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欧洲》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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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以家庭为单位，是个小王国，然后进入学校、进入某机构工作。不是个社会概念，因此个人、家庭、机构是中国人的组织机制。中国人的社会结构如同一个大三明治，上面是官吏，底层是老百姓，中间夹着厚厚的一层，一般的官吏。2.在一个公民社会中，个人的作用很大。这个观念在中国是缺少的，个人主义与自私经常被等同起来，个人不是社会的动力，而是社会的结果。3.公民社会的基础是市民相信法制国家，而不是自己起来反抗。日耳曼帝国内有公民社会的因素。日耳曼帝国是靠原则，而不是靠一个集中的、物质化的等级制度来统治的。4.市场经济是关键的一点。由此我们才能知道如何根据共同的利益制定出一些法律。5.公民社会的形成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比如欧洲文明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多种因素、如市场经济、协会、教育等等，而所有因素中教育又是第一位的，中国缺少一个公民社会意义上的知识阶层。（互联网上知识阶层的崛起）6. 我们可以也必须提出我们的愿望，可是不能决定说我们现在就要建立什么社会。这是马列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比如列宁的苏维埃，首先就确立目标，然后铺建通向这个目标的唯一道路。直到如今，我想中国人还没有摆脱这种思维方式，先想好了社会形式，然后制定实现的计划。这样你永远达不到目标，社会发展有自己的轨道。（但社会发展自己的轨道怎么走，受谁决定，政府？人民？）7.民族主义在中国和西方具有非常不同的含义。民族主义是19世纪西方的宗教，因为民族主义成了把公民社会简单化的一种方式，公民社会不仅是自我调节的机制加上国家的保障，而且被加上民族的概念从而简单化。8.民族是什么，民族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未来的计划。9.一个严格的知识框架，他们可以互相批评，但是他们是在共同讨论真正存在的历史社会制度问题，应用的是同一坐标体系。20世纪后现代思想家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参照框架。10.中国文明的发展似乎是循环似的，一直在绕圈子，一直没有绕出来，不像西方，每个世纪都有新面孔。中西相遇时，中国相对于西方不仅仅是经济上落后了，更是在观念上落后了。冯友兰说，中西的区别不是时代的差异，而是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差异。我们落后不是短期的，而是几个世纪的差异，要缩小这个差异，也需要很长时间，需要耐心。11. 康德哲学所强调的是精神、思想的活动，多元化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中国尤其重要，也就是说要允许各种不同观点的存在，这样你在思考或行动的时候可以有多种选择。而我们这里几乎一切都是唯一的，不是多元的。是要多元化，但不能是非理性的。12.中国社会很矛盾，一方面权力非常集中，另一方面又可能如一盘散沙，这盘散沙当然不是我所要说的多元性，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个领导，一个多元化的，理性的领导。13.什么是教授，教授不但要传授知识，也要传播自己的信仰。他们向学生和其他大学同仁解释、传授他们确信的真理，从前的思想、知识权威机构如教（先进的中共政权）会再没有权力干预。14.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中学会考，为文凭而努力，通过文凭把学术作为职业，这些人取代了大批文化人。（现金中国社会的教育考试机制）15.在中国民众遇到问题经常很快引起争吵乃至混乱，人们很快失去理性。这种教育是一种训练，学会理性地探讨问题。16.中国的“理”与理性是不同的概念，中国的理性很泛，比如中国哲学中有两个概念，气与理。气指物质，理则是指超越物质的一切，理决定物，或物决定理，在这对概念中的理，绝对不能翻译成西方的理性。17.中国人总是拥护国家的，他们认为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18.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缺少对西方启蒙思想的了解，特别是缺少敢于运用人类理性思考的勇气。许多年轻学生去西方留学，他们对西方的理解往往是他们沦为导师的观点，然后他们回到中国，把他们导师的观点原封不动地转述过来，但是其实他们没有真正搞懂西方历史。就是缺少一种融汇贯通。19.要了解一种思潮，不如从一位思想家入手，而不要从几个思想家开始，从一点开始铺开。这样就可以看到一种观点推理的全过程。20.卢梭：人民的主权是不可被代表的，这似乎是反对代议制的。其实他是认为，直接民主可能导致偏差，甚至内战，因此代议制其实是最理想的。

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哪？《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

自从对社会发展的思考点落脚于公民教育后，我就阅读有关公民社会与公民教育的书看，《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是我看的第一本关于此类的书。这是中西二位研究历史的教授关于公民社会的对话。但看完这本书，心中的热情冷静了许多，他们通过梳理欧洲历史的脉搏，对公民社会如何在欧洲兴起进行了讨论，下面这一段是让我觉得残酷而又不甘心的话：“陈（陈乐民，中国学者）：许多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公民社会很感兴趣，但是他们的理解通常简单化了。公民社会是自然形成的，是欧洲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哪个人，哪怕是非常有智慧的人特地建立起来的。我读过许多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写的关于公民社会的文章，但我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他们把公民社会理想化了，以为我们可以为此而努力。我不认为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把当今的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公民社会。史：（史傅德，法国学者）：公民社会是自然的、有机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个极其复杂、艰难甚至血腥的发展过程，历史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不是人们拍拍脑袋想出来的。。。。。。那些最早思考公民社会的思想家都经历了内战。比如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他们都被卷入了内战。”想想也是，比如，我觉得我们中国历史发展就缺少了类似这样的文艺复兴革命，我们只有农民革命和农民起义，我们有党派之争，但始终我们的历史缺少类似文艺复兴这样的一种思想革命。在文艺复兴中，欧洲诞生了一大批对公民社会理论与思想有作用和贡献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法学家，他们对宗教与战乱进行反思，从而引起了思想的碰撞。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思想、文化的革命。文化上的缺失还有一块就是教育和培训。“史：公民社会的成功之处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的文明化，即培训的社会性。全民接受各种培训。。。。。。教育、培训是社会的基础。。。。。。我得训练自己阅读、思考、参与、与人交流的能力。。。。。。。社会精英们意识到城市中的平民阶层不光是他们授意的对象，妇女、儿童、乞丐，医院、救济院、银行等等不光是对象，所以这些人和机构也必须参与启蒙。这种信念建立在城市居民能够阅读的基础上。。。。。如何引导人们有目的、有方向性地、理性地阅读。” 在欧洲，当时很多人，包括商人都资助各种各样的培训，大大推动了文化思想的传播。教育与思想多样的化，以及残酷的现实，促使人们进行理性的思考：“（史）首先是理性。这是（思想）多元的框架；再有就是批判，这是交流的工具和技巧。光说我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是不够的，还要与其他的选择相比较，作出理性的解释。批判不光是说我反对，。。。。。。。为了达到共识而又要保命（因为弄不好你会被揭发成人民的敌人），要找到一种有说服力的论点，这是生死问题，是个危险的游戏。这样人们必须学会理论，这是个学习推理的过程，而不是直接表述一种看法。比如说我赞同某个意见是因为我要吃饱，这是不够的。你必须超越个人的需要说明你的观点符合更广大的民众的要求，这是在恐怖的气氛中血腥地学习推理。”而我们中国，更多的是感性的否定，而非理性的批判。“（史）公民社会是通过自我监控制度，通过不断自我批判而发展的。我们可以说一个社会通过自我批判而‘公民化’”。这种理性不但是中国文化需要，更是公民社会需要，更不用说民主社会了。理性思考，是超越自我，从事物的客观出发，进行批判性的思维。这也是我们的文化非常需要的。而理性的批评性思考又需要对于言论的保护，允许并且鼓励人们去说，去听，去辩论。而在制度上，法制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书中提到，“（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法制的帝国，比如一个农民反对封建主，他不用反抗，而是找法庭。也就是说，自从1648年日耳曼帝国法庭成立后，竟然没有农民起义了。因为他们自己可以起诉。。。。。。。一个农民竟然可以信任法律制度，而不是自己起义，互相残杀。。。。。公民社会的基础是市民相信法制国家，而不是自己起来反抗。”面对中国这样现状，不论是历史发展、文化、制度还是思考，对比下来，的确如陈教授而言，中国的公民建设任重而道远。但并不是说中国的公民建设就遥不可及，至少我觉得我们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曙光：一， 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使个人得到了一种自由，这种伴随经济而来的解放是书中公民社会所提到了二个前提之一。二， 文化活动。虽然现在中国的文化活动还在萌芽阶段（我不是指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而是指数量更广大的发展中城乡。虽然中国的教育让人诟病，但至少提高了受教育人口的比例和层次，或者说文化也有了一定的基础。而且现在也出现类似欧洲走过的，有企业家或商人赞助一些文化活动。三， 报纸、电视、书籍、电台，包括网LUO的发展，大大加强了文化思想的传播和普及。特别是网LUO、网民和网络舆论的出现，是中国所具备的后起优势之一。四， 社会发展氛围和环境。虽然与欧洲不同，按史教授的观点，欧洲公民社会的出现，除了市场经济，还有就是战乱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中国虽然结束了战乱60年，但这60年中，中国人经历了各种运动和动荡，也有了一定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五， 法制建设。尽管中国的法制建设以及法律意识尚不发达，但至少我们看到在这方面，中国是慢慢进步的。六， 全球化，不论是经济的还是文化的，都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交流，除了很多走进来，更多的人走出去，也是有利于公民社会发展的。最后，用书中的观点来结束此文：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永远不会终结，一旦这个过程终结，公民社会就不存在了。。。。公民社会不是制度化的，是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系列行为准则。

读《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

就像面对着蔚蓝深邃的大海，独自漂在岸边，被深深吸引却又茫然不知所措。介绍按惯例，先上豆瓣描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前所长陈乐民与巴黎第八大学欧洲近现代史教授史傅德 (Fred E . Schrader)的对话录。“对话”分启蒙精神和公民社会两大部分，是一种自由的聊天式的讨论，涉及政治理念、哲学思想、市民文化、宗教、民族、市场经济、革命、政党、全球化等诸多问题，也谈及大量历史人物。“对话”以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历史为主线，不时地插入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关注。”书是两位政治历史学者就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的对话，他们一中一德，关注着几百年前的历史，对照中西古今。既然是大学究间的探讨，又是对话式的语录，因而在我看来就是武术白痴坐看华山论剑，樵夫手执九阴真经，只见光影飘忽，剑风闪闪，不解其招。然而，这等武术造诣与招式，确实又很引人入胜。内容书分两大部分，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大约按照罗马帝国、欧洲内战、宗教改革等时间论述了欧洲公民社会的产生、形成。当然啦，他们是在其高度对关键节点进行探讨。在对路德、加尔文主义等人、各均不甚至了解的情况下，我大约只能模糊地获知两点。一是公民社会的渊源脉络。公民社会由两方面基础构成，市场经济与社会精英们的介入、变革。这种介绍、变革，一方面表现为话语、舆论，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中成功人士”对社会的投入，建立非营利的组织。这样的市场经济，社会精英的意识与投入，并不是欧洲生来即有，也是经过了漫长的积累。一方面根植于法治社会，“农民信任法庭，而不是起义”，另一方面则是公民思想的长远传播，这被进一步挖掘，可看到内战时政府控制力的减弱的效应，也非常依赖于平民教育与大学教育在较长一段时间的培育作用。即教育从家里走到公共领域，对公民的培养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众多大学学者，不依赖其职位或某团体，可自由地阅读、传播自己的思想，也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我想，这几个世纪的欧洲，其新闻、出版业应该非常地发达。按照书中的节点，大约可以画个“鱼骨图”，从因到果，从教育、出版，从法制、普适教育，到市场经济与社会调节，终形成。然而当中交叉影响因素自然没有这等简易，而结果也会反过来促进原因的扩散等。从中可见公民社会的形成需要多方面的积累，独立、广泛的教育尤甚。从文中汲取到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启蒙思想及其的公民社会的孕育、发展、完善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且在持续变化进程当中。对中国公民社会的进步而言，一方面要认识其复杂性，另一方面，要理解欧洲走过了几个世纪，经历过而积累下来因素中，是我们未曾经历积累，却又至关重要的。直接嫁接确实是要水土不服的，然而要仔细研究中国实际，结合公民社会发展特征，真是件庞杂的事情。虽然德国教授史傅德总强调欧洲公民社会在进程中，很有可能因某些因素而夭折，但显然中国的路要长得多了。摘录感悟100多页的书看得很慢，又很快，其中出现了大量的人名、著作、思想对于我而言是异常陌生，当然也向我提示了文明的进展、公民社会的背后丰富的内涵。文中也指出，“以为是一种人们自发的组织，大家组织起来为公共利益做些事情”，其实，概念远要丰富的多。分享一下史博士对对话的总结，里面包含了不少重要的启示：“根据康德的理念，我们所主的欧洲启蒙的重要性，体现在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结果是成功的，特别是在社会性和教育培训方面：相对于国家、教会、等级和行会的理性的解放；独立和自由的理性在政治、社会、科学、技术和教育法等领域的思想和实践。比如在中学或像洪堡创立的大学，要通过教授们正在进行的研究传授知识，尤其要教给中学生和大学生们如何自觉、自由、自立地学习。这个过程从中世纪末开始持续了至少四个世纪。但是在此期间，欧洲以非常集中而有效的方式超过了近东和亚洲文明积累的科学和思想。这里不只是说知识或技术……这里是指能力和再创造，一种教给人学习的能力。启蒙的过程需要持续的努力。”题外话？感受到欧洲文明进程的成果、不易与丰厚，也告诉我有内容有待了解、学习；又因体会过这种如英文阅读般的知其字词而不明文意的困顿，就很有欲望好好地从头学习。然而在埋进书堆之前总先有恐脱离社会的忧虑，转念又考虑到“先博后渊”的校训（好吧，是校训变体），考虑到现在还是感性接触、未能条理分析地阶段，还是应该好好从头学起的。大约，我应该先好好读读陈乐民教授写的另一本《欧洲文明进程》，又或者，先读本欧洲通史？想当时看费孝通的书也是先看了《乡土中国》这种抽象理论论述再读《江村经济》这等具体实践描述，虽然也另有一番体会，终究感觉不太符合阅读规律。是时候好好考虑一下读书的顺序了。学习无止境，继续留脚印2012年4月29日于西67

公民社会不能一蹴而就

陈东民說：直到如今，我想中国人还没有摆脱这种思维方式。先想好了社会形式，然后制定实现的计划。这样你永远达不到目标。社会发展有自己的轨道。

作者说他是个“孤独的研究者”

书很薄，但是该讲的都说得很清楚，这么宏大的题目我等小民写不出书评。对于公民社会这词，第一次深刻接触是答应帮笑蜀的忙翻译他编辑的一本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书，翻译简介和前言。对公民社会完全没有概念的我翻得口吐白沫。但是收获不菲。感谢他在这方面的启蒙。对书中的一句话很有感触。作者说：“……我没有时间也缺少资料。在中国，我也很难找到人与我讨论这些问题。就此而言，我是个孤独的研究者。我只能躲在着急的小屋里尽可能地多阅读。我和年轻人讨论过，他们对这类问题并不感兴趣。”在末尾小结的时候，作者讲到：“不料近两年来，我的耳朵更聋了，助听器几乎不起作用，身体每下愈况，已经不可能进行那样的对话了。这对我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同年12月，陈老先生辞世。。。。。

一句话评论＋陈乐民：对我影响最大的十种书

对于书中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评述，我认为有欠精准。书中对公民社会的陈述，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受益良多。陈乐民：对我影响最大的十种书 新华网 （ 2003-08-01 11:24:28 ） 稿件来源： 南方周末“秘密书架” □陈乐民　　陈乐民，193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著有《戴高乐》、《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撒切尔夫人》、《东欧巨变和欧洲重建》等。　　我读书甚为驳杂，漫羡而无所归心；新书读得比较少，“新潮”书几乎没有认真读过。下列十种“旧”书可以说是对我的晚年思想和治学最有影响的；有一些成了我的“案头书”。这里我用了“种”，而没有用“册”，是因为每一“种”可能牵涉不止一“册”。先说中国书五种：　　一、《孟子》，我幼年的“启蒙”书，我个人体会，读了《孟子》，再读其他相关的书，有许多方便之处。孟夫子经常偷换概念，强词夺理，批判异己不留余地，但那是时代的反映。《孟子》是了解当时政治和社会的一个“通孔”。　　二、《徐光启集》，王重民先生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徐是有明一代具有开放和开明眼光的“奇材”，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开篇人物。往昔大半因其皈依了天主教，他的科学功绩在历史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今年是他逝世370周年；据悉，上海徐汇区（他的老家）文化局将重修毁于“文革”的墓址。另相关的书如梁家勉先生编著有《徐光启年谱》，考稽事实之翔，取材之广，旁征之博，堪称杰作。老学人的治学态度，令我心折。此书差不多已被我翻烂了。前曾托人问上海古籍出版社是否还有存书，答云没有了。似乎也无重印之想。如今文人“明星化”，名声大噪了；而很有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却默默无闻。此人间世相，老朽如我，只能叹息。　　三、鲁迅的《阿Q正传》，提示我国的“国民坏根性”，入木三分，同时是面镜子，时常照照，可以自警和警世。同类作品有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惜乎吾国国民此类病依然很重，几乎无药根治。奈何！奈何！　　四、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种：上世纪30年代的旧作上下册和晚年的《新编》七册。旧作在大陆有无售者，不详。《新编》前六册已由人民出版社几次重印；独第七册因故未能在大陆印行，以至《新编》就结在第六册上。此是我出版界一怪事。但台湾版已出了全七册。另，第七册以《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书名先后在香港和广州印行，总算聊胜于无。坊间同类哲学思想史的书不少，但个人管见，都绕不过冯著二种。　　五、《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印行。顾准作为当代伟大的思想家，在知识界已有广泛的共识。最近听说某境外华人信口臧否人物，妄说，顾准算什么，若把他的文章译成外文，会让人啼笑皆非。不知他在国外读过哪些高文典册，以致狂妄如此！至于浅陋如我，正是读了顾准使我在十年前的耳顺之年大为开窍，顿生识之恨晚之感。　　以上五种是中国书，以下讲外国的，也是五种：　　一、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中国译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我看过原文，中译文大体不差。此是伏尔泰旅英的25封通信，故又称《英国通信》。英国的自由风气早在欧陆之先，伏氏在英所见所闻，备受感慨和启示。全书涉及彼时英国的宗教、政府、议会、文化、培根、洛克、牛顿，等等。这本书说明伏尔泰在英国已被“启蒙”了。英国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常被轻视；伏氏此书大有助于了解欧洲这段的社会思想史。　　二、康德关于历史哲学的论文集。我先读过两种英译选集：《论历史》和《政治文选》。后商务印书馆出了何兆武先生翻译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选目大同小异。此书已成为高校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学科的必读书。但我要补充说，要深懂此书，一定要读一读康德的批判哲学。　　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演讲录》，我也是先看了英译本。我国有王造时中译本。欲了解西方文明史，此书不可不读。他是从东方文明开篇的，主题是讲欧西文明。黑格尔论述历史发展的雄辩力，是令人震撼的，虽然你不必同意他的所有观点。　　四、《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价值，用不着我多说。我在做研究工作时，是时常要翻阅的，尤其是它的前半部。我最早读它时是二十几岁，现在七十多岁了，还常常要翻一翻。只是体会大不相同了。　　五、托克维尔的《在美国的民主》，还有他的《旧制度和革命》，中译本均已辑入商务版的“汉译名著”丛书。另，托克维尔退出政坛后写了不准备公开的《回忆录》，身后还是流传出来了。目前似尚无中译本。托克维尔在这些书中观察时势和对时势的预测，时常使我震动；他对欧陆“旧制度”的批判，绝不在概念上停留哪怕是几秒钟，其锋利和准确性全在叙事当中。　　我家的书架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书，杂乱无章，但是以上这十“种”书，翻来翻去，总会凑在一起，这大概也可以反映出它们的“使用率”吧。

很多启发

分裂的社会更容易激荡思想。我还在想，宗教改革的基础之一会不会是印刷术在欧洲的发展和（可能的）一定程度上普及了的教育、（可能的）较高的识字率呢？否则大家怎么自己去读和理解圣经？只是一个想法，没有看过有材料佐证。

翁婿对话

本书由陈乐民与史傅德翁婿之间的对话整理而成，篇幅不长，主要涉及公民社会和启蒙精神两个部分，内容是欧洲近代史。书中主要由陈提出问题，史的回答占大部分篇幅。公民社会是一个需要政治体制、互相联系、自我组织的社会，动力来自社会本身而非政治力量。公民社会的形成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大阶段，早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就已初露端倪，是欧洲15世纪～17世纪内战的产物。公民社会由市场经济和社会精英们的介入、变革两方面构成，其基础是市民相信法制国家。康德提出，要有勇气来利用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黑格尔让大家别激动，依靠自己的理性要独立于任何机构，独立于等级，独立于教会，独立于政治。康德是德国唯一的非民族性而具有世界性的哲学家，他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先想好社会形式，然后制定实现的计划，这样永远达不到目标，社会发展有自己的轨道。中国缺少一个公民社会意义上的知识阶层，中国的知识分子缺少对西方启蒙思想的了解，缺少敢于运用理性思考的勇气。

摘抄_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

《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对话：陈乐民 史傅德（Fred E. Schrader）三联书店现在我们所说的公民社会，……是指一个需要政治体制、互相联系、自我组织的社会。动力应当来自社会本身而非政治力量。政治家总在试图更正，却总在亡羊补牢。我想有一点不一定在实际生活中，但至少在理论上是清楚的：在一个公民社会中，个人的作用很大。这个观念在中国是缺少的，个人主义与自私经常被等同起来，个人不是社会的动力，而是社会的结果。应该说有些因素。我还是举这个在当时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例：一个农民竟然可以信任法律制度，而不是自己起义，互相残杀。这是很令人惊讶的。歌德曾在这样的法庭里工作过。公民社会的基础是市民相信法制国家，而不是自己起来反抗。从这个意思上来看，可以说是日耳曼帝国内有公民社会的因素。日耳曼帝国是靠原则，而不是靠一个集中的、物质化的等级制度来统治的，帝国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即建立在原则之上的，因此它们之间完全可以相互沟通。乡村小学教师们把共和国的原则传授给农民的孩子们，每个镇有同样的象征物——纪念碑等。法国史学家阿古庸专门分析过这个现象：众多的小镇在几乎没有一个宪法的情况下遵照同样的准则、以同样的方式运转，公民们所忠于的不是一个制度，而是这些共和国的原则，尽管法国总希望把权力集中起来，但是这些原则已经深入人心了。因此公民社会是由两方面构成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精英们的介入、变革。这种结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是有钱人对公益事业的赞助，比如18世纪的富商资助的孤儿院。还有社会精英们建立了保护财产的保险制度，思考如何把监狱办成不但是惩罚也是教育的场所等等。从个人到协会，面对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的种种问题的介入。因为这种社会形成对于百科全书派来说是一个新发现，经过很长时间，这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并且自我改造的社会产生一种新学科，即社会学。也就是说，没有公民社会，就没有社会学。我们今天看，这些组织的运作与目的似乎很清楚，但是当时伴随这些自发的组织和机构的语境在今天看来经常是模糊不清的，那些文字的目的性并不明确。定义与分析都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如果我们看看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公民社会就是市场经济加上自我改造，国家只有能协助保留这样的社会才是必要和合乎逻辑的。也就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成功的人士或企业资助培训或研究等活动，他们知道这些活动是非营利的，不会投资后马上获利，但是他们深知赞助这些事业对于他们赖以生存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十分有益甚至是必要的，因此他们也获得了利益，不过是间接的，而且是长时段的。他（马克思）越来越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感兴趣，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越来越深入的分析，而不是直接与之进行斗争。就是说，改革与一系列的日常行为是紧密相关的，关系到每个人的教育、阅读、交往……伊拉斯谟就完全置身与这场改革中。我们可以说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圈子，都是这类人。这场运动的具体体现是法国阿尔萨斯的色雷斯塔图书馆。这是一个典型的改革时期的人文主义图书馆，还有一些人文主义者的通信网络。卢梭有句很残酷的话，他说“我们将被迫自由”。就是说，谁也不能逃脱出这个代议制体制的公民社会。德国社会学、历史学家尼古拉•鲁曼对这个阶段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欧洲像一艘行驶在大海上却要重建的船，没有海港，不能靠岸。我们用上面的一些零件来制造另一些零件。就是说，用已经存在的话语、概念来承载全新的东西。……正是要在海上重建大船才既令人兴奋，又造成很多困难。公民社会有两个条件。首先我们不要忘记公民社会是欧洲长年内战的结果，其次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公民社会一直处于危机中。先是要培养公民，使得公民社会得以运转。其次是政治要控制公民社会。……有时候是以一种新的原教旨主义反对另一种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也会导致公民社会的危机。直到如今，我想中国人还没有摆脱这种思维方式。先想好了社会形式，然后制定实现的计划。这样你永远达不到目标，社会发展有自己的轨道。敢于相信，这是年轻人的优越性。我要强调的是公民社会从来不是一种永远存在的社会形式，而永远是个进程，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要求公民的不断参与和保证。中国在追赶欧洲的过程中，西方有些经验可以引入到中国，而我们这片土壤上却缺少一些接受这些经验的基本因素。就像把一根树枝嫁接到一棵大树上，这个树枝也许成活了，但是这棵树本身并无法在繁衍出同样的树枝。因此就会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这些协会由社会精英们发起和管理，成为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一部分社会阶层需要这样的社会组织，他们不需要直接的帮助，而需要有组织的帮助，就像莱辛所说的，社会需要什么？不是施舍的人，而是一个无需施舍者的结构严密的社会，一个没有乞丐也因此没有施舍者的社会，比如共济会。没有这些实体，欧洲人之间的交流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文章分析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自然会时不时地想起他。他的著作无时不在分析资本主义。问题是如何把政治思想转换成具体行动。分歧也是在这里产生的。伯恩斯坦接受马克思的分析，但是他们对于如何实践得出的结论不同。

继续启蒙是第二次思想解放

自由民主需要形而下的市民社会形成，由此带来倒逼形而上的体制结构做出回应和改良，逐步建立宪政作框架的国家社会体系，达致脱离威权统摄的目标。此书启迪了大众。

给公民社会一片退烧药

偶然在学校图书馆淘到的这本小书，让我重新认识了公民社会。近年来传媒的发展，参政意识的萌芽和西方政治思想的流入把公民社会捧成了热词，闪烁在媒体报道和茶寮酒后。有趣的是，相对于词条本身的走热，它的历史沿革和概念内涵却受到了冷落。除了邓正来、贾西津等部分学者，大多数整天唠叨公民社会的知道分子似乎并不关心这个词汇的来龙去脉，而只是把其当成了一个预设的先赋定义。本书由陈乐民、史傅德两位学者在05年的一次长谈整理而成。两位一中一西，研究领域相仿，又都是严谨治学之人：“他们只是老老实实的学者，认真读书，写书，以挖掘史料，独立思考为乐，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审视，批判自己所属的文化与社会。”也正是这种不以耸人听闻取悦大众的态度成就了面前这本好书。它对我的启发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在于公民社会从来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概念。这个词在欧洲中世纪兴起时，是指一种市场经济模式下的自治形式，经过黑格尔、哈贝马斯和泰勒等人的阐发，才成为目前的主流看法：“一个需要政治体制，相互联系，自我组织的社会。”但是美国政治学者的介入模糊了日益清晰的概念，他们简化了复杂的公民社会生成机制，将其理解为民主的、反政府、反国家的自治的社会团体。这个定义不仅误导了一部分中国学者，也使官方一度压制类似研究。而事实上，公民社会的基础恰恰是“市民相信法制国家，而不是自己起来反抗。”美国人方形的思维方式稀释了公民社会的深度，我们不应该轻易依附于这种化约后的判断，哪怕它让你一时热血沸腾。二是公民社会不是可以凭借一个精英阶层就能构建出来的。通过史傅德如数家珍的陈述我们可以知道，公民社会形成的两大历史溯源是欧洲内战和市场经济，内战引发的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呼唤社会和国家间的一个平衡点，也即民众是被逼迫着草拟出了一套公民社会的方案。史傅德总结道：“公民社会是自然的、有机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个极其复杂、艰难甚至血腥的发展过程，历史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不是人们拍拍脑袋想象出来的。”回看中国，其实很多关于公民社会的期盼都是不现实的，中国暂时还不具备民间自治，非制度化运行的社会土壤。三是后现代理论和当前的互联网不是开启公民社会的钥匙。后现代理论尖锐，独树一帜，却往往为了标新立异而拆毁平等谈判的框架：比如福柯的古典疯癫史完美地阐释了他的哲学理论，却绕开了历史学的正常讨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打击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却造成了一切去中心化的虚无；巴特勒的性别操演论象征了酷儿理论的起源，却把生理性别矮化成了社会性别的儿子。这一切无不消解了旧有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建立了自己的新体系。但这种体系却往往是居高临下的，缺乏朴实的亲民气息，难以激发广泛讨论。互联网的问题则在于它缺乏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自我监控、自我批判的机制，这使国家权力找到了肃清不良信息，妨碍信息自由的借口。四是对中国来说，公民社会要树立，启蒙依然应该是进行时。中国为何难以形成成熟的公民社会？陈乐民先生的比喻十分形象：就好像两个人，一个人是西方，他一直在跑，是连续性的，而另一个人是中国，他停了很久，然后往前跳一跳，结果跳过了一些必要环节，没有意识到他跳过了一个个互为因果而有连续性的阶段。至于在这种急功近利的跳跃中错过了什么，本书的第二部分启蒙精神通过对比中西，给出了一些答案：比如理性，比如大学教育，比如思想多元。这些元素在脑袋对上不对下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以上四点是对我触动比较深的方面，因为个人比较关注公民社会研究，所以取我所需进行了重点阅读。当然，全书的对话远不止上述内容，还包括了很多因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而生长出的思想，民族主义的成因和隐患，欧盟和全球化的前景等。虽然史实人物多有关欧洲，但陈乐民先生总能从中引申出一段中西之辨。可惜陈老已于前年驾鹤西去，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对话了。最后附上陈乐民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看法，可能很多人会有不同意见，但相信读过此书的人一定忘不了这段话，它毕竟代表了当前狂热状态下的冷思考：“许多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公民社会很感兴趣，但是他们的理解通常简单化了。公民社会是自然形成的，是欧洲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哪个人，哪怕是非常有智慧的人特地建立起来的。我读过许多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写的关于公民社会的文章，但我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他们把公民社会理想化了，以为我们可以为此而努力。我不认为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把当今的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公民社会。”

我们将被迫自由……

1从这本小书里我找到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支点，是史傅德在讲述公民社会在欧洲的诞生和发展的时候所力图澄清的，“公民社会相对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说白了，就是一个公民社会的产生，并不需要一个意识形态做为先决条件，或者以它做为理论的支撑。史傅德强调：我们不能说我们要建立这种或者那种社会……我们可以也必须提出我们的愿望，可是我们不能决定我们现在就要建立什么社会。陈乐民回应：这是马列主义的思维方式，比如列宁的苏维埃，首先就确立目标，然后铺建通向这个目标的唯一道路。我想困扰我们这个国家100多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永远处在一个肌体即将被全面侵蚀的危机当中，在这些无法让人喘息的危机里，大多数人本能的否定了一个阶段性的渐进的模式，而寻求明确的目标和模仿对象，创造一条指向性明确的通道而断然否定了其他的可能性。而通道被阻断一次，我们就改换一个目标，重新装扮自己一次，在否认环境、条件和各种差异不同的同时，我们唯一忘记否定的，就是自身以及那个追求固定目标的心理模式，将自己习惯性的置于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惰性和依赖性。这个其实不仅仅是马列主义的方式了，而更是一个传统中国单一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思维方式的简单变异。以史傅德的观点，欧洲大陆的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个公民社会同样不是单一意识形态的，甚至是意识形态模糊的，构建这个机制的每个公民有其自身的需求，从属于不同的社会集团，这些社会集团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互相冲突，也互相协调，出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的，在政治层面上直接的建立了一个个渐进的体制，这里面包括法律，社会契约和文明准则，从而构成了一个公民社会的整体框架。他质疑我们传统观念上所认为的启蒙知识分子，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在制度建立方面所起到的实质作用──他所肯定的是，是律师、法官和商人在公民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在总结已经在民间出现的思潮和现象，纪录，整理和预测而不是指导。这里面多元化的思想和言论是整个公民社会的参照，哪怕是互相截然相反的，所谓的极左的或者极右的，都是这个行进中的社会结构的参照系，因为在它的发展过程里，没有符号意义或者思维模式上的终点目标，有的是为了市场经济的完善的角度的出发，而不断尝试选择磨合的过程。正如书中所引用的《人权宣言》提案起草者之一西耶斯的判断：我们社会的基础是市场经济，人的平等，自由，人的财产权，其他权利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现今所理解的，通行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并不像某些狂热的精英知识阶层所推崇的那样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它是依附于市场经济的需要，被物质发展的需要所保障的。所以卢梭会这样说：“我们将被迫自由……”，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在一个逐渐稳定的社会架构里，获得自由不是出于人的意愿，而是人的社会义务，如果此人希望留在公民社会的框架中，做为市场经济的一分子的话。2另一个看似有悖常识但却极其有趣的现象是，公民社会在欧洲的建立其实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独裁统治下，并且由独裁统治者推动的。英国直到1872年才实现了全民普选，在此之前的三次宪章运动都被暴力镇压，但是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公民社会制度，法律和契约观念却已经绵延发展了近三百年之久。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最初支持第三等级的竟然是国王。国王是起积极作用的，反面因素是贵族和教士。第一部资本主义法典，也是欧陆公民社会的基础《拿破仑法典》，是由独裁者拿破仑本人制定和大力推广的。德国人最早接受的自由观念的启蒙，竟然是因为拿破仑在巴伐利亚占领区内推行他的个人自由，保护私有财产的政策。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以独裁者的方式向法国引进了金融资本主义，建立相关的社会法律制度，并且开始清除教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德国从17世纪开始，农民就自动放弃了暴力抗争，而自觉的走上法庭解决与封建主的矛盾。整个德国大发展的19世纪下半页，其实都是独裁者俾斯曼个人意志的成果。奥地利开明的国王约瑟夫二世对政府公务员说：在政府机关里你们要严格遵守上下级的关系，但是你们应该参加非政府的各种组织和协会，在那里尽量发表自己的各种观点和看法。其实，在当今的世界上，尽管个人自由和平等与意识形态紧紧挂钩，并且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遭到粗暴的破坏和践踏，但是我们依然能看到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建立在一个专制体制的政体上，却和市场经济紧紧相扣，并保障和市场经济相关的个人自由和平等。实际上，就我的观察，自由和平等被从公民社会的概念中单独抽出而意识形态化，是在二战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它们被修改成了冷战的思想武器而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抗从而被有意“架空”的。而如今被奉为绝对信条的Democracy，其实是在公民社会四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在后半段出现的为完善公民社会而配套的精神指导原则之一，而不是我们平时意识到的，犹如一盏明灯从一开始就“启蒙”着整个公民社会制度的走向。它们的主次被不了解这四百年历史进程只看到结果的一群人颠倒了。3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给了公民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是什么促使比方说，拿破仑会以一个独裁者的身份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或者是什么促使一个17世纪的德国农民放下手里暴力革命的武器，而走上法庭去信任法官的裁定？这个问题史傅德和陈乐民都没明确的回答。史傅德反复强调了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公民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其实接近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可以想见，一个逐渐健全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需要促进人员的自由流动，必然要保证新兴生产关系、技术与思维与旧有体制取得平等竞争的地位，必须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必定有具有协作精神的，责、权、利分明的公众意识，有良性互动的文明社会关系为后盾。这一切都是公民社会的最基本特征。但是当我们以此审视现时代的中国的时候，这个答案却失效了。对建立市场经济的强烈需求没有引带出对法律和制度的尊重，没有焕发出应有的协作精神，甚至没有在这个经济需求下的社会结构内部建立起一个相对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关系。史傅德举了一个法国行政制度的结构的例子：法国的市政行政体系都是相对独立和分散，一个地区的行政首长恰似一个小“独裁者”而掌管一切。但不同的小“独裁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协作和配合精神，出于保证小集体利益的考虑，它会千方百计的与其他小集体展开能动性的合作。但我曾经在《黄河边的中国》读到这样一个例子，中国某地的两个村子为了一条穿过两村的水渠取水问题产生矛盾，双方数次械斗未果，最后的决议竟是把水渠一堵了事，谁也别用。大家都到外面去买水灌溉。作者曹锦清曾大为感叹，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的缺乏协作精神！而协作与配合恰恰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之一。我自己的观点，也许这涉及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宗教和宗教化的思维方式其实在西方社会整体思维的形成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对于一个独立于身体之外的“真理”即（上帝）的信仰从根本上确认了人做为个体的实在性，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人自身对依循“真理”规则运行的世界的信任。这很可能是一个17世纪本无所依靠的德国农民会走上法庭相信裁决的思维出发点。尽管在今天的欧洲，教义已经没有说服力，世俗化和对教会的批判已经成为主流，但是基督教文明的先验式思维方式依然与先前没有差别，始终保持着一致。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这个独立于个体之外的真理的信仰之缺失，凸现了做为个体的人的精神安全感的危机，从而导致了对不同大小型号的集体的依赖（家、国等等），从而以捍卫小集体利益而拆解了整体利益，同时也导致了人的个体意识的极度缺乏，对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认知的极度缺乏。这些都阻碍了公民社会与公民意识的形成。想必这也是为什么陈乐民反复询问史傅德欧洲精神史上“启蒙”的涵义，并反复强调“启蒙”对于中国人的意义。这个“启蒙”不是意识形态和另一种习惯性思维的灌输，而是开启中国人对个体意识的认知，对个体独立精神的尊重，对个体与世界关系的理解。这才是一个公民社会建立的起点。总结，这本小书实际上不经意间打破了一个追求意识形态的乌托邦神话。起码就西方社会来看，卢梭所形容的“被迫的自由”是一个残酷但清醒的现实：“自由”本身并不自由，它衍生于一个物质社会发展的需要。舍本逐末的追求“自由”可能带不来自由，但是建立一个真正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民社会却很可能附带着还给你一个“自由”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