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探微

章节摘录

书摘 中国中心之世界秩序：神话与事实      有人常以中国之世界秩序为一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理论上，此秩序最少有三方面是层级的：中国是内的、大的、高的；而蛮夷是外的、小的和低的。然而，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观察以后，即可发现这个多面的中国中心之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从许多程度不一，甚至有时几近于零的事实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神话。      在东亚，中国以军民合一的力量无疑经常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但是不可就此推论，中国毫无其他文明国度存在的观念。汉朝史籍对文明的西方民族--大秦（大秦，字义上即伟大的中国），即极为赞扬。中世纪时，许多中国人崇拜印度，因为那是佛教的老家。又有许多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对待邻近的民族如平等之敌国，譬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以及后来的吐蕃；宋与辽、金、元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他们彼此还常常用一些亲属的称呼，如：宋帝与辽帝即以兄弟相称。不过，西元一一三八年，南宋高宗与金人媾和，却被迫接受臣的地位。后来他的继承人（译按：宋孝宗）把地位改善为侄，称金帝为叔，叔即父亲之弟。汉朝、唐朝为了维持边境的和平，常把公主或皇族的女子嫁给蛮族的领袖。每年还要送大量值钱的礼物给北方的邻族，名义上是经济援助，事实上从另一面看，就是朝贡。"外国"一词，并不始于十九世纪而可以追溯到汉代。宋朝，"外国传"已成为史书中的一项。因此认为在西元一八○○年以前，中国没有国际交往的经验是不正确的。    无疑，中国在周朝后期曾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国的观念。近代某些学者曾将春秋时代（西元前七二二--四八一年）的列国和近代的国际关系相比拟。战国后期（西元前四○三--二二一年），列强独立，不再尊周工。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时，其实就在为一个国家下定义。周代末期（至西元前二二一年）"天下"和"中国"之间有了区别，后者把边远的国家如秦、楚、吴、越排除在外。    中国的内服、外服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观念。传统上我们把这种观念推到渺茫的远古。夏、商时，据说有五服之分，而周有九服。九服或九极之最外者叫蕃服或蕃极。蕃字是草字头，著字另一个写法是草头水旁的"藩"字，意思是"屏藩，藩臣"。后来，草字头的蕃，也用做藩字的意思，指"外国的、蛮夷的"。    虽然这些周密的区分大部分是凭空虚构，但是似乎也反映了商、周时一个较合乎事实地内服--王畿，和外服--诸藩的划分。当然"内"、"外"只是比较而言，因此我们可以说内还可以有内，外还可以有外，一直分下去。由于军事、文化扩张的结果，一些外服可以被并入内服，所有诸善都有变成外藩的可能，或者更通俗他说，所有生善都可能变成熟蕃。    然而，内外相对的用法，并不意谓中国和邻邦或藩属之间没有疆界。史书中有许多争论和解决疆界问题的例子。有一次汉帝（译按：汉元帝）曾提醒匈奴单于，边塞不仅是为了防外患，也为了防止中国罪犯逃逾边界。当然，边界不必常是一条线，它可以是一块双方都不准占领和垦殖的地带，也可以是一块其居民同属两国的地带，或一个缓冲国。中国皇帝也可能片面地宣布一个疆界，例如：据说宋太祖曾以玉斧在地图上沿云南大度河划一条线，宣称："自此以外，朕不取"。王赓武教授也指出明太祖曾将十五个或更多的国家，包括朝鲜、日本、安南和爪哇等视为"不臣之国"，中国对他们将不加征讨。此外，还有一点须记住，文化的和政治的疆界无须一致。书摘 李雅各（James  Legge）在一八七二年出版的《春秋左传》英译本序言中，曾严厉批评中国的官吏和人民不能够"了解中国仅是世界许多独立邦国之一的事实"（页五十二）。所幸也有少数例外，郭嵩焘（西元一八一八--一八九一年）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约于十九世纪中叶，郭嵩焘已经意识到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局势里。在儒家传统中成长的他，很快就回到历史中，去寻找有用的教训。他将秦、汉以至明代的外交作了一次历史的观察，著成《绥边徵实》。其目的在纠正南宋以来学者虚文无实之弊。以下是摘自该书仅存的序文部分：      善夫班氏之论日：圣王制御蛮夷，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    慕义贡献则接之以礼，羁糜不绝而常使曲在彼、自唐刘贶述武指驳班氏    之失，以谓详而未尽，后世儒者，袭用其说，务为夸诞，而后汉、唐控御夷狄    之大略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新莽（西元八--二十三年）时，严尤论御    匈奴无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刘贶反之，以为周得上    策，秦得中策，汉得下策。周世猃狁（一般认为是匈奴之祖）未至强盛，时    戎之难，平王东迂，遂丧成周，安得有策哉？      持论者徒日间隔华夷，无穷兵而已。然不欲穷之于秦、汉强盛之时，    而乃欲穷之于靖康、绍兴积弱之日，此又何说也？班氏之言日  绅之儒，    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董仲舒大儒，魏相名臣，皆  绅之儒也。    南宋之初，言战者一出于  绅，而韩世忠、岳飞之流，犹断断然能以战自    效。继是而文吏高谈战略，武夫将帅屏息待命，神沮气丧，功实乖矣。      是以宋明之世，议论多可观看，而要务力反班氏之言，常使曲在我。      郭书据说共二十四卷。假如此书仍存，且能印出来，无疑是一本有趣的书。现在我们可以进入本文的主要议题了：古典儒家应付非我族类的传统，帝国时期对绥边的见解，尤其是羁縻政策。

书籍目录

本书说明

自序

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

国史诸朝衰刍论

附录：朝代间的比赛

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

附录：《习贾须知》

国史上的女主

国史上的人质

明代上的人质

明代地方行政

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

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

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

编辑推荐

在西方汉学界和中国史学界，杨联升的学博识卓，是同行一致公认、咸相推服的，学者或誉之以"茂堂小学竹汀吏，君兼其长非模拟"（吉川幸次郎句），或比之为"东方伯希和"，而要以周一良教授与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教授的概括最为探本得要。周云：        莲生的学问包括中国历史与语言两大方面。语言兼及      古代和现代，历史则上起先秦，下迨清末，领域涉及经济、社      会、政治、文化、宗教，以至考古、艺术等部门。他善于发现      问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小以见大。论著每多创获，      深得陈寅恪先生学风的三昧。戴云：        扬联升的学问出于他把一己的才性运用在中国最好的      博雅传统上面，因此他擅长于对浩博的资料进行精密的分      析并从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汉学散策》序）    本书的每一篇论文，都可作为上举评价的例证。               三    我们试以作者六十年代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演讲《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兴建考》）为例，来窥作者治学特点的一斑。首先是对史料的广泛占有。作者在文中引到了张仲礼教授的成名作《中国绅士》，称赏"这个扎实的研究，应用了各式各样的材料"，而这正不啻是夫子自道。在本文中，作者引录所及，从经史要籍到小说笔记，从方志别集到考古资料，真是百体皆备，巨细不遗。这自然不是急就而能成功的。关于这一点，余英时教授有亲切的记述：        杨先生的基本功力自然是在中国史学方面，他的每一      项研究专题都是先在中国史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证据，然      后才加以整理。这是继承了清代以来中国朴学的传统……      大体上说，杨先生平时在一定范围内博览群书，现代社会科      学的训练则在阅读过程中发生部勒组织的作用。读之既      久，许多具体问题便浮现脑际，而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层次和      关系也逐渐分明，这时有哪些专题值得研究，并且有足够的      材料以供驱使，都已具初步的轮廓，然后他才择一专题，有      系统地搜集一切有关的材料，深入分析，综合成篇……总      之，杨先生的论著都是读书有得的产品，他所提出的问题无      一不是从中国史料内部透显出来的真问题，不但有客观的      基础而且具自然的脉络。以这样的治学态度、据这样的治学程序来从事学术研究，才能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才能不流于拼凑剿袭、信口开河，才能使这一篇精粹的论文远胜过一部乃至多部充塞着水分与杂质的所谓专著。而作者犹不自满，遗憾本文"材料尚未收集完全"。在文未他特别提醒说，中国历史文献固然存在显而易见的局限，但仍然是"一笔丰富的材料"，希望本文能"显示利用中文文献对一个有意义的题目做深入的研究是会有成果的"。同意这样的结论是容易的，因为事实已经摆在这里；但效仿这样的榜样却不容易，因为那需要并非人人都具备的能力和耐力。                          四    其次是对史料的准确把握。占有史料还只是第一步的工作，由于语言随着时代而发生的变化，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时代可能有不同的涵义，呈现出复杂的形态，使后人或根本不解，或发生误解，这就需要具备一定的训诂学素养，对史料加以严格的鉴定与准确的理解。作者反复强调他的基本立场是以"训诂治史"，指出：        要研究中国史的人必须具有起码的训诂学素养。够不    上这种要求的研究者，只能算是玩票性质，而不会成为一个    全健的汉学家。毕竟中国史的主要资料仍旧是典籍，虽然    考古材料与口耳相传的掌故也很重要。训诂学的一大法宝    --典籍考证学能够使研究工作者在使用文献的时候，保    持高度的谨慎。一旦有了一份典籍，其他训诂学的技巧就    能够帮助研究者正确地去了解它的意思。我得承认这些东    西并不就构成汉学的全部，但它们确实是汉学的基础。作者对此举例作了阐发，其中之一是汉学名家魏复古（Karl A.Wi-ttfogel）在他的名著《东方专制论》(Oriental  Despotism，A Ssudyof Total Power）中由于对汉代碑文的理解不确，从而对历史作了远离事实的描述分析，足见在文字理解上差以毫厘，可能导致在史实认识上谬以千里。十余年后，作者在新亚书院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演讲时还特别提到这一点（《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引言）。                      五    再次是对史料的高明综合。作者是受过社会科学严格训练的现代学者，他重视训诂，但并不作那种可作可不作甚至作了不如不作的鸡蛋里挑骨头式的训诂，而是通过关键语词的考释，来揭示历史的真相及其所蕴含的意义。在前引新亚书院演讲中，他明言特别"令我向往的是考据而兼义理的训诂创见"，并对陈寅恪先生"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观点作了推阐，指出由于"一个字牵涉许多重要事物，则其研究皆可构成一部（不必是全部亦不可能是全部）文化史"。在《兴建考》中，作者通过对"均"和"和"这两个概念的贯通诠释，将各种有关的史实作了综合分析，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作了示例。他声明：      在思想的领域里，作划地自限的研究并没有什么好处。   囵为人们思考的时候，总不会把自己限制在某种学科或哪   一门科学所界定的特殊范围内。我主张将经济思想放入整    个历史背景中讨论，特别应重视经济思想与有关政府功能    的观念、社会上种种人群的角色、甚至于超自然的可能影响    为三者间的关系。我将从两个十分密切的主要概念"均"与    "和"（平等化与协调化）的重要性出发，开始讨论。继这两    个名词的讨论之后，我将先谈谈整个帝制时代，中国人为调    和治者和被治者之间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欲望需求、调和社    会上各种人群间的利益冲突，还有调和长期、短期的观点所    作的种种努力。通过对史料的广泛占有与准确把握，从各种表面上似无牵涉的现象中找出其中的关联，进而加以富于条理的综合，从而"不但让历史学家们能够重建一个相当清楚的公共财政图像，而且也能重建一些民众生活史的外貌与细节"。超卓的综合能力透露出他湛深的理论素养，只是既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因此他从不把西方的概念强加于中国材料之上，他的社会科学的修养融化在史学作品中，而不露斧凿的痕迹：这是所谓'水中盐味'，而非'眼里金屑'"（余英时语）。作者的这种治学风格，应该也是得之于陈寅恪先生的真传的。                           六                                                                                                    作者生前曾自订中文论文十四篇及书评五篇，编为选集，冀在北京出版，可惜书出他已不及亲见，这就是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杨联升论文集》。本书则是他的英文论文选译集，译文曾经作者审订首肯1983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现在改版重印，以广其传，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以本书的论题之广，考索之精，相信有关文史领域的研究者，大抵都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而有心取法乎上的初学者，也可以从中领略到真正高水平的学术研究风范。

作者简介

杨联陞先生《1914—1990》，字莲生，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在陈寅恪先生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法》，嗣后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历史系，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即留哈佛任教，五十年代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晋书食货志译注》、《中国史专题讲授提纲》、《中国货币及信贷简史》、《中国制度史研究》、《汉学散策》、《汉学论评集》、《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等。在论其生平与学术的文字中，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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