高原北方边缘”的农牧混合经济地带;而后,为了“南下争夺农牧资源”,他们纷纷“入侵”渭河流域及黄河中、下游的诸夏社会。在这样一幅图景中,先秦的华夏集团被先验地想象为从一开始就占据着华北全部核心地区,并由于对抗来自“西方与北方戎狄部族的威胁”的共同命运,而萌芽出华夏认同的集体身份意识。  然而更可能的实际情况应当是,即使在华北核心地区,诸夏与戎狄蛮夷等各色人群从最初起就是交叉分布、重叠分布的。“内夏外夷”从诸夏所采取的文化态度演变为一种地域空间分布的状况,那倒是后来才形成的局面。由《左传》记载的孔子在公元前500年说过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一语看来,戎狄蛮夷在地理空间上的边缘化过程,恐怕要晚至春秋、战国之交方才大致完成。  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在流动畜牧的经济方式产生形成的时候,从事农业的诸夏先人们,还远未曾如同后来那样整个地“铺满”华北核心区域。换句话说,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那里几乎全都属于农牧混合经济地区。但到游牧方式在中国北方产生的时候,农牧混合经济区已经随着华夏农业活动的扩张而压缩,演变成为处于它南面连成一片的农业区和以北草原之间的一条带状的边缘地域。拉铁摩尔主张游牧经济方式起源于这一条边缘地带,本来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在这里,人们才有可能由外在压力及自由选择的双重推动,一步一步地走向游牧生存方式所必需的茫茫草原。可是对更早先的畜牧、流动畜牧经济的形成来说,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无论是否兼营农业、或兼营多大规模的农业,这一经济方式可以在当日华北的几乎任何地方存在,而无需一定要先在北部边缘地带产生,再移入华北核心地区。  结果,表面看来十分“拉铁摩尔”的思考,在这里却引出了性质上很不“拉铁摩尔”的见地。在拉铁摩尔看来,长城的修建,标志着农业社会竭力要把它在北部农牧混合经济边缘地带的生存空间扩展到可从事农业活动的全部地域。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抢占与争夺,并非是它在“保卫”本来就属于它的地盘。而在王著看来,“夷夏之争”从一开始就不是大体处于同一个地域之内的不同人群对生存资源的竞争,而是华夏集团“驱逐”自外“入侵”的戎狄、从而“恢复故土”的一场正义之战。    在中国大陆,由于民族史研究和人类学、民族学之间的相互贯通尚未十分顺畅,王明珂过去出版的《华夏边缘》等几种著作,在大陆民族史学界引起过极具震撼力的积极影响。  关于历史研究,我们有一个习惯的说法,叫作“两重证据法”,即强调地上的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物与文献之间的互证。实际上,在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实践活动中,“两重证据法”的理念早就在向“三重证据法”过渡了,这就是地上文献、地下文物及文献,以及民族学田野调查之间的互释与互证。此种“三结合”,起始于抗日战争年代里“内迁”的中国学术界对西南各民族历史渊源与历史状况的考察,在二十世纪中叶实施的“民族识别与民族划分”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逐渐形成一种利用当代民族学资料来释读古代记载的“古史新研”风气。  但是,正如同两重证据法传统中“证经补史”的固定取向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解释史前及上古中国史方面的巨大潜在能力一样,主导着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溯源论”取向(王明珂语),也抑制了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所可能赋予民族史研究的革命性影响。所以,尽管大陆人类学、民族学的前沿学者们在阅读王明珂的那几本书时,未必会觉得太吃惊、太匪夷所思,但大陆民族史领域内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对它们产生出一股非常陌生的感觉。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明珂的书,在推动大陆民族史领域的学者们走近人类学和民族学视野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贡献。  正因为如此,今天再读王明珂的这部新著,人们大概已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太惊世骇俗之处了。本书极其突出的优点与偶尔也会出现的些许大醇小疵,都同样雄辩地向我们证明:人类学视角的提问能给予民族史研究以何等重要的刺激与想象力;与此同时,人类学的提问一旦进入无法进行“田野作业”的历史研究领域,传统的考据史学方法,对提问者来说又会变得何等的不可或缺!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     很乱,不知道在说什么。
  •     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资源,资源决定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模式里,也决定我们怎么生活生活的怎么样。每次读到最后都不想读真得改。这本书真的是一本非常标准的论文式书,写毕业论文真该借鉴借鉴他的标准格式。
  •     关于农耕/游牧交流史的又一视角
  •     : K280.034/1161
  •     看完知道了东北人为什么喜欢穿貂
  •     这本书终于把我从什么狗屁封建社会资本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框架中解脱出来了!
  •     还是
  •     许倬云的序可撕
  •     必须全五分。
  •     第一章的知识特别有趣和有用。
  •     对于游牧民族的意见比较中肯且不像有些东北亚民族研究者[比如渤海国]那样傲慢~但是书里好几处没统一比如Turkana/图卡纳 肯亚/肯尼亚 巴菲尔德/巴费尔德 斯基泰/塞人 以及有个張未简化看来是编辑的问题呐=。=
  •     对西羌和东胡的论证没有匈奴那部分有力。
  •     优秀。 本书对于内亚与中原历史本相和表相的探讨,有助于了解周秦之变以及中古史。但是人类的大一统巴别塔始终还是比不上 在耶和华的联结
  •     可以看做是前面那本的中国式注解,要我说王老师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为了重建合理的民族关系,我们非常急迫地需要重写民族史。
  •     虽然讲的是汉朝时的三个游牧民族,但由此引申出的关于历史表相与本相的讨论,个体抉择对本相的影响,边界与边缘与抉择,都极具启发性
  •     纯人类学资料无聊得很,和历史结合起来立刻变得有意思了。
  •     写作非常清晰啊!非常好。
  •     对游牧社会的形成论述很有启发性
  •     虽然感觉中间有点啰嗦,但是对自己很有启发!!
  •     这是一部跨越历史学与人类学“边界”的著作,为我们呈现了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诸种形态以及与华夏帝国互动的三种模式。可以说是西方历史人类学理论的“桥梁”与本土化“诠释”之作,第一章和终章是其精华所在。
  •     初读时倍感惊艳
  •     游牧是一种精致的经济形态,晚于农业经济,而非落后的经济方式。蒙古草原、河湟与河西不同的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的游牧方式与社会政治结构,并与中原帝国产生不同的互动,蒙古草原常以国家、河湟常以部落、辽西常以部落联盟的方式出现在中原帝国面前,这种互动一直持续到近代,这便是作者所说的历史“本相”。
  •     边界、移动、抉择。作者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跳出了传统史学研究面对边疆民族所采用的狭隘视角,具体分析了面对汉帝国的草原游牧的匈奴、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以及森林草原游牧的乌桓和鲜卑,大大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总而言之,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我们对北亚游牧人群与汉帝国互动的历史可有一种新理解。这并非一个孰胜孰负的历史,也并非一个龙与狼争的历史。而是,被隔绝于华夏资源边界外人群集结为种种政治群体,以分享、竞争本地资源,或尝试突破华夏资源边界。”
  •     很好看。
  •     外敌塑造着抵御者也改变了敌人自己,最后大家发现到了今天,华夏的历史既是抵御者的历史也是敌人的历史。
  •     迄今为止给我提供最多游牧民族知识来源的一本书。1.纯游牧民族的产生是很晚的事情;2.纯游牧生活是不能自给自足的;3.游牧民族是边缘群体,或多或少是被迫的。
  •     对游牧民族分类有创见。
  •     有种圣经的赶脚呢!
  •     東亞族群與民族歷史研究、人類學社會研究的學者常需要運用具有兩千多年歷史記載的中國歷史對周邊外族的書寫紀錄來做為參考文獻。相對地,漢民族在對自身歷史與文化的探究過程裡,取用周邊民族的觀點以及其與漢民族互動歷史的資料來對照漢文化自身,也是一種參考價值極高且常能帶來啟發性思考的一種研究路徑。本書做了很好的示範。
  •     无戈爱剑好有侠气的名字
  •     历史的不同观察角度 虽然我们的立场让我们最后看到一个就够了
  •     华夏边缘前半本的增强版。套用作者的理论,作者的现实关怀及其台海关系背景,亦为一“表征”;相应之“本相”,便是陆上资源空间已有明确“边界”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只能企图向海洋争取资源空间,形成一新的模糊“边缘”。
  •     “人”的抉择:历史上许多人的抉择突破种种“边界”,使得“边界”成为“边缘”。边缘,指的是一种人群认同与文化边界模糊的情境。边界模糊,反使得人群认同与区分在此变得十分重要,因而与认同相关的历史与文化受人们争议、夸耀、攀附、模仿。 在北族与华夏之生活与文化交融中,华夏族群边界发生变迁。结合两帝的“炎黄子孙”概念在魏晋到隋唐间逐渐萌芽,但它并未完全取代“黄帝之裔”概念;直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时,上述两概念仍并行不悖。两者内涵有别:前者代表“边界”明确的华夏认同,后者是较能包容“边缘”的华夏认同。 并非所有人与人群都有同等抉择及跨越边界的能力,在多数情形下,社会群体组织、制度让人们受困于边界内,而对自身命运无法自主抉择。社会威权、奖惩、规训都让人们畏惧、屈服而难作突破边界之抉择。
  •     非常有启发性
  •     挺容易读的一本书,逻辑非常清楚。所有历史事件,也即“表相”背后是两个历史本相:生态本相决定匈奴、西羌和鲜卑的生计模式与社会组织形态;华夏的北方资源边界决定了北亚游牧和华夏王朝的互动模式。当然就像结构正在被人建构着一样,人的选择也在塑造着所谓的本相,那些不断突破地理和社会边界的边民依靠着自己的行为、情感和意图使得边界本身渐渐演变为模糊的边缘,这也是一切历史循环论的局限所在。
  •     苍茫草原上的匈奴,是一段历史的崛起和失落。
  •     好!很开心新学期开始就读到了这么一本振聋发聩的好书!前半部分可以略看,中间抽丝剥茧,结尾完美到让人想大呼熟读并背诵全文!!解释可能不完备,但逻辑清晰,启示无穷,让人想无限地诘问下去!啊啊啊,这种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简直太棒了!我要收了全集☺️大大我爱你(ღ♡‿♡ღ)
  •     如何获取历史本相,在所见文本、表征和自我社会文化、知识训练背景所造成的认知偏见的加持下,所见、所描述的永远只是历史表相。只有通过回归一手材料和跨学科的对比研究,才可能跨过历史研究历史。
  •     书的装帧太差了,很容易散落
  •     其实应该先看《华夏边缘》再看这本的,顺序有点错乱了。书中相关的介绍性的内容有些概括和流水账,但或许正如作者所说,他写作此书,希望其能具有启发意义要多过其本身的价值。对我而言,有用的内容就是三类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其在与汉民族的接触过程中自身所发生的变化和对汉民族所造成的影响。就这两方面而言,是书确实具有启发意义。
  •     中间冗长,闷。末尾匕见,祭出自己的理论。
  •     虽不像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狄宇宙那样具有开拓性,但对西羌(河谷型专业化游牧,部落松散)、匈奴(草原型专业化游牧,超部落国家化)、鲜卑乌桓(草原森林专业化游牧,部落联盟)的分开讨论还是很见功力的,也有必要!
  •     啊王明珂的书可以看到一个学者是怎么一点点变成熟、越写越好的
  •     对狄宇宙的批评很有理,但是有些粗疏
  •     作者对西羌、蒙古高原、兴安岭三种不同游牧人员的考察很有意思,但是草原帝国和中原政权的同步关系就比较牵强了,南北默念,突厥汗以儿臣视北周北齐,东突厥汗国和唐末割据群雄的关系,契丹和五代割据政权的关系,都是作者所述的反例,但视而不见了。不过西羌高谷地大小酋豪不相统的情况,倒可以和近代凉山彝族比照来看 K280.034/1161 徐汇 浦分
  •     结尾部分画龙点睛。
  •     这本书对于研究中国游牧民族很有启发性,生态决定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     挺好的一本历史书 首先是题材 在写游牧者的时候也很注意层次 大量的地理和人文环境记录使得本书很写实又不乏味
  •     好好的类型学比较,如果不扯啥本相、表相该有多好。史料和人类学的结合值得一看。ps:带到呼市去读的~
  •     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演变出各民族不同的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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