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的背影》书评

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书局
出版日期:2013-5
ISBN:9787200098020
作者:韩昇
页数:304页

需要不需要看完整本书,看完这篇就足够了解【超精华部分】

从中国历史来看,唐朝走到了中国最鼎盛的时期,当然对于这个结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唐朝并不是中国最鼎盛的时期,后面的王朝比如说明朝、清朝都超过了唐朝,因为这两个朝代的GDP远远超过了唐朝。单从GDP衡量的话,唐朝以后的王朝都超过唐朝,我们今天更是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GDP的发展一定是后面超过前面的,我觉得这并不是具有很大的意义。所谓的盛世它必须是政治清明,它更重要的是要让全社会的老百姓活得非常的舒心,活得非常的坦然,而且这个盛世是不需要解释的,它只要走向世界,很简单地告诉人家我是唐朝人,人家立马就对你投以非常尊敬的眼光,像这样的时代才能称为盛世,那毫无疑问,在中国这个盛世的出现就是唐朝。  唐朝走向鼎盛,我们可以看出是从唐太宗奠的基,一步一步发展,到了唐玄宗,把唐朝完全了推向了一个盛世。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盛世非常可惜,在中国,这个盛世出现的时间过于短暂,从开元二十几年加上天宝动乱十四年,加起来我们才过了三十来年舒心的日子,我们才让世界敬仰中国三十来年,它怎么就动乱了?这个盛世怎么突然就停止了,它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了呢?因此,把“安史之乱”应该放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来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乱。所以我们必须去思考第一个问题,唐朝为什么会走向盛世,为什么会鼎盛?  唐朝所有的强盛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首先是立国思想。一个没有思想指导下面的王朝,它一定会走向利益之争,大家围绕着利益来转,围绕着政绩来转,这样,我们会踏入一条欲望的河,我们会走不出来的。唐太宗在立国当中他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他前面中国有了一个历史上最长的分裂,将近四百年的分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因为我们没有很冷静去思考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并不是一个太大的事情,改朝换代这个进程非常得快,几年、十几年,就完成一个王朝的更替,但是为什么就在魏晋这个时期它会分裂四百年,新的王朝出不来?因为汉朝崩溃的时候,它整个国家意识形态崩溃了。当一个意识形态崩溃,大家都不相信国家,不相信这个社会有道德、有正义、有功德,什么都不相信了,大家相信的只有利益,这个利益的底线就是拳头。因此大家都在发展军事,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所有国家的目标就是把自己建成一个无比强大的军事国家,建到隋朝。隋朝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强大,它的军队,从它立国当初就横扫世界,但是结果怎么样,三十七年,只有三十七年,所以军事越强大,这个具体的GDP发展得越快,它灭亡得越早。所以唐太宗认为,国家不是一个暴力的机器,国家应该是一种文化精神,国家是一种凝聚力,国家不能把人心凝聚在一起,这个国家是不成立的。因此他建立了一个立国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他把它简单地归纳起来,可以说以德治国。以德治国表现在哪里?藏富于民。唐太宗大量地让税,大致上我算了,让掉了三分之二的税,让到民间去,这就是他恩泽利国、藏富于民的政策。  第二个,这种政策要得到保证就必须有人事制度的保证,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人才选拔制度。所以唐太宗建立了一个完全要根据你的政绩来提拔干部的选拔体制,无论是科举制度也好,干部的考核制度也好,还是干部的升迁制度等等一系列的制度,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也是唐朝成功的经验。现在反过来到“安史之乱”,唐玄宗明显把整个人事制度给破坏了,他完全按照自己的喜怒来施政。所以一个政治到了两个关头,一个是说如果围绕利益而转,一个就是最高统治者根据自己的喜怒来用人,那么这个社会已经在走向了危机了。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所以大家把它偶然当作一场闹剧,其实它并不是个闹剧。但是这两个方面还没有真正揭示到“安史之乱”最深刻的背景,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唐太宗他立国的时候,他是适合中国北方的农业社会,因此他要把整个的社会凝固化,用农业的一套来管理社会,实行全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就是所谓的均田制。国家按人口比例分给老百姓一块田地,你向国家交税,那么这个制度就维持着一个社会的稳定,让大家可以有一块土地安居乐业。在农民中间他又选拔出一批身强力壮的人,把他作为军人,点入服兵制的兵府里面去,这些军人是世袭的,你世世代代都要当兵,子子孙孙都要当兵,这块地国家给你,你就不用要交租税了,你只要为国家当兵。于是问题在哪里呢?这种制度在动乱的时期它非常适合。动乱的时候,人和土地是分离的,百姓流离失所,你可以通过国家权力的强制手段,把人和土地强制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国家可以把它圈过来,土地用了国家可以送给你。但是到了和平时期,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让资源集中而不是让资源分散,所以市场必定要促使资源的集中,资源一集中,两个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是土地的大量兼并集中;第二个国家手头所拥有的可以分配的土地没有了。这样唐朝就面临一个巨大的转型,整个国有体制崩溃,而新的体制在建立。在这个时候,唐朝非常需要有一个能够领导社会转型的领袖出来,你必须有眼界,你要知道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了,回不去了,经济的发展是在朝前走。那么既然回不去,我们要适应这个新的社会,国有土地崩溃以后,私有土地制度出来了,私有土地制度又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城市的扩大、城市人口的扩张。非常可惜的是,唐玄宗他没有起到这个作用,他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变化最深刻的原因以及要怎么去领导它。所以唐玄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临时设官,所以设了几百种、上千种的官,专门用来收税的,只要你上市场去卖菜,我就弄了一个收市场卖菜的税种,就去收卖菜的税;你弄一个手工业的,我就设一个官来收税,这种收税的官五花八门,与民争利。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社会大转型中间,最容易出问题。所以玄宗忘记了唐朝有一个很重要的宰相,他曾经上了一道奏折给唐太宗,这个奏折我读了以后永远忘不了,这个宰相叫做马周。马周很有趣,是一个愤青,非常年轻的愤青,他怀才不遇,自己跑到京城来,其实首都是人才最集中的地方,多一个愤青根本对首都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马周命很好,他因为是愤青,给政府提批评意见,这个批评意见竟然被唐太宗读到了,唐太宗任用他,和他谈话,谈了一次话,发现这个是人才,立马说你不要当愤青了,马上到国务院上班去,第二年又让他当监察部的司长,后来又提为监察部副部长。马周副部长干了六年,这时候写了一个奏折,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奏折,这个奏折里面向唐太宗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上台的时候,年年灾荒,国家刚刚建立,非常贫穷,非常破败,国家没有钱赈灾,发生灾荒就让老百姓到各地自谋生路,自己出去要饭。但是这三年,老百姓对国家毫无怨言,都愿意跟着您走,等到灾荒过去了,老百姓自己又都回来了,就这样,我们这个社会就发展起来了,发展到十几年以后,社会非常富裕了,大家都有钱了,有饭吃了,有积蓄了。这个时候他说,皇上你注意到了没有,现在老百姓对我们是怨声载道,每个人都有怨气,他觉得这个政府离他们远了,他觉得政府不关心老百姓了,政府成了老百姓的对立面,因此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政府不和老百姓走到一起就要出动乱。马周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唐朝至少还是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的发展,经济是一个主旋律,其实经济不会是一个主旋律,老百姓他口袋的钱多了,他并不见得对这个社会就满意了,因为老百姓更需要的是你政府给他创造一个环境。我们的政府不是去办公司,政府不是去盈利,再去发钱给老百姓,而是我们要做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最重要的是法制和公平,你必须是公平公正的,而且要透明的,这样有了这么样的一个法制的环境,才能促进让该做公司的人去做公司,该发展经济的人去发展经济。而这种公正、公平是必须由国家来做的。我在书里面我也讲到,以德治国是所有统治者都提的,但是如果你不能把它变成一种政策,变成一种可实行的政策,那你就是落空,就是一个虚的东西。你怎么把它做实?那么德在社会上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唐太宗认为要从诚信做起。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诚信,什么都做不成。中国古人早就说了,你作为领导人,你作为单个人,你比任何人都聪明。但是因为你聪明,你就用聪明去治国,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千千万万的民众,他加起来比你聪明,你要让民众不要想把头脑都用在钻政策的空子上面,你就要去做诚信,诚信除了国家谁都做不了。因为我个人我可以讲诚信,我可以做好人,我老是到处去鼓吹诚信,人家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听你的话,我诚信了,可是我周围的人都不诚信了,最后倒霉的就是我。那就说明诚信必须让国家来做,国家能做吗?国家必须做。像唐太宗他一开始就做了这个事,贞观元年即位当初,就有人向他提出一个问题,说现在是动乱以后,治乱是用重典,这个说法被唐太宗当场就给否掉了。魏征出来坚决反对,治乱用重典是最无能的人说的,因为什么叫做重典?就是超越法律,乱干一气,用一种高压的威慑,高压的威慑是不可持久的,是不能治乱用重典,而是要日常坚持不懈。唐朝提出的整个治国政策是:“法规疏而要禁”,法律不要那么严密,要疏,但是坏事能禁得住。处罚,“法规清而必行”,处罚不要重,不要动不动就杀头,这样做是不对的,法要轻,但是必行,你犯法一定会落到你的头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老百姓对政府的要求并不是很多,老百姓要求有一个合理的发展的空间,有一个能施展他才能的地方,这个空间、这个地方是你应该给他的,你怎么给他,政府做的就是还给。你看唐朝它官吏的考核,具体部门的层级做得再好,你都拿不到几个,它最重要是四条全部是对官员的道德的要求,你必须这四条道德的要求至少能拿到一条,你才能能达到及格。所以唐朝不鼓励具体部门以业绩提干,而且用这个四条道德标准来约束你,而且你就算考了一个优等,也不提干,加工资给你,他的官员都要求在同一个级别不同岗位上转,转好几个岗位。你去看唐代官员的转有几个特点,你看不到像爬楼梯一样一节一节爬上去的,都是在一个级别里面转几个岗位再上去,他要你有这个视野,你有这个工作经验,有这个人脉,才能上去,你才领导得了,同时它也防止上得过快,官员浮躁是带动全社会浮躁的根本原因,所以要让官员沉得住气,社会才不会浮躁,社会不会浮躁诚信才能做得起来。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唐太宗注意到了,但是玄宗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在玄宗时期,张九龄他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结果被罢免了。用了李林甫,用了杨国忠,一代不如一代,结果就因为这样的转型中间国家不能适应这个转型,不能领导这个转型。另一个方面,在制度上,在人事上,在整个立国的理念上都出了偏差,这个偏差各种矛盾集合在一起才爆发了“安史之乱”。  所以这个“安史之乱”我们必须把它放到这个背景来看,如果这么一看,它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这个“安史之乱”维持了八年不是一般的事情,我们看到什么?不要看中国的记载,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史书很多记载都是唐朝当时官方写的。我们还看到在国外,当时和唐朝有交往的朝鲜、日本他们都有使节在唐朝,他们给自己本国写的报告,这个是相当客观的,没有什么立场的问题,他只向他本国告诉他说,现在唐朝发生什么事。他的报告里面就讲唐朝很腐败,河北人拥护史思明。所以说这个“安史之乱”其实在河北地区是拥有一定民众基础的,这就是民众对国家不能领导这个社会的转型,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要,他们有意见,他们有不满,这就是“安史之乱”的一个社会基础。但是这个基础被“安史之乱”给破坏掉了,因为安禄山也好,史思明也好,这两个人是没有政治抱负的,这两个人借着民众的不满,来进行推翻政府的活动。中国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起来以后,因为没有政治抱负,对整个社会进行烧杀抢掠,这一抢把民心都给抢没了。因此唐朝的老百姓就需要做一个相当痛苦的选择,就是说你要选安禄山这个叛乱的军队,还是恢复秩序跟中央,如果不恢复秩序,那么这个社会的战乱就没个尽头,于是天平又转向了唐朝,是在这个情况下,唐朝才能把“安史之乱”给平定下去。所以这个平定从这些方面,它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它不仅是唐朝的一个巨大的转折,而且它给唐朝后来带来了很多的深刻影响和启发。  比如说,在这之前,唐朝有着国有制度的基础,朝廷发号施令,一个命令直接贯彻到下面。“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已经做不到了,地方都强大了,所谓的藩镇割据,一个一个的地方势力都很大,这个时候中国开始明白了原来中央和地方是要妥协的,这并不是说地方就要反中央,它还是中央下面的地方,还是地方有地方的利益,地方和中央是要有一个利益的妥协,利益的分配,所以唐朝必须建立起这么一套机制,这一套机制建立其实也就在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新的体制在建,通过这种斗争和妥协去建。  另一个问题呢,从“安史之乱”以后对中国来说是走向了萎缩。唐朝为什么能够走向盛世?我们一般的教科书提了两个最基本的成就:一个是用人,一个是纳谏。而我认为,这两条的总结等于没有总结,任何一个精明的强盛的王朝肯定都是用人和纳谏,你如果能套用到各个王朝去那就等于没有了。治百病的药那就是空气和水,它什么都能用。那么唐朝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个是开放,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开放;第二个是多民族造成的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你就必须承认民族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安史之乱”改变了这个局面。唐朝后面在总结“安史之乱”的时候,它没有很好地客观地总结自己的原因,它认为这是因为胡人作乱,非我族人其心必异,因此“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就开始走向了排外,走向排外,一路走下去走到宋朝,宋朝这个排外性比唐朝强烈多了,宋朝不相信这些外国胡族文化。因此宋人写文章,他一讲到唐朝,说唐人满身胡臭,狐臭用的是我们生理上的狐臭,满身狐臭,但是它用的字是胡人的胡,满身胡臭,唐人根本不是汉人,都是胡人。在宋人的眼里呢,唐人就是胡人,就说明宋朝在走向一个比较纯粹的汉族,也就是它走向一种排外。可是一旦走向排外,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它那种张力、那种蓬勃向上的张力就在萎缩,这个萎缩就成了中国历史后半段的一个主旋律,后来越来越萎缩。你看中国人以唐朝为界发生一个大的变化,到唐朝为止中国人是非常阳刚的,非常张扬的、非常有张力的。到了它排外以后,眼睛都向内看,慢慢走向内耗、内斗,一直走到我们教科书说的,到了明朝所谓专制主义的加强。所以后面这个历史如果很不恰当地去比喻它,我觉得它基本上是从一种唐朝阳刚走向宋朝阴柔,再走向明朝的阴毒,就这么一路走下来。所以这一个对外的排斥,这种开放和多元精神的萎缩,对中国的影响非常的致命。  我试图去看“安史之乱”,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到一个是唐朝的转折点,就是盛唐的背影,同时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的位置上来看。我们刚才在讲整个中国的历史到这个“安史之乱”以后它也发生一个大转折,从这里我们来认识“安史之乱”,从“安史之乱”我们来认识唐朝社会这些深刻变化的根源,我们会获得很多的启示,读史能够明智,就明在这里。      根据韩昇老师《盛唐的背影》新书发布会演讲内容整理

盛唐之后安有完卵

本书真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比较详尽的安史之乱,其中让我们看到了盛唐的结束并非完全亡于李林甫,而是亡于这个社会制度中的唐玄宗。当时唐朝的强大使得他越来越内心空虚,无数外来打工者的出现带来了各种文化上的冲突和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良好制度的保证,安禄山之辈的出现就不足为奇,安史之乱的乱不只是安禄山和儿子、史思明和儿子,是整个王朝的乱,唐军乱,朝廷乱,叛军乱,平叛队伍乱,怎一个乱字了得。这本书从自己的角度解读了安史之乱如果你对于这段历史有兴趣可以看看这本书,但是看到后来就有点自己乱了。这个符合百家讲坛的讲师们出书的特点,前面很精彩剖析的很好,后面就开始大段跳跃、而且文笔也乱了、心也乱,后来这本书我没有完完全全读完,因为我也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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