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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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ISBN:9787301106624
作者:杜维运
页数:375页

章节摘录

　　分析方法　　一 分析方法在科学方法中的关键性　　分析方法是科学方法中最富关键性的一种方法。科学家在进行观察、实验、归纳、比较、综合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作分析；代表真理的定律得出来，往往是精密分析的结果。　　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分析方法所发挥的作用，与在科学研究的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大致相同的。不论史学家应用何种方法，多少须同时应用分析方法，所有的史学方法都有失效的可能。　　以应用归纳方法而言：　　将分散各处的史料，归纳在一起，而赋予以意义，是要经过一番分析的；将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史料，归纳在一起，而指出其中的关系，非有高度的分析能力不可。所以应用归纳方法，很自然地同时要应用分析方法。分析所归纳到的史料　　间的和谐程度如何?分析彼此间的宾主地位如何?分析其背后所代表的真正意义如何?例如赵瓯北于《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四《明中叶南北用兵强弱不同》条归纳许多史实，得出明中叶南北用兵强弱不同的结论，认为明代中叶，“大率用兵于南，则易于荡扫，用兵于北，则仅足支御。”然其故安在?则有待分析了。

内容概要

杜维运，山东嘉祥县人，1928年生，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等。著有《中国史学史》、《清代史学与史家》、《赵翼传》、《优患与史学》等书。

书籍目录

增写版自序修订版自序初版自序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历史与史学家第三章  历史科学与艺术第四章  史学方法科学方法与艺术方法第五章  归纳方法第六章  比较方法第七章  综合方法第八章  分析方法第九章  史料析论第十章  史料考证第十一章  博学与历史研究第十二章  历史想像与历史道理第十三章  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第十四章  历史文章的特性与风格第十五章  引书的理论与方法第十六章  传记的特质与撰写方法第十七章  一部柔美的历史第十八章  可以看到听到的历史第十九章  比较历史与世界史第二十章  比较史与世界史学第二十一章  史学上的纯真精神第二十二章  史学上的美与善第二十三章  史德与史学家第二十四章  史学家的胸襟第二十五章  历史的两个境界第二十六章  史学家的乐观、悲观与迷惑第二十七章  史学方法的承旧与创新史家与史书索引参考书目

作者简介

史学方法是训练史学家的一门学问。杰出的史学家，可能是天纵的，道地的史学家则是训练出来的。天才也只有接受了既有的或自创的史学方法后，才能成为史学家。本书以古今中外数千年的史学方法的蓝本，归纳总结出了基本的史学方法，在技术的方法之外，扩及史学理论与思想，提出了史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与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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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学方法论》杜维运先生所著《史学方法论》一书，是研究史学方法的经典之作。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的版本，是增写版，全书三百多页，共分了三篇序言和二十七章的内容，在书的后面还附有史家与史书索引以及参考书目。我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将全书通览了一边，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细细品味，便不得不对本书做一个简要的述评。杜维运先生是山东嘉祥人，出生于1928年，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等，在本书之外，还写了很多关于史学史和中西史学比较的书，都是历史学习者的必读书目。1962年，杜老负笈英国剑桥大学，度过了治史生涯中最富关键性的阶段。正如他在初版自序中所言“在此以前十年，凡所阅读或论述，几尽在中国范围以内；赴英以后，扩充范围，遇有西方史学家论及史学史与史学方法的专书或者专文，或搜购，或传抄，寅夜诵读，孜孜矻矻，不啻饥渴之于甘美。”1974年，杜老再赴剑桥，矢志不写文章，悉力阅读，最后竟“所作札记，多至难以驾驭。”本书的写作，最初从1968年开始，到1976年底，只写了四章的内容，之后赴港大任教，遂倾全力撰写，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全书。之后在第七版的时候，增加了《传记的特质和撰写方法》一章，在这版中，又增加了《一部柔美的历史》、《可以看到听到的历史》、《史学家的胸襟》、《史学方法的承旧与创新》四章。杜老借顾炎武“昔日之得，不足以自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语，说出了他的谦逊和认真。杜老急急对此书做修改后再版，是出于对中国史学的担心，也和后现代主义的猖獗有关系。杜老洋洋洒洒三十多万字，半文半白的语言，并不是居高临下指指点点的说着一些大道理，相反，他用最朴实的话语，最深切的感情，讲述着作史的方法，以及作为史学家应有的品德。在言语之中，我看得到一位老者急切的心情和些许的担心。他是在用心写书，不矫饰不浮夸，但也说的真真切切。全书的二十七章，为不同时候写出，后编排到一起，内容之间或有糅合，无法清晰的划出层次。但是为了讲述方便，姑且将全书分为两部分：序言及绪论，史学方法、史学理论与思想。其中又有层次的划分。一、序言及绪论这部分包括三篇序言以及第一章绪论，可看作是提纲挈领之文。在三篇序言中，可以看到杜老的写作历程，以及对读者的殷切期盼。杜老两次留学英国，阅读了大量西方学者关于史学史和史学方法的著作，加之此前对中国史学的熟稔于心，正如他所言，有了“一个世界史学的基础”。《史学方法论》一书，先后数次再版，足见此书的分量以及杜老写作此书的功力。中国有着深厚的史学传统，但直到8世纪，第一部谈及史学方法的书《史通》才珊珊问世。之后一千年，《文史通义》才再出现。在西方，也是在1889年由“西方史学方法之父”的伯恩海姆写出了第一部《史学方法论》。这正说明，史学方法是一门真实的学问，一定要在史学发展既久、史书大量盈积之后才能出现。《史通》与《文史通义》，其基础是奠立在一两千年发展下来的史学之上的。当下如何使这门学问发扬光大，是当务之急。这就有待于建立一套史学方法的方法论了。杜老言，在今日，想要写一部理想的史学方法，一定要有一个世界史学的基础，最低限度要兼通中西史学，取长补短；从事者，如能终身殚力于此，则此学的昌大，可指日而待；此外，要用尽热诚，将史学方法当成身心性命之学去从事。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西方史学发展，像是狂飙骤起，瞬息万变：1、19世纪初西方出现了史学运动（historical movement），促使西方史学进入了黄金时代（摆脱了神学的羁绊），代表人物是德国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George Niebuhr）和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他们“开创了一种语言文字的批评方法，从语言文字方面着手，追寻史料形成的来源，批评史料可信的程度，”从而是“极富科学精神的史学方法。”整个19世纪，严肃的历史学术（historical scholarship）形成，科学的治史方法成为时尚。2、科学的治史方法流行后，产生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延续了百年以上，1930年代以后，大家都感到不耐与疲倦。最后不得不承认：历史是科学也是艺术。这样，“科学对历史的征服，至此应算是已经成功！” 应该说，这是在这样的一种论争中，科学的史学方法才能够由“流行”走向“正统”。3、但在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趋于式微的时候，新历史与旧历史之争又起。旧历史是从上层写，是精英史（elitist history）；新历史是从下层写，是大众史（populist history）。旧历史是采用兰克以后流行的方法，呈现出来的是和谐的叙事和深具意义的整体；新历史采用量化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是专题研究，没有叙事，尽是分析。尽管两者相去甚远，但可以并时存在。4、196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异军突起，冲击了西方的学术文化传统。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没有客观，没有真实，历史是推论，意识形态的化身，史学家的语言游戏”，不认为史学家能够设身处地的进入历史中，更甚者，认识历史对于现在及未来没有任何作用，宣布历史已经死亡（the death of history）。杜老认为，出现此种瞬息万变的情况，史学方法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他批评后现代主义者，“不知道自文献错综复杂以重建过去”，“不知史学家精确的叙事与解释的史学方法”，“不知设身处地的理解历史的史学方法”。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史学的冲击似乎较轻，也并没有改变中国人“以史为鉴”的自觉性。这是因为“记注制度的完善，史料征存的丰富，优良史籍的前后相望，相关学术的簇拥史裁，西方皆望尘莫及。”中国有着深厚的史学传统，但就史学方法而言，虽不多变，但却切实可行。这是在这种自豪与担心下，杜老才将其大作再做修改，目的很明确，就是为正在学习历史的青年学生提供一些素材、一些思考的空间，希望这些士子们的习史、治史的道路上开好步，走好路，祈盼他们能早日成才。使中国的史学，不致沦为低贱，使作史之人，知其责任。绪论一章，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际，概述了杜老此书的行文要旨和布局。在谈到史学方法论的必要性时，杜老言，史学方法成为专门的学问，就是要保留前人的史学原理与技术于久远，以避免重复，积昔哲的遗产，启后学的智慧。“冶中西史学方法于一炉”是杜老在书中反复提及的，这与他留学剑桥有关，正是这份经历，使他认识到了中西史学方法的不同以及相借鉴的必要。“以开放的观念，浩瀚的气量，容纳来者；以审慎的态度，谦退的胸怀，珍视固有者”，这是当代的我们所必须的态度与气量。19世纪西方史学界关于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到了最后，得出了历史是科学也是艺术的结论。在中国人看来，似乎显得有些没有意思，因为在中国，自古便有了“中庸”的传统，没有谁站在极端的一点做排他的争论。所以，杜老才会说“科学的、艺术的、哲学的方法，变成了史学方法的三大支柱。”西方年鉴学派，也便是将诸多的学科方法，应用到史学中来。在说了史学的内容之外，杜老最重视史学家的素质与德行，因为最近接真实的历史，需要天才的史学家来书写。所以，他对史学家提出了很多要求，谦逊、中庸便是其中要义，前者是历史接近真理的途径，后者是历史不走极端的法门。相反，武断、附会与诈伪，是史学方法的大敌。康德说“人类历史的景象，主要是人类愚蠢、蛮横、贪婪与邪恶的一幅景象。”面对历史上时时出现的此种景象，杜老说史学家应该“怀着乐观，寄望于一个较好的将来，不是徒作虚无飘渺的幻梦。”他以法国史学家布洛赫为例，言明史学家应振奋精神，撰写能促进人类文明的历史。这是史学家沉醉过去的所以有价值处。在“史学家神圣而艰巨的工作”中，杜老不无感慨的写到“史学家完成了理想中的历史巨著，差不多就濒临于风烛摇曳的岁月了！”但转而言道，“史学家此时的快乐，非任何语言文字所能形容。”我想，这是杜老的期望，也是杜老的慨叹吧。二、史学方法、理论以及思想这一部分包括第二章至第二十七章，其中第三章至第二十章讲的是史学的具体方法，以第五章至第十章为核心；第二章以及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七章，为史学的理论及思想，提出了史学家的重要性以及应具有的基本素质与修养。（一）史学方法在论及科学的史学方法的时候，杜老提到了归纳法、比较法、综合法、分析法：1、归纳法：归纳法被正式提出来，是从英国的培根开始，17世纪以后，风靡西方学术界。在最初，它是一种科学方法，即从观察个别的事实，得到一致的结论。作为治史的方法，大致来说，史学家尽量搜集可能搜集到的史料，史料搜集全了再得出结论，是所谓史学上的归纳法。归纳法应用到历史研究，有一些必须恪守的原则：就搜集史料的时间而言，愈长愈好；史料的选择，愈原始愈好；结论的得出，愈审慎愈好；得结论凭证据，证据愈多愈好；孤证必不可得结论。近代西方史学家对归纳法提出了很多怀疑，综合起来说，它无法不接受理论的指导，它也无法归纳到所有的特殊材料及求出客观的历史真理。实际上，归纳法是没有办法从事实到理论的，因为在搜集史实的时候，史学家心里已经有了一种假设，由某些史料，可以得出某种结论。这里的假设，就是理论的化身。脑海中一片空白，是无法在浩瀚的史料中进行归纳的，所以归纳方法中寓有演绎的方法。从早期比较粗略的归纳，形成某种假设，要受到既有观念的影响，以及渊博的知识和丰富想象。正是无法归纳到所有的材料，所以西方史学家才屡屡强调“再审查”与“新解释”。一位史学家在其治史生涯中，应尽量反复作再审查与新解释，扩而大之，后代史学家对前代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也应不断作在审查与新解释，较有肯定性的结论，大多赖此得出。2、比较法比较方法，是史学方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纷纭庞杂的史料，归纳在一起，不经过比较，无法看出每一种史料所代表的特殊性质以及史料与史料间详略异同的所在，历史的变动，古今的融合，中外的沟通，也都不可见。比较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首先从比较史料开始，包括同源史料的比较、异源史料的比较、转手记载与原书的比较。其次包括历史现象的比较，可以比较历史上的人物，文化制度，学术思想等等，这是比较法最大的效用，历史的价值，可以真正的表现出来。而且，由比较历史现象所得出的结论，可以避免一部分的道德判断。3、综合法归纳法、比较法之后，有待综合法的发挥，只有综合，归纳才不致流于排比，比较才不致仅于条举。综合法要从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开始，历史研究的免去重复，历史研究的无穷累积，历史研究的日臻精密与理想，大半是靠史学家知道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方法发挥到极高峰，为博览通观。史学研究的臻于完美，必以显微镜式的检查始，而以望远镜式的察看终。不然，历史将流于支离破碎，而失去其完整和贯通性。“体大思精”的历史巨著的诞生，也是综合方法的运用。4、分析法分析法是科学方法中最富关键性的一种方法。科学家在进行观察、实验、归纳、比较、综合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作分析。应用归纳法，要分析史料间的和谐程度如何？分析彼此间的宾主地位如何？分析其背后所代表的真正意义如何？应用比较法，必比较于前而分析于后，比较方法才能发挥作用。应用综合法，必须济以分析方法，不先作精密的分析，难期精确的综合。史学家在考证史料的真伪及其可信程度时，在进行历史解释时，在清晰而合乎逻辑的进行叙事时，都必须经过分析。近代以来，出现了内容分析法，即就文献中所出现的形容词、动词以探讨历史人物的个性与发掘时代的精神与思潮。最早应用此法的是黑尔。这是一种有待发展的方法，资料的残缺不全、模式的难以周延，都是这种方法的致命创伤。杜老在文后，提出了史学家不能作分析方法的奴隶，毕竟人不同于物质原子，人是复杂多变而又深具灵性的人。任何将人当做数据来分析的结论，都是呆板而生硬的。以上诸法，是杜老提出的最基本的史学方法，它们大多从科学中来。正如杜老所言，史学方法论的作用在于将前人的方法记录下来，后学不致重复以浪费精力。以上提到的方法其实在我们日常的学习之中，总会运用，譬如写一篇论文，必先确定题目以及中心，这便是最初粗糙的理论，之后便搜集资料，此是为归纳，对材料进行分析对比，用事实得出结论，这便是比较、综合以及分析。此外，杜老还讨论了基本方法之外，诸如史料的分类与考证、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历史文章的书写以及比较史学等诸多问题。（二）史料分类与考证1、史料分类没有史学家能够像哲学家或文学家那样，可以离开资料，无牵无挂的自由驰骋。所以，史料对于史学家，重要非常。史料的价值有高低，但是没有毫无价值的史料。8世纪时，刘知几将所有的历史著作，分为当时之简与后来之笔。前者是当时人的记录，后者是后代人的撰述。但是两者的史料价值，有着显著的差异。刘氏进而将属于当时之简的史料分为十类，其中偏纪、小录最为实录。19世纪末期，西方史学家伯恩海姆将所有的史料分为传说与遗迹两类，所谓传说，又分为图画的、口头的及文字的三种，所谓遗迹，包括遗物、文件书契、纪念物品等等。西方近代史学家更喜将所有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前者包括当事人直接的记载与遗物，当事人事后的追记以及同时人的记载。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乃就关系之直接与间接而言，非其本身即具此特质也。”分史料为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是近代对史料的另一种重要的分类。有意史料为史料作者蓄意存留某一部分往事，无意史料则是不知不觉中的表现，没有预定的目的，周密的计划，只是自然的流露。有意史料的价值，远在无意史料之下，这是不言自明的。2、史料考证考证史料，不是史学家的目的，却是史学家的手段。没有卓越的史学家不将考证史料视作分内之事。史料考证可分为外部考证与内部考证，这是从伯恩海姆开始，以后史学家相继沿用的。所谓外部考证，系从外表衡量史料，以决定其真伪及产生的时间、空间等问题。外部考证，需要辨伪书、考证史料产生的时代、考证史料产生的地点、考证史料的著作人、考证史料的原形。所谓内部考证，系考证史料的内容，从内容衡量其是否与客观的事实相符合，或它们间符合的程度。需要确定记载人的信用、确定记载人的能力、确定记载的真实程度。史学家从事考证，最需要者，为耐心、冷静、谦退、审慎，如此则由于不确实之病所形成的错误，才有纠正的可能。（三）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是历史的两大要素。前者为叙述以往发生过的事件，后者是阐明历史发展的轨迹及其意义所在。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既是历史的两大要素，史学家须同时具备历史叙事的艺术与历史解释的艺术，这是不带争辩的。但是由于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的出于其间，西方史学界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偏于叙事的史学家认为史学家在本质上是观察者，其要务为描述；侧重解释的史学家，认为解释是史学家的职务，人类历史错综复杂的万象，皆可用解释而包容其中。杜老对两者之间相依为命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阐释。历史解释，从表面上看，是阐明历史发展的轨迹及其意义，但究其实际，则是对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所作的疏通陈述。史学家就某一时间与某一空间里纷纭的历史事实，将其相互的关系，疏通比较，一旦发现其呈现某种现象或是某种意义，而予以指出，则所谓的历史解释便幡然出现了。因而两者相依为命，历史解释有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综合性的叙事。认清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便是如何叙事与如何解释的问题了。一个最高的叙事与解释的艺术，是冶两者于一炉。叙事的范围扩大了，种种解释自然会融于其中。英国史学家内米尔云：“历史最重要的是有大纲领，兼具饶有意义的细节，必须避免的，是陷入无谓的叙事。”不作无谓的叙事，只有在叙事与解释冶于一炉时，才大致能做到。但是，史实自明是有限度的，很多时候，史学家必须明白解释。解释的语言与叙事的语言，也有不同之处，而且解释必须在通则下进行，不能误解人物或时间的独特性，或将其推向极端。历史的通则，便是历史上大的趋势，大的潮流，若要寻此通则，或从资料归纳，或自理论演绎，但资料有残缺不全，理论有不符实际。寻通则以进行解释，是史学家遭遇最大的困难之一。史学家能做的，便是不要迷信“笼罩律的理论”（the covering law theory），而且要不断的修正通则，甚至放弃通则。通则使历史的解释成为可能，通则的弹性使历史的解释走向切实。与历史解释关系最大的，是史学家的思想。史学家从某种观点下判断，最容易流于价值判断或道德判断，历史的被曲解，这是最大的关键。但只要涉及解释，处处是价值判断，所以史学家要勇于作必要的价值判断，如能摆脱当代价值标准，回到历史上的价值标准，穷其时代因素，究其环境影响，则判断将会臻于相当客观的水准。除此之外，还要具有意义与价值，这在下文表述。（四）历史文章的书写历史文章的特性，首先是贵真实，遣词用字，皆须有来历。“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因袭成文，是史学家的运用之功，与文士的剿窃，迥然不同，剿袭者惟恐人知其所本，运用者惟恐人不知其所本。史学家在因袭成文之际，并非一味的抄撮，而是贵能有所陶铸化裁，包括材料的取舍以及语句的润达。历史文章的另一特性，是通达。一件曲折的往事，一种高深的学说，以及人物的生平，文化的变迁，治乱兴衰之原，休戚隆污之故，在进行叙述与解释的时候，一定要先使文字清楚明白，然后进一步求文字的洁美、生动与高雅。尔雅也是历史文章的特性之一。历史文章的尔雅，从雍容祥和开始，也从不露分析的痕迹呈现出来，洁美也是文章尔雅的另一必要条件。达到上述三个条件之后，历史文章很自然地呈现出简明高雅的风格。历史文章的撰写，要切忌画蛇添足，影响整体的美感。1、引书史学家写史，不能不引书，不能向壁虚造，凡所撰述，必有凭据。大史学家的本领，往往在引书上表现出来。引书有两种方法，一是就原文自由的增删润色，一是逐字逐句的引用原文。前者应用于著作之体，后者应用于考证之体。著作之体引书，要注意选材、译述、润饰、剪裁和注释，考证之体也有史学家应注意的细节。2、传记历史的绝对是变，而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则是永恒不变的，传记于是成为历史不能缺少的一页。但凡是不遵守史学基本法则写成的传记，无一而是历史。传记学家和史学家笔下的传记，各有侧重。传记又分为长传、短传和类传几种。长传人物所处的时代、人物的性格应作细致的叙述，短传则要择其要者，同时要遵守隐恶扬善的原则。在选择传记资料的时候，要抉择富有私人色彩的资料，而家传碑志则要严格批评。成功的传记，要浑然天成，以史学始，以文学终。杜老眼中的历史，应是一部柔美的历史，这是有见识的史学家所热心追求的。正如优秀的作品，往往给人以希望，即便有所丑陋，也当给人以惩戒并有节制。但是历史所载，多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战争与杀戮，这不是历史的问题，而是史学家的问题。史能转人，而人不能转史，所以史学家应写一部柔美的历史，留置后人。史学家在选择史实方面，应选择文明的事项，遵守“隐恶扬善”的传统，不应再书写帝王将相的杀戮史。（五）比较史学两次世界大战，为整个人类带来了空前的惨祸，西方史学家狭隘的观念，受到了剧烈的激荡，开始关注到欧洲以外国家的历史。写一部世界史，要采用比较的方法，将割裂的世界，变成一个融合的世界。人类历史上的国家民族偏见，唯有靠比较才有希望消除。比较史学，便是要冲破国家的藩篱，将世界各国的史学，放在一起作比较。比较史学的研究重点，在于比较各国史学思想、理论、方法的异同，比较各国史学与其他学问的关系，比较各国史学对社会与人群所发生的影响，比较各国史学上的术语等，但不作时间上的巧妙比较，不作史学家的巧妙比较。但是，“比较史学”一词，在中国并不流行，在西方也未曾出现，多的是比较历史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六）史学家在全书中，杜老给予了史学家更多的关注，因为历史是人的行为，也是由人来书写，人的地位是永恒不变的。历史变动最剧烈的时代，每在朝代更易之际，历史的真相，也易在此时失去。史学家不应再有胜者王侯败者寇的观念，因为天地的元气，历史的真精神，往往存在于失败者与少数人之间。所以史学家于仗节死义之士，应积极表彰，使其声明永垂于天壤。史学家所以成败论史，那么不但历史从此失真，人类文明的历史，能不能延续也是大问题了。历史不可能全真，历史的最值得珍贵，在于极近于真，可是历史是要传世的，有其教育当代与后世的功用，因而史学家必须求善求美，这便系于史学家观念的美与善，这有赖于史学家优美的气质、恢弘的胸襟、以及崇高博大的思想逐渐的涵育与培养。章学诚在史才、史学、史实之外，提出史德，便是要史学家具有端正的心术，这其中，也要有些许的价值判断。“史学家以不忍人之心，贬残贼以为来者戒，褒仁慈以为来者师”，也要有人道的思想，以维持人的价值。史学家应具有的史德，具体来说，有慈悲的胸怀，冒险的精神，端正的心术，客观的态度。史学家要有恢弘的胸襟，时间上贯通古今，空间上囊括寰宇，同时，也要平等对待所有的社会人群。一部好的历史，要有淑世与致用的境界。要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领域，同时能启迪思想，增加智慧，促进人类的进化与文明。杜老虽然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外文文献，但是他的淑世情怀与柔美的历史观念，以及“隐恶扬善”的史学传统，都是中国数千年史学积淀下来的不易法则，他提出的“世界史学”观点，也是一个有远见的史学家所应有的胸襟。杜老写此书并几次修改，是要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史学，是要向后学者提以建议，同时也是对现状的担心。中国立国数千年，迄今屹立不堕，应是历史之赐，但是到了20世纪的今天，有人竟一反常态，鄙视历史，甚至将历史视若仇敌，无异于自己消灭自己的历史。灭人之国，先灭其史，国人今天的态度，实是匪夷所思。历史的能淑世能致用，有着大功用，但是其功用不能发挥时，则弊害丛生。人类的仇恨，国家民族的战争，往往肇端于历史。当历史为野心家所利用，而变成宣传性的武器时，则大灾难将由之以起。所以，这便急需世界史学的建立。待相互之间彼此互相了解的时候，方有和平的可能。杜老此书，怀着淑世的情怀娓娓道来，没有半点故作高深的姿态；所有章节是先后写成，彼此之间有所交叉糅合。这让读者感觉亲近的同时，也感觉叙述有点混乱，前后的章节断断续续，感觉内容有些松散不紧凑，感性多一些，理性少一些。但这并不影响杜老的深切感情以及此书对后学者的重要作用。《史学方法论》一书，以慈悲的情怀，严谨的态度，向后学者介绍了史学的基本方法，以及史学家应有的基本素养，值得后辈秉烛夜读，身体力行。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2011-9-25 午夜
这是杜著第二十五章原文：一历史的两个境界：淑世与致用数千年来，中国在世界万国丛林中，是最重视历史的国家。数千年设立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事，是世界难有的盛况；千年以上的时间，设立史馆，撰修当代史与前代史，是史学上的不朽事业；天子公卿之尊，山林樵夫牧叟之微，皆凛然于历史的尊严；硕学之士，著书立说，英华之才，放言议论，规规然咸以历史为依归。凡此，都说明历史在中国数千年悠久的传统中，占有尊崇的地位。可是，发展到20世纪的今天，情形骤然改观。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失踪了；史馆修史的事业，差不多等于虚文了；上自总统，下至庶人，历史的观念有限；哲士学者，词人骚客，也竞以反历史反传统为能事。最重视历史的国家，沦于极不重视历史的国家(虽然不敢说是最不重视历史的国家)，这是历史上的突变！突变的形成，原因很多，认为历史无用，应是最大的原因之一。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如云烟般消逝，无助于六年国家建设，不能当选票使用，其有其无，没有作用。此类论调流行，历史的地位，自然消沉于天地之间了。“历史自然没有锄头、摩托车或电流的功用。它不是物质(a material thing)，可以直接使用。不知历史的人，大可以采掘马铃薯，或从牛身上取奶”。“物理科学家的发现，对于物质上的目的，诸如军事上、医学上、工业上以及农业上，有其重要性。历史的发现，则殊少此类价值”。“历史不像物理学一样，有其实际功用，不管其历史知识如何渊深，没有人能用历史知识，发明蒸汽机，或使全城光明，或治癌病，或在北极圈种小麦”。以极现实的眼光，自然看不出历史有什么用处。历史的用处，有待从大处、深处、远处去看。从大处、深处、远处去看，能发现历史有两个境界，一个是淑世的境界，一个是致用的境界。两个境界配合起来，能使历史的用处，无尽无穷。二历史能为世人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领域首先，历史能为世人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领域，使人的生存时间延长，而神游于万古之上。人生忽忽数十寒暑，瞬即消逝，即使生值一个惊涛骇浪的变动时代，即使躬逢一个灿烂辉煌的文明盛世，所见所闻，仍极有限。唯有历史，能使人生存在无限的时间里面，摆脱现代的羁绊，自由驰骋于人类开辟以来的无数世纪。生于20世纪的今日，我们已知道数千年来，人们已在很真实的生活了，有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极其恬静；有时“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极其奢靡；有时精神焕发，思潮汹涌，创出各种各样的学问；有时慷慨悲歌，意气干云，掀起轰轰烈烈的伟业；惊心动魄的事件，不断发生；特立独行的人物，前后相望。这一些，不是虚幻，而如现在一样的真实，如现代人进入太空、登陆月球一样的神奇；这一些，不是其他学科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有历史才能将其清楚呈现。假如人类有历史的时代，不是数千年，而是数万年或数十万年，那么人所知道的奥秘，必更丰富，人的寿命，无形中由数十年延长到数万年或数十万年，那是如何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呢！考古学家用最科学的方法，考证史前人类的生活，总是流于笼统、呆滞，较之历史的记录，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所以历史在基本上是富有诗情画意的，它能为世人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领域。为逃避现实的嚣尘，可以驰骋于这个领域；为窥探人类的奥秘，可以驰骋于这个领域；为寻求知识的乐趣，也可以驰骋于这个领域。“从机械的当代，进入匠人多而机械少，想像多而科学少的世纪，是一种复苏”。“熟悉历史的人，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生于世界开辟之日”。醉心于历史的世界里，耗毕生美好岁月于繁冗枯燥的历史材料中，往往是为了精神上的解脱，学术上的好奇(intellectual curiosity)，以及知识上的享受(intellectual enjoyment)。“暗砌蛩吟，晓窗鸡唱，细书饮格，夹注跳行，每当目轮火爆，肩山石压，犹且吮残墨而凝神，搦秃豪而忘倦，时复默坐而玩之，缓步而绎之，仰眠床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得，跃起书之，鸟入云，鱼纵渊，不足喻其疾也。顾视案上，有藜羹一杯，粝饭一盂，于是乎引饭进羹，登春台，飨太牢，不足喻其适也”，即知识上的高度享受。由此说起来，历史如诗一般，能滋润人生，美化人生，开拓人生，其淑世的功用，实非笔墨所能道尽了。三启迪思想，增加智慧启迪思想，增加智慧，是历史有淑世功用的另一呈现。历史的表面，是层出不穷的事件，其背后则涉及种种不同的思想。如以体用来比喻，则思想其体，事件其用。因此历史是思想的最大源泉之一。历史又是人类经验(human experience)的记录，以往人类的经验，适可为来者作参考，智慧因之油然而兴。所以西哲所言：“历史增人智慧”；“一切历史的目的和范围，即在以过去的例证来传授我们，指导我们的欲望和行动的智慧”，说明了历史有增加智慧的功能。“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史学家写历史在于“述往事，思来者”，也充分显示出历史大有作用于启迪思想。思想的出现，有其时间、空间的条件。静观天地之大，往往思如潮涌。历史则能将时间、空间延长扩大，使人人可以上下数千年，驰骋数万里，此时思潮如风起云涌，岂是偶然？所以历史除了本身为思想的化身，足以启迪思想外，也提供了思想出现的条件。大思想家每精历史，关键在此。(不精历史，则是局促于小的时间空间里，虽有思想，难以成其“大”。思想如不能上通远古，下瞻百代，如何能是大思想？)智慧的形成，由于多识前言往行。“以铜为境，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能为人类作参考，以增加智慧，在于鉴戒的作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一旦历史上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自可产生免蹈前人覆辙的智慧。秦以苛法而亡，汉兴以后，济以宽大。唐以藩镇而衰，宋兴以后，集权中央，强干弱枝。失败的教训，只能从历史上获得。同时历史能使人类真正了解现在，而为其将来提出概略性的指导。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新问题丛生。世人纷纷回到历史上去，有人想发现解决当代问题的资料，有人存着梦想，期以找回失去的自信(confidence in self)与人性(humanity)，有人奢望得到理想(ideals)，有人仅图觅得慰藉。大凡想对于当代的困惑找答案，对于将来的发展找方向，非乞灵于历史不可。昧于历史，将陷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四促进人类的进化与文明人类进化与文明的枢纽，操之于历史。世界上最进化最文明的民族，往往是最重历史的民族。印度民族不重历史，以致印度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今天却愚昧而落伍；中国、欧洲最重历史，而各为东西文明的重心。人类的进化，是要有所沿袭的；人类的文明，是由累积而来的。人类所以为万物之灵，便是由于有搜集前代经验的本能，有此本能，便能进化与文明。据说现代人的脑子，不比五千年以前人的脑子大，现代人的天赋思考能力，不比五千年以前人的天赋思考能力高。但是以其所搜集的前代经验多，有些方面，基础已稳固了，有些方面，只要沿袭就可以了。前人殚毕生精力所发现的一项真理，可以得之于旦夕；前人所遭遇的惨痛教训，可以避之而不重犯。以致表面上看，现代人像是比较聪明，像是更富思考能力，其实是累积与沿袭的结果。能够将以往人类进化的情形，以往人类文明的累积情形，一一昭示后世的，是历史。历史是人类进化与文明的枢纽，即此已灿然大白。人类的进化与文明，进一步系于是否人人能发挥其智慧与力量，是否人心世道日趋于醇美。能鼓舞人群，使人人尽量发挥其智慧与力量的，是历史。因为名垂青史，是人类心理上的一种希望。有形的躯壳，不久将长埋地下，与草木同腐了，声名则可借历史与天地不朽。古今中外凡兢兢于立德、立功、立言者，往往出于留名之一念。由此区区一念，人类即渐几于进化与文明。而历史所留之名，有美有恶，专讲褒贬的历史，自然“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即只作叙事的历史，亦有惩恶劝善的功能。舍名位之赫然者，捃拾沟渠墙壁之间，起酸魂落魄，使其显名青史，为褒奖行为高洁的人物；大奸大恶，详载其行事，传之于后，使千载而下，人人欲加刃其颈，贱之为禽兽，则又何异于刀锯鼎镬之诛？所以人心世道的日趋醇美，历史所发生的作用，愈于宗教。人心世道日趋醇美了，人类才是真正的迈向进化与文明。如此说起来，历史的淑世功用，是昭昭然若揭诸日月了。五促使世界有可能走向和平世界纷扰，战祸弥已，唯有历史有可能促使世界走向和平。西方史学家认为近代文明开始于人类觉悟历史的重要性，而完全进入历史之中，这是真正认识历史的伟论。历史能使人了解自己与自己的国家，更能使人了解他人与他人的国家。中国人不知中国历史，即不足知中国；中国人不知自己所承受于中国历史者，即不足以知自己。英国人所以如此，德国人所以如彼，唯有历史能暴其真相：历史的悠长演进，使国会制度(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与自由，变成了英国人的一切；举国的军事野心，举国人民的向心政府，促使德国在俾斯麦时代(Bismarck’s day)，形成了铁血政策。所以在万国林立的今日世界里，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能否互相了解，历史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科学已使世界的距离极度缩短了，科学也使世界极有可能毁于旦夕。据估计，在1990年代，世界上可能有48个国家拥有核子武器，更恐怖更具摧毁力的生化武器(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在积极发展之中(亦在积极约束之中)。那么今后世界的命运，系于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能否和平相处。以人道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humanity and brotherhood)相标榜，以期减少国际间的仇恨，往往华而不实，难收成效。实际上国际间的不能和平相处，最大的关键，在于彼此缺乏了解，所以历史须在此出现。一旦整个世界都进入历史之中了，对峙的万国，才有可能由互相了解而相安于无事。由此说起来，历史是有最大的淑世功用了，在此也可以说是救世功用了。六资治所谓淑世，用英文来解释，是to refine the world。人世间枯燥、单调、短暂，需要历史滋润人世，美化人世，开拓人世；人世间战争频仍，祸乱相寻，种族的仇恨不断，世界的和平难期，需要历史促使世人互相了解，消除敌意；人类能否进化，能否文明，历史居于枢纽的地位；人类思想的开阔，智慧的闪烁，历史是培育者，开启者。如此说起来，历史是有淑世的功用了。人类较好的将来(a better future)，寄望于历史。所以说历史有一个淑世的境界，不是虚构。这是一个精神的境界，就像一般所讲的形而上的世界一样，不着实际，而却有其作用。谁说历史只是过去的陈迹呢？淑世的境界以外，历史又有一个致用的境界，这是一个实际的境界，配合着起精神作用的淑世境界，使历史变成像刘知几所说的“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历史所以资治，是历史致用境界的具体表现。中国史学家为历史下定义，立界说，往往以资治为第一义：“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夫史者，所以纪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是故圣人之经纶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惟有史以维之也”。“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繇也。则恶用史为？”中国一脉相承的廿五史，凡有关资治的史实，无不备载。律历、礼乐、食货、天文、沟洫、刑法、地理、百官、舆服、选举、兵制、部族诸志，自然无一不与治道相关，即列传也是政治史实的渊薮。如《汉书·贾谊传》载其《治安策》，《贾山传》载其《至言》，《公孙弘传》载其《贤良策》，即是明证。至于《通典》、《文献通考》一类的史籍，则与政书无异。如《通典》凡分八门，计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杜君卿于自序中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日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堕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就作者诠释其编第之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一本经纶天下的政书。所以“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一类的论调，用在中国，比用在西方，尤为适合。西方史学传统中，人人尽知相当注意从历史中寻求当代的政治轨道，定出当代的政治原则。罗马共和时期的希腊史学家波里比乌斯(Polybius，c.200 B.C.—118 B.C.)即认为历史是训练政治人才最好的科目；英国近代史学家仍然认为文官的训练，要靠历史。那么在中国，历史是政治知识与政治智慧(political wisdom)的渊源，更不容置疑。“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中国史书的资治功用，极为明显。从事实际政治者，应知历史，于是不待辨而可知。不知历史，想成为卓越的政治家，无异缘木而求鱼。政治是最现实的，而历史可以资治，历史的致用功能尽现。七国可灭，史不可灭“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这是中国古代史官为保存历史而弃国出奔的事实。君主昏暴，国事已不可为，而历史不能亡，宁携历史以出奔。历史的被珍重如此。到宋、元之际，于是出现了“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史学观念。宋德祐二年(1276年)宋都临安陷落之时，元将董文炳在临安主留事，曾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于是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首先建议修金史的刘秉忠则云：“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这是在元中统元年(1260年)以前数年提出。元至元元年(1264年)，王鹗请修辽、金二史，其言日：“自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盖前代史册，必代兴者与修，是非与夺，待后人而后公故也。”至正四年(1344年)阿鲁图《进(金史)表》云：“窃惟汉高帝入关，任萧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征以作《隋书》。盖历数归真主之朝，而简编载前代之事，国可灭，史不可灭，善吾师，恶亦吾师。”自宋末至元修宋、辽、金三史，所能见到有关“国可灭，史不可灭”观念的文字记录，大致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元的一位将军，竞有这种观念而保存了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足证这已是宋末极普遍的一种观念，为保存历史而打破了国界！首先建议修金史的刘秉忠是元世祖时代博学多识的一位谏臣；王鹗则为元世祖所礼遇的金遗民，其所谓“自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已有了存故国历史的意味。实际执笔起草《进(金史)表》的欧阳玄(阿鲁图挂名而已)，幼年曾从宋故老习为词章，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他强调“历数归真主之朝，而简编载前代之事，国可灭，史不可灭”，也多少代表了一些宋遗民的意见。如以另外一位金史学家元好问来看，国亡后矢志存故国之史，当时已颇不乏人。《金史·元好问传》云：“金亡不仕，……晚年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已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搆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自此大致可以看出当时为故国而存史的观念，已渐流行。元亡明兴，明太祖于洪武二年(1369年)谓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于是诏修元史，以李善长为监修，以宋濂、王樟为总裁，并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傅著、谢征十六人同为纂修，开局于天界寺，取元《经世大典》诸书，以资参考。诸儒至时，明太祖谕之曰：“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这是中国史学上极值注意的一件大事，存胜国之史，而又大量征胜国遗民参与修史，且自在上者发动。从此延聘前朝遗民修前朝史的新传统形成。清以异族入主中国，继承了这种新传统。康熙十八年(1679年)，诏修明史，当时最熟悉明史的明遗民万季野被请至京师，万氏为尽遗民之节，系以布衣参史局，从康熙十八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二十余年的悠长时间，不署衔，不受俸，与人往来，其自署惟曰布衣万斯同，这是纯为故国而存史的。“涂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竟无成书，其君相之经营创建，与有司之所奉行，学士大夫之风尚源流，今日失考，后来者何所据乎？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难以身殉，为其曾玄，乃不能尽心网罗，以备残略，死尚可以见吾先人地下乎？故自己未以来，迄今二十年间，隐忍史局，弃妻子兄弟不顾，诚欲有所冀也。”万氏自己将隐忍史局的隐情，完全吐露出来了。不肯赴明史馆的明遗民黄梨洲，更屡屡强调“国可灭，史不可灭”的观念。他与明史馆总裁叶方蔼、徐元文屡通款曲，不能解释成向清廷献媚，而实是他想借着这种关系，保存有明三百年的历史。从此看起来，中国史学上的“国可灭，史不可灭”的观念，是极纯的历史观念，消灭了敌国，却不消灭敌国的历史，元修宋辽金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都是存敌国的历史。亡国遗民，矢志以保存故国历史为己任，更是亡国历史能够存下来的关键。历史的被重视如此，历史的保存、比国家的存在更重要如此，可见历史对国家有最大的功用。国家可亡，而历史则不可亡。国家亡了，仍有恢复的希望。历史亡了，则国家将永远沉沦不复了！晚近世界大通，灭人之国，先灭其史，毒辣手段，无过于此。不幸我们的“教育部”，近些年来，对于中国历史，视若仇敌，大量削减中学、大学有关中国历史的课程，这是自己消灭自己的历史。如果不是另有居心，真是匪夷所思了！想使国家永久存在下去，必须保存历史，历史与国家的兴亡关系密切如此，历史的致用功能可见。说历史于淑世的精神境界之外，另有一个致用的实际境界，其谁曰不然。八中国当代的轻视历史中国立国数千年，迄今屹立不堕，应拜历史之赐。《春秋》所揭示的大一统之义，促使秦汉大一统的局面出现；秦汉以后，中国绝而复续者屡，也受《春秋》大一统之义的影响；《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则维持中国文明于不堕；继《春秋》而写的《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使“干戈贼乱之世”的五代，进至有宋的文明；明末清初出现的《日知录》、《读通鉴论》，严夷夏之防，持名教之论，中华赖以再造，世道借之复苏。历史大有造于中国者如此，所以到唐中叶，刘子玄便这样立论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这是明快精当之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白指出历史有大功用的言论，值得国人深思。认清历史有大功用，不是偶然的。当太史公转述董仲舒之言时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只是承认《春秋》的大功用，而未普遍扩及到历史的功用；当魏文帝曹丕倡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只是认清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未悟及真有此功用者是历史；文学批评的泰斗同时也精通史学的刘彦和，于齐、梁之际也只能说：“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历史有大功用，而认清历史有大功用者，则为较晚的时代，中外皆如此。不意到了20世纪的今天，有人竟一反常态，鄙视历史，这是令人惊讶的现象，也是令人感慨、叹息，甚至于痛哭流涕的现象！“兴亡有迭代之时，而中华无不复之日”，如果中国的历史飘零，顾亭林所持的信念，将是虚幻！九历史的弊害历史能淑世，能致用，其大功用，略如上述。但是当其功用不能发挥时，则弊害丛生。人类的仇恨，国家民族的战争，往往肇端于历史。当历史为野心家所利用，而变成宣传性的武器时，则大灾难将由之以起。1870年的战争，大半由于梯也尔(L．A．Thiers，1797—1877)的历史作品，20世纪以来世界更大的祸变，应归因于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的史学“创”作。史学家沉淫于盲目的爱国主义(blind patriotism)，以错误的历史观念，引导全国完成历史使命(historic mission)，其不为现实政治中的野心家所利用者几希，其不导致血流成渠、尸骨遍野的惨剧者几希；史学家只知为政治服务，从实用主义出发，以狭隘的眼光，套用现实政治状况，解释所有的历史，其不引起人间仇恨者几希，其不导致人类完全丧失人性而趋于毁灭者几希。即使史学家无心自欺及欺世，仅以激动的笔调，叙述自认为正确的历史故事，如慷慨悲歌的英雄故事，如凄惨苍凉的殉道故事(stories of martyrdom)，皆有可能引起不良的影响。“读项羽之破王离，则须眉皆奋而杀机动；览田延年之责霍光，则胆魄皆张而戾气生”，《史记》、《汉书》的过分其词，其所产生的后果，实非原作者所能想像。荷马(Homer)的史诗《伊利亚特》(Iliad)所创的典型英雄人物亚奇里斯(Achilles)及亚加门诺(Agamemnon)，也为世界带来无穷困扰，以后所有劣史学家，从荷马所学者，为渲染此类英雄人物的事迹，而促成战争的不断发生。所以人类所珍贵的史书及其他典籍，毁于战争，自极不幸，更不幸者，为此类典籍，为战争所引出，尤不幸者，为此类典籍，为战争作了前驱！历史！历史！斯世以有你而绚丽，斯世亦因你而黯淡！十良史与劣史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tield，1901—1979)于其《历史与人类关系》(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一书中，曾深感历史为一危险的学科，罪恶人物(sinister people)，像马克维利(Machiavelli)、拿破仑(Napoleon)等，皆自其中得其“奸邪之策”(tricks of the trade)，因此怀疑人类如忘尽所有的过去，如完全没有记忆，如仅面对将来而不回首过去，世界会否较好？但是“人是历史的动物”，血液中充满了历史的思想，想避历史，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人类如想蒙历史之利，借鉴历史教训而不受其害，只能寄望于良史(good history)的不断出现。历史所以产生弊害，由于劣史(bad history)充斥。良史未必能如科学那样，对人类百般服务，劣史却与科学同样具有摧毁人类的力量。所以巴特菲尔德最后还是积极的主张要教历史与研究历史，最大的理由，即是感觉存在于世界上的劣史太多了！劣史充斥，良史不现，尸其疚者，是史学家。“照相机与胶卷没有意向，用之者则可使其有意向。”“沾着墨水，任何人可以写任何事。”史学家如存心欺骗，为宣传而写历史，则所写成的即是劣史；如没有美善的观念，不分良莠地登录所有的史实，则所写成的也极可能流于劣史。史学家有时确是很危险的人物(dangerous people)，能颠倒是非，混淆事实，能夸张人间的丑恶，输送可怕的毒液。因此史学家不但要有一套精确的方法，以寻求历史之真，而且要有求真的诚意，所谓学术的诚笃(intellectual honesty)。端正的心术，纯真的精神，于是对于史学家极为重要。史学家如不诚意的不顾一切的求真，则历史上的真，将杳无影踪。历史而不真，则历史即无任何功用可言。但是史学家在求真的大前提下，必须进一步求美与求善，然后历史的大功用始显。真善美三者兼备的历史，才能使世界由野蛮逐渐走向文明。所以说“真历史(true history)所贻于世者，尽是好影响”，是不完全正确的。真历史如果缺乏“浩阔的人类的同情”(broad human sympathy)，则产生弊害的可能性极大。在世界性灾难迫于眉睫的今天，期望历史对于人类发挥大功用，莫过于世界史的撰写了。有人认为“没有世界史，历史无意义可言。”是有灼见的至言。超越西方，跳出东方，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以写全人类上下古今数千年的历史，将仇恨外族(hatred of foreigners)的心理，变成爱国家(the love of country)、爱人类(the love of mankind)的高贵情操，历史自然是祥和的福音，而不再是掀起人间仇恨的号角。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杜维运先生的《史学方法论》一书。此书是杜先生所著《史学方法论》的修订增补本，其中增加了许多近年来的新观点，其书从初版到现在的增补本，影响可谓深远。其著作中所用观点，多进行中西史学家史学理论观点进行比较、批判、吸纳，也可以说本书是了解西方史学流派和理论的一个窗口。学习一门学科，就要有本门学科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做指导，这样，我们既可吸收前辈人的理论、观点，以指导我们的读书和研究；同时，我们对前辈人的理论、观点中的不足之处有一个认识，可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避免犯类似的错误。尤其是历史学科，更是需要有一个指导方法或理论。而杜维运先生的《史学方法论》，可谓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对初学者和做研究的历史人员来说，是很好的一部书。一、在史料方面在史料方面，作者在书中提到如何做“札记”、做“卡片”、做“长编”、做“同源史料的比较”[1]以及如何做“异源史料的比较”。让读者深深的感到：治学一定要严谨，一定要对史料追根溯源，才能从异同中发现历史的真或者说是较为接近历史的真。作者对待史料的态度，也值得我们学习，读《新唐书》、《五代史》、《元史》，应结合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汪辉祖的《元史本证》来研究。作者对历史事件不盲从的态度，也值得我们思考。比如一些历史事实“讳之于本纪，而散见其事于列传…”[2]作者举例道，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一般史书记和后世史家都认为是赵匡胤的部下所为，但细考《宋史》，作者发现，在赵母，既太后的记载中，太后闻其儿黄袍加身，脱口而出“吾儿素有大志”，一句得意忘形的话，被杜维运先生从中提出并加以比较，得出：“陈桥驿兵变是计划中之事”。从中我们可以学到如何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而甄别史料，如何接近历史之真。也能看出，面对权威观点，我们应大胆的质疑，小心的求证，以期解读真实的历史。同时，在对待史料方面，作者介绍了归纳法，比较法，综合法等等。并举出大量例证以说明该方法的可行性，值得我们应用。比如“就文献中所出现的形容词，动词以探讨历史人物的个性与发掘时代的精神与思潮，是所谓内容分析法。”[3]“研究个别人物以外，进一步搜集某一时代某些代表人物的作品，加以内容分析,或有可能窥见某一时代的时代精神与思潮，这是内容分析方法更广的层面。”[4]作者如此细致的解释，使我们看了之后一目了然，顿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在对待史料方面，作者还着重阐述了什么是直接和间接史料。“…直接史料最高的一种境界，是当事人直接的观察与直接的回忆，这也是伯恩海姆对直接史料所下的定义，实际上这类史料不常见；其次是指一切与事件有直接关系的史料，无论遗物或记载；同时人第三者的记载，是最低限度的一种直接史料；同时，直接史料必须是第一手的史料，或原手的史料，而不是第二手的史料，或转手的史料，史料一经转钞或编纂，即成为转手的或第二手的，就性质上讲，即降为间接史料，而非直接史料了。”[5]作者所讲的关于史学方法、史料鉴别等方面的知识，通俗易懂，不枯燥，读后又值得细细品味！明白了文学之士与史学家真是大部一样。也明白了有时增减一字原材料即为造伪学到了如何避免抄袭，怎样运用史料，如何使写史的真实性提高，正如杜先生在《史学方法论》所说：“史学家须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一切史文，必有所本，不能凭虚别构。”另外，我们尽量的采用第一手资料，还由于“第一：以第一手数据进行研究更加符合你研究的来龙去脉；第二：如果你自己产生这些数据，你将准确的知道这些数据如何产生，是否能产生问题，以及将其编码时的任何小缺点。而查阅采用第二手资料时，你会对某些事情为什么会记录下来没有任何概念，由此，你在分析中依靠自己的理解插入的一些意思会没有正当的理由。第三：如果你正在进行的项目是整个评价工作的一部分，那么，很多记分员就希望尽可能地产生第一手数据。……第二手数据只能作为第一手数据产生的补充或第一手数据无法产生时采用”。[6]一切的史料的引用，都要尽可能的采用第一手数据，文章的观点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当然，我们对某一个人物，某一个事件，某一个地区进行个案研究，并不是单纯的在固定的资料中去查找，而是要多方面，多角度的去考察。比如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地形地理等进行研究，不仅仅从方志书籍去寻找，也可以从“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样的诗句中去发掘。同时，也可以从赞美西北风光的诗句中去了解西北。如纪晓岚、林则徐在发配新疆期间所写的诗文，也反映了西北的民风民俗，地理风貌。再比如，对纪晓岚的研究，不仅可通过其编纂《四库全书》这一方面，也不仅从其被贬到新疆这一事件来评论纪晓岚，还要从其被贬到新疆期间其诗文中所反映出的恬淡态度来考察其性格、品质和为人。二、史学写作方面比如人物传记写作，作者在讲到如何写长传时认为“长传人物所处的时代应作细致的叙述。…写一人而及于无数人，写一事而及于一代大事，人物不虚置，事件不孤立，而传记在史学上的地位乃不可动撼。”[7]这样写传，叙及一个人物，应将其所处时代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加以叙述，并将此人物放置于时代背景中加以认识、论述，才能更加真实生动的展示人物之真。这同时也是评价历史人物所应采取的恰当的方法。作者介绍写传记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如何进行取舍，让我们看到了如何辨别有价值之传记资料与取舍家传碑志，实为做学问之真谛！此方法也可以运用到其他的方面。比如研究某一城镇，也可从中受到启发：如何收集所研究城市的资料，从那些方面加以收集，收集那些材料等。另外，写一篇传记如此之不易，我们在研读传记时，必能从中找出反映时代背景，社会生活，人物精神状态等方面的真史料。因此，写传记者的用心，研究者对传记的留心，才能对某一时代有一个更真切的把握。写史，更应写“柔美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不尽是战争与阴谋的集合体，而是有各个人群所组成。历史之所以得以传承、延续，无数的知识分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突出对他们这个群体的描写。比如，一部中国史，确实应该是文明发展史，民众社会生活史，文化创造、发展、传承史。应该从一般民众的生活、思想着手，叙述历史的演进。作者提到“人群怎样生活，怎样思想，怎样演进，历史以适当的篇幅介绍，历史的价值，就真可连城了”。[8]是的，我们应在关注政治制度史的同时，多关注这些方面，这也是我们今后应该努力去弥补遗憾的方面。作者认为，写史，还要注意“史学上的纯真精神”[9]，给我们巨大的震撼。作者的论述打破了我们对以往历史的认识，是的，历史不是一部“成王败寇史”。每一朝代在灭亡之际，有时并不是此时君臣太荒唐腐化，而是大的时代使然，是多年的积弊使然。对这些君臣，后世王朝给的不是客观公正的评价，而是歪曲的，掩盖真相的污蔑性的定论。在其统治期间将这种所谓的“定论”强化、“深入人心”，就是现在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历史，这是不公正的。同时，一般历史认为，时人以死报国是愚忠，这也是不公允的。对以死报国之士是应该肯定其精神的。毕竟一朝代存在数百年之久，虽然其制度等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其对一般民众的思想影响却是深远的，他们对该朝代是有感情的，对入侵者是有恐惧心理的，他们做出以死报国的行为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更不能诬蔑他们“顽固不化”，要历史地、宽恕地看待历史的一切。三、史学的功用作者在历史的功用方面也是非常关注的，并提示我们史学有用，而且是有大功用，关键是看从哪些方面有效的利用史学。比如作者举例说“世界的和平，是人类最大的目标，谋求世界和平的方法非一，而利用历史与史学，不容置疑的是最重要的方法。一部包举四海的世界史，能使全世界人类互相了解，而生存于历史之中；一种超越国界的世界史学，是世界史的指导与灵魂，也是人类产生宽恕思想的媒介”[10]。是的，对一个国家要有所认识，必先了解其历史的发展进程，认识其文明，才能与之和平共处。而不能采取“从中心论”来撰写历史，应该将世界各国放在一个大的平等的背景之下。坦诚的交流，公正的写出的世界史，才会为各国所认可，才能发挥历史的功用，促进世界和平进程向前发展。历史的功用，更是潜移默化的。四、结语当然，在《史学方法论》一书中，也有其不足之处。作者提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时，其观点认为“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若其小恶对历史发展无甚影响，可尽隐去”。而对于大恶之人，如“写及大奸巨恶，如出卖国家社稷，荼毒生灵之辈，不可也不应该称美其细行”[11]。作者这样的认为有些前后矛盾，这样做反而有违作者所倡导的“历史的真”。况且，作者没有对人物进行定量分析，而是采用的定性的分析法。以其主要方面来评价一个人，尽管有其合理性，但却有以偏概全的思想，这是不正确的。而应该对历史人物采取历史的，客观的，定量的分析法进行评价。另外，本书也没有涉及民族英雄方面的论述，这是不妥当的。当然，作者对历史的功用，史学家所具备的品质等问题有较深入的探讨，每章节都有其特点与长处，读后使人深思，此书确实是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一部优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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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精彩。等待博雅通人撰《文学方法论》之问世。
本科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之一。亦是第一本在孔夫子网上买的书。历史学家既是炼就的，亦是天成的。
很满意的书哦不错的有帮助
本来以为会很枯燥，结果竟然能一气呵成读完，文笔很好又有激情，不过杜维运史观还是偏传统吧，尤其不赞成把历史看成可以隐恶扬善之类的
杜老的书深入浅出，以大量的实例来说明抽象的史学方法，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让我受益匪浅
同类书中最好的
很多道理都明白，大概只是引起些共鳴罷了。
越到后面，内容的重复度越高吧。但是就其语言的魅力，引文的精准性来说，仍是极想入一本。对于史学理论的初学者来说，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很喜欢的书,被室友要去了。我要再买一本。
书很好，看了几天，是学习历史的人应该读的一本书
历史作为一门必修课程，学生时代我们都学习过。如果问“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的答案就与本书所告诉我们的有大的差别。历史是由所谓“历史事件”及历史学家两部分组成的，缺一不可。
不是所有过去的事都是历史事件（诸如您早晨吃了有营养的早餐之类），历史事件是历史学家选择出来描述的他认为有意义的事；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主角，主角不是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学家就成了《史学方法论》所关注的两个主要对象。
选择历史事件、考证历史事件、描述历史事件，有成熟的方法，几千年中西对它们进行了积累。象通常的方法论一样，充满理论性。一章章一节节，每节下边还要再分为条目。学问嘛，非好此道，读之自会生出不耐来。好在这部分并不是占了大多数篇幅，加之趣例在其中，坚持读下来也并不难。
随之就是中西史学的比较了。西方以欧洲史为其多数时候的唯一，并视为人类历史的核心，且常认为其它地方是没有历史的；中国近代史学虽不如西方澎礴，但在《史记》中就已知将历史推至历史学家所知的一切地域。何不算得是一种领先。史学的发展有赖历史学家的眼界、心胸的不断扩展。治史为信史实不易，许多时候也不是历史学家可以做得了主的。
无论中西，战争的描述成为历史事件的焦点。精彩是精彩了，却当真是真正人类历史的全部吗？人类真是在天天想着打仗吗？历史可以不可以是另一番面貌？面貌的改变靠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应作信史、真实的历史。
以人数乘以生存时间，以经历战争的人数乘经历的时间，两者比较前者占有绝对优势。古时，鸡鸣声中醒来开始平和的一天的人们终究是多数，这样的日子也是他们的多数。平和为主，这岂不是人类历史中真实的部分。千年前、百年前，玉米、小麦、衣物价格是怎么样的，一个农人劳作到什么程度可换来幸福的感觉，闲暇时还没有咖啡饮用的时代，他们喝些什么，岂不都是人所应知的历史？可惜多不知了，知道的多的是战争，还有权力之争。今天的报纸如果让百年后的人阅读，一定只会留下混乱不堪的历史印象，似乎到处是杀人、抢劫、腐败、战争，但今天不是你及多数人平和的一天吗？可惜被保存下去的只是今天的报纸，而不是多数人的平和心态。我们需要历史学家的努力。
战争的确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应关注；平和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同样真实，历史学家更不应忽视。这也是史学方法论的一部分。
搞历史的都是老学究、老古板吗？你看作者慕一历史学家的作品被许多女性所倾慕的口气，你就知道“不是的”。希望人都不是老古板，囿于对历史、对方法论的僵化看法。如果你也愿去读有一个貌似可怕的名字的书——《史学方法论》。
介绍了很多的史学方法。
周洪宇老师推荐的书，极佳！
看的是三民出版社90年代版的。前半部分多真知灼见，后半部分有点捣糨糊。anyway，有启发，语言优美，是老派的史家作风。
他山之玉，炼石可鉴。
引经据典。。。不过引得有点过了
滿滿十頁筆記。老先生的書真是太對我胃口！！自己在初學歷史之際遇見這本書可謂大幸。本以為是極枯燥的閱讀過程，然時而引人深思，時而使人會心一笑，老先生扎實的學術功底以及學貫中西的淵博學識在字裡行間展現。本書解答了我許多疑問，用同時給我提出來了更高的要求與更多的問題。歷史之學習，漫漫長路一望無涯，我卻滿懷期許與興奮地繼續行走在路上。基本的歷史方法有哪些？學習歷史究竟為什麼?而我們在進行歷史學習與研究時，到底在追求什麼？我以為每一個歷史的初學者都應當思考這些問題，這本書不是完美的答案，卻是一個不錯的開始。
柔美的历史在哪里，真实的历史可求吗
文笔很好，大陆恐怕没人能写出这样的史学作品。而且，文字中包含激情，作为讲方法论的书籍，居然让我几乎读完，魅力十足。
是本二手书，既然当新书卖，非常愤怒！请当当给出合理的解释，如果需要，可以上传图片验证！
有境界的史学方法论
史家三长
不错，可以作为工具书，也可以提升自我素质！
《史学方法论》信息量大，对专门研究史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杜老先生似乎对新史学有股深深的怨念。。。o(╯□╰)o代沟真是宏大啊~~~
may 17th, 2013
杜维运先生的这部著作，专门探讨史学方法，本人慕名购买。本人去年曾花费17天的时间从事比较史学的研究，曾读过本书的片段，感觉杜先生见解深远。
大师作品，受益无穷
在我收到所购书时，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这本书不是新的，有被人翻过很多次的感觉，没有新书的那种紧凑，显的非常蓬松。我应当怎么办呢？是否应该担心所有图书的质量问题呢？如果所有书都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要付新书的价格买一本旧书呢？这就是当当网提供的图书？
终于啃完了，还得再读。法国人笛卡尔曾经说过：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
归纳、演绎、综合。统计等。
写的真心烂，都是废话
大学毕业后买的第三本关于史学方法的书。与王尔敏的书相比，感觉这个作者的具体历史研究做得太少。作者强调中西史学都囊括其内，但总觉得作者有点过于太看重文笔了，有些观点我不太认可。
教材之一，也是钱老重点推荐的。
很精练，很有文采，很有见地。
有四章是新加上的，与前文连贯度不高；读到后面发现重复内容较多；观点并非新颖。但总体而言可读性很强，杜老语言优美，旁征博引，读时总有字句能激发共鸣和思考，越读到后面越能感受到杜老作为史学家的情怀。
台版，名过其实。
很精致的一本书，写得扎实沉稳。基础知识就应该扎实
总体上感觉还是不错的，不过觉得作者有浓厚的“情感”在里边。
既可以增加一些关于史学方法论的认知，又可以从中窥探一些当代台湾史学的情况，可谓一举两得。
历史方面的方法论书。
得到一位老师的点拨，读了有关史料的两章，虽是拿中古史来举例，读来不免有点隔阂，但很多东西，若能在读档写作之前看到，还是很有帮助的
对史学有兴趣的可以看看.个人认为此方法论可以在其他领域运用.
很久以前看的
真是本好书！
了解历史之外，历史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也要问一问？
实物与照片一样，呵呵，内容还没来得及细看，大概翻了一下，感觉不错！
重读又有新体会
开始几章增强我的信心，后面越看越迷茫。

史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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