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章节试读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的笔记-第300页

Natalie Zemon Davis：至于历史，它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它给了我所缺少的对于过去的感受，而且还因为它符合我对于政治的浓厚兴趣。……我在更年轻的时候，往往在人类经验中找寻更加令人乐观的方面，甚至于到它们所可能从中出现的压迫和管制的经验去找寻。如今我依然能够以更多的冷静和忧伤来写这个方面，然而，我也会乐于探讨人道，，而它在我眼中更加复杂，我对它也有了更加广泛的经验。……因为我作为一名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去理解过去，围绕着塔进行研究以获得尽可能多的证据，检验我手头的证据，尽我可能来解释它，使提出的各种问题和材料所显示出来的东西有一个好结果。……历史学通过它所赋予你的视野，通过它给予你的智慧或者耐心，以及那种令人沉稳下来的对于变革可能发生的希望，来为人服务。……要想清楚认识某一时期，最好是考察那些使得人们发生分裂的深刻的矛盾冲突，而不是人们所深信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说，各个时期和各个文化是由人们内心深处所共同具有的看法或不确定性聚拢在一起的。理想的状况是，单个的历史学家应该在某个时期尝试进行不同模式的研究，这样就可以了解问题所在，了解地方性和普遍性的框架之间的联系。
Daniel Roche：在我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表明，事情总是比之人们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
Peter Burke：要做一个优秀的史家，首先最必不可少的，就是想象力、穿透力以及提出恰当问题而又知道到哪儿去寻找答案的天赋。……我倾向于将焦点放在某个特定的时空，同时又力图将核心问题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框架之中。……研究过去的用处就在于它有助于我们在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中给自己确定方向。
Robert Darnton：我认为，所有历史学家都应该有一段时间来为报纸报道强奸、谋杀和持械抢劫。目的只有一个，必须把事实搞对。
Carlo Ginzburg：若干年前，有人问我，在我看来历史学中最有希望的领域是哪个，我对此的回答是：政治史。……将中心与边缘必定相互蕴涵这一事实纳入考虑之中。……一个让人心生敬意的学术规划可以很轻易地变成陈腐的俗套，让它的支持者们自以为是---这是我很厌恶的东西。……（对史学碎片化的回答）：历史学就像是波义耳之前的化学或者欧几里得之前的数学，也就是说历史学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创造了强有力的统一性范式的一位伽利略或者一名牛顿。而且，也许也不会有这样的人了，而这就意味着历史学也许永远就维持在一个前伽利略或者前牛顿的阶段。……多读小说。
Skinner：语境中的思想（Ideas in Context)；历史学家同时也要成为富有想象力和理论功底的人，他们的理论功底要提高到比如说福柯那样的非同寻常的程度。……单纯把事实搞对头并非历史系的要务。……我们应该提出新的、重大的和真正富于想象力的问题，使得现存的事实能够被以新的方式来加以关照的问题。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的笔记-第201页

为了打发谋杀案和持械抢劫案之间的时间，我阅读了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我知道我不能再其他记者面前堂而皇之读这本书，因此我把它藏在《花花公子》的里面。我依然认为这是我所读过最伟大的史学著作。
。。。。。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的笔记-第18页

问：
那么，历史学与人类学融合的好处又在哪里呢？
杰克·古迪：
如果你进入一个没有历史记录的文化，就有一个可怕的危险，认为它一直就是那个样子；比如说，希瓦罗人和祖尼人的行事方式中就有某些东西乃是天然如此的。而我们可以确信无疑的就是情况绝非如此。相反地，文化永远是在变迁之中。我近来对人们对于肖像的态度所发生的变化很有兴趣，我认识到，各个文化并非永远就都是喜爱绘像的或者崇拜圣像的，而是时时都在变化。于是，像是中世纪英国那样一个天主教的社会，花用得很多，在变成新教时却改变和槟弃了这一点；而到了19世纪又有了变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没有被注定在更长的时段内都持有特定的态度。倘若你从一个剪影的角度，从同时性的视角来看一个社会(就像我们习惯于在人类学中所说的那样)一一那基本上就是你在一个社会中进行田野考察时所能做到的一一你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文化乃是以某种几乎完全是物质性的形式返回到时间之初的东西。正是这样的假定使得人们能够谈论比如说是阿散蒂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就是通过给予我们在人类学中所缺少的时间维度和深度来挽救我们。确确实实，在缺少我们所研究的文化的早期材料时，人类学并不总是能够获得时间深度的；不过，人类学家至少可以在心中明白这样的可能性，那就是，他们所考察的这些世界观和态度并非必定就是永久性的特征；在所有社会中都一样，这些态度可能包含着潜在地导致了时间中的变化的各种冲突。近来，某些对于非洲若干民族的研究就对此提供了证据，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民族对于肖像的态度所发生的变化：从造型艺术转向了抽象的形式。
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人类学对于历史学可以有所裨益，通过它考察某些问题(如亲族关系)时的理论视角和概括方式来影响历史学。人类学可以以其在不同参照系中加以分析过的广泛素材，来帮助历史学家对某些问题进行研究，比如说婚姻规则和继承制度的问题。我自己就发现，与E.P.汤普森和琼·瑟斯克(Joan Thirsk)为"过去与现在丛书"关于不同的继承制度的一本书而进行的合作研究，让我兴奋不已，从更加广泛的参照系中考察欧洲的继承制度，引发了若干有趣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妇女的时候。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的笔记-第164页 - 彼得•伯克

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历史学家根本而言是个转译者，试图让一个时代为另一个时代所理解。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的笔记-第8页 - 黑非洲为何没有花文化？

杰克·古迪：
至于非洲之所以没有花的文化的原由，我以为是这块大陆从没有经历过对于欧洲和亚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青铜时代的变迁，也即城市革命，正如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所清楚表明的。没有书写系统、犁、精耕细作的农业，手工业范围狭窄，没有原始工业化，没有记账制度，非洲社会也不具有大庄园、闲暇阶层和浪费经济，而那是让花的文化和某种特定菜系的发展成为可能的东西。确实如此，因为菜肴的精致分化和花的审美用途要以经济分层为前提。你可以到一位非洲酋长的家中，他在政治上可能身居高位，然而却吃着与共同体中任何别人完全一样的食物。因此，比之那些经历了青铜时代的城市革命的社会，非洲的文化分层要少的多。大致说来，元论是在非洲何处，你听的是同样的音乐，吃的是同样的食物，实行的是同样的礼仪。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使用人工养的花或者即便是野花的余地。花被看作是果实或者树木的预备，而将它们攀折下来乃是一种浪费。这在本质上与我母亲对于从苹果树上砍下树枝所会持有的态度并无二致：你那样会破坏果实的。并且，倘若说非洲人从来没有像在中国和印度——人力控制的农业在那里有着高度的发展——那样驯化野花的话，那部分地是因为他们更加关注于驯化生活必需品，并且因此就将花的使用视作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