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发微

章节摘录

国史漫话此稿成于云南宜良，在余《国史大纲》成书之后，继《史纲引论》发表于昆明之某报，张君起钧剪存之。携赴重庆，又转恩施，并挟之以赴北平。嗣又携此稿来台。辗转数万里，历时三十载。张君检以示余。余久忘之，重获展读，深感张君郑重此稿之美意。张君重欲将此稿刊布于《自由报》，特附识此一因缘以告读者。（一九六八年七月）（一）国史规模的宏伟去年五月中旬，始草《国史大纲》（以下简称《史纲》），迄今年六月成书。《史纲》辞尚简要，意有未尽，偶为漫话。草《史纲》既竞，特标四信念于端，曰，凡读吾书，请先具下列四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尤必附随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否则等于只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三、所谓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无一点价值，亦无一处可以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而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前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此乃表示其国家民族文化之堕退与消失，并非表示其国家民族文化之发皇与向前。右列四信念，标之今日，似为突兀。然静待时间之经过，此四信念，终将为我国人所首肯而接受。否则，久而久之，窃恐所谓中国史，亦将追随于埃及、巴比伦之后，为世界热心考古之士，提供以一种所谓东方学之资料而已。既根本无所谓国史，则自谈不到上举之所谓信念。怀不能已，复标举之于吾漫话之首。义取共鸣，无烦详说。治国史有一首先应当注意之点，即国史之大。所谓大，并非故自夸大。乃有客观事实，可以数字明确指陈者。要言之，一则我国史所包疆域之广，一则我国史所含人口之多。中国为一广土众民之国家，自古迄今皆然。此实使我国家民族能翘然特立于斯世。若不注意于此，则对我国史已往之精神与意义，将索解无从。西人治史，多盛推罗马。又以罗马建国，与我秦汉略同时，故论中西史，每喜以罗马与秦汉相拟。其实罗马立国规模与秦汉大异，（《史纲·引论》中已及之）即就大小一端论，便见两者之迥乎不侔。罗马初创，版图不过四百方哩。以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说相绳，则略相当于我春秋时期一子男之国，如郑、许之类。罗马之扩大，始于腓尼基战役开端之后，第一次腓尼基之战，罗马围攻阿格立真坦（Agrigentum），阵亡及病死者不下三万人。第二次腓尼基之战，康纳（Cannae）之役，罗马大发禄为汉尼拔所败，罗马军队之阵亡者可五万人，俘虏亦万人。量其情形，约略相当于我国初期梁惠王称霸前后之列国兵争。就时间上横切面言之，则第一次腓尼基之战，正当于中国史有名的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于长平。此年即罗马海军迈利之战，对迦太基获第一次胜利之年。第二次腓尼基之战，则当在我东方豪杰革命亡秦，楚汉相争之时代。就鸿门宴一时言之，项王兵四十万，而沛公兵十万。汉尼拔撤马（Zama）之败，战于迦太基之附近，则正值项王垓下之围之年。兵卒之众，杀人之多，殊不足为其民族国家历史之荣耀。然场面之阔大，牵动之繁复，亦不失为估量当时才力意气之一种标准。楚子玉治军，不能逾三百乘。而韩信自许，将兵多多益善。此正可见双方军队组织力之强弱。抑且罗马与迦太基，为两异民族之斗争，为罗马历史之向外发展。而战国史上之秦赵相争，以及秦汉之际之楚汉相争，则为中国史上之内部变动。惟其向外发展，故经三次腓尼基之战，而迦太基归于毁灭。惟其为内部变动，故秦赵相争之后，继之者为东西凝合，而造成中国之统一。并非秦民族或秦国打倒或毁灭了，赵民族或赵国。至于项王与沛公之争，则如庞培之与恺撒而已。若再翻阅地图，试将罗马与迦太基三次战争牵涉之地域，约略以红笔划一圆圈，再就战国史秦并六国，乃至汉代创建之地理，亦约略以红线划一圆圈，对照比观，即可知我所指当时双方大小不侔之真相。即以罗马极盛时代而论，虽地跨亚、欧、非三洲，然亦限于地中海四围之附近。东不越幼发拉底河，北不越来因多脑河，截长补短，仍不能与秦汉疆境相拟。（手边无书，不能为详细之估计。）历史上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疆境之扩大，固亦并不足以即指为其历史之光荣。然论者谓罗马自三次腓尼基战争以后，不仅迦太基从此毁灭，而罗马人自己之自由，亦从此摧毁。自是以往，罗马人兵力所达益远，罗马内部政治则黑暗益甚。是罗马既以武力毁灭他人，更复以武力破坏自己。故名为四百年庄严灿烂之罗马史，及其覆灭，徒贻后代以一段长时期之黑暗，与夫黑暗中对于神圣恺撒之一片想像而已。论罗马之立国，本为一种希腊城邦式的贵族共和国模型。及其力征经营，扩土益大，成一外表庄严灿烂之大帝国，而实未尝予此大帝国以相符之内容。与我秦汉大一统政府之政制相较，则秦汉政制，实为有一日之长。自罗马覆亡以后，西洋史重返于破碎。直至最近，中国之广土众民，犹足为世界之冠。然则如何凝成此一和平统一的大局面，而使之绵延不坏，其间自有种种苦心，种种特点，用以造成我国史独有之风格。固当首先指出，为治国史者所注意。（二）善变日新的中国通览国史，我民族实乃一善变之民族。而我国之所以历久不弊，亦惟我民族善变适应故。晚近国人，每疑自己为一顽固守旧不喜改进之民族。此固由于清季海通以来，国人求变心切。至于最近我们何以急切不能变出成绩来，则当另论。而另一原因，则由于晚近国人不悦学之风气，对本国以往历史实少研寻。国人每谓我立国于东亚之大平原，环而处者皆蛮夷，其文化力量远不逮我，遂以养成我固步自封，自尊自傲的态度，而永不变进。其实任何一民族，一国家，其政治文化，并无历数百年而不弊之理。若待其民族国家内部之文化政制等已臻腐败，则如果熟鱼烂，并不要外面再有他力，其自身生命即趋毁灭。当希腊人战败波斯之侵略以后，亦未尝遇到外面有文化更高之力量。然而一马其顿，即足以吞并希腊而有余。当罗马人战败迦太基之劲敌以后，其外面亦何尝有文化力量更高之民族。然而北方蛮族，即足以蹂躏罗马而有余。何以故？由于当时希腊、罗马内部文化力量早已腐败衰息故。且希腊为马其顿所并，罗马为蛮族所破，此后即难再起。何以故？亦由其内部文化力量早已腐败衰息故。希腊略当于我春秋时期，当时所谓南蛮北狄，中国之不绝如线，微管仲，我其披发左衽矣。当时中原诸邦虽遭外患，而犹能保全自己文化维持于不弊。及秦汉之际之匈奴，更为中国当时一大敌。试问万里长城之国防工作，较之罗马之驱逐高卢人于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外者，其艰巨之相异为何如？阿提拉之统率匈奴人以纵横驰骤于欧洲大陆者，其先则由汉人逼而西迁。可见中国之所以得保存其文化，维持其国家，历久而不弊，并非四围无强敌，乃在其自身内部之别有原因。此原因为何？即其文化力量之不致于腐败衰退。何以希腊罗马之文化力量，经过一相当时期，即归于腐败衰息，而中国独不然？则以中国民族较为善变故。请再具体详言之。希腊之有雅典与斯巴达，可谓其城邦文化发展之极致。然城邦文化发展至相当时期，即发展至相当程度之后，此种文化即难再继。雅典、斯巴达人不能再从城邦文化变进，而终自束缚于其故套中，则宜乎其卒归于毁灭。中国春秋时代，中原诸侯之立国规模，亦与希腊之所谓城国者相等。此层《史纲》已言及。后经戎狄侵凌，而诸夏大结合以为抵抗，于是有齐桓、晋文之霸业，此则如希腊诸城邦之有伯罗奔尼撒联盟，及后来亚该亚联盟及挨陀利亚联盟。然春秋诸夏之联盟，为由城邦转进于新军国之一种过渡。此层《史纲》已言之。而希腊诸邦之联盟，则卒无成就。是春秋时期中国民族之善变，而希腊人之不善变也可知。故希腊文化，始终狭窄在各一城圈之内。雅典为其最大之一城，其居民最盛时，殆不过三十万。其他则鲜有过五万者。其中半数或大半数为奴隶与客民，平民中三分之二又为妇女及儿童。中国西周时代，本为一和平统一的大局面。春秋初期，中原诸侯其国家规模亦复与希腊相类似，此层《史纲》亦略言及，然至战国则大不然。即就临淄一城言，已达七万户。户三男子，胜兵者二十一万人，此皆平等之公民。而齐之为国，共有七十余城。中央之与地方，亦异于征服者之与其领土。试读苏张策士之文，其估量各国之疆土财力与武备，可见其时新国家之外貌与内容，固已焕然与春秋时代不同。惟其经此一变，遂使当时中国民族之文化益得发皇滋长，而无沦亡于蛮族之惧。今人读希腊、雅典、斯巴达之记载，辄惊异叹赏其文化之高。其时中国春秋时期之诸侯，鲁、卫、齐、晋、宋、郑诸邦，亦复各有其独特面貌。此层《史纲》亦略言及。惟较希腊诸邦为善变，故能调和融通，以开后来之新局。苏格拉底、柏拉图在雅典之讲学，亦为治西史者所艳称。然以与临淄齐威、宣之时稷下先生讲学情形相较，则规模之大小，亦迥不相侔矣。此专就外面事态言，并未涉及其所讲之内容。重在证明当时中国人意态之开展。关于稷下讲学详况，拙著《先秦诸子系年》有所考订，兹不赘述。总之，希腊人未能超出自己城邦之范围，故其演进不得不告一段落。中国则自春秋城邦跃进而为战国时代之新国家，而其前为西周，其后为秦汉，皆属大一统局面。一善变，一不变，其相异有如此。故中国文化犹得绵延。此即两民族善变与不善变之客观事实。

前言

中国学业相传，向分经、史、子、集四部。经学最早，但实惟有《诗》《书》两部。《诗》三百，迄今犹存。《书》则惟商、周两代少数几篇政治文件，或最先当起于盘庚以后。至唐、虞、夏代，如《尧典》《禹贡》之类，皆出战国后人撰写，非孔子前所有。至于礼，《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则礼非成书，故称“执礼”，与《诗》《书》不同。《仪礼》仅属士礼，乃孔子以下人所造。《周官》更属后起，当在战国之晚世，或当在虞、夏书之后。乐则无专书记载。即孔子时，郑、卫之声，已非古乐。孔子在齐闻韶，韶乐乃自陈达齐，但亦决非传自舜代。惟在孔子时，已属南方之乐之稍古仅存者。至孟子时，古乐今乐已显相分别。《易》虽古代相传，但孔子时亦仅为一卜筮之书。《易传》则当出秦始皇时代，已杂采儒道两家义成书。孔子前虽有《诗》《书》，亦不称之为经。盖古代学术尚未流通，惟政府最高层始掌有之。故孔子日：“春秋天子之事。”学术传于社会下层，其事始于孔子。战国诸子着书，墨家最先有经。汉代诸儒以孔门相传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学，遂误称六经。而实是《诗》、《书》、《仪礼》、《周易》及孔子《春秋》，只五书，尚缺一《乐经》。汉武帝乃立五经博士，后代经学惟五经有传记注疏，此外不再有增。则虽有经学之名，而其学术相传，则惟传达，无创作，与史、子、集三部有不同。先秦诸子相传为九流十家，最先起者为孔门儒家。孔子为中国自古相传私人讲学之始，前后门弟子共七十七人，后世讹称七十二人。然姓字见于《论语》者，不达半数。《论语》乃孔门师弟子相聚讲论语言之记载。然其书相传，至孟子后，始正式编纂为上下二十篇。故在孟子书中，亦尚不见《论语》一书名。墨翟继孔子而起，但墨家先有成书。如今传《墨子》及《墨经》，其书皆出《论语》为书行世前。其它各家成书，则全出儒、墨后。但独有小说一家，则其成书当尚有在孔子之前者。

内容概要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并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经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等学校教授。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定居台湾。著有学术著作六十余种。

书籍目录

国史漫话（一九三九年）

中国史学之精神（一九五○年冬）

史学导言（一九七○年三月）

中国历史精神（一九八三年九月）

中国文化特质（一九八三年九月）

中国民族性与中国文化之特长处（一九八六年四月）

历史与人生（一九八六年七月）

中国史学中之文与质（一九八六年八月）

民族历史与文化（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中国教育思想史大纲（一九八四年夏）

庄子“薪尽火传”释义（一九八六年七月）

略论中国历史人物之一例（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国史馆”撰稿漫谈（一九八七年九月）

世界孔释耶三大教（一九七八年）

编辑推荐

《中国史学发微》：钱穆作品系列。

作者简介

《中国史学发微》汇集作者有关中国历史、史学和中国文化精神等方面的演讲与杂论，既对中国史学之本体、中国历史之精神，乃至中国文化要义、中国教育思想史等做了高屋建瓴、体大思精的概论；又融会贯通地对中国史学中的“文与质”、中国历史人物、历史与人生等具体而微的方面做了细致而体贴的发疏。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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