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之死》书评

《王氏之死》情节支离的小说，可以一窥古人生活

为了在火车上消遣时光，选择了这本不厚的小说。现代社会物质如此丰富，衣食已不再是生存的主要敌人了。至少在城市。那么从前的人，我们祖先是如何生活的，一直比较好奇。加上之前看了费正清《观察中国》，提到正统史料都是关于统治阶级，不足全部人口5%的上流社会的。更是激起了了解古代平头小百姓生活的兴趣。这本书为我掀开了一角。不知道为什么《王氏之死》成了标题，其实，它应该是介于真实历史描述和fiction之间，试图通过解读史料，来描述当时社会生活。 史料来源为《郯城县志》和县令黄六鸿的回忆录以及蒲松龄的聊斋。书中关于民间的道德标准如何约束人们的行为、各种自然灾害如何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朝廷面对灾害反映的迟钝、盗贼与地主富户如何勾结、税赋如何征收等等有大量的描写。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描写的发达的都市生活，这本书则是描写了贫穷困苦的不发达地区生活。大段大段的聊斋应用，感觉像科学论文。了解历史上的民间风情，不失为一本好书

没有核心史学观点。

这应该不能算作是书， 至少不能算作是比较严肃题材的史学著作。如果不是作者名气大，估计会被很多人批评。 最大的硬伤就是没有自己的史学观点。作者只是给我们勾勒出一幅明末清初山东南部郯城县景象， 苦难是主色调，而主要的素材是这个县的县志和一个在此地做过今年县令的人写的一部类似自传的东西，还有就是结合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部分小说。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他想表达的观点，也没有展示给我们任何推论和总结性的提示。

为什么我们这么操蛋

史先生对我说，这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初初读过之后，惊出一身冷汗，引出无限悲叹。什么1942，1958，那些易子相食，人命如草芥的故事，在中国的历史上不就是一直在循环往复么？只是我们都已经麻木到好像是在看别人的故事一样淡定。为什么我们这么操蛋？西方的历史也经历了各种悲剧，但你总能看到一个上升，一个文明的进步，而我们呢？最近的一场大饥荒不过几十年前刚刚才又重演了一遍。而今天就更好了吗？多少人已经开始为那段历史叫屈喊冤。那些死掉的，好像与他们毫无关联。为什么我们这么操蛋？史先生和金平女士合编过一本中国历史图册，里面搜集了很多图片，随便翻翻看看，你便能看到一个和什么康乾盛世、伟大复兴这些狗屁宣传截然不同的中国，那个中国是那么的贫穷，每个中国人与他们身后贫瘠的土地之间，仿佛只有一层褴褛的布料作为区隔。他们可以随意地被官府在街头斩首，被各种革命席卷然后泯灭，被洋人凌辱。看着他们眼睛，几乎没有任何悲、喜、哀、怒。而这些人，恰恰就如你我一样，是中国的百分之九十九。看着他们，你怎能相信这是一个天朝上国的梦？这正是这本王氏之死所震撼我的。为什么我们这么操蛋？

课本的补充材料

看了这本书，总觉得该写点什么。书不能白看，所以我要来一篇读后感才行。史景迁同学，是位美国的历史学家，他极其景仰司马迁，因此取名“景迁”。我觉得这本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因为它没有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来写。一到豆瓣才发现自己落伍了，这正是近年来炙手可热的“叙述型史学”啊。话虽如此，可我还是觉得本书更象小说，而不是专著。当我看到钱钟书对史同学的评价时，心中一片窃喜。钱钟书同志说史同学是一位“不太成功的小说家”。呵呵，的确，和严肃的学术著作相比，本书的理论部分极少，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和货真价实的小说相比，本书的语言又不够生动活泼。所以我对它的定位是“一本教材之外的补充材料”。历史课本上总是提到，在封建社会，农民要交纳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至于怎么“苛”，怎么“杂”，课本很笼统的晃过去了。在这本书中，我找到了答案。首先，农民除了冬季最冷的三个月不用交税外，其它几个月都要交。每个月交纳的百分比不同。最少的为5%，最多的为20%。春天来临的时候，农民可以把冬天做的手工产品卖掉，用以支付来农历二月份的税款。小麦好、大麦收割后，用以交纳春末的税，春末应该是指4月底吧。当高粱、大豆、小米都收进来的时候，就要缴付秋税了。每个月要交两次税，每十五天一次。在税期结束后，当地的官吏会用五天的时间来追查拖欠者，然后再用五天的时间来征收罚款。这么看来，农民几乎每天都在为交税奔忙。从书中提供的农民收入来看，在交完税之后，他们手中很难再有多余的钱。其次，除了税款之外，农民还要交纳其它的费用。最让人郁闷的就是“火耗费”，即农民把铜钱转换成银两时所交付的费用。此外，还有贡品、芦苇税、渔民税、二手交易税。税款征收似乎进入了农民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无所不税，无处不税。在历史课本上，我也经常看到，“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之类的评语。本书也提供了活生生的实例。原来，在清代，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压低了妇女的地位。尤其在一个女人不幸成为寡妇之后，她的处境就更加悲惨。社会只给女人提供了为数不多的体力活：在大户人家里帮佣，在孤儿院和老人之家做看护，在监狱里给女犯做担保。好一点的就去当媒婆、接生婆或巫婆。估计做这些工作得到的三百铜钱并不算很高的收入，不然在描写寡妇的段落中，观察者们犯不着加上“生活困苦”的字样。国家和社会完全不鼓励为了改善生活而改嫁的行为。所以《大清律》里有一条：改嫁者，夫家财产和原有嫁妆，并听前夫之家任之。但是在很多时候，这条鼓励“从一而终”的法律却成了寡妇们痛苦的根源。在彭寡妇倍遭欺凌的时候，她毫无反抗之力。甚至在儿子被杀之后，她也只能被动地接受族长给她指定的继子。二叔卷走她的财产远走高飞之后，官府与宗族都没给她任何的补偿和帮助。我不知道她在面对家徒四壁的房子和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时，是什么感受。也许也只能叹一声“命苦”吧。

乱写一点

显然，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舒服，尤其作为时代背景的前半部分。大众关注历史，也许是心理使然，落入眼帘或者说我们更愿意看恢弘的大事、精彩的人物，或许还有老子当年也是阔过的感情影响下所极力吹捧的所谓辉煌的文明，至于一页一页间都是“吃人”就有意无意的放过了。所以看到《王氏之死》如此事无巨细精描细刻清代康熙初年山东一个名叫剡城的小地方处于天灾和人祸压逼下苦不堪言的普通民众的时候，会觉得喘不过气。书中一个还算有良知的知县黄六鸿是这样来描述当时民众的心理状况“地方凋瘠，百姓贫苦，原不知有生之乐。”对于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以至于人人相食的惨状，清代小说《醒世姻缘传》有过很好的描写，虽然它所记载的大约是明代末年的山东。文人的想象加之历史真实的记载，让人想到那个时候就会遍体生寒。而这，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面貌。所以看过前半段灰暗压抑的史实之后，王氏之死不仅在当时人看来是件小事，在我们看来放在那个大历史背景下也仿佛理所当然，这就是最悲剧的地方吧。史景迁之所以选择一个女人的遭遇作为切入点，而非普通男性，大约也是因为在同等的情况下，女性所遭受的苦难显然更重。书中专门有一章“寡妇”，写了各种在我们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想象的欺辱和迫害，还有匪夷所思的法律与其说是保障，更像是对寡妇可能仅有的一点权利的最后最苛刻的限制。所以史景迁在前言里面写“然而我猜想许多妇女像她那样，就像许多县如同剡城那样，受苦受难，缴租纳税，却很少得到回报。”清汪龙庄《双节堂庸训》中回忆自己的母亲，“吾母寡言笑，与继母同室居，谈家事外，终日织作无他语。既病，画师写真，请略一解颐，吾母不应。次早语家人曰，吾夜间历忆生平，无可喜事，何处觅得笑来。呜呼，是可知吾母苦境矣。”“吾夜间历忆生平，无可喜事，何处觅得笑来”，大概是当时女性最真实的写照吧。

古代案件聚焦

外国史学家写中国百姓故事，情怀难得时过境迁今朝剡城人读前人福惠全书，当作何想　　这本书虚实相照，实的部分用了官员的记录，虚的部分借了蒲松龄的文笔，构思巧妙，所以好看~　　总之，这些故事叫人唏嘘感叹，你很难从人家的评论里去了解，非得自己去亲看不可~

so sad

所有的讲述目的地到达这位自始至终没有讲过一句话的女人这样终于更好地了解到她以及淹没于时间年表后的小人物们像自己即使被泛泛打捞带上历史同情心还要极幸运地总又被轻易忘记是曾有过美好期待的心灵而纯正的心跳正贴近于此小人物们踩不出年代的螺丝圈不管是否有双被归罪于的小脚

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我从图书馆里找到了《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三本，《王氏之死》是我看完的其中一本。全书加上注释和参考书目，仅仅147页，正文仅仅114页，主人公王氏在第92页，平淡地出场。之前的所有篇幅都在交待王氏及其周遭的人，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贫困的山东小城郯城在明末清初经历地震、反抗、镇压、匪乱、失地、剥削、饥荒、蝗虫、战争、周而复始的干旱和水涝……人们为土地展开争夺，而有形的《大清律》和无形的宗法道义（特别关于贞洁的“赞美”）比行政命令更有束缚力，把人们禁锢、圈养在贫穷的十字架上，几千年以来，让人们已习惯于延续与忍受。王氏和情人私奔，却又被情人遗弃，没有生存能力（裹着小脚、连起码的活动能力都有限）的她，只好回到丈夫的身边，而丈夫迁怒于邻居的干涉、自尊心的伤害，把王氏掐死了。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故事素材来自黄六鸿的笔记（1670-1672年在郯城做过县令），同时期当地县志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而更多的细节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了，即使留下的也只是当政者的史记，穷人、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的生活、思想、行为被迅速地遗忘。读黄仁宇的《万年十五年》和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为我们提供这样一种可能，用小说的笔触，有据可查的历史，对历史的粗大的主干进行培植浇灌，追求其“细枝末叶”，在冷色调的历史画布上添上彩色光泽，而对历史本来面目的认识丝毫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参错。

蒲松龄的小说有意思多了

史景迁《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作者以冯可参《郯城县志》和黄六鸿《福惠全书》为主，提炼出几个故事，王氏之死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件，篇幅并不多。生活在同时代的蒲松龄的著作为这些故事做了很好的铺垫，也使这些现实的故事和蒲叙述的小说故事有了想通的地方，增加了戏剧性和情节性。全书分为五章，分别是观察者、土地、寡妇、争斗、私奔的女人和审判，从大到小，层层递进到王氏的故事中。对背景的渲染参杂了作者有想象力的虚构成分，力图展现郯城这个鲁南小县城在明清鼎革之际自然社会的变动所带来的人心变化，其中的内容页多与男人和女人有关，特别在讲诉《郯城县志》中“烈女”的故事中，不免看出当时社会男女分立和男性对女性的种种单方面臆想（女人们基本是没有自己的话语权的，价值观也是移植的男人的价值观）。另一点来讲，本书对《大清律》的一些解读，几个小人物在寄希望利用法律漏洞的小心思被作者破解无疑。几个缺点，翻译的太差，看出译者的中文水平真是堪忧，写中国的东西是有中文的特殊语境和用语的。其次，这本书历史感不如专业历史著作，故事叙事又不如小说，现在就只剩下一个披着历史外衣的故事了。相比较而言，夹在其中的蒲松龄小说内容可就好看多了。

无名小人物

看过几本西方汉学家的书，都是从无名的小人物的角度写史，或许里面有想象的部分。但换个角度看看也不错。嫌弃我写得短嫌弃我写得多。。。。你先把同步搞好了啊你先把添加新书搞好了啊你先把你们后台修好了啊

还原

我国一向是看重史学的。不过传统史学，看重的是典章制度、理乱兴亡，对“广大人民群众”却不大关心。史景迁却能从县志、笔记，甚至是志怪小说里，还原出底层民众的生活图景，就不能不让人佩服其运用材料的高明了。读完之后的第一件事，是买了《聊斋志异》来看。

外国人怎么写中国历史

1.读过几本国外的书，发现资料引用部分做的比较好，出处详细值得学习。本书不到160页，50多页是注释引文和参考书目的。2.县志＋官员笔记＋《聊斋志异》，构建出了一个贫困县城的图画和人们的生活状态。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写17c康乾时期的大历史。3.前四章介绍大背景，后两章写王氏之死和死后官府对丈夫的审判。前边读着一直不知道关王氏什么事，读完有点懵。以后再读一遍。

用两个半小时浏览了一遍《王氏之死》

时间比较紧，所以读这本书时目的性很强：一、了解史景迁如何从细微处写史。二、了解历史中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读后除上述两点外，附加以下收获：一、对《聊斋志异》的社会学解读方式。二、地方县志+文人笔记+文艺作品=古代社会史三、客观叙述历史与主观解读历史之间的关系依旧暧昧。以后有空可以再读读。

水石——评论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X发现宁夏中卫有黄河。那里的黄河还是清流，静静躲在贺兰山的余脉影子里头，迤俪向东北而去。从她的讲述看，我相信中卫的黄河与上游其它地方并无二致。　　X从行李包里倒出一小包石头来，大如鸡蛋，小似蚕豆，圆圆的腰身，与雨花石光彩的外表不同，它的面容是灰朴朴的。X说中卫的黄河里都是这样的石头，从河滩上往水里看，阳光和着黄河水滋养着石头的面庞，随便捧出一枚石头出水来看，都不忍再放回去。她念念不忘中卫，几个月后带着硕大的包又去了一次，这回刚刚发过洪水，黄河水被兑成泥黄色，识别好石头就有点辛苦，需要不断拨开黄水去找，即使这样她仍然背回大约六公斤石头。　　她把背包里的石头倒进水里，它们灰扑扑的脸瞬间光焕起来，教人以为它们的生命给收藏在清水里，一日入水便可活转过来。石头在空气里逐渐失去水分，光彩就慢慢消失了，为着让它们一直活下去，可以观赏却不可以放在手里久久把玩。看着卧在盆里的石头们，我难免有点疑惑，是否石头与人一样也有它自己的命与根，是否把它们带到这个布满烟尘与自来水的城市里，也是一种罪过？　　《王氏之死》的前言中说，人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石头闪闪发光，而又后悔去拣走它，因为随着石头在阳光下晒干，石头上的色彩很快就会消失。“但是王氏故事的色彩和纹线并没有消退，它在我的手里变得越来越鲜明了，不时地使我感受到这块石头正将它的热量传送给手握着它的生命之躯。”　　石自不言，而生命之力长存于水间。　　　　中卫石照片，谢谢xiaojing的摄影。　　http://photos21.flickr.com/33813672_3d1a4cf5c6.jpg　　http://photos22.flickr.com/33812753_8f0a7df70c.jpg

简评

已经看了一大半。王氏之死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不过也还不错。没有太多结论性与分析性的东西，而更是像在给没接触过那个古老中国的外国读者的陈述讲解。比较有趣的是，里面大幅的引用了聊斋里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原文，像崔猛这种的更是全文录用。倒是钩起了我读一遍聊斋的兴致，只是自己的那一套去年带回了家里。嗯，人行在外，读书也是如此麻烦啊。读毕。王氏之死还是不错的，不过的确可以说得上“不玩理论的叙述型史学家”。聊斋之外，就是县志，我比较爱看的地方也就在这里，毕竟一般人很少有耐心去看那些林林总总的地方志。 不过感觉他写东西的体系结构很奇怪，似乎没有什么逻辑架构，各篇相对而言都很独立。哪个放前哪个放后似乎问题都不大。现在手上读的《中国皇帝》就更有这个问题，他把康熙的一生分成了游、治、思、阿哥等五六个部分，而每一部分更像是小事情的汇编，感觉很像是给外国读者看来猎奇的……这就让我读起来很郁闷

大历史与微雕写法

一直想不通史学界的专业人士喜欢把史景迁代表作《王氏之死》以及孔飞力代表作《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比作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一样的大历史，其实这些人根本没看懂黄仁宇的大历史，黄仁宇有本很深刻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可以说黄仁宇写这本万历十五年之前，不仅仅啃透了明史，也研究透了明代的财政史，他选了个时点：“万历十五年”，这个点也就是改革派首辅张居正、中庸稀泥派首辅申时行之间的一个时点，这个时点不仅是大明由盛到衰，也是中华民族整个历史上的由盛至衰点，然后他找了万历、朱元璋、海瑞、张居正、申时行和李贽这6个自觉得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时间分切点的横切面上，再从6个人物纵向的本身发展，使人物的纵行点与世间的横切面形成一个个结构点，而构筑了大历史，这大历史不是微观推导宏观，而是类似宏观经济学的一种叫理性预期和价格调整的微观基础，是在你掌握了宏观模型后，再放入微观的变量。而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以及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根本不同，这两个都受法国年鉴派的影响，这倒是见微推宏，一叶知秋，但这一叶不是一片树叶推导整个森林，而是一片森林推导森林面积对臭氧层的影响，或着说用微观的各种材料建计量模型，这材料是民俗、社会、文化、建筑、政治和制度等事无巨细尽可能铺列，然后再建模选择一个引爆的变量，接着你可以用铺陈手法、可以用倒叙甚至插叙等各种写作手法完成你这个计量模型。

在挣扎中生活

近十年来，史学家黄仁宇的书当畅销书卖，他独特的历史叙事风格着实让人耳目一新，我们也渐渐知道了大历史这个词语。国外的汉学家们总是会给我们认识自己的历史一些新的启示，这两年来美国史学家史景迁成了新的热点，作为历史爱好者，我自然对他的中国历史观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王氏之死》是今年颇受好评的一本史学著作，当我拿起这本薄薄的正文仅有114页的著作时，不免要想这本小册子究竟怎样揭示“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呢。老实说，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并未获得充分的阅读快感，我始终心静入水。在这本书中，史先生根据山东郯城这个中国普通县城的县志，官绅的笔记和回忆录讲述了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而中间不时插入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片断，更是让叙事过程虚实结合，到也颇有些趣味。书中描述的郯城人的生活晓得平淡而动荡，他们要为生计奔波，还要收到土匪和官兵的劫掠甚至杀戮。而妇女的生活状况更是悲惨，三纲五常自不必说，而如县志和官绅笔记中盛赞的贞妇烈女形象无疑对所有的妇女都是一种压力，男人们一直使用着这一套路，用“赞美”来形成他们心目中的“正向激励”，鼓励更多的妇女成为男人道德观中的完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偷情”之事来就要付出很大风险了，而书中的“主人公”王氏就是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从而浮出了巨大的成本。事实上，王氏在本书的出场很晚，作者前面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郯城的民间风情，让我怀疑这将是一本民间采风集。但是读完全书，才佩服作者的构思，正是前面对王氏生活环境的描写才使王氏的悲惨结局显得“顺利成章”，以至于读完书的最后一页时我还处于王氏之死不出意外的“理智”之中。史景迁就这样在前面平淡的描述中完成了对我的“洗脑”，使我竟也仿佛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男人，对王氏的结局竟也认为理所当然，当然这里的“理”是当时社会的“理”，就在这样的平淡叙事中，史先生向我揭示了历史的残酷。史景迁的在这本书中的叙事给我的感受很像看欧洲电影，叙事缓慢而平淡，让观者有些焦急，却又耐着性子看下去，看罢总会在心中有些回味。在如果说黄仁宇喜欢从历史中的几个人物来揭示一段历史的风貌的话，那么在这本书中史景迁进一步把眼光放小，放低，试图从小人物的生活来揭示一段历史的精神。在本书中，不同的小人物渐次登场，哪怕是如黄六鸿这样的地方官绅来说，事实上也是个与王氏一类的小人物，也同样要在生活中挣扎。在书中最令我感慨的是，王氏一直处于一个边缘的状态，一种无助的状态，她的生活始终只能已男人为中心，在她不明原因的跟情人私奔后，或许她也曾经幻想可以跟随这个男人过一辈子，但是悲剧发生了，那个男人终于也抛弃了她，而悲剧中的悲剧是王氏不得不回到掏出的“家”――这个悲剧的起点。显然，她的丈夫任氏对她的归来是不欢迎的，如果她走了，那么任不过是丢丢面子随她去罢了，而任氏的回来则把他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显然，如果他重新接纳了王氏，那么在那个时代下他男人的自尊无法得到舒张，况且妻子那段“淫妇”的尽力无疑回对他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在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里，“名声”不单单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有时候它就意味着一切。那么任王氏去他也无法做到，正所谓眼不见心不烦，而王氏一旦在他生活的空间出现，那么同样意味着一个他的“屈辱”符号存在，同样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会对他造成压力。于是，在这种压力下，他终于达到了今天我们看来的病态心理，杀害了王氏。耐人寻味的是王氏时候的事，我发现做为受害者的王氏始终没有受到关注，先是任嫁祸于曾经收留王氏的高某上，而此时案子的关键不是为王氏声张正义，而是高某是否冤屈。而真相大白之后，断案的官员关心的又是“舆论导向”，显然在那个时代，杀害一个“淫妇”是容易引人理解的事情，于是，官员想方设法给任找减刑的理由，终于任氏受到了有限的惩罚而非死刑。最后王氏受到的相对的不错的安葬也是出于怕她成为孤魂野鬼的缘故，而非我们今天提倡的人文关怀。于是，围绕着一个私奔女人的死，古时的男权社会下女性悲惨的生活显得触目惊心。感觉看此书时一个久久在我心中回响的词语就是――挣扎，是的，书中的底层人民始终处于一种毫无安全感的挣扎状况，他们害怕造反的义军或匪军，他们同意害怕比强盗更强盗的官军，他们还害怕干旱蝗灾，总之，他们始终煌煌而不可终日。史景迁正是在一种平淡的文字中将一幅中国乡村悲惨的图景娓娓到了，没有过度渲染的文字，但是平淡中同意让我感觉惊心动魄。史景迁还原了历史，从一个点透露出了那个时代中国百姓的生活―― 一种挣扎中的生活。http://handsomewang.blogdriver.com/handsomewang/924828.html

王氏之死

我想看书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王氏之死怎么只占了最后两章？合上书才领会到，如果没有前面的章节，最后两章是看不懂的。作者的设计，真是耐人寻味。我想，小人物一直是历史中缺失的一环。在王氏的年代，我们看到了许多人：明末的崇祯，李闯，吴三桂，清初的多尔衮，董鄂妃，康熙，却很少看到在中国存在的最多的人——百姓，如果要在这个词的前面加上定语，我想任何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可以想得出来——贫困，无知等等，对应着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似乎没有人有什么错误，王氏没有，她的丈夫任也情有可原，然而这个故事就是这样了。

评论王氏之死

目前不是很能接受这种写法。史料看得出需要下功夫，但类似于白描的这种写法，其实我看不出什么理论，可是没有理论。难道这不是史料的堆砌呢？还是我根基尚浅，读不出味道。对我比较有意义的是土地一节，赋税重，穷苦人依附于乡绅、当地权贵，以期能减少赋税。

这主意不错

以“小人物的命运”来“看历史”，这主意不错！中国正史（“二十五史”）被讥为官家言，这倒是真的。史景迁从某个小人物着眼理解历史，这方法倒是值得学习的。

《王氏之死》：盛世中的蝼蚁

我看书前，不会去看书评，翻评价，有时候极端，也不会看序。唯一被剧透的时候，就是在图书馆找书时，看到《王氏之死》 夹在一堆讲女性主义的书里面。倒是让我兴趣盎然。看的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的版本，李璧玉译，不知道会不会有删减，再借了一本英文版本作参照。在地铁上看完这本书的。没有想到竟然能够在地铁上把它给看完，以至于结束的时候，有点恍然。好像是在手机上，看完了一篇微信文章的推送。甚至想起了《盛世中的蝼蚁》。个案与时代的联系《王氏之死》讲述的是1668-1672年间，清初山东郯城的社会状况。在一开始，史景迁就罗列出了编纂该书的史料，一是编撰于1673年的郯城县志；二是郯城的知县黄六鸿17世纪90年代间写得有关县府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三是散文家，短篇小说作家和剧作家蒲松龄的作品。《盛世中的蝼蚁》一度是微信朋友圈当中的“爆款”。这个文章讲述了甘肃临夏州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一位母亲先是残忍杀死自己4个孩子，然后服毒自杀。在外地打工的丈夫闻讯回乡，料理完家人后事后也服毒身亡，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6口人身亡的一桩人间惨剧。后来因为其诸多原因遭到发布者的删除，默默消失在了中文网络世界中。为什么会让我联想到这篇文章的理由其实有点“无厘头”。一来，两个故事同样发生在“一个分享不到财富、权势和影响力的偏僻县城”；二来，两个事件都是家庭悲剧结尾；三来，两篇文章同样都想以一种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的方式去阐释解构故事。无疑，题材、篇幅和写作者的水平，决定了这两篇文章的不同命运。生硬地将这两篇文章做对比，也固然太不公平。尤其是当两者都尝试在对个案的考察时，以宏大的时代背景叙事来承载其结论，但无疑，《王氏之死》成功了，《盛世中的蝼蚁》却因为过于矫揉造作，所以适得其反，受到了各种指摘。虎嗅网的一篇文章《<盛世中的蝼蚁>？对不起，这和贫穷感动没什么关系》认为，《盛世中的蝼蚁》“是用悲天悯人的第三人称去复述改写，然后放到一个大的历史环境下，比如天朝盛世下的悲剧，个体的命运和国家的兴盛，再来一个对比，再来一个咏叹，再取个好标题《盛世中的蝼蚁》，就能赚钱无数中产阶级的眼泪。”文章同时指出，事发地康乐县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集贫穷、宗教、毒品于一体的与世隔绝之地，文明社会的种种光芒，普照不到荒漠里的贫瘠之地。在这样一个毒品横行、愚昧、贫穷暴力到处滋生蔓延的西北偏远乡镇，一位母亲用斧子砍死了自己4个亲生孩子，真的可以简单归结于是因为穷到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吗？再看《王氏之死》，同样的悲惨乡村，最高统治者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清朝的统治者政府中国许诺恢复秩序和繁荣，结束明朝的腐败和缺乏效率，给郯城没有带来什么巨大的变化。”悲剧的根源，并非一句“封闭”以蔽之。先是天灾，地震和气候的恶劣导致了郯城并非富饶之地；再是饥荒，“兄食其弟，夫食其妻，辄相谓曰：预期为人食，不如吾自食，稍延旦夕之命。”在城外乡间，最亲密的朋友也不再敢一起走到田野里去；人祸随之而来，最后才总结出郯城人的普遍情绪——“这种普通的痛苦和生活没有意义的想法伴随着郯城人传统的固执和好斗的性格导致了家庭斗争和大量的自杀事件。”条理清晰，推理得当，这样的故事读起来，才令人信服。所以这里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在关注个案的时候，要如何把他们的故事和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呢？无疑，情感先行和自我价值预先判断无疑是最省力偷懒、也最为失败的做法。“我不知道杨改兰在砍杀自己孩子并自杀前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她做过怎样的挣扎。但我相信……”如此的个人情感的直白抒发，不带批判思维的纯粹将责任归咎于社会不公，也不外乎当今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就我对王氏的认识而言，曾感到模糊不清和艰深难解。她对我来说就像人在退朝的海水中看到它闪闪发光而又后悔去捡起的一块石头，因为随着石头在阳光下晒干，石头上的色彩很快就会消失。但是王氏故事的色彩和纹线并没有小腿，它在我的手里变得越来越显明了，不时地使我感受到这块石头正将它的热量传送给手握着它的生命之躯。”史景迁在书序当中如此写道。是啊，每一个个体看似都是一块简单的石头，但即使是石头，也是要历经沧桑磨难，才有如今的花纹与圆润模样。个体不是“十万+”的噱头，个体应该要被尊重。蒲松龄：情爱角度解构社会我一直觉得从性的角度去解读人性是一个很有趣的角度。所以在整本书里面，我最喜欢的，是穿插其中的《聊斋志异》故事。史景迁这种把小说、故事融入到对实际历史的解构当中的手法，很蒙太奇，也很有效。权力，是少数人的游戏；金钱，俗气之余亦毫无新意，也没办法体现人性最真实的需要；倒是性的追求，看似莺莺燕燕，却最为直白。弗洛伊德的观点是：什么都可以跟性挂钩，所以，我们在金瓶梅，聊斋志异里面可以看到一个跟传统社会很不一样，却又很真实的古代世界。当地社会为蒲松龄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灵感之源，因为性关系中所掩藏着的各种各样问题令他感兴趣：首先现金交易关系，从他的不同故事中，可以排出一张他相当嘲弄性地对不同女性的身价进行估价的价目表来：“一个男人和一个最红的妓女过一晚上要花去15两银子，但永远拥有这样一个没人的花费是一千两银子，二百辆银子能买一个年轻的歌女，一百两银子则可买到一个长得还可以的妾……”此外，蒲松龄对不同类别的离婚后面的细节有着相同的兴趣，如家庭范围内的报复，夫妻背叛和挫折，同性恋倾向的文人，普通妇女的特别问题。所以，在蒲松龄笔下的荷花三娘子、张氏妇、细柳、窦女、 颜氏……这些人物远远比史书上面那些忠贞烈女、三从四德要灵动得多。《郯城县志》里有许多个人传略，它们被选入的目的是要现实一个寡妇如何凭着决心和坚定的道德目标生存下来，谋生和把孩子抚育承认，将来成为受人尊敬的读书人或是忠贞的妻子。蒲松龄对这样的描述持不可置否的态度，他不时取笑那些忙于纺纱的寡妇们所谓的忠贞。蒲松龄也嘲笑士绅——那些编撰忠孝节义任务传记的人——因为他们自己既好色又挑剔，所以煞费苦心地赞扬没有这些恶习的人。他暗示他们把女人放在他们所谓“忠贤”的名单里常是因为心怀不轨。当你从性和情爱角度去窥视历史，就会发现人性多少年来一直是没有变化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狐媚鬼怪，魑魅魍魉，但其实讲的都是人性。即使是性的禁忌，每个时代都是一样“不可描述”——蒲松龄很高兴有这样的故事：有个书呆子天真地从不知道天底下有性这回事，直到被一个漂亮的女人启蒙，他竟然冲出门去把这告诉所有的邻居。这样的故事，和当代“高学历夫妇结婚多年未能怀孕后来发现不懂房事”的新闻一样，都是禁忌所闹出的笑话。真的是有点期待当性不再是一个禁忌的时代。那又会一个怎样的光景啊。

窥见历史

　自古至今，从《左传》开始，中国就有了记录历史的习惯，而这正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原因。中华文化固然优异，然而和西方相比，的确少了很多有关个人价值的问题。西方文学和文化总是以个人出发，正如古希腊罗马文化虽然只有沙丁鱼和洋葱头伴随，但是他们认同的人本价值和世界观完全符合现代人的本体认知。可是东方，尤其是中华历史中，从高位到平民，一切都在体制以内，只是延续主观体制历史和政府的政治意志。在这本史景迁所著述的《王氏之死》中，作者以小窥大，从西方眼光看东方世界，以小观小，更显独特之处。　我认为，这本书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相似之处，都是从一个极小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整个大时代，甚至起到了能够映射现代社会的很多诟病和问题所在的作用。《万历十五年》中以数字统计的方式来考量从万历十五年这个时间截断而推理出的后续事件，从而证实出历史的前因后果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王氏之死》则是先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说一个山东小县城的各个方面的情况，然后看似深入研究王氏死去原因，其实在映射整个古代中国，尤其是明清之交社会的混乱与自古以来的中央集权所导致的帝王辐射管理，结局当然是悲剧。　首先，在这本书中，作者史景迁根据山东郯城这个最为普通然而也是最有大众特色的县城的县志，官绅的私人笔记以及时不时插入邻县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片断，用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段讲述了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郯城人民生活的世界平凡却可怖，他们要为生计奔波，还要收到土匪和官兵的劫掠甚至杀戮。在刘可参主编的《郯城县志》里并无“验尸报告，行会活动记录，详尽土地租约，教区人口出生，结婚死亡登记”，只有记录历史的大方向。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北京陷落后“混乱之极，盗匪四起，烧杀数月，而无平之者。人民受创至巨。”在清朝统治后，地方并不大变，在1640-1650，状况依旧，沂河和沭河发大水，导致毁坏小米高粱，带来冬天饥荒。官绅黄六鸿用自己的私人笔记阐述了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对行政和司法的观念。他认为如何在一个他们看来是不完善的世界里获得基本（包括物质和精神）的生存是十分重要的，他提到的“四年之奇荒，七年之地震”，一套明显描述农村困苦的格式，在我看来可以用一句话概述，那就是（任何中国特色都是模板）。最贫困的郯城和沂州更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弊端，那就是：顶点辐射只可能使最近区域有所影响，而不是对下面所有底部有明显效果，因为散失在不明方向的因素太多。同时，普遍的痛苦和生活没有意义的想法伴随着郯城人传统的固执和好斗的性格导致了家庭争斗和大量的自杀事件。在种种困苦条件下，人们往往借助鬼和魔法以及寺庙来寄托思想，然而黄六鸿认为这些都是思想观念落后以致精神寄托偏离。蒲松龄用“幻想+现实”和“梦境+鬼神”的统一创造出了《聊斋志异》。　其次，就是整个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中国历史的延续性，所以我认为这些问题到现在都还存在，这也许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劣根性。比如当时的地主有六种欺骗方法用来降低土地价值评估来逃避税收：1，用化名雇人耕种土地；2，谎报土地住在另一地区家庭所拥有；3，将税以现金或粮食的形式算在低税率邻居；4，设法谎报土地质量；5，宣称在自己土地上生长的作物是别人的；6，完全不向政府登记拥有的土地。这在今天仍然存在，更使得贫富差距拉大，穷愈穷而富愈富。地主既是经济大权的掌握者同时也是匪帮，正如现代黑帮，果断黑吃黑乃至官匪商一家，榨取当地政经各方面的有利资源。郯城的马头镇是唯一一个有水陆两路运输渠道的重要商贸集镇因为他有相当多的，城镇劳动人口，更有强大的贸易行会，而且比其他集镇有更多的寺庙，更多的园林，更大的宗教庆典仪式。　最后，就是与法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法律体系是一个国家上层建筑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跟这本著作题目相关的“王氏”就牵扯到法律中的问题。《大清律》中有专门关于寡妇权利的法规和遗产法，比如“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潜伏之家为主”，“夫人夫王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而在当时的状况下，似乎存在一种带有自己的规则和内容的逃犯次文化。在婚姻方面的法律规定中，若丈夫想要同妻子离婚，女方必须有以下错误发生的条件才可以：1.不能生子；2.淫乱行为；3.不能好好伺候夫家的人；4.多舌；5.有偷盗本性；6.过于嫉妒；7.严重疾病。同样，法律也有相对性，前提条件不同，发生问题的情况也有所区分，比如妻子在民事离婚案件中不想离婚，而同时丈夫不被允许离婚的情况如下：1.妻子曾为丈夫的父母戴孝三年；2.在他结婚时间丈夫从贫困变为富有；3.妻子没有自己的家可去等。当然，看似有道理的法律其实仍旧存在相对很多的不完善性，法律的约束条件和发条的漏洞更使人们生活产生各方面的不同影响，法律追究时效问题和法条中的约束词语等都会使实际案件处理产生不同的结果，而这些不同的结果则会导致个人婚姻问题乃至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的改变。　另外还有一个涉及惩处的问题。其实现代社会也存在有这样的问题，这牵扯到管理、规则和人性。古代的监狱劣行有：狱吏打囚犯，把他们的手脚拷的太紧，强迫他们整夜站着，甚至将他们的被褥浸湿，或者往牢里放水等方式虐待囚犯，总目的是逼囚犯付给保护费（躲猫猫）；囚犯会打同劳人作为报复，或者偷其他囚犯的食物，强迫叫有钱的囚犯给所有人准备食物；官吏们会为了保留偷来的东西把囚犯杀了，或者因害怕人逃脱而杀了主要嫌犯。官绅黄六鸿对于解决此类问题的意见首先就是严密看守和公正对待，其次是定期的卫生检查和身体锻炼，把女囚和男囚小心地隔离开，并建立双重的保安制度，同时仿效狱外的保甲登记制度，五人一组，每一天由其中一人对其他四人负责，五天一轮回。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所有的所有必然事出有因，然而悲惨的事情只是因为悲剧像一把钝了的刀，想要杀死人却一刀杀不死。这便是窥见历史中最为痛苦的事情。

景迁是史家，也是诗人

上海远东出版社 史景迁 著李璧玉 译像是社会历史的横剖面，有公案，有民生，有兵乱和土匪，有性，有传奇和幻想。还是外国人写的，好像自己不会剖似的：）其中多段蒲松龄的自传和小说不错，多篇引用《聊斋》，疑似景迁偷懒：）景迁的前言总是写得那么好，他是史家，也是诗人：――就我对王氏的认识而言，曾感到模糊不清和艰深难解。她对我来说就像人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它闪闪发光而又后悔去拣起的一块石头，因为随着石头在阳光下晒干，石头上的色彩很快就会消失。但是王氏故事的色彩和纹线并没有消退，它在我的手里变得越来越鲜明了，不时地使我感受到这块石头正将它的热量传送给手握着它的生命之躯。

生命的色彩在叙事中闪光——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小人物的命运》

没有人会去想在300多年前，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人们曾怎样生活着。苏轼曾叹：“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个体生命似乎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如大树上的一片叶子，凋落、枯萎，然后湮没在岁月厚重的泥土之下，没有人记得它们也曾鲜嫩翠绿、生机勃发，在阳光下呼吸，在风雨中摇摆，它们的生命，也许坚韧也许脆弱。然而正是这些单薄而短暂的微弱生命使一棵大树延续着年年岁岁的枯与荣，正如那些平凡的小人物也同样地赋予漫长的历史以色彩和活力。著名汉学家、中国史研究专家、美国史学学会会长史景迁怀着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孩童般的好奇心，力图走进1668-1672年间山东一个叫做郯城的小县，去探索那时那地的普通农民、佣工以及女人和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当年作者在图书馆随手翻阅一本小书时，发现了一个叫王氏的乡村妇人的故事，作者为这个平凡女人的生命所触动，吸引他对这女人所身处的社会产生了好奇，进而把他“引向郯城和进入郯城悲哀的历史”中去，使他“第一次面对一个显而易见分享不到财富、权势和影响力的偏僻县城。”1郯城隶属兖州，离我读大学时的所在地——曲阜，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故乡——相隔不远，南与江苏邳县（清代）交界，北临沂州。2据作者考查，17世纪70年代初该县人口大约是6万，只占50年前明朝后期郯城人口的四分之一。造成人口急速下降的原因是1668年7月25日一场罕见的大地震，作者对郯城历史的叙述即从这场大地震开始。他所用的主要材料由三个来源：一是编撰于1673年的《郯城县志》；二是郯城县令黄六鸿任职期间所写的详实并不乏感情色彩的笔记以及退休后所写的回忆录；三是蒲松龄的作品，除了《聊斋志异》，史还引用了他所写的各类体裁的作品包括回忆录。同时，作者对《大清律》的谙熟使他在重述历史的同时不时插入其本人的客观精辟的评价及预测。这些使得本书既具有鲜活生动的可读性，又具有深邃、敏锐的历史感。该书虽命名为《王氏之死》，但却并不独讲王氏这一人的故事，副标题“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的命运”是本书的核心与灵魂。作者围绕四个小而具有冲突性的事件来展开这段历史：一、土地耕作和税收；二、寡妇保护她的孩子和遗产的努力；三、地方恩怨而带来的暴力；最后讲述王氏之私奔、被杀及此案的判决。一颗富有同情、热忱、正义的心灵对一个史学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除此之外， 深厚的汉学功底更使他在对那段历史想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的同时也绝不缺失历史的真实、厚重与具体。作者以一个历史学家深刻敏锐的洞察力、以小说家般细腻深情的的笔触并不时穿插《聊斋志异》中的某些篇章，讲述着一个“遗失世界”里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天灾——地震、大雪、蝗灾，人祸——李自成起义及败亡、清军入关、土匪横行，以及一条鞭法实行引起的意想不到的土地兼并……郯城还算不上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在这个弹丸之地，皇权的触角依然伸展到了每一个村庄，《大清律》约束着人们的同时还遗留下不少可钻的漏洞。在这样一个大历史的背景下，一个个平凡的小人物的命运逐渐展开：贫穷的农民为生计苦苦挣扎，有的不堪生之艰难和凄楚竟而自杀，而饿死、被相互残杀而死的更是不计其数；县令黄六鸿还算一个不错的官，他不遗余力地向上级申请削减他管辖之地的税收和劳役；从土匪摇身变为地主的王二是如何作恶，而人与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怨恨与仇杀或者扶持与帮助……在法律、道德、个人利益等等所交错成的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之下，一个寡妇为保自己名节、争取自己的权力与夫家、亲族等等有关的一切又需要做出怎样艰辛的斗争和努力。同时作者也引用蒲松龄小说里《细柳》的人物故事为这昏暗冰冷的悲惨世界增添几分温暖和亮色——尽管小说并不是历史，但作者相信，它至少反映了人们生活的某些侧面，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内心的几分期待与向往。作者最后以王氏妇人的事件收笔。在一个贞女烈妇受表彰的时代，一个与情夫私奔的女人将面对更多的压力与困境：首先是逃奔之途的艰辛、官方的人身搜查、与她的情人难以维系的脆弱关系及由此带来的不安；接着是当王氏被情人抛弃以后不得已返乡而面对的公众的指摘、娘家人的唾骂，最为可怕的是丈夫的报复；同时《大清律》对不忠女人的惩罚更使她与丈夫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在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王氏被丈夫扼死。郯城的故事或者说那些小人物的历史就此告一段落。作者自述说“我有意要使这个故事既有乡村属性又有地方色彩”，我们从作者的讲述中确实看到一幅栩栩如生又充满着浓厚地方色彩的明末清初乡村画卷。至于引起作者视线的那个王氏，作者说她“就像人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它闪闪发光而又后悔去拣起的一块石头”，然而当把它握在手里，却“感受到这块石头正将它的热量传送给手握着它的生命之躯。”对历史小人物热切关注的目光以及对他/她们感同身受的体验，也许正是一个历史学家最为伟大的情怀所在吧！也正是作者取“景仰司马迁”这个名字的追求所在吧！《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的命运》[美] 史景迁著 李璧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年1月 歌行 2005年冬

不同的描述不同的关注

王氏之死是本小书，其中直接描述王氏之死的篇幅更只占到小书的五分之一。中国人自己所修的国史浩如烟海，但关于王氏这样的小县小民的记述约等于零。为什么中国人热心修史而习惯忽略小民百姓？很正常！如司马光所说他修史是为帝王参考、为资治道，其他作者亦然，史籍既然是为为政者治天下编的教科书，它关心的自然是兴替大道，百姓虽巨万，然面目不清，自然不在考虑之列；外国的汉学家把中国当成一个有距离的对象，他们对什么都心存好奇，既关心中国兴替的宏观问题，一样关心普通百姓在具体时空的生存状态，他们有一种类比的愿望，希望在中国巨大的官方描述之外获取不一样的资源，希望这些不一样的资源能勾勒出一个较为真实而清晰地中国形象，就像一个急于了解事件真相的侦探每一条线索都紧抓不放。当然之所以是汉学家写出了《王氏之死》也跟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相关，也跟中国的作者身为中国人有太多的东西已经意会不需形诸笔端有关联。

关于一只怪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开始觉得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人了，我开始怀疑我的所有的关于过去的记忆是否正确，或者说接近于事实。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是具有选择性的，或者说这是人类的通病罢，正如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 所演绎的，人总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记忆，对于真相，永远只是水中月，镜中花罢了。历史往往是残酷无情的，它并不喜欢温情脉脉，它正如商周时所祭祀的饕餮，嗜血而又暴戾。王氏注定一死，她走或不走，命运就在那里。史景迁前四章的叙述的，正是暗藏了王氏必死的命运，她根本无力抵抗，受制于那“饕餮”的不仅是她一个，还有她身边的所有的人，甚至整个社会，她注定要被这怪物活活的吞噬。

王氏、董小宛及官人袁小修

王氏、董小宛及官人袁小修1、写这样的书他一定会感到创造的喜悦两天看完了史景迁《王氏之死》。此书写作资源，是一本县志，一个退休官员的笔记和蒲松龄的小说。王氏在第五章出现，也在第五章死去。第六章"审判"只是一个尾声了。王氏之死的个案和郯城的苦难是观察十七世纪中国的一个孔洞。王氏死之前那一段幻觉写得真是漂亮。史景迁这本十万字的小书打通了小说和历史。这样的构思真是神妙。写这样的书他一定会感到创造的喜悦。据说他的《康熙自画像》，是现在时态的第一人称，是不是就像《哈德良回忆录》。过两日找来看看。2、我知道你是小小的，绵软的，像今天晚上元宵夜的雨黄六鸿在1670年到1672年做过山东郯城县的知县，史景迁说他是个非常敏锐的观察家，"能够看到细微之处和力求准确"，黄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是史景迁写作《王氏之死》的一个主要资料来源。今看"高阳说诗"，这个黄六鸿又出现了。这个知县走出《王氏之死》后，转任直隶东光，据说颇有政绩（他写的《福惠全书》是那时候州县官的教科书）。后调任京官，谋得"给事中"这个职位。这个土包子刚到北京时，拿了一大堆地方特产和自己的诗稿遍送京城名士，却受到了京城学问之士的嘲笑，有人甚至这样刻薄地说"土物拜登大作壁谢"。终于逮着了一个机会让他狠出了一口鸟气。他参颏洪升的《长生殿》，有影射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的嫌凝。洪升被革去了太学生的学籍，驱逐回乡。致使当时北京城里有这样的传言：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康熙三十二年，这个汲汲于功名的家伙突然提出辞职。据说就是因为《长生殿》一案，迫于舆论的压力。高阳的这一转述，出自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据说，洪升在写《长生殿》的时候，他的老师李天馥曾告诫他，不要轻易出版或者排演，可是他的学生最终还是没有听他的话——"慎勿浪传子竟传"。这个精致的江南文化所培育出来的理想女性的典型，让皇帝、大臣和才子都为她倾倒。董，我现在把舌尖抵在上齿龈，再轻轻的推离，发出你的第一个音节。董。我知道你是小小的，绵软的，像今天晚上元宵夜的雨。3、吊胃口中午枫林晚看到史景迁的书又到了一本，《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写曾静案。此书还听到过的名字有《叛国之书》，《雍正皇帝之大义觉迷录》。此套书一本一本的出，十足吊人胃口。这本与上次的《王氏之死》相隔月余。写洪秀全的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应该早几年出过的，可惜没见。还有就是定价太贵。不算印张，算字数万字一元了，甚至还不至这个数。4、官人袁小修再一本袁中道的《游居柿录》，日记体的。知道小修为求官苦，被科考折腾得死去活来的。二十岁那年他就有了自己的园子，可梁园虽好，做官更好，做了官了才会说做官不好。以前也会说不好，但总有点言不由衷吧，像小修说他在北京的大哥和做县令的二哥，最后他自己不也出去弄个小官当当了。

灵魂的慰藉

没有很完整的看完着本书,也许他本身就不完整吧.让我思考的是一个人的灵魂是永恒的吗? 有生命吗?在最后关于埋王氏的事,可以看出人门相信一个人死于非命就会来到人间报酬.

卑微的被管理者

[本文为《财经界 管理学家》杂志所撰。]无论如何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最底层的被管理者永远处在卑微的位置，他们的欲望和想法是管理者也许永远无法真正把握的；而了解与把握它，对于一个基层的管理者来说，又是必需的。假如你是一名环境保护主义者，或者你的专业是职业健康安全，那么你一定知道贵屿这个名词。如果你从来没注意过它，那么我建议你到网上搜索一下。前些日子参加一个新国际标准的注册审核员学习，IECQ（国际电工委员会下属的质量管理体系组织）编制的标准教材里，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唯一举例的地名就是贵屿。如今它的名气已经绝对不在当年的日本水俣湾之下。1956年，水俣湾附近出现了奇怪的自杀猫。随后这种病症在居民身上被发现：轻者痴呆、麻痹、手足变形，重者神经失常、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这个轰动世界的“水俣病”的罪魁是建在当地的氮肥工厂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含汞（Hg）的催化剂，废水排放后，汞在水中被水生物食用，转化成了甲基汞（CH3HgCl）：这种剧毒物质只要有挖耳勺的一半大小就可以致命。这曾是经济发展导致环境污染的著名事例之一。而在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因为电子垃圾的拆解全部是在没有防护的条件下，采用极其原始的方法进行的，不仅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几乎所有从业人员的健康已经受到了永久的伤害。最触目惊心的例子是：从业者中的一些孕妇，分娩时羊水是绿色的，产下的是死婴。概括地说，水俣是企业行为的结果，而贵屿的今天则主要是从业者为利益和无知所驱动。我们无权责怪他们的无知，因为我们同样也是刚刚获悉这种行为的后果，为数很少的专家除外。甚至，在得知严重的后果之后，摆脱贫穷的诱惑仍然远远大于自身健康乃至生命受到伤害的恐惧——我曾经与一位电子垃圾处理的从业人员交谈，为了一双儿女不再忍受贫穷，他冷静地作出牺牲自己的决定。作为政府的基层行政单元，清代州县的职责在《钦颁州县事宜》中是这样概括的：“一州县所司，不外刑名钱谷。”《清史稿》则这样描述：“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转引自瞿同祖先生《清代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by T’ung-tsu Ch’u）大概地说，州县官的职责综合了行政、公检法、税务、宗教管理等等，无所不包。明白了这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对1672年1月王氏被谋杀的案件，剡城知县黄六鸿（他因写作了《福惠全书》而被海外汉学家所熟知并频繁引用）作出的判决。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 Jonathan D. Spnece）对这个案件的过程和背景作了详细描述。案件的侦破并不算太困难，虽然对于一名知县而言，我们很难想象黄六鸿是如何获得专业的侦查训练的。王氏去年曾经与一名男子私奔，后来该男子抛弃了她，于是11月，她回到了归昌集市外，也许是出于畏惧，躲在离家不远的一处道观。她的姓任丈夫（我们甚至无法得知他的名字）闻讯找到她时，与高姓邻居发生口角和纠打。王氏跟着任，回到了家里。1月底的一个雪夜，任在床上掐死了王氏，并把她的尸体放在高的门口附近。第二天，任和他的父亲正式起诉高和王氏有通奸关系并且谋杀了王氏。按照法律，这样的诬告应该判决任和他的父亲死刑。但是黄知县认为年逾古稀的任父对内情一无所知，而且如果处死任家唯一的儿子，任父将面临香火断绝的命运。其次，王氏确实曾经背叛了丈夫；再其次，口角时，高曾经打了任，这是不对的。所以黄知县的判决是：任父无罪释放，任被判重板杖打和长期戴枷，高支付王氏的墓地和安葬费用。黄知县设想所有的人都会因判决而受到教育和抚慰：任在此后会羞辱地生活，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婚以延续香火；高某则在将来不会因脾气不好而打人；王氏被安葬，她的鬼魂得到安宁。套用港式影视剧的口吻，黄知县的判决属于法外情，但也许这是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办法了。我疑惑的是，任某杀妻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对于妻子背叛的恼恨？对于邻居高某的忿怒？对于赤贫生活的无望？是否那个冬天的严寒也是谋杀的诱因？也许任某本人也无法说得清楚，更何况作为管理者的黄知县了。

重组的故事

如果你要读故事，必须要到后面的90多页开始，主角才一一登场，之前就是满目的荒凉和疮痍，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史景迁根据县志、官绅黄六鸿的回忆录以及蒲松龄的作品，重组了山东小地方的陈年旧事，很乖巧地，作者说“用蒙太奇的方式将某些形象串接起来”，谁会不喜欢读呢？那个分享不到财富、权势和影响力、没有出过闻人显达的偏僻小城，在我眼里，似乎微带着整个王朝早已气衰的叹息，我不感觉到模糊不清和艰深难解，只是，如今，这样的描述，我依旧在二十多年的成长中，遭遇、疑惑、再遭遇、漠不关心……“她对我来说就像人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它闪闪发光而又后悔去捡起的一块石头，因为随着石头在阳光下晒干，石头上的色彩很快就会消失。”虽然史景迁接着说，“没有消失”。

有点无厘头

史景迁的老师是芮玛丽，芮玛丽的老师是费正清。费正清对中国的研究是为了给美国提供辅助性的建议，目的很明确，研究的视野也很狭隘，而到了史景迁，则由功利性的中国研究变成了纯学术或者说纯兴趣上的研究，史景迁的研究范围更侧重中国的文化背景、传统习俗、历史人物，更有“人情味儿”，也比费老对中国经济、制度的研究作品更好读。一方面因为他的选题角度新颖，一方面因为他采用小说式的行文，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有人说他把历史变成小说了，是后现代史学。虽然史景迁否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家，认为自己仍然坚持历史的核心“客观”，但是从他的作品来看，却体现出了鲁兵逊“新史学”的精髓，是历史更有“人情味儿”，而不是一堆数据，一堆引文，在加上让人捉摸不透的论证框架。咋一看《王氏之死》的书名，浮想联翩，以为史景迁会写中国历史有一个叫王氏的女子，她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后来慢慢长大，通过媒妁之言，嫁给邻村一个男子，后来由于生育问题、贞操问题或者其他原因被舆论逼死或者是由于男子死了，王氏由于经济问题、宗亲问题等等中国基层社会女子最普遍被逼死的问题给跳井或者上吊了。我猜想应该是这样写，从中反映出古代中国底层社会的状况。但是，这样写有一很现实的难题：史料。没有史料，写出来的东东就真的成小说了。但这本书的结构框架也的确让我吃惊不小。我一直怀着王氏是怎么死的，这个问题去一页一页的阅读，读了第一章，完全没有王氏，第二章也没有，第三章还是没有，一直到书快要写完了，王氏终于出来了，但是马上就死了。真是可惜。通观这本书，结构是这样：从前有个城市，······城市里有群人······城市有段历史，历史里有很多故事······故事中有个王氏，在一个大冬天里死了。（故事完）。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就好像日本武士电影，渲染了很久，本来期待一场精彩的打斗，结果，很爽快，日本打斗就一刀，然后就“善刀而藏”。POS摆了很久，实质就一刀，完事。真有点后现代的无厘头感觉了。这种写法，应该是模仿年鉴学派的吧，布罗代尔的“三段论”，只不过年鉴学派是用说明文写，把历史写得像大百科全书；史景迁是用记叙文；趣味增加了不少，但是还是不够。但，历史就是这样。谁叫“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呢。

大历史背后的“王氏命运”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在其代表作《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中描绘了中国清代初期山东郯城的社会现状，既有乡村属性又有地方特色，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民众的生活风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由1673年冯可参主编的《郯城县志》，郯城知县黄六鸿的回忆录，蒲松龄的部分文学作品三方面资料来源共同讲述的小人物故事，在官方话语充斥的当今世界为审视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其二，本书统筹下观察者、土地、寡妇、斗争、私奔的女人、审判五个部分相互关联、层层推进，阐述了以王氏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在中国长期封建统治背景下人生悲剧的必然性。出于对农民阶级女性角色的属性思考，从本书整体架构出发，我认为当时社会对这一女性群体进行双重压迫。首先，农民阶级中的女性必定承受来自阶级的压迫。郯城频繁地接受自然灾害、农民起义、政权更迭以及盗匪贼寇的磨难，无钱无权无地位的平民百姓则在灾祸面前显得孤立无援。尤其书中记录了一块刻着1641年郯城保卫者名字的墓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较有影响的人物如何寻求自保，剩下的百姓又怎样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与此同时课税徭役繁重、地方恶霸横行、商人趁火打劫、士兵作威作福、地主包揽代理无疑更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在此背景下，通常女性一方面以家庭为纽带同男性一起分担沉重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仍遭受着赤裸裸的阶级压迫，对此书中也有所照应：被情人抛弃的王氏在郯城中难以维持生存。因为社会并没有为妇女提供什么岗位，即使不乏一些受人尊重的工作，也仅限于接生婆、占卜人、媒婆、担保人、看护、勤杂工等底层职业，妇女从中可以得到食宿和一个月三百铜钱的津贴，或一笔一年六两银子的工钱，相当于衙门较低职位男人的工资。再者就是妓女，收入丰厚且得到当地士绅保护，却遭受世人鄙夷。换句话说，步入社会的女性在阶级夹缝中感受着身份地位的巨大差异，以及或多或少掺杂着的性别歧视，最终在王氏返乡的情节里回归命运的玄虚以悲悯自己绝望而无助的人生梦魇。其次，女性还必须承受来自男权世界的性别压迫，可归纳为：1）书中反复提及王氏“裹足”的特征。裹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陋习，即女子通过布帛缠裹的外力改变脚的正常发育，使之成为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莲。这一封建社会的产物直至民国时期才予以废除，称得上新时代对中国女性的一大解放。无独有偶，约莫两年前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葛洪兵曾以“裹小脚”为利器抨击女权主义过分强调性别对抗的话语策略，却引来众人只看“小脚”不看批判的误读。暂不谈女权主义，仅就“裹足”现象而言，对女性身体的摧残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不仅造成脚的畸形，到了女性中晚年后更容易换上某一种严重的骨科疾病。而《王》中恰巧以女性“小脚”特征展现男权世界塑造下的生产方式（男耕女织）、礼教观念（男女有别、相夫教子）和审美标准（三寸金莲）对女性身体的压迫。2）不平等的婚姻关系，表现为三方面：其一，婚姻中的金钱关系。书中有一处写到当时男性买最红的妓女需要一千两银子，买一个年轻歌女需要二百两，一百两可以买一个长得还可以的妾，得到一个丑而脾气坏的地方绅贵家的女佣为妻只要十两。一个农民用三两银子能买到一个普通的妻子。相比之下，任某似乎更为幸运，王氏出生孤女，因此结婚也就不用付出现金，甚至不用送彩礼。但这份可笑的幸运背后隐藏的却是不幸的深渊，女性如同商品般被男性贴上了价格的标签，在金钱中又依据样貌和身份分为三六九等，自由选择无从谈起，年龄到了便嫁鸡的嫁鸡，随狗的随狗，默默地接受注定的安排。其二，男权的强盗逻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男性可以寻花问柳，女性绝不能红杏出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鼓励越轨行为。在封建中国，婚姻重在宗族的嗣续，于是一夫多妻便成为了世道通例。男性平民可以买妾，贵族可以娶妻置妾养妓，而帝王更是后宫佳丽三千人，却偏偏要求自己的妻子恪守妇道，遵循“三从四德”。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只能沦为男性的附属品。于是，王氏与情人私奔，因挑战男性权威而被视为大逆不道、法理不容，即使被丈夫重新接纳，按照《大清律》也照样受罚，更别说丈夫不仅可以买卖通奸的妻子，甚至享有法律认可的生杀大权（丈夫当场捉到通奸双方，无论杀哪一方都被法律视为正当）。其三，“离婚闹剧”。据书中可知，男方可以根据七出、七去提出离婚，七出、七去（也称七弃）是在中国古代的法律、礼制和习俗中规定夫妻离婚所时所需具备的七种条件（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口多言、窃盗）。当妻子符合条件时，丈夫及其家族便可以要求休妻。另一方面，除非妻子被她的丈夫严重打伤或致残，或者她的丈夫迫使她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妻子才可以自由地离开丈夫。可见，男女双方在离婚过程中的地位都是不平等的，男性站在道德的高度评判女性婚后行为，女性则以基本生存、人格尊严来乞求男性在婚姻结束时怜悯的最后自由，荒谬至极！因此，离婚事宜无论男女哪一方提出，女性都是最终的受害者，是男性导演下的牺牲品。3）寡妇守节的矛盾。封建社会中，女性要为死去的丈夫守节（未婚夫死，也要守节），寡妇按惯例不能改嫁。而那些守节的自杀（如果是没有子女的妇女）在道德上则被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它们显示了妇女对其丈夫尊重的深度。对此，《王》一书在高氏、何氏等寡妇的忠贞操守上有所体现。但现实却让寡妇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有关的条文（见于《大清律》经济部）规定：“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其原始用意是为了鼓励寡妇忠于丈夫的亡灵，但夫家（死去丈夫的亲戚们）非但不鼓励守节，反而迫使其再嫁，争夺财产的目的昭然若揭。那么坚持抑或屈服，书中彭氏的境遇将原本就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加以寡妇的身份，在承受内心传统信仰煎熬的同时，还必须与夫家斗争的无可奈何展现得淋漓尽致。小说最后以王氏之死结束，也不枉书名的噱头。在旧时代一去不复返和当今新女性崛起的感慨中，不由得想起那些被大人物占据得毫无空隙的历史扉页，原来触及过去平凡人的故事，竟如此真实而温暖。那么，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王氏之死》都是值得尊重的。

大历史中的小智慧

诚如副标题“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所言，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关注了小人物的生活。为了研究清朝初年中国农村的生活状况，史景迁选用了退休公务员、前县长冯可参的官方出版物《郯城县志》、在职县长、县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黄六鸿的博客《福惠全书》以及畅销书作家蒲松龄的灵异小说集《聊斋志异》作为参考资料，写成了《王氏之死》这部作品。虽然印证材料多为稗官野史，但四下一对照，还是颇有些可采性的，加之笨笨读书向来不求甚解，独独对其中的八卦故事情有独钟，因此阅读过程充满乐趣。只是，把学术著作读成了畅销书，牛人们不要鄙视笨笨啦:P说正经的，书中还真有些和法律有关的东西，笨笨很感兴趣的是清律对于寡妇改嫁后财产分割的规定。当年学中国法制史的时候貌似老师没有讲过（也许是讲过了笨笨没听到，sigh……），那么，现在就补上这一课吧。《大清律》规定：“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龛（应该是上“大”下“区”那字，印象中学的时候是念kan1的，不过很可能是和别的混了），并听前夫之家为主。”这条规定的原始用意应该是倡导三从四德，鼓励寡妇保持贞洁不改嫁，如果改嫁，作为惩罚性措施便不得继承前夫遗产。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在许多时候，死者的兄弟并不在乎死者的配偶是否忠心守灵，而更看重自己可否分到更多的死者财产，于是便依据这条法律以各种手段迫使寡妇改嫁，以达到占有财产的目的。这并不是史景迁的推测。这位汉学家举出了《郯城县志》中的几部贞妇列传，充分说明了她们为了守住“妇道”所受到的磨难：不动产（住房和土地）被侵占，动产被偷走或抢走，更有甚者，在一个极端的案例中，为了瓜分堂兄的财产，堂弟谋杀了自己的侄子，并编造“为父报仇”的借口谋求《大清律》规定的减轻量刑。还好时任县令黄六鸿发现了口供中的破绽，戳穿了凶手的阴谋。看着这条法律引起的一幕幕人间悲剧，笨笨想起了两个与外国法律有关的故事。其一是拿破仑对《法国民法典》编纂者的命令：要制定一部最没有文化的农民也能读上两句的法典。（大意是这样吧）仔细读读，即使在识字率不高的中国，这句法律也应该能被九成以上“农民”弄懂的（笨笨还有个字不认识呢，没文化T_T）。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不约而同地利用法律规定欺负孤儿寡母？人民群众已经懂得自觉钻法律空子，不能说他们不懂法。第二个故事是英美侵权法的判例，印象中爱国gg《名案中的法律智慧》有所提到的（那本书不在手边，具体案件名称以及人物关系有待考证）一个近亲谋杀案，谋杀目的就是死者遗嘱中答应给凶手的遗产。刑事公诉罪名成立后，民事法庭驳回了刑诉被告的遗产请求，理由是：人不能从自己的恶行中获利。两个故事，刚好来自两大法系。大陆法系要求立法务求明确，而英美法系则注重以自然法弥补判例的不足。两相比较，似乎判例法制度更有利于解决中国寡妇们的困境：抛开那个极端的杀人案，在一般的迫害寡妇案件中，法官完全可以引用自然法观点“人不能从自己的恶行中获利”（在中国大概是一句“是可忍孰不可忍”吧）解决问题，并以此形成判例，为今后的案件确立标准，也打消不良青年们的卑鄙愿望。……《王氏之死》讲述的全部是小人物的故事。笨笨想说的是，我们应该关注这些小人物的“小智慧”。小人物都是实用主义者。以本书来说，想出迫害寡妇谋取钱财的人没有经过法律专业教育，但其坏心眼儿中闪烁的实用主义光芒足以让两百年后提出“坏人(bad guy)”理论的霍姆斯中校汗死。不要认为农民代表不了先进生产力。不要认为农民玩不转WTO，不要认为农民没文化。事实上，农民有自己的生产力，自己的WTO，自己的厚黑学和“为农之道”——总而言之，自己的游戏以及与之配套的游戏规则。一般人想进去玩，肯定会有“把不准脉”的感觉。所以，回过头再看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笨笨只好选择沉默。自汉代以来，中国一直沿用着引用孔孟之道作为判决依据的传统。笨笨曾经批判过这种做法在程序上的不公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实体法律的不确定性。但今天笨笨想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否可看作“自然法”对于成文法的补充呢？或者说，一种庙堂正义与草民实用主义歪点子的PK？回到前边的故事，笨笨愿意修改一下拿破仑的最高指示作为本文的结尾。制定一部法典，关键不在于语言能让农民挑灯夜读，而在于，立法者是否愿意俯下身来，以农民的眼睛观察世界，以农民的头脑来量度价值。做到了这一点，自然可以看出财产利益与“为兄守灵”的价值孰重孰轻，立法的结果，大约也会更靠谱一些吧。

只有野火没有春风

这是本很薄的书，中间夹杂了对县志等资料的还原，对蒲松龄文章的大段引用；平铺直述，缓缓展开。断断续续读完，没有太多的阅读快感，却颇有沉浸于历史中的感触和收获。这是本画面感很强的书，处于天灾兵祸夹缝中的17世纪山东农村，可谓满目疮痍；无论农民地主乡绅还是下级官员，都在自己角色的疾苦中挣扎着。那些乡村中的旧俗和观念，村民间的矛盾和暴力，与我人生前十几年在小县城中间或感受到的农村社会，有太多的相通之处。他们数辈人在艰难中营生，一点小的风浪都可能将苦苦维持的孤舟倾覆；他们大都迷信神灵鬼混，但更多是从实用而非信仰角度出发；他们的圈子是封闭的，由道德习俗掌管群体的秩序，但对立面的事情却常常发生；坚忍木讷和好狠斗勇的两面性，往往都能在同一个个体身上找到。几千年过去了，他们和他们的生活几乎没有改变过；这个群体承受了巨大的苦难，成为各个帝国的最庞大的底座和牺牲品，随着历史流转着。你可以说他们有野草般的生命力，却不能忽略每个小人物命运的坎坷和无从拯救。我悲观的想，这就是宿命——于我们这些读书识字生活在当下的人也一样！只有在读那些历史书时，才有上帝般超脱的视角。～～～～～另外，翻译的也不错。

草芥史

“本书依据有关县志，官绅笔记和回忆录，辅以《聊斋志异》片断场景，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清初山东社会状况，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民众的生活风貌，特别是深刻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悲剧命运。”这是书封面内页写的概况，虽然很官腔，但绝对写实。必须承认，大部分人如你我都没有那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个人历史，更何况在几百年前读书写字的人很少的情况下，怎么会有人对一个普通农妇的经历著书立传呢，即便有，也都是那些贞洁烈妇，而不会是通奸偷情的农妇，所以，如果有人真这么写了，你可能会好奇，到底这个王氏是个怎样的妇人呢？是明艳动人若潘金莲一样的尤物呢，还是风流妖娆自有韵味呢？如果写，到底会怎么写呢？《王氏之死》的副标题是“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所以很容易联想到作者会先介绍下大的历史背景，然后才会有王氏出场。是的，就是这么安排的。作者先介绍了著书的史料来源，再介绍小农经济的基础——土地，及其相关的经济环境，第三章开始写一般会留载史册的妇女群体——寡妇，然后就是通过县城里的一场争斗介绍了当时的《大清律》，最后王氏作为一个私奔的女人出场，结局是被情人抛弃，被丈夫谋杀，虽不至于毫无悬念，但却不能被称为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既算不上是悲剧，也称不上是奇闻异事，顶多也就是村谈巷议，被活着的人议论一阵，然后烟消云散。

小人物如草芥？

似乎读史景迁的著作，便不得不读一下其小册子《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一书。所涉之事发生在1668-1672年间的山东郯城。此书分几个小章节，分别为：第一章：观察者；第二章：土地；第三章：寡妇； 第四章：争斗； 第五章：私奔的女人；结局：审判。小人物的命运最值得关注，历史中却多是伟人官吏之事，能存于今的材料中关涉小人物者，真应多有抒写解读，否则小人物真如草芥全然不觉间就被抹灭了。如书中所引之语：乡人望城市如地狱，见差胥如狞鬼。有关条文（见于《大清律》经济部分）规定：“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这条规定的原始用意是为了鼓励寡妇忠于她死去丈夫的亡灵，但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即死去的丈夫的亲戚们非但不鼓励她守节，反而迫使她再嫁。他们不仅想摆脱供养她和她孩子的义务，还想从中获得实质利益。P56来源：http://www.dlresearch.cn/wjew/?p=2389

看《聊斋》的新角度

老实说这本书读完后最大的观感就是以后还是不要看非华裔人写的中国历史了．翻译是个很大的问题，那句＂靓女爱我吗？＂着实让我唏嘘了好一阵子．楼上大家对这本书称赞有加，我也是因为这样才去看的，阅必觉得差强人意，隔靴搔痒的感觉太重了．也或许是各人专注的角度不一样，喜欢的是欣赏这书叙事的手法，选取的角度和体现的情怀，而像我这样的大概就只顾专注于书的遣词很奇怪，还有大段大段的引《聊斋》上．而我从这本书得到的最大收获大概就是以后看《聊斋》时可以试试把故事与当时的社会联系一下，适当地发挥想象力．这方法以前在张爱玲的一篇散文里见过，就是探讨小矮人的那篇，硬是把《阅微草堂笔记》里的一则写小矮人的逸事与现实联系了起来．本来嘛，幻想根植于现实，而天马行空地想象一下幻想的来历想必也是件趣事

悄无声息的生与死

王氏是一个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区分于他人的特征的女人，她的名字与人生或许曾在这片土地上一遍一遍经历过无尽的循环，如果不是一个叫史景迁的美国人在沉重而琐碎的地方史料里注意到这个掩映在泛黄纸页背后的不幸女人，并以此来作为一个战乱甫定但业已疲疲惫的大帝国历史的切入口，那么她只会如历史碾过的无数个体一样，带着自己于历史毫无影响的梦想、期待、痛苦、恐惧碎成无足轻重的尘埃。然而王氏确实没有任何可以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留名的资格，地方志记载的是丰年、战乱、地震和饥荒，或者当地官员名人的略传与贞洁烈妇的旌扬，因此贫穷卑微的王氏，她出现在史籍里只是因为尽责的地方官僚详尽记叙了其在任期间的案件和冲突，作为一个官员私人记录里语焉不详的受害者被提及，除此之外，王氏的背叛，私奔，死亡，这样痛苦而平凡的人生或者只能在乡里议论一时，至多成为贫家厢房里训戒少女守节的实例。如果单从史书上比较， 浩繁的文献里无疑还有更悲惨的人生和更可怕的遭遇，“……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杀掠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但史景迁的敏锐独特的叙述，让王氏的人生片段从充斥史籍有关贫穷、饥饿、天灾、兵乱的沉重描写中凝聚出一个面目模糊却命运可感的女人。这是一个模糊而又具体的形象，透过文字能够触摸这个早已默默死去多年的女人的梦幻与苦难，同时这样的一个女人又可以出现在漫长的历史跨度中的许多地方。“这本书以王氏结束正如以她开始一样。几年前我在图书馆偶然接触到她的故事，她把我引向郯城和进入郯城悲哀的历史。”正如作者的自序，这本书关于王氏之死但又不仅限于此——在当你打开书页，王氏模糊的身影就像一个向导，你开始看到郯城一些真实但并不完整的生活片段，像是隔着云雾，而生活具体的痛苦却如冰凉的黑色城墙在雾气中浮现。

历史的梦幻书写

事情发生于三百多年之前（1668－1672），在山东郯城有一个妇人王氏，抛弃了她的丈夫任某和情夫出逃。逃亡途中，王氏被情夫抛弃，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距郯城县城西南八英里左右的家乡。由于在当时私通及私奔都是不小的罪名，她不能回家，寄居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道观里，却被以前的邻居高某和自己的丈夫任某碰上，而高某对此的嘲讽也引发了高、任二人的小小斗殴。王氏最终被任某领回贫寒的家中。在一个雪夜，邻居听见两人的争吵，任某在新买的草席上，将膝盖顶住身着睡衣的王氏的肚子，残酷地掐死了不贞的妻子，随后弃尸雪地。第二天，邻居高某因此前的斗殴而成为这个命案的被告——怀恨在心的任某和他的父亲到郯城县衙状告高某与王氏私通并杀死了姘妇。县令黄六鸿很快就识破了这个并不高明的阴谋，任某得到惩罚，但是没有按照律令判处死刑。奇怪的是，那个被诬告的高某为安葬王氏付出了份量不轻的十两银子——黄六鸿担心王氏的魂魄会游荡在村落之间骚扰活人，于是决定安葬这个有罪的妇人，高某被要求为此埋单。 这是《王氏之死》要交待的整个故事，虽然专门针对这个故事的叙述仅仅占全书的四分之一不到，并被放置在了最后两章。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要顺从这本书的标题去追寻王氏的命运，那么，你到本书的第92页才能邂逅这个不幸的妇人，不久后，到了114页，这本书竟然就结束了。王氏突兀地出现，又迅速地死去，她只是一个凄厉的尾声。在她的命运之前你将读到关于17世纪中国郯城的地震、兵灾、饥荒、土地的暴力争夺、乡权冲突、贞妇烈女的事迹，以及《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对所有这些现实的观察和梦幻般的书写。我无比热爱这样的历史叙事。我相信，一定是有什么东西触动了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内心最为柔软的一处，可能是郯城人民在清初那段特殊时期所遭遇的至为惨烈的苦难，可能是三言两语存在于《郯城县志》和县令黄六鸿的回忆录中的那个枉死的王氏，也可能两者都是。《王氏之死》在历史的深度和材料的丰富上并不是最好的，被钱钟书戏称为“不太成功的小说家”的史景迁在书中也并没有能够完美地把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编排到底，但是，史景迁在写作这本书时拥有的一个动机——深入历史中卑微者的深层生活空间，抚摸这些小人物的痛苦、欲望与梦想，已经足令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接受一次次的感动。这个动机让某种诗意存在于《王氏之死》，而且慢慢洇开。经过漫长的铺陈，诗意在王氏死前的一场梦幻般的描写中达到了顶峰。在任某把双手伸向熟睡中的妻子之前，史景迁写道：“王氏脱去了她的外套、裤子和笨重的鞋。她在自己的小脚上穿上一双红布软底的旧睡鞋。她的内衫是蓝的，她的薄薄的内裤是白的，任等着她睡去。”之后，本书最精彩最伟大的部分出现了。它延续了四个页码，约两千字。字用楷体，标示超现实的跳跃：“世上这是冬天，但这儿很温暖。荷花在冬天的绿水里绽放，花香随风而来，有人想把花摘走，但当船过来时，荷花飘走了。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撒落在白石上，一支开着花的枝头从窗外伸进来。”“花枝伸到了桌子上，叶纷纷落下，但花团簇拥，花还没有开放，它们像一只蝴蝶的翅膀，像一只沾了水的蝴蝶的翅膀，湿润而垂挂着；花茎细如发丝。”“她可以看到自己是多么美丽，脸上的皱纹没了，她的手光滑如少女的手，没有因劳动而变得粗糙……”伴随着诗歌一样的文字，王氏的梦境徐徐展开：“她”为一个英俊但看来很虚弱的“他”擦去泪水，那男子胸前长了一颗树节一般的瘤，“她”脱下金手镯，套住瘤，用刀割下，又从嘴里吐出了一粒红药丸，放在伤口上，伤口就慢慢愈合了；“她”和女伴们来到院子，“她”踏上秋千，荡到云里；乘着祥云，一辆彩船向她飘来，她上了船，星星就在眼前，白云就在脚下，缝隙间可以看见豆子大小的城市；“她”来到一座云上的宫殿，那里，“他”跪在“她”面前，脸上擦满脂粉，奴颜媚骨；突然，一切都变了，“他”站在“她”面前，打她，搓了一个鼻屎逼“她”吃下，“她”落进水里，被蛇缠满了身，人们拥挤在河边，看着，笑着……套用老话，王氏的梦展现了她“从天上掉到地下”的悲惨命运。其后，史景迁结束他超现实主义的跳跃，让紧接着发生的谋杀细节来履行王氏之梦的现实谕示——“当任的双手深深地掐入她的脖子的时候，王氏从床上翻了起来，但是她不能喘息。”这是读者翻过诗意盎然的3页梦境之后，所能得到的所有。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梦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用金手镯和红药丸疗伤的细节应该出自《聊斋志异》中的《婴宁》，而其他的细节也全都似曾相识——是的，它们都在蒲松龄的笔下。蒲松龄就在当时郯城的邻县淄城。他经历了类似的饥荒和灾难。作为科举考试的牺牲者，他大半辈子都是秀才，七十多岁才被举荐为举人。在贫穷和孤独之中，蒲松龄只能像卡夫卡那样，用一只手拨开命运的阴霾，另一只手执笔匆匆记下时代沉船中他所能了解和幻想到的一切：1668年7月25日发生于郯城的那场可怕的大地震；土匪和盗户的横行无忌；中国乡村社会特有的迷信和童趣；残忍的械斗和荒诞的冤狱；不受中央法律约束的个人暴力；寡妇们接受的社会挑战和妇人们逃离婚姻的激烈方式；灿烂的爱情以及游离传统道德的性爱之旅。史景迁用蒲松龄笔下最美丽的幻想和最卑贱的遭遇构造了临死之前的王氏的梦，这个梦对应着当时郯城、淄城经蝗灾兵乱洗劫已经奄奄一息的城邦图景，对应那里孤苦无告的人民的绝望和梦想，对应尘土中生出的自尊和卑微如尘土的沉沦。这个奇特的梦境整合了史景迁所要表达的大时代的严酷、小人物的悲剧和他由大见小的历史书写。《王氏之死》的注解超过了两百条，参考书目至少有一百本，绝大部分貌似虚构的细节都有严谨的历史出处，它们被不厌其烦地用来印证一宗谋杀案发生的动机、过程和结果。正是通过这样的历史书写方式，我们才得以进入我们曾经靠抽象的概念徘徊其外的乡村世界，真正走进这些人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难和梦幻之中。

王氏之死

中国式的历史大多是对朝代变换，风云人物的记录，尽管有一些野史，但毕竟被打上在野的标签，不被我们关注。但在写法上，仍然给人一种非常遥远缥缈的虚空感，看这些文字，我的脑海里通常展现一帮穿着古装，说着之乎者也的文言，这是我从中式历史中感受到的。而史景迁找到一种方式还原古代的中国，让我感觉到近距离的亲切感,这里用关注小人物的个人命运与大历史同步起来,无意中就会进入一种历史悲情的状态，那些所谓金戈铁马、英雄气概、宫廷政治通过层层不被告知的机制，让城市、乡村的小民们破产、死亡。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机制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只是现在是以民主和社会化进程的包装下堂而皇之地让农民破产，让中国最古老、最稳定的乡村结构崩溃。

王氏之死

一如果穿越到1644年前后的山东。如果这时候你的郯县朋友问：今晚吃啥吆？这可不是一个快乐的话题。兵乱，蝗灾，饥荒。留下的文献显示：今晚很可能吃人。灾年人吃人，在贵国也不算什么新鲜事。自私一点的杀妻而食，因为给别人吃了不如自己吃完；心软一点的易子而烹，吃着别人的儿子，惦记着自己的父亲。我还看过很多生动的故事，比如这个：哥哥把弟弟骗到山上去砍柴，回来看到锅里有白花花的油光。哥哥说快来吃肉，弟弟开心的吃饱了肚皮，却发现妹妹没了。过了半个月，哥哥又要弟弟去砍柴，回来不见了妈妈。又过了一个月，弟弟说，哥我饿，我再去砍柴吧。哥哥拿着刀走过来说，傻弟弟，家里就剩你我了。在全世界所有民族的吃苦耐劳大赛中，我们甚至超过了斯拉夫人。所以，更加露骨，更加恐怖的故事，不经意间我还看过很多。有发生在五胡乱华的，有发生在张献忠的四川的，还有些，据说，发生在几十年前。当然，这一定是谣言。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伟大的领袖们还在畅饮需要消耗大量粮食才能生产出来的茅台酒。二在贵国几乎没有分封建制过的封建社会，为了不让人吃人的悲剧发生，头头们要打造一个和谐社会。于是知识分子拿出一套方案：把九州的土地和百姓都登记在簿，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家辛勤劳动，互相救济。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因为把一个如此大的社会敲成扁平，抽去自由，是不容易做到的。就好比，你想养一万对深情款款的情侣猪，让它们生活在一万个方方正正的格子间里，长相厮守，专心长肉，是不容易做到。猪们迟早会拱开围栏，去和别的母猪乱搞，和公猪打斗。但贵国的头头们，居然做到了。两千年来，无论发生什么变化，这套秩序的精神几乎没有变过。古代头头们很精明，他们从基层抓起。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所以要首先在家庭中建立一套严格的秩序。儿子必须服从父亲，妻子必须服从丈夫。（题外话：头头们现在更绝，他们不去纠结家庭伦理，随便猪儿们怎么乱搞。他们在每个猪的颈内插一个电子芯片，一一掌控。这套先进的饲养技术叫做户口）三据说封建社会的妇女命运悲惨。如果你碰巧知道一点中国法制史，就可以证明所言不虚。就离婚而言，“七出三不去”，丈夫想休掉妻子真是太方便了。稍稍扩大司法解释，丈夫可以说：你这性冷淡我休了你。妻子如果不冷淡，丈夫又可以说：淫妇。冷淡不冷淡，老公说了算。并且，如果妻子与人私通，丈夫可以当场杀死她。虽然为了限制私斗，大清律对杀妻作了限制。但即便如此，杀妻的后果无非是杖责。当时流行这样的故事：某贞妇守寡，婆家人为了侵占遗产，逼她改嫁。于是她剪发毁容，含辛茹苦抚养未来的状元儿子。虽然这样的故事在伦理的意淫下圆满，现实中的数据却不是很支持：郯县的贞妇大多被自杀。王氏。《王氏之死》的主角。在这本114页的小书的约90页第一次登场，然后死了。她是一个贫穷农民的妻子，曾私奔，后来又回到了丈夫身边。在一个下雪的夜晚，她的丈夫用双膝压在她的小腹上，用双手掐死了她。在那个挣扎于生存边缘的时代，她的死微不足道。 在每个这样的年代，平凡的生命都微不足道。四你可曾观察过这样一位妇女：她或许还年轻，看起来却有五十岁，皮肤松弛，眼珠混浊，头发花白又油腻。她残疾，一条腿是跛的。如果你和她交谈，会发现她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她提着一袋塑料瓶，等在公交站台边上。放学的女孩们把可乐瓶丢掉，涌向公车，她弯下腰去拾。但至少她也是幸运的。一方面，她的生存是依靠城市的垃圾，而不是自己的丈夫。另一方面，如果她，和每一名少女一样，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她的丈夫不能当场杀死她并且合法。（题外话：如果被丈夫杀害的女人生前开宝马我可不敢担保凶手一定会坐牢）可是，她的头脑里除了塑料瓶，会有别的意识吗？在异性面前争风吃醋，在衣橱面前小肠纠结，在恒隆门口委屈的想没有LV我怎么活……我们总被驱动着，不是被生存下去的本能，就是被无法填满欲望。仅因为生存的本能而存活着的草芥一般的生命，是值得同情的。五史景迁的这本《王氏之死》，流露着作者毫不掩饰的同情。在新英格兰寒冷冬天的纽黑文，一个美国老头抚摩着300年前的中国，。他把蒲松龄的故事串连起来，编造了王氏死亡前脑中的臆想。他让王氏像仙女一样死去：世上这是冬天，但这儿很温暖。荷花在冬天的绿水绽放，花香随风而来……她可以看到自己是多么美丽，脸上的皱纹没了，手光滑如少女的手，没有因劳动而变得粗糙。一个看历史肥皂剧流泪的市民和一个历史学家的区别是，前者有同情。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区别就是，后者有同情。《王氏之死》是伟大的。它轻轻地展现了一个并不遥远的时代，并让人同情那些生命。它让你用一种慈悲的眼光，看那些挣扎在欲望中的人，包括自己。它让你叹一口气，走到阳台上，依稀看见街角那个一瘸一拐的身影。它让你幻想一个拾垃圾的老妇，会变成甜美的少女，走向天国的池塘。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http://zappyahwe.blogbus.com/logs/473032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