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自白与对话》书评

以新体裁说新概念——评《新史学：自白与对话》

作者：周兵 这是一本以“新史学”为题的书，还未读时不禁疑问先起：这会是怎样的一种新史学？历史学又将有何新的变化？想到此，先要来回顾一下百年来各种“新史学”的变迁。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撰文倡议“新史学”，纵论史学之性质，批判中国封建旧史学，由此发动了“史学革命”。从此，“新史学”一词便成为历史学推陈革故、求变创新的代名词，以“新史学”为题的论著也往往在历史学潮流变换的关头应运而生。在海外同样如此，1911年美国人詹姆斯·鲁宾逊也发表了一部《新史学》，拉开了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序幕。它以西方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为题，针对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也提出了改进研究方法、推动史学进步、进行历史学革命的主张。中国学界对鲁氏《新史学》的译介又转而成为中国“史学革命”的巨大助力，早在20年代何炳松先生便翻译了该书；60年代齐思和先生又执笔重译，该译本在坊间、学界都流传极广。　　70年代，一批年轻的法国史家再次重提“新史学”。当时的法国史学，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历史学正如日中天，这一次的“新史学”要反对的是历史学的过分社会科学化，它是前一次新史学的继续和进一步深化。其编者和作者多为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重要成员，它反映了70年代后法国年鉴学派、乃至西方史学更具开放性和多元化的特点。该书在80年代被编译为中文，亦定名为《新史学》，是新时期里关于法国年鉴派史学最重要的译著之一。　　新世纪里，又一本《新史学》被翻译出版了。不同于以前种种以“新史学”为题的论著，它至少有两个新的特点。特点之一，是体裁的变化。一本书里同时集中了九位当今欧美最重要的历史学家，编者巴西女历史学家帕拉蕾丝－伯克以访谈的形式，让这九个人物敞开心扉，娓娓讲述各自的生活和研究工作。访谈的形式，不仅让读者了解到许多从他们论著中无法获得的鲜活而生动的思想、经验和感受，也使这些历史学家用一种更加直接和简洁的方式对其历史认识做了说明。作为采访者的帕拉蕾丝－伯克一人兼有多重的身份，也为这部访谈添色不少：首先她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并专长于文化史的研究；其次，作为一名女性学者，编者观察敏锐又为人亲和，性格细腻又擅长提问，因此被访者往往能够毫无顾忌和掩饰地倾肠而诉；第三，帕拉蕾丝－伯克来自巴西，而被访问的历史学家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欧美史家，所以这些访谈不仅是采访者与被访者、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还是一次跨文化的学术交流，而且这些访谈最初基本上都先以葡萄牙文发表于巴西，编者和读者有着非欧美的文化背景，这一点令中国读者在阅读中更易产生亲近之感；最后，她还是书中的一位被访者——彼得·伯克的夫人，伯克是蜚声国际的著名文化史家，因了这一层关系，帕拉蕾丝－伯克在学术交往上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特点之二是书名中所标榜的“新史学”。此新史学已非彼新史学也！这一点从九位被访历史学家的学术背景中也不难看出：杰克·古迪由人类学跨越到历史学，主张这两个学科的融合和相互借鉴，其研究涉及文化史的多个领域；阿萨·布里格斯属于六七十年代英国左翼社会史家中的一员，但他很早便涉足到了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中；纳塔莉·泽蒙·戴维斯不仅在法国史、妇女史领域建树卓著，更从70年代起便率先尝试结合历史学和人类学进行研究，是社会文化史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凯斯·托马斯所研究的也是社会文化史或历史人类学，他早在70年代便在对宗教和巫术的文化史解释上做出了探索性的贡献；丹尼尔·罗什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之一，他主要从事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内容涉及书籍、服饰和日常用品等；彼得·伯克是当今最活跃的文化史家之一，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对社会文化史（或新文化史）的历史实践和理论总结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罗伯特·达恩顿借助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和吉尔茨的人类学开辟了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一个独特领域——阅读史；卡罗·金兹堡是意大利微观史学的代表人物，他对巫术等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已成为了文化史的经典；昆廷·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巧妙地结合了政治史和思想史两个领域，开拓了一个独特的思想史学派。综上所及，以上的九位历史学家共同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取向，它是70年代末法国年鉴第三代史家所开始的“新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新发展，是受“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影响的历史学由社会史向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发生转折的一个结果。　　无独有偶，几部同以“新史学”为题的史学论著竟为我们串起了20世纪历史学演变发展的一条线索，也同样期待这一部《新史学》的译著可以为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及其进步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原文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2月7日〕

心有戚戚

正如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提到的，在先研究历史之前，应该研究历史学家。本书作者对话的九位欧美史学大腕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而他们丰富而多元的个人经历与对时代与历史的洞透，无疑让我们再次深深感受到历史的美感。无可讳言，有的史家已经注意到中国读者的反应。正如彼得·伯克在访谈中指出，我不知道中国的读者在读这本书时是否会老是想着毛泽东，相信很多朋友看到此处都会会心的微笑的。

新史学家们眼中的马克思

在中国史学界的语境之中，新史学的概念定义还是比较模糊的。“新史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应该是由梁启超最先提出的，这样的一种史学范式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是所谓的“新”史学。同时，改革开放之后，“新史学”又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内涵，也就是对于49年以来的史学的一种反思与更张。在这种更张之下，暗含着一种对于过去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判与扬弃，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从中又出现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的理论价值问题。而对于马克思理论对于史学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们无论在过去与现在都没有给与认真地思考。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西方史学界的观点是可以给与我们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参考。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史学界“新史学”（New History）已经成为了一种专有名称，最突出的就是在社会史和文化史方面的巨大革新。这样的一种新史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史学，这本《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可能比较直接地向我们展示了西方新史学的史学观念，此书通过访谈的对话形式，充分向我们展示了被认为是在新史学中占有显赫地位的九位史学家。就像书中称赞他们的一样：“他们全都是在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卓尔不群，富于创造精神并且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他们可说是发布‘权威话语’的人，并被认为在他们各自所专长的领域订立了标准。”（导言，第2页）可见，读者们能够通过此书中对于西方新史学的观念与宗旨有比较全面及清晰地认识。而我们通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西方所谓的“新史学”的基础来源是什么？哪些史学观念和理论对于新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这个问题，从这些史学家所主动提及的前辈史学家当中就可以略窥一二，因为我们可以遵循这样一种逻辑：我们应该认定那些背着九位史学家主动提到的前辈史学家亦或史学流派是对于这些史学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无论这些史学家是站在赞扬的角度还是站在批评的角度，这些被提到的前辈史学家或史学流派对于新史学观念的建构无疑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本书的编著者也提到了这一点：“绝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自动提及马克•布洛赫和雅各布•布克哈特。”（导言，第3页）可以确定这两位前辈史学家对于新史学观念的建构有着非凡的指导意义，特别是马克•布洛赫，在全书中被6次正面评论（第99、144、148、207、241、243页），其他多处提及。确实，以布洛赫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确实是新史学的一个最大的思想源头。但是，如果仔细阅读索引，就会发现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也不少，甚至对于其正面论述上的次数达9次（第16、59、97、98、167、175-176、208、258-259、275页），而且篇幅更大（如杰克•古迪和昆廷•斯金纳的论述）。如果对于这些言论进行一下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理论或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的新史学的深刻意义。这些史学们都不排斥马克思主义，像纳塔莉•泽蒙•戴维斯就表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我有帮助的洞见。”（第59页）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马克思在诸多问题上的一种问题意识，杰克•古迪认为自己“当然不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在许多问题上有很多好的出发点……它确实给社会科学添加了一个长时段历史的维度，而这是许多社会科学家所不具备的。它有一套有关某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发展的理论，那作为一种总体性理论有着某些价值，尽管可能在不说方面有些粗糙和不妥。因而，他关于亚洲社会和欧洲社的特征的讨论可能是错误的，然而他的确提出了激动人心的问题，并以饶有兴味的方式来处理它们。”（第16页）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是为这些史学家们普遍接受的。凯斯•托马斯谈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就我关于历史优先性排序的意义上来说的，如果要让我说明的话，我会从物质环境中开始，进而是生活和政治结构，尔后就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和观念。因此我以为自己是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预设的。”（第97页）而昆廷•斯金纳则提出马克思主义重要性的三个方面：“第一点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在我们所有人这里都深入人心，那就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如今人们在写作历史时都会假设在某些层面和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情形。当我们追问此种决定作用是在何种程度和何种层面上发生时，问题就出来了。……第二点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流传给我们的那种社会诊断的方式及其诊断用语。我们显然无法否认，马克思主义给我们带来了讨论任何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的一套有价值的词汇。如今没有人会认为，他们可以不运用诸多实际上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性概念——比如，异化或者剥削——就可以对社会领域进行研究。这就到了我们要说的第三点，也即，颇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眼前、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而四处名声扫地的时候，马克思的某些预言却前所未有地显示出他的深邃洞见。”（第275页）而对于如今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逐渐衰退的现象，这些史学家都表示出了他们的不同态度。彼得•伯克虽然“从来不是一个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依旧敬仰马克思，并且认为这位老人有着现在被人们遗忘了的洞见，仿佛柏林墙的坍塌就会令他的思想无关紧要。马克思对于人类行动所受到的局限有着犀利的感受。他或许有些过甚其辞，然而眼下的人们在另一个方向上过甚其辞。有关历史知识的可靠性，情形也大致相似。一代人过于轻易地接受了这种可靠性，下一代人又过于轻易地将其抛弃。”（第167-168页）像昆廷•斯金纳更是直截了当：“我一点也不全盘拒绝马克思主义，并且我还要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变得如此名声扫地，这是当代社会理论的不幸。”（第275页）“与西方世界的其他许多人一样，我还是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病症的诊断中依然有着某些崇高的东西。”（第277页）同样，新史学的史学家们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当中的过时的东西。比如对于阶级，凯斯•托马斯就表示不同的见解：“存在着各个社会阶级，它们的利益到了某一点上就会发生冲突，而这些利益会反映在政治中，同样也会反映在艺术、宗教和思想中。我还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趋向于导致垄断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我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什么发布预言的能力；我当然不会认为文化生活是由阶级关系决定的；相反，文化预设会影响人们看待阶级关系的方式。”而昆廷•斯金纳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两点上给予了批判，第一点是关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最为反对的一个信条是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也即认为人们的信仰可以解释为不仅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导致的产物，而且还不过是其附带现象。”（第276页）第二点是在方法论上的：“马克思依旧生活在一个让他觉得能够谈论真实意识与虚假意识的过于简单的世界之中。然而，在一个更加后现代的文化中……人们更多的从建构的特性来看待意识，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像是考察社会领域的一种非常粗糙的方式。”（第227页）从这些史学家对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对于新史学的建构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集中表现在，对于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理论指导价值。而新史学的突破性的领域就是集中在这一方面。同时在诸多问题的基本假设和一些基本概念的使用上，这些新史学的史学家也无不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如今的社会哲学中的名声扫地，这些史学家都对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提出了中肯的赞誉与支持。而对于阶级斗争学说以及一些预言性的过时理论，新史学都给予了正确地评判。相对于西方的学术界而言，我国史学界虽然表面上秉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但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对于史学研究在方法论和研究态度上的意义没有真正地了解透彻。误以为49年之后的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实际上如能细细研究，完全可以发现这是有悖于马克思的理论的。往往造成如今普遍对于马克思的不屑一顾，产生了诸多的误读，而又没有去认真深入研究的主观愿望。通过对《新史学：自白与对话》中诸位新史学的著名史学家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的阅读，我们完全可以看到，马克思理论的生命力仍然是十分巨大。真正伟大的理论，就是在于其对于任何时代，任何研究都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义，而马克思的理论对于历史学以及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意义就在于它如同幽灵一般，永远都挥之不去。

新史学之重负

个人认为，对于这样一部既不晦涩，也不专业的访谈类著作，对于我们中国的史学界更好地了解过去四十年来，西方史学发展的巨大变化有一个直接的作用，那就是，你不用花太多地时间去看《元史学》，或者是一部微观史作品，如《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虫》等,或者再深入地读一些史家的论文,从而使自己也看起来像是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中国改革与开放,引进吸引外来思想,经历社会大变迁等历史真实的人。我们通过彼得·伯克的夫人：M·L·帕拉蕾丝-伯克对西方世界新史学的领军人物的访谈，其实一窥西方近年史学发展之全斑？反思我国研究世界史对理论方面探讨的不足，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总体概况有一大的把握，更为看到我国与西方历史研究的差距。需要我们更好地理清思路，认准史学发展的新趋势。正如作者所说，汇集入册的学者，都是被他们自己的同行们公认为在各自领域的权威，同时也因为他们在所谓的“新史学”中所占有的显赫地位。他们全是在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这一新史学的最具革新的领域中，具有卓尔不群、富于创新精神并且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他们可说是发布权威话语的人，并被认为在他们各自专长领域中订立了标准（布尔迪厄）。如此而言，更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的这本访谈影响的非同一般，它对我们认识当今西方革新有了一个新的视角——那种非学术化、非系统性的，著作之外，但又不脱离文本及作者本行的看问题方式。在切入访谈的第一个问题，被问到的最多的是访谈者是如何进入历史领域，或者是什么因素导致受访者成为历史学家？在这些回答中，主要有两大主要因素，一是家庭，包括父母、兄弟、亲人等；二是有一位好老师的影响；除了彼得·伯克这种天生就有当历史学家思想的人，可以归为自发性；其他大部分还是受外界影响更大，不论是出身一般家庭还是中产阶级的，只要有这样的环境，加上自身的天分和努力（这从他们全部名校出身可以看出），开拓自己的事业只是时间的问题；同时在关注历史学的同时，还兼收其他学科，而对于新史学而言，相近学科，包括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都被他们视为重要的学科，并能为自己所从事的学科有互为补充的作用，由此可知，这种自觉的吸引其它学科的有利因素，是从事新史学者所必须的基本意识之一。如对于杰克·古迪而言，更确切地说他是一名人类学家，他在非洲大陆做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想要探究像加纳这样的国家，它与沙漠贸易、与穿过撒哈拉沙漠的通道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与从东方和南美来的黄金贸易之间的关系等等；同时在加纳的田野的工作让他认识到参与当地政治的重要性和对教育的重要；而后关注到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非洲葬礼上用花少，这与在亚洲和欧洲的盛行形成反差，就促使其写作有关花的历史的作品，而样的思考和写作方式，如果不是作者有过如此丰富的田间调查经历，肯定也不可能有此灵感，并且写出一部在世界意义角度上探讨的人类学历史作品。而文化的历史就在笔尖诞生，让我们看到了一部花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演变史；同时又是通过对亚洲与欧洲文化的比较，古迪摒弃了传统的“西方的独特性”观点，采取欧亚大陆的独特性这一新的说法，当然这就和基恩·托马斯的看法相异；如果说基恩·托马斯带有西方优越感的话，那可以肯定他走的世界不够宽，而杰克·古迪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深入一个地方和一种文化（其对非洲的长期研究），才能走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鄙视、轻视甚至是漠视。这种人类学方法上的比较研究，对于历史学是有所裨益的，通过它考察查些问题（如亲族关系）时的理论视角和概括方式来影响历史学；而反过来，历史学又通过给予人类学中所缺少的时间维度和深度来实施挽救。而像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对我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的研究，虽然作者说并非是田野调查的结果，但却是用人类学的角度来思考和写作的，他们深入地思考、解读原始档案材料，并对某一小区域进行调查研究来回答东南中国的某些重要问题；同时建构一种模式，一种共同的解释模式；这可能是历史学所忽略的，但对新史学而言，他们也在某些方面试图去建构一种新的解释体系和描述的模型，这就与人类学方式不谋而合的。另外，北大的李剑鸣教授也认为，在他们读书的时候，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译介，也曾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刺激和震撼，因为当时我国历史学界思考问题的方式只能用一种方式、用一种话语来表达；一种很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路径和理论境界，会给长期浸淫于单一学科的研究者带来心灵、思想上的振动；由此可见，可见多学科的交叉对学科的革新有重要意义。在阅读完全书之后，你会发现，这些新史学的代表们，他们很少写作有关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或军事史这种比较题材宏大，看起来对人们的实际生活更有影响作用的内容；而是大部分把自己的视角往下移，往更宽的甚至有时让人看起来有点不着调的方向发展；他们对文化史、社会史的重视，如阿萨·布里格斯就集中研究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史；基恩·托马斯对社会—文化的研究，他的成名作《宗教与巫术的衰落》；被归于神秘学一类，罗伯特·达恩顿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研究的是历史学家不关注的领域——某些医学观念对于法国人所具有的诱惑力；还有更小众的“微观史”研究，如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达恩顿的《屠猫记》及卡罗·金兹堡的《奶酪与虫》等，都是从细小的事件出发，关注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用文学创作的方式来挖掘史学空间，以至于使一些正统的历史工作者都不能接受这种作品，像当时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一书要在英国出版，结果遭到出版商的拒绝，而即使是彼得·伯克这种大牌史学家的推荐也不能够被人信任，结果当法语版的《蒙塔尤》出版后，法国总统第二天就开始阅读此书，以致一时产生洛阳纸贵的情形，再到英国出版商（企鹅）想要再购版权时，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价了，如果当时出版商或负责人能够有一定的意识，就可能不会出现这种后果；还有典型的例子是，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一书，不仅被拍成电影，使更多的普通百姓也能一窥本身的内容和风采，更引发了约翰·埃利奥特对微观史研究的关切，他用夸张的方式说，“如果马丁·盖尔和马丁·路德一样知名，或者甚至于比后者更有名，那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毫无疑问，这些新史家的作品是成功的，他们的研究是有效的，引起的包括史学家在内的广泛的思考和广泛；但是你不可否认，他们也是在撰写历史。只不过他与之前我们碰到地政治史、经济史等有很大的区别；他们从被人们忽视的陈旧的，堆积了灰尘的旧材料、旧档案中找出自己需要的线索，重建一个社群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而《屠猫记》，在达恩顿自己看来，他处理这本书中各种主题的方法，不像人类学家那样去采访先辈们，但是呢，如果能够向已存在的史料提出正确的问题，并且持有这样的看法——过去之于我们就是异国他乡，不过那就像爪哇人、巴厘人或摩洛哥人之于我们一样——的话，是可以还原他们的精神世界的很大一部分的。这就和《蒙塔尤》的初衷一致，而达恩顿记者出身的优势，使他对于真相，对事实的追求就有一种职业的本能；而卡罗·兹金堡同样也有这样一种历史学家的情怀，他在创作《奶酪与虫》，选择的都是藉藉无名的人们的历史，而他相信这些无名者的历史是可以写出来的，在档案中充满着的无名人氏的故事，但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知下而上的历史”，那也难以呈现出这样一部微观作品来，会落入俗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醒我们，就是把宏观史与微观史进行对立，比较高下是没有真实意义的。而像对政治史、经济史等的补充，社会史、文化史又是一个具有更广大群众基础，更多材料选择的方向，他是对前述方面的补充，两者各有优势，无所谓好坏。不过，对于这些扩展性的研究方向而言，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会给人一种虚构的感觉，在事实与虚构之间如何区分与平衡，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大问题。虚构（Fiction）一词，马上就使我们联系到了小说，文学创作，而对于基于档案之上，还是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的模糊，虚构可能就有其必要性；但这种必要性与事实或真实是联系在一起的。 海登·怀特就是基于叙事文体而展开的对历史写作虚假性的探讨，但他忽视了文章成规定所开启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以及历史既处于文学编排的领域也处于证据领域的这一事实。而卡罗·金兹堡就认为，历史中的叙事这一概念，长时期以来是以19世纪后期的小说为模型的，而以20世纪的小说为例，就可看到，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界限即便是在小说当中也是被弄得模糊不清，虚构与历史之间就有一种相互挑战相互竞争的关系，很多小说家会写出很多历史小说，而他就认为自己是有关某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但有的也不是。这就可以说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促进，互相竞争学习的；以利用警察局档案见长的达恩顿，创作了《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展现法国革命时期一大批人的心态，但这种还原历史的方式是需要带有一些想象力和虚的成分，否则，以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几百年的的历史，会有很大的偏差，就需要我们或多或少有种“移情”的态度，将自己置身于当时社会的历史文化中，感受历史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场景；卡罗·兹金堡认为这种移情行为，这是他在阅读马克·布洛赫的《国王神迹》时学会的区分。他说，一方面，布洛赫很乐意揭露阴谋，并表明在英国和法国国王治疗结核病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有意识的政治策略。但另一方面，布洛赫也力图理解为什么穷人、乞丐和妇女经历那么漫长的朝圣历程以治愈自己的病症。从这两方面来展开研究，这种想法对历史写作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事实与虚构之间有冲突的话，那也就是因为现实本身就是冲突的。这就不难理解，彭刚教授指出的，“Fiction”译作虚构，他的重点在“构”，而不是“虚”。而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对“虚构”说的解释是，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不承认陈述和科学理论乃是关于语言和实际之间关系的“唯一排他的模式”，它不像现代主义那样探求“真实陈述”与实际的关系，转而考察广西中和用文本表现的实际的性质。对历史采取“文本主义”的策略，正是后现代史学理论的突出标志。从这一意义上讲， 我们似乎又能理解这些作品的不合正统性，毕竟是在档案提炼的基础上构建的历史场景。即使有些人本身不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卡罗·兹金堡等），但这不妨碍他们开拓了新的史学领域。并为此而作用出了卓越的成就。如果就我们以上所说的两个内容总结什么是新史学，恐怕很难也很不合适。更何况，当我们环顾本国的历史学界，尤其是世界史研究时，会发现这样一种尴尬:我们似乎还没有或培养出具有与之相对话的相应的新史学开拓者，而现今还在亦步亦趋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更是使我们觉得责任重大，路途艰难。新史学涵盖的面之广，就微观史而言，还没有一部可以与之前提到的三部作品相媲美的中国微观史著作；当然在美国全盘吸引了新史学的观点，而在英国却又有些滞后性（彼得·伯克语），所以，更让我们看到各国在发展对新史学的态度上，有着不一定的理论吸引方式。而“新史学”引以为自身使命的要去抵制的一种拜物教就是对“对事实的拜物教”，事实也不为我们国内学者所承认，而对档案材料的不重视、不下苦功夫收集、消化，还有更重要的语言方面的隔膜，对异国他乡之事抱以“中国特色”的研究方式，不能深入所研究国进行专门研究，用移情之法置于当时当地的生活场景中，等等的原因，也使我们会很长在短时间内在新史学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努力了，但还不够。可见，通过这样一本对九名，跨一个世纪的学者的访谈，一让我们从侧面了解新史学的发展途径和发展历史；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因此，我们要从自己实际上所能找到的有关过去的人们的东西出发，来建立我们描绘他们的画面；而不是他们必定与我们有类似，并且因此，这就是我们在那些情景下所会表现出来的模样。在此基础上，是否会产生不一样的历史著作呢？并且打开新史学革新的一个突破口？

英美法文化史家的截选

这九个学者的选择很怪，不知标准是什么，也许针对的是巴西史学界的语境，从地下到阁楼的概括比较合适。这个史学转向现在又有微变了，据说新文化史的风力没以前强了，大概从台风减弱为热带风暴了。看这书可以获得拉丁文化圈的丁点了解，因为作者是巴西人。觉得我们学术界太势力了，两眼盯着发达国家，对一般中等国家的学术了解太少。如果没有整天嚷嚷的避免发展拉丁化，对他们的了解就更少

西方九位著名新史学家的对话

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成果可谓异彩纷呈，而我们史学界的引进和介绍还远未形成全景式的认识。一般读者所熟悉的新史学代表人物主要限于以布罗代尔为首的几位法国学者。北大出版社最近翻译出版的《新史学：对话与自白》一书则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西方新史学的认识，摒除某些陈见。这是一本汇集了九位在当代西方声名显赫的新史学家的访谈录。其中既有我们已经熟悉的昆廷·斯金纳、彼得·伯克、罗伯特·达恩顿、金兹堡，也包括国内学界未给予充分关注的丹尼尔·罗什、杰克·古迪、凯斯· 托马斯、阿萨·布里格斯、纳塔莉·泽蒙·戴维斯等名家。这几位大师级学者的现身说法，无疑将给读者留下深刻而又生动的印象。我们头脑之中有关新史学的知识图景，或许会因阅读此书而有所变动。本书的编者、访谈主持人是一位巴西裔的英国女学者，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身为文化史专家，她对于九位受访者的著述十分熟稔，因而她的提问能够切中肯綮、富有深度。此外，作为彼得·伯克的夫人，她对这些来自剑桥、牛津、普林斯顿和法兰西学院的新史学大家的了解更有别人不及的优势，当面的交流和接触更多，这一因缘也使得受访者更为轻松，话语之中也少了几分不情愿，多了几分犀利与幽默。正是凭借以上两点，伯克夫人的这本访谈录才有了超过一般访谈的深度，让受访者透露出一些在其著作中隐而不显或从未涉及的东西。她比较喜欢提及的问题包括：这些史学大家如何走上了学术道路？怎样发现了他们的研究课题？哪些学者和书籍对其研究路数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获得过众多荣誉的史学明星如何看待对其研究的各种批评？正是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不仅勾勒出九位大家的人生轨迹与思想脉络，更使读者了解到新史学的重要参与者们对于新史学的看法。 众所周知，法国的年鉴学派是新史学的重要推动者。在受访者中，虽然仅法国的丹尼尔·罗什属于年鉴派的第三代，但来自英、美和意大利的史家，或是坦言十分接近年鉴学派，或是对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及其大著《国王神迹》非常推崇。总之，他们中的大部分受到了年鉴学派的影响。从研究对象来看，他们共同的兴趣集中在近代大众信仰与文化、日常生活与日常物品等领域。凯斯·托马斯在《宗教与巫术的衰落》中考察了１６、１７世纪欧洲的民间信仰。金兹堡撰写的微观史的典范之作《奶酪和虫》，详尽描述了１６世纪初一位意大利磨房主的宇宙观。伯克和戴维斯的成名作则分别是《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和《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另一位堪称大众文化研究专家的达恩顿，总是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考察１８世纪法国的出版商、地下文学和落魄文人。与达恩顿同为１８世纪法国史专家的罗什，曾通过描述一名生活在旧制度末年和大革命时期的巴黎玻璃匠绘制了那个时代大众阶层的生活画卷；此外，服装、食物、房屋、家具等日常物品也构成了其专著的主题。能够与罗什的《日常物品的历史》相媲美的是英国学者杰克·古迪的研究，后者曾推出过《烹饪、菜肴和阶级》以及关于花的文化的著作。广泛而新鲜的研究对象，使得新史学扩大了历史文献的范围，它令史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书面文献，而出现了史料多样化的趋势。诚如罗什所言，书籍、绘画、纪念物、建筑物、景观，或者别的任何东西实际上都可以是蕴涵着意义的史料（150页）。对于大众文化的关注、对于默默无闻者的兴趣也使新史学与人类学成了近亲。杰克·古迪首先是位人类学家，戴维斯、托马斯、伯克和达恩顿等人也都表现出了对人类学的浓厚兴趣。达恩顿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屠猫记》，正是他和吉尔兹一起在普林斯顿所主持的研讨班的主要精神成果。除了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也是几位新史学的代表普遍认可的方法，尽管他们承认比较史学谈得多、做得少。古迪声称，比较乃是历史和社会科学中极少数能与科学家进行的实验相当的东西之一（15页）。正是他对于非洲、欧洲和亚洲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其国际性盛誉，对他而言，比较乃是破除欧洲中心论的良药。伯克也称自己长期热衷于比较史学，他在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与社会的研究中，将意大利与尼德兰和日本分别进行了比较。还有，达恩顿打算进行关于审查制度的比较研究。这九位史家虽然在各自的领域中力求创新，为新史学做出了突出的成就，但他们并没有将新史学理想化，或将之强加于人，相反他们对新史学有清醒的认识，并对其内部的一些流派、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这首先体现在对心态史的态度上。我们知道，心态作为一种长时段因素曾深受年鉴派的推崇，心态史也在新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古迪认为，心态概念对于历史分析而言并非是恰当的工具，甚至称心态史表露出来的是历史学家们“某种智力上的懒惰”（22-23页）。思想史大家昆廷·斯金纳也表示不会建议学生去研究某一种心态，对他而言，“追问一整套信仰是什么，这样的研究选取的单位是错误的”，他所感兴趣的解释学的任务 “比之心态史学家们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卑微得多”（292-293页）。听取了对心态史的批评后，伯克夫人向年鉴派史家罗什问道：“你是否认为心态史依旧保持着很强的态势？”而罗什则将心态史变成了两个人的工作：只有阿里耶斯和伏维尔确实说过他们在做心态史（147页）。倒是彼得·伯克为心态史提出了些许辩护，他认为所有的概念都可以被误用，不存在什么“正确的”词，心态这样的概念还是有用的（188页）。凯斯·托马斯早在1966年就撰写了一篇宣言式的文章，力主向史学家们“更加系统地灌输各门社会科学”，从而成为了新史学的主要倡导者。然而，32年后接受伯克夫人的访谈时，其态度中庸了许多。他坦言，撰写那篇文章时，“正是人们正在短暂地对计量史学和经济计量史学入迷的时候，仿佛那一下子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一样”，他曾对此深心向往，然而那方面的热情不过是过眼烟云（108页）。用伯克夫人的话说，虽然托马斯根本上还是一个在研究取径上很激进的历史学家，但他现在“更加珍视传统，对于史学方法发生巨大变化的可能性持着谨慎而心存狐疑的态度”（92页）。更加珍视传统的绝非只有托马斯一人，受访者大都重新肯定政治史的地位，重视档案材料与证据，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敬意，与后现代主义保持距离。阿萨·布里格斯和金兹堡都认为政治史是不可取代的，后者甚至提出政治史是历史学中最有希望的领域，当然要以新的视角研究（245页）。罗什更是否定了我们通常的见解—— 认为年鉴学派是排斥政治史的。他指出，“实际上，在早期的年鉴群体中布罗代尔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要让人做政治史。马克·布洛赫不仅写了政治史，而且也开了政治史方面的课程”。纵观当下法国的学术研究与大学教学，罗什认为有把握说“政治史从未在法国消失过”（148页）。新史学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反对19世纪实证史学的斗争中，它倡导用以问题为导向的史学代替那种发现事实、叙述事件的史学。如今，伯克和金兹堡都认为这种倾向有矫枉过正之嫌，使某些历史学家只重阐释、建构，而忽视了甄别史实。依金兹堡之见，在最近这２０年里变得极其落伍的证据观念正在再度变得重要起来，而他本人想 “为这种兴趣的增长尽绵薄之力”（254页）。此外，布里格斯、托马斯、罗什和达恩顿等人也都强调了档案材料、证据的重要性，提出要带着理论和假设来研究大量的史料，同时依靠史料中的证据来修正假说。新史学家们不仅重新肯定了政治史和实证的研究方法，还对马克思主义表示出了敬意。其实，新史学并非与马克思主义互不相容。在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主义都和新史学有相通之处。颇为有趣的是，某些评论者将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和金兹堡的《奶酪和虫》归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典范之作，而两位作者却否认了这一点，他们有意与后现代主义保持距离。各位史家对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采取了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伯克提出，历史学家要意识到历史写作的多样性，可以依据主题来选择研究路径。金兹堡的言论也同样具有代表性，他反对将某一研究历史的路数定为正统，他希望将不同的研究路数结合起来，以宏观史补充微观史，以结构来补充事件。总之，通过了解九位在新史学中引领潮流的大家的学术成就与史学观点，我们获得了对新史学更加清晰、鲜活的印象。最后要指出的是，本书的翻译精确、流畅，使中译本同样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作者：庞冠群

历史有何用

历史有何用？——《新史学：自白与对话》读后该书以访谈形式写成，一共采访了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杰克•古迪、社会史学家阿萨•布里格斯、社会文化史学家纳塔莉•泽蒙•戴维斯、社会文化史学家基思• 托马斯、文化史学家丹尼尔•罗什、文化史家彼得•伯克、社会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卡罗•金兹堡、思想史学家昆廷•斯金纳。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作者对九位历史学家提出许多问题，有些问题是针对不同学者的研究领域或个性所题，有一部分问题是对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有提过，从他们不同的或相同的回答看出他们的知识系统、研究领域、自身特性、看待问题的角度的不同。诸如影响九位学者引入历史之路的人物或著作分别有哪些？（此一点在豆友http://book.douban.com/people/2425819/中有提到）；再如各位历史学家对妇女史的研究情况（如上）；再如各位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http://book.douban.com/people/marxist/）；再如各位历史学家对比较史的应用与看法；再如各位历史学家对微观史学的看法；再如某些历史学家对把报刊、小说当作史料来进行运用的看法？再如某些历史学家福柯的评价；再如某些历史学家对《马丁•盖尔归来》一书的评价；再如各位历史学家如何对待外界对自己著作与思想或理论的批评？再如各位历史学家最引以为豪的代表作。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几位历史学家提出的一个问题：历史研究有何意义？更直接的说历史有何用？一、昆廷•斯金纳（P295）作者问：思想史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教训，要想从研究过去之中得到对于我们不前问题的解决之道，不仅是“方法论上的失误而且也是道德上的过错”，那么，对于过去的研究要如何才是有意义的呢？昆廷•斯金纳做如下回答：在我看来，写作思想史最好的方式就是研究其他任何性质的人类活动的历史学家的传统方式，也即，努力重视所考察的活动中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的意义或目的。这与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思想史的目的乃是从我们的文化中汇集一份短短的文本名册，给它们贴上伟大文本的标签，表示它们有着某些永恒的价值可以提供给我们——大相径庭。我期望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理论本身着眼来重构它们，因而就能够既将它们对于我们而言的陌生性、也能将它们与我们之间的连续性展示出来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对于我们自己的思想遗产和我们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种更加健全的认识。研究过去所具有的道德上的好处来自于这一事实：比之连续性也同样能够给我们以启迪。历史学可以给我们带来教益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揭示我们的某些传统获得了霸权地位而别的却被排挤到边缘的原因，我们就借此可以超越葛兰西所说的我们自己时代的霸权意识形态之外。二、卡罗•金兹堡（P256-257）作者问：你指出，企望从研究过去之中得出对我们所面临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是一种浮浅的历史研究取径。那么，对于过去的要怎么样才是有意义的呢？卡罗•金兹堡如是回答：通过帮助人们体察不同的文化、体察到人们可以是不同的，他们过去不同、将来还会不同，历史学就可以拓宽想象力的边界，促进人们对于过去和现在不那么偏狭的态度。这是以往学者所供认的，但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预言的。他接下来举了个因自己的一封信而影响罗马宗教裁判所档案馆开放的事例，信中他说：教会不害怕将自己交付给学者审判，即便是事关宗教裁判所这样的案子。历史学者的某些举动，改变了教皇的历史姿态!（当然这一事例看来有些普通了，不具有典型性）三、罗伯特•达恩顿（P223-224）作者问：希望告诉读者们有关于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背后某些东西？罗伯特•达恩顿如下回答：第一方面是家庭，对他三个小孩子的教育与期望：关心他们如何在成人世界中找到一个位置。平时看着他们，在他们相当困难时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要从自己的生活是得到满足，完全是照自己而不是父亲的想法来生活。第二方面是回想作者的校园生活：校园生活是美好的，丰富而富足，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方面，然而它与别的民众隔离开来，就在一墙之外，有着很多的可怕的贫民窟和严重的种族问题，作为一名奔忙于各国的知名历史学家，没有丝毫能力来改善这种状况，作者经常在思考：历史研究有何用？第三方面为了回应自己的这一思考，作者开始投身公益事业：诸如参与公共图书馆的工作，让图书馆对任何人开放；走出象牙塔，为普通人服务。四、彼得•伯克（P189-190）作者问：“历史有什么用？”马克布洛赫写了一整本书，试图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那本是一个小孩子天真无邪地提出来的，因为，如他所说，这涉及到“历史学的合法性”的重要问题。你会如何来应对这个问题的呢？彼得•伯克从以下四个方面来作了回答：第一，研究过去的用处就在于它有助于我们在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中给自己确定方向；要理解当前的事件，我们要回到一代人之前，回到60年代。要理解60年代，我们又得回到另一代人。第二，寻找自己的根，寻找自己家庭所来自的文化。第三，在研究自己的历史的同时，也要了解他者的历史与文化，了解世界的历史与文化。第四，对悲惨的历史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是否要写作过去保存下来呢？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它们变成有意识的并且对它们单刀直入，办法是比如说在学校里面讨论它们，让孩子们有机会理解另一方的观点。让不愉悦的记忆促成良好的政治。五、丹尼尔•罗什(P150)作者问：历史学家在当今世界能够作出什么贡献？丹尼尔•罗什如是回答：历史学家要在社会的政治和宗教组织中发挥作用，那可不是件寻常事。我们所起的作用，无论我们所从事的是何种历史，只是为批判性的反思提供例证。在我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表明，事情总是比之人们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那么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是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呢？第一，历史首先具有娱乐的价值。这首先是对历史有兴趣，从而愿意去接触，研究。第二，激发人们的思维，让他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第三，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人类的利益。（历史的用途不应与历史的严格意义上的理智合法性混为一谈。第四，作者把这一问题转为：史学家为什么及怎么来从事历史研究。至于是否值得干这一行，则由读者来决定。下面引用豆友（http://book.douban.com/review/2410097/）一段书评结束本评：作者从存在目的和存在方式两个方面论证了历史学的“用途”。就存在目的来说，第一，“历史无疑具有娱乐的价值”；第二，“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就存在方式这一点来说，作者区分了历史学研究的两个方向：一为实证主义学派，这个派别受18 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唯恐历史学因不具备“实证性”这个特点而被否决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身份；二为唯历史的学派，这个派别在寻求历史的确定性时感到相当棘手，因而只“向自己提出问题”，但不“回答这些问题”。前者以确定性著称，后者以普遍性著称。

开启史学大师的心灵之窗

文：陈　新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9月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中“新史学”这个名词被广泛使用。它有时指代美国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有时涵盖法国20世纪下半叶的史学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在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她是思想史家彼得·伯克的妻子，以下简称伯克夫人)眼中，“新史学”代表在当今史学领域中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史学尝试，以及最终形成的“权威话语”。伯克夫人以访谈的形式，进入了九位“卓尔不群、富于创新精神并且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的心灵深处。访谈的形式与正式的学术作品相比，它在展现受访者的思想时会有得有失，这一点伯克夫人早有预料。虽然访谈文字要显得松散、不够系统，但在她看来，访谈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能够将受访者那些在严格的学术文本中必定要普遍压制的思想和情感表达出来。这样，九篇访谈，我们就可以看到九个个性化的学术故事，它由受访者的个人成长、学术履历、学术灵感的来源、曾经受过的学术影响、个人对学术事业的规划、对待学术的态度等内容构成。对于那些对20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史学思想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的确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杰克·古迪是一位人类学家，罗伯特·达恩顿曾是《纽约时报》的记者，纳塔莉·泽蒙·戴维斯不愿意被人称为“职业历史学家”，阿萨·布里格斯也曾沉迷于经济学，凯斯·托马斯将文学材料当成史料来研究社会史……这些跨学科的因素几乎是当今所有社会－文化史大师们的共同特征。我们很难在这些历史学家的专业性著作中获得如此丰厚的背景知识。有了这些知识，我们才能够更明了这些史学大师们的思虑是如何延伸到令自己关注《人与自然世界》(凯斯·托马斯)、《奶酪与虫》(卡罗·金兹堡)、《服装的文化》(丹尼尔·罗什)、《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罗伯特·达恩顿)这些名著中涉及的主题。正如伯克夫人所说，访谈成了一种更加结构严谨的文本的补充物，它给读者提供的是史学大师们的思想快照。彼得·伯克在访谈中引用过爱德华·卡尔的一句话，“研究历史之前，先要研究历史学家”。他说，如果你对历史学家写作的目的和他们看待过去的观点一无所知，就很难看到历史学家们的长处与弱点。例如，当我们将卡罗·金兹堡称为微观史学的悍将时，他却说道:“我对包括微观史在内的各种标签没有兴趣，因为它们很容易变成口号。”昆廷·斯金纳则告诉我们，他1969年发表的那篇思想史研究的宣言书《思想史中的意义与理解》，就是要挑战当时盛行的两种思想史研究路数，让传统史家们震惊和恼怒。访谈以一种计划性与随机性相结合的方式，努力开启受访者的心灵，从而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历史学家的窗口。

不是书评的几个问题。

阅读本书是一次总体看来快乐的经历，毕竟通过访谈的方式，帕拉蕾丝—伯克让我们了解了世界一流史家的经历和所思所想，为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些不确定和某些疑惑壮胆以及解惑。身为史学家的问题。这在帕拉蕾丝的每一次访谈中都有涉及，这让我们知道身为史学家，他们是怎么认识自身，以及如何成为现在的自己。有一点意外的是，历史作为贵族学科这样的认识，在这九位历史学家身上得到了部分的验证，至少家境在他们身上不成问题，九位史学家多为家境殷实，且颇有家学。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自己历史学家的身份却充满了不安甚至否认，宁愿身处于边缘。对于职业历史学家这样的名号，充满怀疑。妇女史的问题。这是作为女性史家帕拉蕾丝较为关心的问题，在每一次访谈中，都有相关问题涉及。我想令她失望的是，所有史家或多或少都注意到了性别研究以及妇女史的重要性，然而，每一个人都没有涉及这一部分。即使是唯一的女性受访者娜塔莎·泽蒙·戴维斯也并为投身于妇女史研究。足见于妇女史在似乎并不具备它宽广领域等值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问题。这也是编者在问题设计中最为关注的问题，每位受访者都对于自己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释。并不意外，马克思主义对于每位受访者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他们或多或少都以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原理作为自己的研究起点。这也让人对比了以马克思主义相号召的我朝。在我朝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下，基本上所有经历过义务教育的人对于马克思主义都充满了戏谑和恶感。然而，正如罗伯特·达恩顿在访谈中所说，有很多不同面相的卡尔·马克思。然而，我们一直了解的只是经过列宁以及中共转手之后的中苏混血马克思。现今，马克思又以一种近乎妖魔化以及中国问题的原罪被讨论着。相比之下，国外学者至少是在严肃的对待作为哲学家和思想者的马克思。关于反思。学界近年来开始有反思新文化史以及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声音。在本书的诸位史家看来，新文化史、微观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都是需要反思以及批判的。国内学界部分基于此，开始了对于新文化史以及后现代主义所造成的史学碎片化进行反思。然而，学界的现实是，新文化史并没有像样的著作群出现，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史学也多是口号多于实质。古人说：入室操戈。现在入室尚且不能，又何谈操戈？反思当然是必须的，但是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更为重要的似乎应该是借鉴与反思并行，而不应是打着反思的口号，行倒退和僵化之实。校对的问题。这是本书最让人不愉快的地方，不知道责任编辑的责任在哪里？本身并不难读的访谈录，在责任编辑的帮助之下，难度增加了不少，现仅就我所发现的错误列于下：他们想要更其像经济学家（4）【不知道他们是要闹那样？】坐在图书馆离（里）研读这些写于几百年前、内容又是有关我所熟知而又触手可及的地方的手稿，这真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而又愉快的经历。（96）【错别字这样低级的错误出现在本句，真是充满了黑色幽默。】凡（丹）尼尔·罗什（125）【如果说错别字已经是低级错误的话，那连人名都弄错就简直是难以忍受了，特别是这是受访者的名字，还特别加黑放大，你是怕你的错误大家看不见么？】然而在我和（？前文看来应该是罗伯特·达恩顿，或者和为衍字）看来，问题在于要了解这种事的发生何以可能，……（141）（丹尼尔·罗什可以被评为本书最大的悲剧人物，这一部分的访谈录可谓错误百出。这让读者弄不清楚，这一句所下的论断到底是丹尼尔·罗什与罗伯特·达恩顿的共识，还是自己的创见。）我读了好几遍《词与物》，却对这一直（？）究竟是什么意思疑惑不解。（146）【福柯自己恐怕都会笑了，到底是你难懂还是我难懂？】翻译的问题。本书的翻译总体来看是晓畅通顺的，然而，译者的部分翻译和用词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垂垂老矣（37）【我一直觉得这一个词用来自谦是可以的，可是学生说老师垂垂老矣是不是不太合适呢？至少我是老师的话不会高兴学生说我垂垂老矣，即便看上去颇有文采。】关于菲利普二世的巨著的第二卷太注重细节，难得让人有用（98）【这一句我不确定是译者的问题还是责编的问题，总之，这句话让人读起来就是不舒服。】并且，在这些压力中，正规教育是最彰明较著而又训导有力的。（102）【本书译者的翻译总体来看是较为平实的，这大概也是受体裁所限，毕竟谁会在访谈中之乎者也形而上下呢？可是，平实的翻译中时不时跳出“彰明较著”类似的的词汇，有些突兀。当然，此条只是基于我个人的阅读习惯。】你可以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因为你是一个牧师的儿子，然而，你也同样可以成为一名圣徒。（235）【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这句话的逻辑怎么就这么乱呢？】本书翻译的另一个小问题就是，“乃”这个字。本书中，这个字的出现频率较高，很多转折表达中都可以见到她的影子。当然，每一位文字工作者都可以有自己的语言习惯，但是如此频繁的使用“乃”总会让人有点单一呆板的感觉。尤其是我后来阅读的过程中，数一数用了几个“乃”成为了一种消遣，以至于有满眼是“乃”的错觉。

一位专业人士的评语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历史的观念译丛”的《新史学：自白与对话》(2006)是访谈集，是反思所谓的“新史学（主要是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的历史编纂学的书，英文本是2002年出版的，但访谈的时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不知是不是因为世纪末大家都想检讨过往的成绩，还是历史学发展本身正好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与《新史学》类似的访谈录或论文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之后陆续出现。我手边就有另一本访谈录《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1998）和一本论文集《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1995）。这两本书题旨相近所以接受访谈的人与撰写论文的人有许多重叠，像Arthur Danto、Frank Ankersmit、Stephen Bann、Hans Kellner、Richard Vann等人两书都出现。《Encounters》虽然也是讨论历史哲学，访谈对象却比较不局限专门搞历史哲学的人，有专治史学史的Georg Iggers，和专治文化史的Peter Burke，再加上德国史学理论专家Jörn Rüsen，后记则由美国新文化史重要学者Lynn Hunt执笔，所以这本书路线比较宽一些。不过这两本书毕竟还是把重心放在历史哲学上，而不是实际的历史研究、写作上。《新史学》的访谈对象则是写历史书的人，不是写历史哲学书的人。《新史学》共访问了英美法意等国的历史学家共九人，英国有五人超过全书一半，分别是：Jack Coody、Asa Briggs、Keith Thomas、Peter Burke、Quentin Skinner，美国有二人：Natalie Davis、Robert Darnton，法国是Daniel Roche，意大利的Carlo Ginzburg，这本书的访谈人和编者是Peter Burke的太太Maria Lúcia Pallares-Burke，他本人是拉丁美州史的专家。《新史学》让我比较讶异的是开头第一个学者Jack Goody，我一直认为他是人类学家，中文学界也较少提到他，他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著作等身，而一直要到2004年才有了他一本著作的中译本（《饮食与爱情》）。我读了Goody的访谈，不禁佩服编者的眼界：Goody确实可以算是历史人类学的先趋之一，而与新史学的一个特徵就是受人类学的影响颇深。因为《新史学》的访谈对象都是实际研究并撰写历史书的人，所以读起来没那么难懂，就如编者说的：“对于历史编纂学普遍问题的反思，往往自发地出现在这些历史家谈论他们自己研究的时候。”从这几篇访谈，我们的确能了解这些杰出的学者怎么思考问题，这是最宝贵的知识了。如果对历史学发展有兴趣的人，《新史学》值得一读。作者: gidiok 发布日期: 2006-12-17 查看数: 出自: 网上读书园地(www.readfre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