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注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8
ISBN:9787561796238
作者:叶长青
页数:1153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补。然而藉人之是非以为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为是非，如佣力佐鬬，知争胜而不知所以争也。故攻人则不遣余力，而诘其所奉者之得失为何如，则未能悉也。故曰明知 有毒，而不可不服也。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别，以为优于陆王矣，然则承朱氏之俎豆必无失者乎？曰：奚为而无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章氏遗书.书朱陆篇后》云：「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徼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此则谬妄甚矣！戴君笔于书者，其于朱子有所异同，措辞与顾氏宁人、阎氏百诗相似，未敢有所讥刺，固承宋学之家法也。其异于顾、阎诸君，则于朱子间有微辞，亦未敢公然显非之也。而口谈之谬，乃至此极，害义伤教，岂浅鲜哉！或谓言出于口而无踪，其身既殁，书又无大柢牾，何必欲摘之以伤厚道？不知诵戴遗书而兴起者尚未有人，听戴口说而加厉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其与朱氏为难，学百倍于陆王之末流，思更深于朱门之从学，充其所极，朱子不免先贤之畏后生矣。《论语》：「子曰：『后生可畏。』」杜甫诗：「不觉前贤畏后生。」门人沈口补。 然究其承学，实自朱子数传之后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号为通人达士者，亦几几乎褰裳以从矣。案：犹云石抠衣有识者观之，齐人之饮井相摔也。见《言公下》注。性命之说，易人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九峰，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三传而为仁山、白云，按：金履祥，元兰溪个字仁山。许谦，元金华个号白云。 四传而为潜溪、义鸟，按：宋濂，明潜溪人。王祎，明义鸟人。 五传而为宁人、百诗，按：顾炎武。明昆山个字宁人。阎若璩，太原个字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则人于辞章，学则流于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史记？五帝本纪赞》：「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气荡平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见《易教上》注。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义和，见《易教中》注。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遣绪，是以后历而贬义和也。盖其所见能过前人者，慧有余也。抑亦后起之智虑所应尔也。不知即是前人遗蕴者，识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慑一世之通人达士，而从其井摔者，气所荡也。其后亦遂居之不疑者志为气所动也。攻陆王者，出伪陆王，其学猥陋，不足为陆王病也。贬朱者之即出朱学，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质言行交推，世有好学而无真识者，鲜不从风而靡矣。 古人着于竹帛，皆其宣于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观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于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则不然，以其所长，有以动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则似有不屑焉。徙泽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见《易教下》注。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为知者，则略其所长，以为未可则言也；而又饰所短，以为无所不能也。雷电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键箧以固之，标帜以市之，于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矣。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个后不见来者。」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千变无穷也。故以笔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从矣。夫略所短而取其长，遗书具存，强半皆当遵从而不废者也。天下靡然从之，何足忌哉！不知其口舌遗厉，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惼衷而害于道也。语云：「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苏轼《荀卿论》。
内容概要
叶长青，原名俊生，字长卿，福建闽县人。福建省立第一中学校、厦门大学教育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研究生毕业，历任厦门大学国文系助教、金陵大学国文系教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叶长青先后师从吴曾祺、陈衍、唐文治，问学于刘通、张尔田、陈钟凡，而与陈柱、冯振、钱仲联为同门。在1923年至1940年的十余年间，叶长青著述甚富，先后有《闽方言考》、《版本学》、《文字学名词诠释》、《文心雕龙杂记》、《钟嵘诗品集释》、《文史通义注》、《国魂集》、《汉书艺文志问答》等八种。曾主编《国学专刊》，交往活跃，著述亦富，为民国时期不容忽视的重要学者。吴曾祺称叶长青：“吾乡叶子俊生，年少嗜学，凡有述造，必期有用于世。” 陈衍称“余初至厦门大学，可与言诗者惟叶生俊生、龚生达清”；“余举充文字学教员，劬于著作，诗亦绝去俗尘，惟过求生涩”。又称叶长青“专力请业，昕夕不少倦”，“劬朴学，勤述作，骎骎于古”。陈钟凡称：“长卿于弱冠之年，俾佐教职，时历数载，学业日新。” 陈柱称叶长青“有力治古文之宏志”。
书籍目录
上册
整理弁言
文史通義注自叙
文史通義注卷一
易教上
易教中
易教下
書教上
書教中
書教下
詩教上
詩教下
解經上
經解中
經解下
文史通義注卷二
原道上
原道中
原道下
原學中
原學下
博約上
博約中
博約下
兰臼公上
言公中
言公下
文史通義注卷三
史德
史釋
史注
傳記
習固
朱陸
……
下册
编辑推荐
《文史通义注(套装共2册)》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一书，以追溯本原、考订部次为宗旨，进而提出“六经皆史”之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晚近《文史通义》的注本，真正有精到的，厥唯叶长青《文史通义注》（含《校雠通义注》）。其作注缘起，由服膺章炳麟《与人论国学书》，一面表彰《文史通义》之精义，一面感慨章学诚“多涉史藩而疏于经传”，而对学术风气之偏多存匡正，实为有主见、有宗旨之作。现予以详细精密的校勘整理，核对引文，重新排版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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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之注是如何出现的？张京华（《中华读书报》 2012年08月22日 13 版）【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2-08/22/nw.D110000zhdsb_20120822_1-13.htm】1与清末民国间众多坊本盛行的情况相映衬，《文史通义》一书缺少良好的注本，确是一个问题。叶长青，原名俊生，字长卿，福建闽县人。当生于1898或1899年，卒于1944至1946年之间。福建省立第一中学校、厦门大学教育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研究生毕业，历任厦门大学国文系助教、金陵大学国文系教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叶长青先后师从吴曾祺、陈衍、唐文治，问学于刘通、张尔田、陈钟凡，而与陈柱、冯振、钱仲联为同门。在1923年至1940年的十余年间，叶长青著述甚富，先后有《闽方言考》、《版本学》、《文字学名词诠释》、《文心雕龙杂记》、《钟嵘诗品集释》、《文史通义注》、《国魂集》、《汉书艺文志问答》等八种。曾主编《国学专刊》，交往活跃，著述亦富，为民国时期不容忽视的重要学者。吴曾祺称叶长青：“吾乡叶子俊生，年少嗜学，凡有述造，必期有用于世。”陈衍称“余初至厦门大学，可与言诗者惟叶生俊生、龚生达清”；“余举充文字学教员，劬于著作，诗亦绝去俗尘，惟过求生涩”。又称叶长青“专力请业，昕夕不少倦”，“劬朴学，勤述作，骎骎于古”。陈钟凡称：“长卿于弱冠之年，俾佐教职，时历数载，学业日新。”陈柱称叶长青“有力治古文之宏志”。1929年，姚名达订补的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出版。叶长青与姚名达可能未曾谋面，但二人有北大同学关系，并且都研究章学诚。姚名达1925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1927年复入北京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1927年9月《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6号“学术消息”中有“本所新取录之研究生”，共十名，叶俊生、姚名达在名单之内。（不知为何，学者所述姚名达事迹只述其与清华研究院的关系，而忽略北大国学门一节，自早期传记如叶金《记姚显微教授》、王纶《姚名达先生传》已然如此。）姚名达的履历为“清华研究院肄业”，研究题目为“中国史籍考”。叶俊生的履历为“厦门大学助教”，研究题目为“文字学名词诠释”、“闽音古征”和“闽方言正续考”。在这十人中，只有叶长青的研究题目是三项。（其中二项出版为专著，一项发表为单篇论文。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遗漏了后面二项。）此前，1925年12月，叶长青曾因阅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而与董作宾讨论闽语，言及叶著《闽方言考》，见《叶长青与董作宾书》、《董作宾复叶长青书》。当时董作宾也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资历为“北京大学旁听生”，研究题目为“历代名人生卒年表”。2山口久和在其所著《章学诚的知识论》书中，说到叶长青《文史通义注》云：“《文史通义》的注释——清代人的著作难得有两种注释——一是叶长青的《文史通义注》八卷和《文史通义补注》三卷，一是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叶长青的注几乎全被叶瑛的《校注》所采用，学者已经没有特意参考的价值。”又云：“《文史通义注·补注》的作者叶长青，笔者除了知道他是福建闽侯县人之外，其余一无所知。根据其门人沈讯敬写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的序文推断，大概是民国初年的学者。叶长青还有《校雠通义》三卷。笔者所依据的是1971年台北广文书局出版的排印本。”引川胜义雄又云：“川胜氏在解读时以叶长青的《文史通义注》为依据，但是现在可以利用到更为详细而精确的叶瑛《文史通义校注》。”（日本山口久和著《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王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日本创文社1998年原版。）按其说虽然简略，却有不少讹误。“《文史通义补注》三卷”、“《文史通义注·补注》”当作《文史通义注补正》，乃是在该书排版之后所补，自卷一至卷八逐条附排在该书之末，目录及书口并无三卷之数。（日本各馆藏著录有作“补正八卷”者亦误。）《文史通义注》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一”，仿宋体字样见于原本封面，广文书局影印本删去，但叶瑛校注《出版说明》亦言之，可知作者任教于此，而山口久和却云“其余一无所知”。“沈讯敬序文”有误，当作“沈讱《后序》”，“敬”为恭敬语，《文史通义注》书中有“门人沈讱补”20条。“还有《校雠通义》三卷”亦误，《校雠通义》即在《文史通义》之内，民国刊本大多如此。“广文书局排印本”亦不准确，当云影印本或“据排印本影印本”。就以上而言，似乎山口久和并没有见到过叶长青的影印本的《文史通义注》。（除广文书局影印本外，台湾还有国史研究室编印《文史通义汇印本》一种，内含《文史通义注》，此外别无他本。）山口久和书中也评论到叶瑛，说道：“根据叶瑛《校注》的‘题记’，他供职于天津南开学校（现南开大学）之际，想给学生讲《文史通义》却苦无注本，于是产生了自己来校注《文史通义》的念头，即便在抗战方酣之中也坚持孜孜不倦地进行写作。”又说：“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无疑好比是《春秋》之有《左传》、《汉书》之有颜师古注。”这一评价比国内专研章学的仓修良先生高许多。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序》说：“为《文史通义》最早作注的自然要首推1935年出版的叶长清（当作叶长青，《文史通义校注·出版说明》已误作叶长清）的《文史通义注》。……其次则为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此书完成于1948年，到了1983年中华书局才首次出版。这是一部比较好的注本，因为不仅注释详密，而且校出了不少文字上的错误。”与山口久和对叶瑛的极高评价成反比，笔者有理由相信他对于《文史通义校注》作者叶瑛的了解不会太多，比对叶长青的“其余一无所知”好不了多少。叶瑛1924年至1942年之间履历不详，1924年至1947年之间著作不详。《文史通义校注》1948年完稿之前不显，1985年出版之前亦不显。学者或谓叶瑛《文史通义校注》“系名家之史，名家之注”，未知何时始为名家。（彭忠德《〈文史通义〉叶注正误一则》）据《文史通义校注》叶瑛《题记》：1929年秋，“爰疏记其崖略若干篇”；抗战事起，“课暇辄取《通义》疏注之”；1942年秋，“任授是课，因复稍稍董理就业”；1948年秋，“校注既竟”。按叶瑛《文史通义校注》著述前后近20年，成稿至出版又37年，事颇蹊跷。山口久和称叶瑛“供职于天津南开学校（现南开大学）”一语的夹注有误。南开学校与南开大学同为张伯苓、严修创办，南开学校为私立中学，创办时间早于南开大学，而南开大学自始便称大学，与清华由“学校”升为“大学”不同。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及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各不相蒙，而叶瑛当时是南开中学的国文教师。1924年9月，叶瑛有《谢灵运文学》附《谢灵运年谱》一文，刊《学衡》第33期，目录及正文均注明“自武昌来稿”。迄1950年病逝，叶瑛发表的学术论著只有此文。据图书馆特藏部邬纪明《武大老教师著述及相关数据篇名索引》，叶瑛还有《戴南山临刑脱走之传说》一文，刊《武汉日报》1947年3月17日，当属短文杂文之类。叶瑛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此文可能是他的毕业论文。《文史通义校注》曾称“黄师季刚”，叶瑛可能师从黄侃，并于1924年毕业。据近年霍西胜《叶瑛先生杂考》一文推测：“黄侃先生任教于高师在1919至1927年间，则叶先生当也在此间就读高师。”“1924年，于《学衡》发表文章《谢灵运文学（附谢灵运年谱）》。或许，此年当毕业？”（人人网·霍西胜的日志）叶瑛曾任教吴淞中国公学。1929年秋执教南开学校，则在吴淞中国公学的时间可能为1924年至1929年。在南开中学，叶瑛的名字是叶石甫。3就南开学生模糊追忆中的影像，叶瑛当时支持学潮，思想激进。刘清《回忆南开生活片断》说道：“我国腐败反动政府的无能，迫使我们青年不得不正视现实，寻求救国的途径。在南开中学有位国文老师叶石甫先生对我们的教育帮助较大。……叶先生的教学开拓了我们对祖国的忠诚，进一步激发了我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推动我在以后年代里走向进步革命的道路。”（《天津市南开中学建校九十五周年纪念专刊》）王刚《记“一二九”运动赴南京请愿的经过》说道：“南开中学当局对我们去南京请愿的爱国行动，采取釜底抽薪和分化瓦解的手段，以同情和关心的面目实行阻挠。……19日清晨，我们到达杨柳青镇时，学校派来了张信鸿、孟志孙、郑新亭、叶石甫、韩叔信等五名平日受同学们尊敬的老教师说服我们。他们表示钦佩同学们的爱国行动。”（《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叶瑛里籍，《出版说明》谓为安徽桐城西乡陶冲驿人。另据叶瑛之侄叶东启所述，叶瑛为大塘叶家湾人，“叶家湾属于桐西革命根据地”。叶瑛长子叶树敏学生时期为地下党，1942年牺牲为烈士。叶瑛二子叶树谷于解放前参军。这一背景与南开中学学生的回忆可以连类而观。叶东启《叶树敏烈士的烈士证希望能尽快给与更换》说道：“叶树敏烈士是大塘叶家湾人，学生时期就[参加]我党地下革命活动，1942年被国民党逮捕杀害牺牲。他是我小叔的长子，我小叔叫叶瑛，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1949年因病去世。小叔和朱光潜是桐城中学的同窗好友，并在武汉大学共事过。小叔二子叶树谷，亦于解放前夕受我们的八姐（原名叶艺芷，参加革命时改名孙建中，是钟大湖妻子。）教育带领参军。我名叫叶东启。”（中国桐城论坛网）叶瑛自述著书缘起亦有不实。《题记》末云：在天津南开学校“为诸生授《文史通义》，苦无注本，阅读弗便”，在重庆南开中学“课暇辄取《通义》疏注之”。按此语模糊。南开中学不可能开设《文史通义》课程，只能是在《国文》课程中涉及到《文史通义》的一二篇目。（南开中学初中及高中均有专门的《国文教本》。）而《文史通义》全书虽无注解，常见的篇目则多有单篇注解，特别是章锡琛选注的《文史通义》，专为中学生编写，为《学生国学丛书》和《新中学文库》之一，1926年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含30篇，足敷阅览。中学教师讲授少量《文史通义》篇目可能，但与著作成一家言之志基本无关。在学生的追忆中，没有听到叶瑛讲授《文史通义》，他只讲《诗经》、《楚辞》、《史记》和其它诗文选。赵清华《忆良铮》说道：“南开中学高中班的国文课有选科四种：国文一，诸子百家（叶石甫主讲）；国文二，古代文学（孟志荪主讲）；国义三，现代文学（赖天缦主讲）；国文四，应用文（关键南主讲）。”（《穆旦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刘清《回忆南开生活片断》说道：“他在高中一年级开始教我们的课，不是教一般的国文课本，而是选读我国历代的文学代表作品，从最早的《古诗源》，到以后的《诗经》、《楚辞》、《史记》、《昭明文选》、《古文观止》之类。叶先生讲课生动深刻，特别是《楚辞》这本书，全部讲授学习，讲屈原的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纯真质朴的思想感情，是感人至深的。”（《天津市南开中学建校九十五周年纪念专刊》）邹承鲁《我成长的重要阶段——重庆南开中学时期》说道：“在中学时期，中、英文老师如国文周孝若、叶石甫和英文童仰之等老师都要求背诵一些名篇。”（《重庆南开中学七十周年》）黄宗江《我的奶师们——我中学的语文课与教师》说道：“南开高二时，国文分两组，一组习经为主，一组习诗文为主。我选的后者，老师是叶石甫，人称叶老二，大有学问。我至今还能背几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帝高阳之苗裔兮……’”（黄宗江《读人笔记》）叶瑛《文史通义校注》注《庄子》出处最好，应当也与中学国文教学有关。但在中学任教的近20年期间，没有检索到叶瑛的任何学术论著。叶瑛和朱光潜是桐城中学的“同窗好友”。朱光潜1939年至1946年任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其间1941年至1944年兼任教务长。据程千帆先生追述，叶瑛由中学教师直接聘任武汉大学是朱光潜推荐的。程千帆2000年4月26日《致徐雁平》云：“先师黄季刚先生离北京大学后，曾在武昌高等学校任教，叶瑛先生从黄君问学当在其时。抗战将胜利时，朱光潜先生任武汉大学教务长，叶先生以朱之介到武大中文系任教。胜利后随校迁回武昌，不数年不幸逝世。其人性格温和，学术亦有基础，所著《文史通义注》当在武大撰成，但生前未能出版耳。”（程千帆《闲堂书简》）程千帆《闲堂自述》又称叶瑛为“亡友叶瑛教授”，但追忆其事迹皆不详尽。另据叶圣陶日记，朱光潜曾推荐叶瑛的著作《诗经选注》给开明书店叶圣陶。朱光潜与叶圣陶同为开明书店的创办人。1943年4月23日：“作书复孟实，答复渠介绍友人叶石甫书稿事。”1943年6月4日：“写信复孟实、叶石甫。”1943年12月4日：“叶石甫《诗经选注》校阅完毕，作广告辞。”孟实即朱光潜。叶瑛《诗经选注》已校阅并已拟出广告辞，但最终未见出版，原因不详。据《武大老教师著述及相关数据篇名索引》作者下注：“叶瑛：别号石甫，安徽桐城人。曾任国立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1942年到校。”鉴于叶瑛缺乏著述，生前应当仍为副教授。程千帆《致徐雁平·又及》云：“叶先生逝世后葬于武大公墓。我曾送葬。”但到1952年，有叶瑛遗嘱捐赠中文图书900余册给天津市人民图书馆的记载，表明他一直留有居室在天津。据以上推测，《文史通义校注》书稿也应当是由朱光潜推荐给叶圣陶，再由叶圣陶交给中华书局由周振甫编审。范军先生《技能：编辑职业道德的一个基本要素》说道：“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叶圣陶先生介绍给中华书局一部武汉大学已故教授叶瑛的遗著——《文史通义校注》。周先生审阅了部分书稿后，认为作者的校注有功力，书稿具有出版价值。但原稿中也有一些明显不足。周先生除了认真仔细审读书稿，还对书稿进行了精心加工整理。如，对本应分段而未加分段的重新分段，对《题记》中对人只称字未提名的地方加注补名，对注文中不易理解的作了简注、浅释，对原注中不符合原意的地方重新注释。……此外，对原稿中只注了半句的，需要修改的，应注而未注的，周先生都分别作了补充、改动，或加了新注。这部书稿，经周先生修改、删简、重注的地方至少有一二百处。而书稿的审读报告，更是长达四五千字。”（从另一个角度，白寿彝批评中华书局说：作为遗著，编辑对《校注》有修补的地方“这是不必要的”、“似也没有跟原来注文区分开”，见《〈文史通义校注〉书后》。）《文哲散记——周振甫自选集》自序云：“要做好编辑工作，就要认识自己的知识不足，要找有关的参考书来看。这里还有著者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做编辑工作的要替读者着想，要做些补充工作。比方有一部《文史通义校注》，其中有一篇《浙东学术》……对这三个疑问，《校注》里都没有讲。围绕著书稿来做编辑工作，不能不对这三个疑问考虑一下。”所言与《文史通义校注·出版说明》吻合。就周振甫所描述，《文史通义校注》应当算是遗稿，而非定稿。叶圣陶拿到书稿，可能是由叶瑛的子女请托朱光潜所致。恰巧的是，周振甫1931年至1932年就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师从钱基博学习《文史通义》。（参见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引徐名翚编《周振甫学术文化随笔·周振甫年谱》。）俞晓群先生《周振甫：一位编辑型的学者》说道：“读周先生的文章，他经常谈到，对于学问的认知，它是从早年研读章学诚《文史通义》起步的。”1932年周振甫二年级肄业，至开明书店，周振甫与叶圣陶认识当在此时，而叶长青则在1931年5月离开无锡国专，出任福建松溪县长，故周振甫有可能没有见过叶长青。周振甫本人研治《文史通义》出自无锡国专之门，但他后来精心审定叶瑛书稿，竟遗漏了与叶长青注核校，无论如何都是一大遗憾。4中华书局《出版说明》云：“叶瑛先生作《文史通义校注》，始于1929年，完成于1948年。……他的校注告成时，看到了叶注，把叶注的胜义采入校注，并加注明。校注比叶注更为详密。”叶瑛《例言》云：“注文采自时贤者，必一一注明，不敢攘美。近有叶君长青注，于章氏之说，间有辨正，而疏略之处，时亦难免。缮稿垂成，乃始见及，兹摘其胜义，随注标明，援引从同，则不复识别。”（第七条）约言其意，大概有三：其一，叶瑛当时已独立完稿。其二，凡采用叶长青处，均有标明。其三，征引文献，二人不约而同之处，则不必说明。今检叶瑛《校注》，与叶长青“援引从同”之处，数量极大。山口久和称“叶长青的注几乎全被叶瑛的《校注》所采用”，虽然未必准确，但亦至少说明二书征引相同之处甚多。又书中确有采用叶长青之说并加以标明的，然全书仅见12次；书末《引用书目》列出“所据参校诸本”、“近人著述”等300余种著述中，并无叶长青《文史通义注》一书，似乎叶注之于《校注》无关轻重。问题是既然“援引从同”，则是否《校注》出于独得，抑或出于抄袭，便无从辨别。尤其是叶瑛《校注》征引之文，往往比叶长青多注出篇卷，或引文增多，又往往改正叶注之误排，似乎《校注》确较叶注优长。但叶长青的注文既有不少误排，甚至有注错之处，叶瑛的校注也都相同，并且仍未标明与叶长青有关，则由这些错讹的文字便可暴露出叶瑛的抄袭问题，从而证明叶瑛所说的话不实。由此加以推断，叶瑛与叶注的大量“从同”之处可能很多都源于抄袭。《文史通义》二叶注中，有叶长青注有讹误，而叶瑛《校注》直抄延误之例，兹举一则：《文史通义·答问篇》：“则收点金之功。”叶长青注：“《列仙传》：‘许遊，南昌人，晋初为旌阳令，点石化金，以足逋赋。’”叶瑛《校注》与叶长青注全同。按“许遊”误，当作“许逊”。此条出清《御定佩文韵府》卷一百一“点石”条，文字全同。清《才调集补注》卷三《章江作》诗注云：“《一统志》：许逊，南昌人，晋初为旌阳令，点石化金，以足逋赋。”文句全同，而出处则为《一统志》。许逊，宋《太平广记》、宋《云笈七签》有条目，记载较详，与叶长青注所引文句不同。明张文介《广列仙传》亦有条目，文极详，文句又不同。清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及明天顺《大明一统志》之《南昌府·仙释》有传，均不载点石化金。《才调集补注》云“《一统志》”，不知何本？清《古事苑定本》卷八“神仙”类云：“许逊，字敬之，南昌人，晋初为旌阳令，点石化金，足逋赋。”文句稍异。比对可知叶长青注所据为《佩文韵府》，然《佩文韵府》谓见《列仙传》，亦有误。《列仙传》汉刘向撰，许逊则为三国吴及西晋间人。当作《广列仙传》为是，作者为明人张文介。《佩文韵府》似撮述《广列仙传》许逊事迹，而误记《广列仙传》为《列仙传》。叶瑛沿叶注之误“许逊”为“许遊”，又不察《列仙传》之误，直抄而延其误。此外，尚有叶注不误而叶瑛抄误之例、直抄叶注节引而不觉非全文之例、抄引叶长青按语而文字全同之例、连引古书而与叶注全同之例、补抄叶注附于文前之例、补抄叶注附于文末之例、叶长青失注而叶瑛亦失注之例、袭用叶注体例之例，当另文详论。甚至叶瑛自述其辛劳、申明其体例，亦有抄袭叶注《后序》之嫌。沈讱《后序》云：“盖有翻一语而究全书，检一事而遍群籍者矣。”叶瑛《题记》则曰：“其间检一语征一事而究全书遍群籍者，往往而有。”（山口久和曾引此句而称道之。）盖仅易“翻”为“检”、易“检”为“征”而颠倒其语序。沈讱《后序》云：“盖出处必究其最先，援引必著其篇卷，此注家之任也。”叶瑛《例言》则曰：“而出处必据其最先，援引必著其篇卷，固无论已。”（第三条）盖惟改“究”为“据”一字。
精彩短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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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尚未及细看。大致翻了一下，感觉板式不佳：正文字体太大，行距太大（双行距），一页13行(竖排)，每行30余字，十分疏落，搞成上下册1000多页。实际上按正常行距，应该是500页左右一册的样子。 -
细细比对了叶瑛注本和这个注本，可以发现瑛注本多本长青之注，点校者前言所说叶瑛抄袭叶长青之说似乎极有可能。不过叶瑛不止抄袭一书。补注中也大量引用刘咸炘识语，章太炎国故论衡等等他人成说，自己发明甚少。行距较大，正好可以将叶瑛所引而长青未及之处抄补其旁，不必再购入叶瑛中华书局1985年本。不过次书中正文有时误用小字打出，与注文不分，如果不是对照叶瑛pdf版不易发现。书中误字间或有之，排版对校不甚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