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01-15
ISBN:9787563343201
作者:修昔底德
页数:556页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简介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400/前396年），出身于雅典富有的显贵之家，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据传曾师从著名哲学家阿那克萨格拉斯和修辞学家安提丰，而立之年已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卓越的史才。公元前424/前423年当选为十将军之一，主持色雷斯一带战事，后因有人指控他在增援安菲波里斯时，贻误军机，且有通敌之嫌，遂被革职流放。随后20年他蒙冤受屈，流落异乡，直至战后才得以重返雅典。他在战争之初即而立之年开始搜集资料准备写一部战史，倾其毕生精力撰写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修昔底德的史学成就足以代表希腊古典史学的最高水平。他全面发展了人本史观，运用朴素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综合地探讨历史因果关系，探索人事的规律，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被誉为“求真的人”。 名家评书 修昔底德的文笔简洁有力而灵活，他运用自如，以简短而精辟的词句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措辞用语有如格言一般精练，像枪声那样响亮。他的笔调极其流畅而高超。在作品中所崇高思想和流畅表达结合在一起，几乎没有别的作品能够超过伯里克利的那篇葬礼演说。 －J.w.汤普森 修昔底德深入人的本性来探讨战争的起因。在他看来，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之所以爆发战争，不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别，一个是民主制的雅典，一个是寡头制的斯巴达，而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共性。权力和财富产生一种要求更大的权力和财富的欲望。战争的动机是贪婪、狂热追求权力和占有欲，这是任何权力和财富都无法满足的狂热。 —伊迪丝·汉密尔顿
内容概要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400/前396年），出身于雅典富有的显贵之家，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据传曾师从著名哲学家阿那克萨格拉斯和修辞学家安提丰，而立之年已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卓越的史才。公元前424/前423年当选为十将军之一，主持色雷斯一带战事，后因有人指控他在增援安菲波里斯时，贻误军机，且有通敌之嫌，遂被革职流放。随后20年他蒙冤受屈，流落异乡，直至战后才得以重返雅典。他在战争之初即而立之年开始搜集资料准备写一部战史，倾其毕生精力撰写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修昔底德的史学成就足以代表希腊古典史学的最高水平。他全面发展了人本史观，运用朴素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综合地探讨历史因果关系，探索人事的规律，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被誉为“求真的人”。
书籍目录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索引
译后记
地图目录
编辑推荐
在叙事方面，修昔底德不拿到什么就写下来，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作者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他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他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作者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他所撰写的著作不仅满足了研究者想得到关于过去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的需要（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而且也成为了千年万世的瑰宝。修昔底德深入人的本性来探讨战争的起因。在他看来，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之所以爆发战争，不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别，一个是民主制的雅典，一个是寡头制的斯巴达，而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共性。权力和财富产生一种要求更大的权力和财富的欲望。战争的动机是贪婪、狂热追求权力和占有欲，这是任何权力和财富都无法满足的狂热。
作者简介
公元前431-前404年，数百个城邦卷入了规模空前的“希腊世界大战”，战火几乎波及当时整个地中海文明世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帝国这两大城邦集团，一个在陆上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双方巧施权谋，展开长期的拉锯战。正当双方两败俱伤、财尽兵竭之时，虎视眈眈的波斯人借机干涉，最终协助斯巴达人击败雅典人，摧毁了盛极一时的雅典海上帝国。这场战争对希腊城邦政治造成巨大的冲击和震荡，对于社会经济和民生无异于一场浩劫，对于其后希腊人的思想文化、对于地中海世界的国际局势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亲历这场大战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以其客观冷静的态度，生动豪放的史笔，简洁流畅的文字，不仅全面地记载了战争的主要史实（迄至公元前411年），展示了陆战海战的恢宏场面、党派斗争的严酷惨烈，还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其间人们心理心态的微妙变化。此著是希腊古典文明极盛时期的文化精品。作者提出的人性不变论，书中大量精彩的演说词，字字珠玑，饱含哲理，千百年来一直吸引着无数读者去欣赏、玩味、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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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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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名气极大的书，我在两年前到上海出差时偶然看到，本书的印刷质量很好，装帧极佳，虽然标价68大元，昂贵的让人吐血，我还是咬咬牙买了回来。说实在的，两年来，我一直都没看完，而且看的部分也是生吞活剥，不求甚解，完全不能享受到读书的快乐。也许是个人水平有限吧，我总是觉得，这本书所描写的西方世界，其实像极了中国的东周列国时期，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发生在中国的东周列国时期，也是处在国家诞生的前期，小国林立，强大的诸侯国忙着寻求国家的统一，整个国家一片战火连绵，谋士说客为了各种目的奔走号呼，英雄与草民皆不得安宁。东周列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时代，而希腊文明也被称为西方文明的摇篮。东西方在同时代孕育，最后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希腊的民主思想成了西方的传统，而中国以统一的秦王朝为开始，大一统从疆域到思想，一统就是两千年。中国在“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思想指引下，历史总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所以，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合格的当代史，除了通过年代纪录了历史大事，对历史的评价缺乏公正的基因。修昔底德以人个名义纪录历史，使这本书具有了强烈的个人风格。但正是这种个人风格，让这本书千年以来不曾被超越。历史如鉴，但东西方也如此不同。 -
正义和利益，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行正义是否一定带来利益？当然不是，而且，恰恰相反，正义往往带来不利——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行正义呢？有没有独立于任何利益的绝对的正义？这本是个哲学问题，却经由一位“历史学家”得到了极为深刻的阐述——修希底德在记叙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时，纠缠于他的头脑中的就是这个问题。表面看来，在正义和利益的问题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双方——雅典和斯巴达，分别代表着两种极端的态度。斯巴达人追求正义，虔信神灵，凡事要让自己有理有据，不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绝不行动。他们发动对雅典的战争，是执行“解放希腊”的使命。而雅典则是个直言不讳的唯利是图者，对他们来说，除了“合乎利益”之外，行动再无需其他的理由，利益本身就是充足的理由。 他们极力扩张，控制和奴役自己的属国，完全是为了建立雅典帝国，扩大和巩固帝国的利益。按照君子喻于义，小人才喻于利的标准，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简直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然而，修希底德的思考却远超乎以上简单化的“黑白分明”。我们总能从他的文字中隐隐约约地读到某种模棱两可、却极其深刻的东西，很多时候，小人并不那么小人，而君子却露出不那么君子的本性。这种晦暗不清贯穿着《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整部书的叙述，提醒着我们，雅典和斯巴达的对比实际上非常复杂，有必要更加深刻地加以理解。同时，修希底德也给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这个对比的契机——如果说，在发动战争的理由和考虑上，斯巴达更强调正当性而雅典则完全从利益出发的话，那么，在战争过程中，一个关于双方对投降的敌人的审判的对比，却呈现出相反的东西。修希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3、4章中接连记载了雅典和斯巴达对各自的投降者的审判，判决的结果形成鲜明的对比：雅典宽容地处置了密提林，而斯巴达却残忍地消灭了普拉提亚。在两次审判之前，还记载着两个关于如何处置投降者的辩论，分别是：1，发生在雅典公民大会内部的对于如何处置叛变的密提林的辩论；2，普拉提亚人和底比斯人在斯巴达人面前进行的关于如何处置投降的普拉提亚人的辩论。这两个辩论之间的对比，比判决结果的对比更加重要。因此，必须仔细地分析这两次辩论。一、关于密提林的辩论伯罗奔尼撒战争打到第4年，雅典联盟发生内乱：密提林叛变了。雅典成功地镇压了叛变者。然而，在如何处置密提林的问题上，雅典人犹豫不定——最初，他们在强烈的愤怒情绪下决心采取残忍的行动：杀死密提林全体成年男子，把妇女和儿童变为奴隶。但是，当雅典人稍微平静下来，他们“开始想到这样一个决议是多么残酷和史无前例”。 于是，他们召开公民大会，重新讨论如何处置叛变者，就此，民主派政客克里昂和“攸克拉底的儿子”戴奥多都斯展开了辩论，前者力图维持最残忍的惩罚政策，而后者试图说服雅典人改变从前的决定。在争论中，双方都试图说明自己的观点是对城邦有利的。 最后公民大会采纳了戴奥多都斯的意见。首先，我们必须假定，这次辩论对于公民大会的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后我们要问的是，戴奥多都斯何以能够说服雅典人？下面，我将通过对辩论的内容的梳理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或多或少地知道了，雅典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城邦。果断和反思首先，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之前，克里昂和戴奥多都斯发表了各自对于“辩论”本身的看法。由于其目的在于维持先前的决定，因此，克里昂根本就反对辩论。在他看来，正确的做法是不假思索地实施惩罚，而不是优柔寡断，反思已经作出的决定。他说，“通过一些政策，后来又取消这些政策——这是最坏的事情……惩罚罪犯最好和最适当的办法是马上报复”。 而戴奥多都斯针锋相对地指出：“匆忙和愤怒是阻碍我们得到善良主张的两个最大的障碍”， 因此他坚持，要经过深思熟虑，方可作出决定，所以，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是绝对必要的。作出决定的或急或缓，在肯定前者的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果敢和优柔寡断的对比；而在肯定后者的情况下，就成了武断和深思熟虑的对立。雅典人最后选择了“缓”，撤消了原先的决定。他们是“优柔寡断”还是“深思熟虑”？显而易见，这取决于戴奥多都斯的发言是优柔寡断还是深思熟虑，如果说雅典人毕竟赞同了这个发言的话。我们将会看到，跟真正优柔寡断的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相比，戴奥多都斯的发言实则坚定有力。与斯巴达相比，雅典是果断的。的确，在处置密提林人的问题上，雅典改变了决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决定的改变恰恰是果断的，因为戴奥多都斯极具说服力地论证了改变决定的正确性，而雅典没有在这个正确性的要求面前表现出丝毫的犹豫不决。“果断”并不是要排斥“反思”，只有在理智反思的基础上，果断才是有意义的；否则果断将成为情绪的奴隶。在这一点上雅典人是典范：他们一旦认清戴奥多都斯的建议的确有理，能够给城邦带来真正的利益，就毫不犹豫地听从了他。虽然对于叛变者的愤怒尚未完全消除，然而在雅典人看来，想要作出正确的决定就必须要克制情绪、服从理智。情绪和理智情绪和理智，这是古希腊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情绪是变化无常的，理智是稳固持久的，在雅典人看来，后者更可取。辩论的双方都提出了对“容易受情绪驱使”的民众的批评：克里昂不满于他们的“情绪改变”，他急切地希望，趁着仇恨和愤怒还没减退就赶紧作出决定。而戴奥多都斯一再强调要克制情绪，理智地分析究竟怎样才对城邦有利。看似都在否定“情绪”，但实则极为不同。克里昂一面说“民主政治不能统治别人”，因为民众的情绪总是变动不定；可就在同一段讲话中，他接着又说，“普通人治理国家比有智慧的人还要好些”， 为什么出现这个明显的矛盾呢？理由很简单——克里昂反对的是民众情绪从愤怒到怜悯的改变，而不是情绪本身。事实上，他要求公民大会听从原来的愤怒，避免“有智慧的人”所煽动的怜悯。因此，当他批评“民众的情绪总是变动不定”时，他是在批评民众的怜悯；当他反对“有智慧的人”治理国家时，他是在反对这些人对怜悯的煽动，前后一致并无矛盾。然而，戴奥多都斯明确地说，“我请求你们把我的建议当作一个比较好的建议而加以采纳。不要太为怜悯和宽容的心情所支配”， 也就是说，戴奥多都斯认为，凡是情绪都必须加以克制，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交给理智来做，既不受愤怒情绪的干扰，也不受怜悯情绪的干扰。克里昂批评民众情绪多变的同时，实际上又不断地煽动着愤怒的情绪；戴奥多都斯并不煽动民众的任何情绪，而是要求他们冷静地判断他的建议是不是“好的建议”，这才是真正理智的态度。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态度，雅典人才会最终采纳戴奥多都斯的建议。克里昂说，雅典人是出于怜悯的情绪才改变了决定，这恰恰是说不通的，反而暴露出他在政治上的幼稚——雅典的任何决定，无一例外都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而戴奥多都斯深刻地指出，只有理智的态度才能真正对城邦有利。那么，戴奥多都斯的建议如何有利于雅典呢？利益和正义关于如何才对城邦有利，让我们首先来看克里昂的观点。他说，严惩叛变者是防止属国叛变的最好途径。“你们（雅典）的领导权依靠你们自己的优越势力，而不是依靠他们（属国）对你们的好感”， 最残忍的惩罚能够起到杀鸡儆猴的效用，又可以显示雅典强大而可怕的力量，使得属国屈服和效忠。因此，这是合乎雅典的利益的。克里昂并非没有道理，然而戴奥多都斯却指出了更为深刻的事实——法律从来无法制止犯罪，同样，再残忍的惩罚也不足以杜绝叛变的发生——“这从人的天性来说是不可能的”， 因为人生来就受“贪欲”、“希望”和“侥幸”的支配，“易于犯错误……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阻止”。 因此，帝国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平定叛乱，而不是妄想根除它——于是，克里昂看似有理的说法暴露出其严重的弊端，因为严酷的惩罚将会“剥夺叛逆者悔过的可能和他们尽快地赎罪的机会，而使他们陷入绝境……抵抗到底……我们要花费很多金钱去围城，因为它不会投降”。 这无疑是对雅典极为不利的。同时，戴奥多都斯指出，“安全基础在于善良的管理，而不在于刑罚的恐怖”， 即使想要从根本上减少叛乱发生的可能，也应该“以德服人”，而并非通过力量和威胁使属国口服心不服。“不要在他们叛变之后，处以严重的惩罚；而应当在他们叛变之前特别注意他们，使他们连叛变的思想都不会产生”， 这才真正符合城邦的安全和利益。因此戴奥多都斯坚决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就处死所有密提林人，而是建议“只归咎于尽量少数”有罪的人。克里昂缺乏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显然不够智慧。作为民主派，他认为“普通人治理国家比有智慧的人还要好些”。然而戴奥多都斯却证明了，只有具备深远的眼光、深刻洞察了人性的必然性的“有智慧的人”，才能为城邦指出真正的利益。这不得不令我们想到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哲学家做王才是最好的统治。结合上文分析的结论，即，在武断鲁莽和深思熟虑之间，戴奥多都斯选择后者；在冷静的理智和狂热的情绪之间，他选择前者，还有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他分析城邦利益时表现出的锐利的眼光——所有这些特点加在一起，令戴奥多都斯获得了一种哲人的形象，他对如何处置密提林的态度，更多的，他对正义、利益等重要的政治问题的态度（我们将在后面看到），是一种哲学家的态度。这是否意味着，采纳了戴奥多都斯的建议的雅典，也代表着一种对待政治问题的哲学的态度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在后文分析，现在，让我们回到辩论中来。很明显，戴奥多都斯的建议更能满足雅典的利益，这使得他的发言更具有说服力，并因此而最终获得了公民大会的通过。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克里昂在发言中一再强调，究竟如何处置密提林，不仅事关雅典的利益，而且还是一个正义与否的问题——惩罚是正义的从而是必须的。 戴奥多都斯已经有力地论证了，宽容密提林对于雅典更为有利；然而，如果说惩罚罪犯才是正义的，那么看起来，在这次审判的辩论中，雅典依然遵循着“唯利是图”的准则——接受了戴奥多都斯关于利益的论证而否定了克里昂的正义的要求。那么，在克里昂所谓正义的要求下，雅典是否“应该”宽容呢？对此，克里昂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牢牢抓住两个看似自明的要点，力图论证惩罚的正当性。第一，密提林是有罪的，因为他们是“自愿”作恶， 而“我们只能宽恕那些出于无意的行动”。 第二，复仇是天经地义的，惩罚罪犯就是正义，而密提林的人民和他们的贵族统治者一样犯了罪，因为“人民是可以转到我们这一边来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因此他们都该受到惩罚。针对克里昂的以上论调，戴奥多都斯首先摆明了这次辩论的问题所在：“如果我们是有理智的话，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密提林人是不是有罪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决议对于我们自己是不是正确的问题”。 也就是说，即使密提林是有罪的，从而在“正义”（“正义”这个词最原始的含义就是复仇）的要求下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但是，如果惩罚他们不会带来利益，反而带来不利，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做。显然，戴奥多都斯的用意在于，把问题的讨论重心拉回到利益上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法庭中，我们就应该考虑什么是适当的和公平的；这是一次政治会议，而问题是怎么使密提林对于雅典最为有利”。 在这一点上，戴奥多都斯表现出典型的“雅典性格”——政治就是直言不讳的利益，在政治的世界中，正义只有在它可以为利益服务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那种虚构一个不服从于任何利益的正义，而在实际上却利用它去满足某种利益的做法，是最虚伪的。然而，这种“雅典性格”就等于我们所说的“喻于利”的小人吗？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注意，戴奥多都斯并没有在一般的意义上否认正义。正如他的原话所言：“这是一次政治会议……”，也就是说，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务必开诚布公地直言利益，不要虚伪地大讲正义。然而，政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在法庭中，我们就应该考虑什么是适当的和公平的”。 戴奥多都斯心目中的正义更多的是一个法律概念， 也就是说，如果存在一种独立于任何利益的正义的话，那就是对于法律的无条件的服从。但我们可以问：法律就是正义的吗？法律的正当性的基础何在呢？——我们假设，现在这个问题被放在了辩论双方的面前。克里昂的回答非常干脆：法律的正当性的基础，仅仅在于它被稳定地服从，从而产生有利的效果。因此他说，“一个城市有坏的法律而固定不变，比一个城市有好的法律而经常改变是要好些”。 一个法律即使是“坏”的，但如果它被稳定地服从，就比本身“好”却没有被稳定服从的法律“要好些”，因此，对于克里昂来说，法律本身无所谓好坏，没有自身的独立的正当性基础，它不过是个工具——利益的工具，用以产生和维持稳定的政治局面。然而在戴奥多都斯看来，法律恰恰不能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他将“政治会议”和“法庭”明确区分开来，虽然，在当时发言的语境中，这个区分是为了避免适用于法庭的正义被虚伪地运用到一切从利益出发的政治世界中来，然而这句话本身却表明，确实还存在一个“适用于法庭”的正义概念：“在法庭中，我们就应该考虑什么是适当的和公平的”。很明显，在戴奥多都斯看来，法律和政治不同，法律不能是“唯利是图”的，它不是利益的工具，而是本身就具有正当性的基础。所以，法律也必有真正的好坏之分，其标准在于正义与否，而不在于能否被稳定地服从——不能被稳定服从的法律可能是失败的，但并不因此而就是“坏”的。然而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复杂了。在政治会议上只谈利益、不讲正义的戴奥多都斯，却坚持着法律意义上的正义；而在政治问题上大讲“正义”的克里昂，却否定了法律自身的正当性。如果说，真正的正义只能存在于政治之外、法律之中，那么，是戴奥多都斯，而不是克里昂，坚持着真正的正义。这时候，戴奥多都斯，以及赞同了他的建议的雅典，其“小人喻于利”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了。而如果说，政治世界中也有真正的正义——独立于任何利益的正义，那么，似乎克里昂还是比较有理的——然而这一点却经不起追问。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克里昂不是单纯地从“正义”出发的，他的全部努力在于论证以下一点：对全体密提林人施以残酷的惩罚，不仅是正义的，而且是合乎雅典的利益的。也就是说，他所坚持的是正义和利益在相关问题上的统一，而不是单纯的正义。于是，我们可以追问：如果惩罚是不利的，那么，是否应该牺牲利益而服从正义的要求呢？我想，我完全有理由推断，克里昂的回答将是“不应该”，否则他就是在全体公民大会的面前否定雅典的利益；然而，这个答案却使他陷入矛盾——如果不能牺牲利益而服从正义，即，如果正义说到底不过是利益的工具，那么，在政治问题上，任何一个发言者，只要论证了其观点符合城邦的利益就已足够，何必再扯出一堆正义的大道理？戴奥多都斯准确地断定，克里昂“正义”的扯谈，不过是煽动民众的愤怒情绪而已。这样看来，说政治世界也有独立于任何利益的正义，是讲不通的。实际上，政治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城邦的利益，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任何城邦利益的政治正义，正如不存在违反自身目的的政治一样。硬说有，只能是虚伪——大谈正义的克里昂不过是“伪君子”，而只讲利益的戴奥多都斯好歹也是“真小人”。中国古话说得好，伪君子不如真小人。雅典的选择经过投票，公民大会通过了戴奥多都斯的建议：处死了叛变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宽恕了密提林的大多数人民。当然，雅典的选择不是出于怜悯和宽容，而是出于利益的考虑。然而正是这个真小人而非伪君子的选择，避免了一场屠杀——无论在任何意义上，我们清晰的直觉和起码的常识都会告诉我们，处死叛乱城邦的全体成年男子（既包括谋划暴动的罪犯，又包括只是听命于统治者而身不由己的无辜的人民），绝对是不正确的，正确的做法是（尽可能少地）处死主要的罪犯，而饶恕其他人。克里昂说，“有怜悯之感，……宽大为怀，不念旧恶——这三件事情对于一个统治的国家都是十分有害的”， 然而，任何一个具有健全理智的人都会承认，“这三件事情”乃是做一个好人所必须的。克里昂要求雅典人铁石心肠，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好公民本身就不等于好人，前来参与政治决策的雅典人应该是好公民（完全以城邦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好人（即不受人性情感的干扰，即使这种情感是作为好人所必须的），然而这种要求却使克里昂自己陷入矛盾：服从城邦的利益、服从统治者的命令是好公民的首要美德，在此意义上，跟从自己的统治者 进行暴动，是密提林人民政治美德的体现，克里昂却说，他们要为此而受到惩罚，理由不仅仅是他们损害了雅典的利益，还包括他们是“不正义的”（克里昂想要坚持其正义的说辞，就必须承认，密提林人的不正义并非相对于雅典的利益而言，而是某种绝对的不正义）。于是在克里昂那里，好公民的政治德性成了不义——那他还如何要求雅典人也做好公民，以至于要坚决地避免“有怜悯之感”、“宽大为怀”和“不念旧恶”呢？当然，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雅典作出宽容的决定也并非出于怜悯之感——然而有趣的在于：正是出于对城邦利益的考虑(若非戴奥多都斯给雅典人指明，他们很有可能看不到这个真正的利益)，雅典作出了一个不仅仅合乎自身的利益，而且还显得极为正当的决定——至少正如我们的直觉和起码的理智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样看来，如果说在政治的世界中也能够实现正义和利益的统一，那么，雅典的决定就是一个正义与利益相统一的典范。雅典的正确选择所依赖的是戴奥多都斯的智慧。上文提到了，戴奥多都斯是以哲学家的形象出现的，而克里昂是个典型的政客。哲学对待政治的态度，是理智的深思熟虑，避免变化无常的情绪的干扰，以深刻的人性洞察，和对城邦真正利益的高瞻远瞩，提出正确的政治决策和最好的行动方案。而缺乏智慧的政客，只会煽动民众的情绪，盲目而武断地作出不好的甚至有害的决定。修希底德告诉我们，雅典是这样一个城邦——哲学的态度是可以获得公民大会的通过，并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去的。实际上，雅典的伟大领袖都具有哲人的品格，如果雅典人一直听从这些伟大人物的领导，那么他们极有可能获得胜利——即使神谕把雅典的战败归于侵略的不义。事实上，伯里克利早就告诫雅典人，不可妄图征服整个西西里岛，而正是雅典人对这个告诫的违背，导致了他们最终失败的结局。这些都是后话，不管怎么说，至少到目前为止，雅典的形象是哲人的形象。至于它常常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凡事“喻于利”的小人，那只是因为它对以下现实着有深刻的洞察：在政治世界中，没有独立于利益的正义，所以，不如抛开虚假的面具，认认真真而又充满智慧地唯利是图。而克里昂所代表的政治，是政客的政治，它不仅缺乏哲学的智慧，而且编造各种虚伪的正义说辞来为自己辩护。政客的虚伪，本身也是缺乏智慧的结果——克里昂不正是因为在城邦利益的问题上辩不过比他智慧得多的戴奥多都斯，才需要百般强调自己的正义吗？尽管在最后的投票中，戴奥多都斯只是以微弱的优势胜出，但是，雅典毕竟选择了他而没有选克里昂。雅典选择了诚实和智慧——它是哲学的城邦。二、关于普拉提亚的辩论带着“戴奥多都斯如何说服雅典人”的疑问，我们分析了发生在雅典的辩论，我们发现雅典人是被他的智慧说服的。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在政治上，雅典选择了哲人的智慧，它是哲学的城邦。然而关于普拉提亚的辩论，却跟关于密提林的辩论非常不同，对于它我们根本就无法提出以下问题——底比斯人如何说服了斯巴达人？这是因为，斯巴达人甚至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听这次辩论，既没有听普拉提亚人的辩护和哀求，也没有听底比斯人的控诉。他们严酷地惩罚了普拉提亚，然而，这是早已决定好的判决，根本和这次辩论无关。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深刻透露出了斯巴达的真实面目。那么，为什么说这次辩论对于斯巴达人的判决没有任何影响呢？等到我们分析完这次辩论就能获得答案。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初，底比斯人侵入了普拉提亚，然而，直到战争的第4年，在斯巴达的军事帮助下，普拉提亚才被彻底征服，投降斯巴达。虽然普拉提亚是被侵略者，但是由于他们跟从雅典“奴役整个希腊”，并且在战争中使用了很多不正义的伎俩（包括几次三番地言而无信），因此，底比斯人控诉普拉提亚人，要求斯巴达给于他们严酷的惩罚，而普拉提亚人则力图为自己辩护，一场辩论就此展开。旧账和新账首先，普拉提亚人翻出旧账。他们提出，在希波战争中，普拉提亚是抵抗波斯、解放希腊的英雄，而底比斯人则跟随波斯侵略希腊。于是他们说，“我们应该有资格把我们现在可能犯了的错误和我们那时候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来较量一下。你们会发现我们的功绩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过失”。 然而，底比斯人指出，普拉提亚不过是雅典的走狗，“他们之所以没有和波斯人合作的唯一原因是因为雅典人没有这样作”， 他们抵抗波斯只是出于对雅典的服从而不是对正义的坚持，算不上英雄功绩。至于底比斯曾经联合波斯反对过希腊，底比斯人的辩护是，当时底比斯城的政体是糟糕的寡头制，处于统治地位的“小集团……以武力镇压人民，勾引波斯人进来。这不是整个城邦的行动”。 因此，抵抗了波斯的普拉提并不就是正义的，而联合波斯进攻希腊的底比斯也并不就是不义的。然而，这个结论影响到了斯巴达人的判决吗？本来，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斯巴达是极为讲究正义的城邦。普拉提亚人究竟是正义的还是不义的，这一点，应该对斯巴达人的判决具有重要的影响才对。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这一点将在后面的分析中变得清楚起来。重提旧账没有令普拉提亚人变得理直气壮，他们转而控诉底比斯人最近的侵略。“抵抗侵略者总是正当的”， 普拉提亚人认为，这是底比斯人无论如何驳不倒的——因为他们确实主动侵入了普拉提亚人的城邦。然而底比斯人指出，“当时是你们自己的公民……自动请求我们的援助”。原来，底比斯人之所以进入普拉提亚城，是普拉提亚城内部的一个政党“邀请来” 帮助他们反对自己的政敌的，而底比斯最初进入普拉提亚的时候，也并未采取军事对抗的态度，实际上，是普拉提亚人先向他们进攻。同时，底比斯人指出，普拉提亚人在战争中的确行了种种不义 。并且，提到新账，更加令普拉提亚陷入不义的事实在于，他们是在“无人强迫的情况下，自愿地遵从雅典的政策”， 从而损害希腊的自由。这样看来，无论是旧账还是新账，普拉提亚人都陷入不义。 然而，斯巴达人是因为普拉提亚的不义而作出了惩罚他们的判决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次惩罚是极为残酷的：斯巴达人“把普拉提亚人一个一个地带到他们的面前，向每一个提出同样的问题：‘你在战争中做过一点什么事情帮助过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吗？’当每个人回答‘没有’的时候，他就被拖出去处死，毫无例外”。 用修希底德的话来说，这是一次“屠杀”。尽管普拉提亚的确是不义的，但是，何必用这样残忍的方式惩罚他们呢？斯巴达自诩为正义的城邦，正义的要求是对不义者进行惩罚，然而，正义也仅仅要求惩罚而已——如此残忍的惩罚，就绝不仅仅是出于正义的考虑了。普拉提亚和底比斯的辩论，顶多说明了普拉提亚的不义，即它的应受惩罚，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它应该受到那样的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巴达的判决并不是取决于辩论的结果。那么，斯巴达究竟为什么要如此残酷地对待普拉提亚呢？修希底德尖锐地指出，“斯巴达人对待普拉提亚人这样残酷，主要地或完全地是为了底比斯人的缘故；他们认为在这个战争阶段中，底比斯人对于他们是有用的”。 也就是说，为了满足底比斯人愤怒的复仇心，从而讨好这个“有用”的同盟者，斯巴达牺牲了普拉提亚。斯巴达牺牲的岂止普拉提亚？它还牺牲了更为重要的东西。正义的牺牲在分析关于密提林的辩论时，我们说，那场辩论更多的是从利益出发的。而这场关于普拉提亚的辩论，无论是普拉提亚人还是底比斯人，都更多的是从正义的角度出发的。其中的原因大概在于，底比斯人对自己于斯巴达的用处非常自信，故没有必要提醒斯巴达，满足自己的要求对于他们更加有利；而普拉提亚无法给斯巴达提供任何利益，因此，他们的发言不得不着眼于正义。他们找出种种理由，试图证明自己的正义，然而他们找到的全部理由都被随后发言的底比斯人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但是，尽管如此，普拉提亚人向斯巴达人提出的下面这个理由，却是本该值得斯巴达人考虑的：普拉提亚人提醒斯巴达人，底比斯曾联合波斯反对整个希腊，而普拉提亚的土地上埋葬着在希波战争中丧生的斯巴达人，如果“把普拉提亚的土地变为底比斯人的领土的话，你们就是把你们的父辈和亲属遗留在……那些杀害他们的人中间”。 普拉提亚人曾经在希波战争中的功绩和他们现在的被侵略者的地位，都不足以论证他们的正义，相反底比斯人的反驳更加有理。因此，斯巴达对普拉提亚的惩罚，尽管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也多少兼顾了正义的要求。然而，普拉提亚提出的以上一点，是底比斯人无法反驳的，也是斯巴达人不能视而不见的。尊重和祭祀祖先是希腊世界的神法，而斯巴达人据说是虔诚地信神的，因此，这条理由应该是能够打动他们的——然而，事实上它却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斯巴达人完全不顾对祖先的触犯，出卖了波桑尼阿斯用来埋葬同胞的“友邦的领土”。斯巴达从来都以解放希腊的正义者自居，凡事要找到义正严词的理由，虔信神灵，打仗前都要去求问神谕。然而，在利益和正义的两难选择的处境中，他们竟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利益而不是正义。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普拉提亚是正义的——它的确是不义的，然而对于斯巴达来说，正义与否的选择不在于是否惩罚普拉提亚，而在于如何惩罚它，这和雅典在处置密提林的问题上的处境一模一样。但斯巴达的选择却和雅典完全相反：雅典选择了正义的惩罚方式——处死主要的罪犯而宽恕其他人，这个选择之所以是正义的，因为它避免了显然是不正义的屠杀。而斯巴达却屠杀了普拉提亚人。尽管，它或许能够论证惩罚普拉提亚的正当性，但是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论证以屠杀作为惩罚是正义的，因为任何屠杀都不可能出于正义的要求，而斯巴达对普拉提亚人的屠杀，正如修希底德指出的那样，只是为了“为了讨好另一个国家”， 是不折不扣地从利益出发的。为了满足底比斯人的复仇欲望，以便巩固和同盟者之间的关系，斯巴达不仅牺牲了普拉提亚，而且牺牲了尊重祖先的神法，也牺牲了不可滥杀无辜的正义法则。斯巴达的形象在修希底德的《波罗本拟撒战争史》中，斯巴达究竟是怎样一个形象？不可否认，斯巴达人对神灵的虔信并不是虚假的，他们对正义的讲究也并不是完全的伪装。“伪君子”这个词用来形容克里昂也许是恰当的，但是用在斯巴达身上，就过分了。斯巴达人的确发自内心地虔信神灵和追求正义，然而，在利益面前，这种发自内心的正义感却是无力的，为了满足显而易见的利益的需要，它如此轻易地就被抛弃了——这再次说明，在政治世界中，本来就没有一个独立于任何利益的正义，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从城邦利益出发的，它完全是实现城邦利益的手段。从单纯政治的意义上讲，斯巴达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这种选择是符合它的利益的。但是斯巴达人自己却不见得这样认为——他们会想方设法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正义的。于是，他们在处死每一个普拉提亚人之间，都明知故问道，“你在战争中做过一点什么事情帮助过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吗？”作为战争中的敌对方，普拉提亚怎么可能帮助斯巴达和它的同盟者？当每一个被告无可奈何地回答“没有”的时候，斯巴达就自认为获得了处死他的正义的理由——因为斯巴达同盟据说是要将希腊从雅典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正义的同盟，所以与这个同盟为敌就是敌对正义，就是不义，而杀死不义者就是正义的。如果换成雅典，就完全可以省了这个明知故问。然而斯巴达之为斯巴达就在于，它需要这个明知故问。斯巴达需要政治正义，即使这种政治的正义是虚伪的，斯巴达对它的需要却不是虚伪的。我们必须看到，虽然斯巴达屠杀普拉提亚人是完全从利益出发的，然而它为自己的行动寻找正义的理由，这本身却并非完全受利益的驱使。实际上，凭借自己的强大，斯巴达不需要在任何人面前辩护自己的行动，但是他们的确需要在自己面前辩护——用一个正义的理由说服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斯巴达为真诚的政治伪君子，其虚伪真诚到了自欺的程度。任何在政治世界中时刻、处处宣称要坚持本来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正义的城邦，都是政治的自欺者。而斯巴达作为典型的自欺者，成功地骗住了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说斯巴达不够诚实，只能说它不够哲学，没有深刻地洞察到政治世界的本质。缺乏哲学的政治，并非看不到自己的利益所在（斯巴达在这方面还是非常理智和深思熟虑的），然而，它的确看不到或并不接受政治世界真实的事实，从而也就无法彻底地政治。和雅典的果敢和敏捷相比，斯巴达常常显得优柔寡断、极其迟钝，原因就在于它无法真正做到只考虑利益，看到真正的利益就直奔而去，而是必须瞻前顾后地寻找利益和正义的平衡。然而政治世界中，正义是莫须有的东西，斯巴达的优柔寡断和瞻前顾后只会带来无谓的损失，使得它有效的力量远远不如精明的伟大人物领导下的雅典。若不是雅典人违背了他们的伟大领袖的告诫，很有可能，斯巴达将会是战争的失败者。如果说雅典是哲学的城邦，那么斯巴达就是非哲学的城邦。雅典的政治，是在哲学的智慧的指导下的政治，因此，它能够做到政治利益和法律正义的结合；而斯巴达的政治，是缺乏深刻智慧的政治，这使得它一方面无法割舍政治正义的虚套、彻底地政治起来，另一方面在实际的利益追求中，却又连法律的正义都可以抛弃。三、总结通过对两次审判的分析，我们对比了雅典和斯巴达两种政治，看到了这两个城邦的形象绝非君子和小人那么简单。然而更重要的在于，关于文章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究竟有没有绝对的正义？”——我们得出了结论：至少在政治世界中，答案是否定的。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却是斯巴达的胜利和雅典的惨败，并且，在修希底德的叙述中，这个结局似乎恰恰是神谕的应验。更为蹊跷的是，神谕是从正义的角度进行预言的，它说，不义的雅典是注定要失败的。战争的结局究竟是偶然所致，还是真的是神谕的实现？雅典的失败究竟是因为政策的失误，还是因为触犯了神圣的正义？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真的有神，并且神根据正义的原则审判人类的政治世界，那么，政治的正义就确实存在着——然而它却这样存在着：在神的保证下，正义和利益保持着最终的完全的统一。但是这样一来，正义，恰恰又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成为了利益的工具，丧失了其真正的绝对性。绝对的正义存在吗？对此，修希底德什么也没有说，在我们最需要他的答案的时候，他却保持沉默。不仅如此，他还以一种极为戏剧化的叙事，把这个问题纠缠在了极为复杂的网络中——看似不义的雅典却正义地惩罚了投降者，标榜正义的斯巴达却违背正义地屠杀了阶下囚；雅典看似正义的选择不过是特别聪明地满足了自己的利益，斯巴达看似虚伪的理由却沾染着发自内心的正义感；哲学的城邦最终背叛了哲学的眼光，服从了征服的欲望而导致毁灭，缺乏对真实的洞察的斯巴达人坚持着莫须有的正义，却似乎是凭借其正义赢得了战争……修希底德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仅仅对比雅典和斯巴达的两种政治，这个任务笔者自认为是完成了；然而修希底德在这些呈现的背后究竟想要透露什么，却远远超越了笔者目前的研究能力。也许，修希底德只是呈现而已，真正的答案需要每一个读者自己去构造——而每一种不同的答案，几乎就是一种不同的政治，甚至就是一种不同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讲，修希底德不仅仅是个历史学家，而且是最深刻的哲学家，因为最深刻的智慧常常在于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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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西方史学界最耀眼的明珠之一，至今仍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最有名的莫过于美国国际关系专家小约瑟夫·奈，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及本书，并有非常精辟的分析。 这是一场发生于公元前440年的战争，参战双方一边是是海上霸主雅典，另外一边是反抗者－－以斯巴达人为首的拉栖代梦集团。雅典集团的优势在海上，而斯巴达人的优势在陆地。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之间必须要打一场战争。这原因很复杂，修昔底德认为根源在于贪婪的人性，也有人认为是复杂的国际关系，或者雅典人的压迫等等。总之大战终于爆发，经过二十几年的战斗，结果是帝国失去往日的辉煌。 有西方学者将这段历史对比今天的世界，雅典就是美国，而斯巴达是中国。雅典与美国确有很多几分之处：同样是先进的民主制度，世界的中心（雅典是希腊世界的中心），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压倒优势的海上实力。但另一方斯巴达与中国之间在我看起来却有很大不同，这方面西方学者似乎是有些高估中国了。首先中国并没有最强大的陆军实力，今天的中国陆军很明显不如俄罗斯，而在可以看到的未来我也看不到这种趋势。尽管中国是一个传统的陆上大国，并且可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陆军，但其攻击能力从没有像俄（苏）军一样经历过大战的考验，因此很难推断出他们在未来可以变成世界最强。其次中国也不大可能拥有组织反美联盟的能力，就像斯巴达那样领导反雅典同盟那样。有一点斯巴达倒是和中国有点相似，那就是国家的政体，斯巴达一直实行寡头政治，中国也不是民主政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是海上霸主雅典失败了，而这才是西方学者最担心的。 从这本书当中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从不同的方面解读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篇幅所限，在这里我只谈其中的一小部分，即有关民主与战争。 很多学者对民主与战争的关系有过研究，甚至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人认为民主会减少战争，而另外的人认为民主国家更有好战性。在这里我不作评论，我只想简单谈一下本书中作为民主国家雅典对战争的决策。 在这段历史中，雅典主要参与了两场大的战争，一场是与拉栖代梦同盟进行的战争，另外一场是远征西西里的战争。前一次雅典人是被动的，而后面的一次则是主动的。实际上，西西里战争的结果影响了最终的结果，它直接导致了雅典的失败。具体而言，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多数时候都体现了其优越性，看起来它非常之好，决策机制也很科学。但是在对西西里战争进行决策时，虽然仍是民主机制在起作用，但最终的结果是民主选择了错误的方向。最终结果表明这场战争的发动大错而特错，可见民主解决不了战争的问题：民主制度仍然会发动战争，即可能会发动错误的战争，也可能导致错误的结果－－引火上身。 很多人认为民主制度最大的好处之一是它的纠错功能，即它令政府不会犯太大的错误。但在雅典进攻西西里的决策上，我们没有看到这种纠错功能的体现。实际上，略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希特勒也是地道的民选领袖，而且是以很高的支持率上台的，当然大家也知道在后期他变成了纯粹的独裁者。但这样的事实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表明，民主不能避免战争，以及民主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并导致民主变质。 民主与战争的关系并非几句话能说得清楚，但我想我们至少可以近似得到这样的结论：即民主可能不会避免战争，或者民主可能与战争根本没有关系。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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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作为怀疑主义思想家和不动声色的历史学家， 他也许根本不屑于对正义下定义或归纳表面特征。他也不曾努力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直接 描述“分配的正义”与“矫正的正义”之不同，更不曾明确指陈现代人反复申辩程序正 义与实质正义的区别。修昔底德的正义观之所以独特，之所以不可替代，除了如欧文所言的视政治正义基于人性的竞争和遏止过度竞争的要求，可能还在于他以历史观察叙述的方法，第一次呈现了政治正义在城邦政治中的具体规则，保障机制，应用技巧 ，甚至暗示了正义与雅典式民主政制之间的复杂关联。讨论的固然只能是古希腊城邦政治，但是仍然天才地呈现了一般政治正义的内在紧张（正义总是关乎公民的公共规则）它的有效实现程度取决于众人的认可度以及对公众的等量强制力因为约定不易，等量强制也难以实现，政治正义至多只能是近似的。 -
演讲词真好，讲得是人性、利益和实力，比现在的空洞的梦想、希望有说服力。 -
读书笔记上翻来覆去的都是作战双方的名称... ... -
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写完啊 -
后记里不是写着loeb本比较好吗？为什么就不对照一下呢？全文中大片的“历史”在loeb本中出现了几次？希腊原文中又出现了几次？ -
没读完，但是想从在读清掉了 -
2011.9.29——2011.10.7译本还是狠下功夫的 演讲最精彩！ -
【一頁書】如今能讀到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幾乎全是謝德風所譯，在中文行文上與現今稍有差距，但影響不大，要讀懂此書還須多了解古希臘史。伯羅奔尼撒戰爭是古希臘兩次重大戰爭之一，長達十數年，牽涉多個城邦，一般認為本書最後一卷非修昔底德所作，因為文風較簡練，且無他慣有的演說詞。 -
很难想象这个时期就能有如此细致如此恢宏的历史著作，古希腊不愧是文明之源
补充1收录的演讲是一个亮点，同时令人感兴趣的还有公民大会制度，许多令人称道的演讲都是在公民大会发布的。不仅有自己的还有敌人的。真的很想对比一下古希腊与战国时期的演讲。2胜利纪念碑的树立是每次战争之后必备的两件事，另一件就是埋葬死者，归还战败一方尸体。不知道这些胜利纪念碑还留存多少，又记载了什么。有时候双方都在立胜利纪念碑，但毁掉对方的却只记载了一次。 -
我看的第一部关于希腊的史书，从这本书里我知道了拉西代梦这个词。。。。我现在很是诧异当初我一个初中生怎么会有耐心去读完这样一部专著 -
看不了英文的，只能看中文了，忽然一想没关系，原著说不定希腊文的 -
一场浩瀚的战争，持续了二十一年，几近毁灭了希腊文明。 -
刘玮：《评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文相对商务本晓畅，但是误译不少，学术价值打折扣。 -
看得神经衰弱 -
理性、冷静、客观。战争的细节未求甚解。每篇演说词真是激动人心。从古至今死于人类自相残杀的冤魂有多少？ -
总算是啃完了。。 -
在读，真的很不错，能帮我理解很多问题 -
“只要人性没有改变，这些事情永远都会发生”。 -
大二 3年前鸟 城邦 -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 修昔底德所撰写的战争史，他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注重历史的因果关系，分析事件的内在联系，能够准确的还原历史，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 -
有本norton评注版还木有看 -
上次我有读出什么了吗？我的确有读过吗？ -
“Whereas they that have odds of power, exact as much as they can, and the weak yield to such conditions as they can get.” -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西方文明走到今天这步的必然。格外，从古至今，国家之前的所谓战争从来没有正义邪恶之分，都只有一个主题：利益。 -
全忘了…… -
如果把里面的国家和部族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之类的我就没有这么大阅读障碍了。。。。。。。 -
修昔底德写作严谨，从雅典城邦公民大会的辩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度的民主对于国家的伤害，过分注重民主注重辩论使得国家大事被玩弄于口舌之间，导致一个曾经兴旺的雅典帝国最后瓦解，实在是可惜。 -
看上去还是很靠谱的 -
本科读历史最好 -
终于读完了。对比过《往年纪事》才明白修昔底德是多么专业。 -
雅典因勇敢而盛，又因自负而衰，历史从来都未曾眷恋过谁。 -
2012年2月读过。 -
最近的课程有提到，拿出来再读，还是越看越感动。翻译实在是吐槽无力 -
好的 -
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一堆问题：所谓的海战发生在哪片海域？爱琴海？一共有多少国家参战？为什么波斯会搅到战局里来？雅典前后损失了多少人和金钱？电子版读得有点费力。需要查查资料，买本纸质版，再重新读。 -
翻譯得不好。修昔底德是極極好的。^^ -
希腊人的名字为什么都那么长。。。。。 -
只想说自己还是不够 厚厚的书读着有些吃力 很多地方也不是很懂 -
错读的一本书...老师推荐的是商务版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把这本也一块儿生吞了... -
不觉得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枯燥，相反那些演说词是书中读的最津津有味的部分。。 -
专业必读书目 拾遗补漏 -
是亲身上过伯罗奔尼撒战场的修昔底德写的历史，不仅通过亲身实践，更加以慎重求证，追求实证，显然更可信。通过战争，把雅典与斯巴达城邦的社会形势加以解释。 -
从冗长的文字背后提炼信息还是有一定挑战性的。 -
徐松岩这次翻译的本子是以克劳利的英译本为主要范本；而商务版的谢译本主要以大众普及化的华尔纳英译本为蓝本。所以就严谨性而言，这个版本是更佳的。最好的是徐本还比较了三个权威的英译本和商务版谢译本，在全书的注脚下面予以对比，特别方便专业的研究参考和普通读者了解学者间的不同见解。 -
大学时读的，几天之内一口气读完。修昔底德的文笔太好了，文风、问题意识与司马迁相似。我曾写过一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天问”》，就探讨修昔底德对雅典参拜以及一系列精英惨死命运的“天问”。在这个意义上，修昔底德与司马迁，是同样高度的巨人。 -
一部非常精彩的作品~特别是其中的演讲词非常地经典，读了这本书之后，让我对古希腊有了一个更全面更直观的认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雅典的民主制和古希腊的哲学。它就像一个地图一样形象而直观，这让我体会到了历史的价值~ -
据说这部译本不错，很期待 -
这部战争史和我之前翻阅的不少战争记录不同，我觉得似乎它更偏向于从人的方面来记述战争的发展，而对于期间历次的战役则所费笔墨不多。 -
尼玛连一个希腊文注释都没有还好意思说参考了原文？ -
其实我不喜欢这种，就比如我觉得荷马史诗拍成动画片应该更吸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