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异域》书评

读想象异域

葛兆光先生的新书《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共分十章，三篇附录，体现出作者十年来阅读燕行文献时的思考与感悟。作者撰写本书的一个“终极关怀”是希望借助异域的视角可以揽境自鉴，在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到很多本国人忽略，而异域人所关心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是本国文献所不载的”（P.15）。除了表面记录外，以思想史为业的作者更加希望可以从这些域外汉籍中挖掘近世以来东亚世界思想、观念的变迁，进而以“他者”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中国，可以说是文化反思的一般途径。这也是作者近年来所强调的“从周边看中国”学术命题，而本书则是这一命题的最佳体现。　　想象 从朝鲜使臣一踏过鸭绿江开始，他们眼中的异域已经是“满目凄凉，处处是落木萧萧”（P.76），这种异域的“意象”并非仅停留在明清鼎革之际，即使在嘉庆二年（1797年）朝鲜使臣徐有闻渡江时仍旧怀揣着伤感之情（P.77）。百余年来辽东的自然人文景观必然处于岁月的变迁之中，而燕行使者笔下的文字却始终充满着伤感，想象的异域替代了真实的异域，内心的意象转换成眼前的实像，从他们异域之旅的开始，这种无尽的想象也开始浮现……作者在解析朝鲜使臣的异域想象方面精心挑选几个典型象征，以求更加生动表现出使臣们内心的波折，这种书写模式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作者在本书第五章便敏锐的发现朝鲜使臣关于季文兰这一女子百余年的遐想。仅仅是一首墙壁上旧日题诗，经过百余年朝鲜使臣的演绎、构建变成一曲明清之际国破家碎、生死离别的挽歌。而大部份朝鲜使臣关于季文兰的认知更多程度上是沿袭前辈的诗文，尤其是愈往后季文兰的形象也就愈加饱满，宛如“层累地造”般多重想象的交错。在本书的第八章中，作者又列举了朝鲜使臣眼中另一个象征。正月初一清朝皇帝祭堂子不过是传统的祭天的仪式，可是朝鲜使臣对此却百思不得其解，以至把清帝的堂子祭想象成是祭祀前明王朝的邓将军。如同季文兰一样邓将军也成为使臣对于异域想象的一个象征。在作者看来，这种“想象和传闻，都受到感情和观念的影响，不免有所偏向和偏见，甚至连事后的回忆也像在哈哈镜中取像一样，会发生扭曲变型”（P.173）。另一方面，在明清鼎革之际最让朝鲜使臣感到悲情的莫过于华夏衣冠的转变，同时也为自己可以保持旧朝遗制感到“优越”。深受朱子学影响的朝鲜使臣对于“薙髪、胡服”是不能容忍的，在他们看来这种易服就是“中华文明荡然无余”的一个体显。作者在本书的第七章、第九章主要从戏曲演出入手来描述朝鲜使臣对于华夏衣冠的想象。在当时的燕京戏坛上，伶人所穿的戏装“与清帝国日常规定满式官员服饰大为不同”，可以说“是一个宋明汉族衣冠的展示厂”（P.195），对于一直保留前明服饰的朝鲜人来说，这无疑能够激发他们心底的认同感。可惜这种对前朝的认同感最终却以无限遐想的文字表达出来，以至这些朝鲜使臣固执的相信“戏坛上的衣冠是汉族人保存族群记忆的迂曲方式”（P.197）。在作者眼中这种异域想象的形成与朝鲜士人的文化观是分不开的。明清鼎革，在朝鲜人眼中不但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更意味着“神州”的沉沦。这“对于一直怀念和感恩于大明帝国特别是对自己国家有‘再造之恩'的万历皇帝的朝鲜人来说，简直是天崩地陷”（P.106），尤其是易主之人还是与他们毗邻的夷狄，“虽然有些畏惧，但心底里总是有些不屑”（P.35），可以说“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P.42-43）。因此，恪守华夷之防的朝鲜人认为在胡人统治下的华夏世界已经不再纯然了，曾经建构起的文明秩序已经完全失陷了。进而神州沦为异域，他们想象也“在有意无意地偏向于丑诋和贬斥，而传闻也总是选择着不利于清朝的话头”（P.173）。这种文化认同的割裂也让作者意识到十七世纪后，东亚世界之间彼此已经渐行渐远。割裂 作者在前些年的著作《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便已经提出十七世纪后，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东亚已经崩溃。而本书附录2《十九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则是以更加具体的事例来延续作者观点。故事起于李朝朝鲜的“辛酉教难”，1801年在李朝金太妃的主导下朝鲜开始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地搜捕、诛杀天主教徒，并发布严厉的禁教令。朝鲜官方更是把天主教的活动看成了一次国际阴谋，涉及到清朝、朝鲜和西洋三方。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朝鲜天主教教徒黄嗣永撰写帛书向罗马教廷求救。次年，朝鲜使臣向清廷上呈《讨邪逆奏文》，旨在说明朝鲜叛党和在北京的西洋人相互勾结的严重性。刚开始，清廷对于朝鲜人的报告很不屑，随着调查的深入，嘉庆帝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禁令渐渐严厉起来，严禁西洋人刊书传教。另一方面，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也是耐人寻味的，在东亚三国中日本可以说是最早也是最热心接受天主教的。在天正九年（1581年），日本各地已经有二百多教堂（P.261）。由于天主教如火如荼的传播，这对于日本传统神道、佛教构成一种威胁。随着日本进入“锁国时代”后，日本上层对于天主教非常警惕，最后严厉禁止了它的传播。在这一时期，“天主教在日本几乎失去踪迹，而在日本思想世界中，也似乎失去了影响力”（P.262）。虽然东亚三国对于天主教传播皆是持反对态度，但是在实际运作中作者却发现了他们各自的不同之处，可谓是匠心独运。作者首先重新肯定费正清等美国汉学家提出的“冲击——回应”研究模式，虽然随着“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冲击——反应”已经逐渐被替代，但他认为这种模式“虽然简单却很简明，它仍然可以容纳中国和东亚相当多的史料，可以解释东亚近代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P.270）。因为“冲击——反应”可以更加直观的让我们对此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正如作者以前所言“有时候，理论就是一束光，其实历史文献的世界本来没有焦点，可是这束光一打，就把大家的眼光聚集到这个焦点上来了，而其他地方却黯淡下去了，这就是理论的力量”。面对天主教的“冲击”，东亚各国的不同“反应”成为作者所关注的焦点。在作者看来，三国虽同处于东亚世界，但是近世以来他们无论是政治、社会还是宗教信仰都产生了一定的差异，这也导致他们对于天主教的“反应”也产生了迥异的效果。比如，日本“并不像中国那样早就有一个强力的皇权”（P.271）,不同区域的政权出于各种原因“可以成为外来宗教的庇护者”（P.271），因此在战国时期天主教才会被热情接受。随着日本国家统一趋势不断明显，日本国内“对于异己观念和信仰的警惕与戒备，导致严酷的排斥”（P.271）。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受容”与“排斥”的两极摇摆，“终于在德川时代初期日本逐渐强化国家意识和本土观念的时候，钟摆从‘受容'转向了‘排斥'”。而在李氏朝鲜的思想领域中，朱子学一直是核心的政治观念与哲理信仰，所以在排斥天主教方面是具有一种思想层面的冲突在其中。此外，作者认为当时朝鲜上层之所以如此激烈的回应天主教，主要因为“外来宗教与国内士人的结合，并且成为党派角逐和宫廷政治的政治因素”（P.272）。反观当时的清帝国，由于处在一个“天朝帝国”的自我想象中，过度的膨胀与自负使清廷对于天主教没有过度的警惕与热情。直到嘉庆帝意识到天主教的过度发展有威胁到皇权的层面时，清廷才对此产生警觉，所以清帝国对于西洋异教的传播态度是基于政治层面的考量。以上就是我对本书的一些粗浅的看法。从阅读体验方面来看，本书最大的特点便是阅读的“轻松感”，这种“轻松感”建立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例子。通过这些事例可以让读者能够直观把握住作者所要传达的信息。我想这和两方面是分不开的。一是作者所运用的史料。《燕行录》作为一种旅行日记式的史料，往往具有一种个人化的色彩，比起一般“正经危坐”的正史它的书写模式更加随意化，在字里行间中也透露出书写者个人的直观感受。同时书写者的身份又是一群来自异域的使臣，这就使得他们在记录中着眼于他乡的一些趣闻轶事和风土民情。因此，在运用这样“活灵活现”的史料展现出的社会也是生动活泼；二是作者的写作技巧。在我看来，作者在处理史料与论述方面是值得称道的。不像有些学者采用叙事史学的模式，对史料进行模糊化处理，阅读起来虽然酣畅淋漓，但是往往掺杂着太多的主观色彩，无法让读者接触其论述的证据。也不像有的学者在文章中大段大段征引史料，与论述无关的史料没有简化处理，毕竟史学论文不是简单的资料累积而更看重的是对资料的解读。而作者在本书中将史料与论述“布局”之妙可谓是相得益彰，充分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史学写作功底。总之，本书是一本能够引发读者思考的优秀作品。

另眼看中国~

过年期间看完的一本书。没有很震惊，都是娓娓道来的说故事的感觉。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作风格很像。但是常规审视视角的改变，使得读者进入了作者预设的新视野中，以域外人的立场窥见明清时代的中华帝国另一番风貌。这样的阅读感受还是头一遭。也很新鲜。写作的启示是，我们可以尝试的写作方式绝不止一种。尤其是叙述者立场的转换。以局外人的身份，客观评判我们所熟悉的历史环境人物，可以写出新意，看到新景。视角的转变，很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与另一种可能性。这样的写作手法早在《马克波罗游记》中出现过，一个域外使者眼中的，描写下的中国，平常司空见惯的石路都变得新鲜与众不同起来，他会让我们发现平时忽略的事物，发现到新的问题。跳出思维的局限，从另一种视角理解与阐释，也许就是这本书带给我的一个启示。

東海作為文化交流場域的理論典範意義

本書收錄了作者過去就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所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也延續了作者前一本書《宅茲中國》所提出之「從周邊看中國」的理論關懷。對我自己來說，這本書裡面提到對李朝使臣對清朝政治與社會的觀察有幾點是有趣的。例如滿人入關後，孔子像皆被髮左衽（第48頁）；為何滿人對於漢人服制嚴厲管理，但卻不禁北京戲班穿戴宋明衣飾（第199頁）？以及清代漢人見朝鮮使臣仍遵大明服制，面有慚色等等。附錄二對清朝、日本與朝鮮三國對於天主教的警惕與禁絕原因進行了分析，清朝是出於對皇權或主權的維護，佛、道二教並沒有在這當中起作用；而在李朝朝鮮，除了國家權力與黨派的介入以外，程朱理學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是思想上的衝突；而在日本，除了政治因素外，佛教與神道教的作用較大，是宗教排斥。並且透過這個例子，作者提出東海就像Braudel的地中海與張廣達的西域一樣，三者都是重要的文化交流場域，並且認為將東海作為一個研究單位與前兩者同樣具有理論典範意義。而針對這種燕行錄的研究正是一個起點。和前一本《宅茲中國》相較，這本書所討論的主題不僅更有焦點，同時也和作者本身的專業更為相近，也因此可看性更高些。雖然「從周邊看中國」的理論視角早在1990年代中期的臺灣歷史與人類學界就已經有很多相關討論，不過至少作者在閱讀材料上所下的功夫還是值得肯定的。另外這本書的裝禎樸素淡雅，也讓我對本書加了一點分。:)

读后简录

这确是读书札记，不是历史研究。其中的历史事实没有仔细核实，而是讲了一些朝鲜使者燕行史料（即朝鲜人来清朝朝贡时的笔记）中的故事和观念。全书以专题形式讨论，讲了大约五六个较为完整的故事。如朝鲜人对吴三桂、季文兰等人的看法，反映出朝鲜人对明清鼎革时期夷夏之辨的矛盾心态。整体来讲，由于燕行文献本来就是偏见很重的史料，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也带有明显的偏颇之处。读者很容易感受，作者也没有蓄意隐瞒。虽然可以看到，为了拔高燕行文献的史料地位，葛兆光有些地方对燕行文献“另眼看中国”、“旁观者”的地位有所渲染，给人以燕行文献可靠的假象，但如果细读本书，会意识到葛兆光其实并没太觉得这东西可靠。葛兆光称这本书与“新清史”有密切的关系。但细读之后，我觉得它和“新清史”对话之处并不显著。“新清史”的核心是满洲帝国秩序在中亚和东亚的体现，这在燕行文献中（至少是葛兆光提到的燕行文献中）并无多少痕迹。或者说，朝鲜人想象的“夷狄窃国”，与新清史所要展现的帝国概念，关系不太大。朝鲜人所说的，仍是中国历史上夷狄侵略的重演。这部书比较震撼之处，是它所揭示的清中期“大一统”历史叙事之下，士人们如何受困于“大一统”与“正统性”两种叙事之间，无从申说历史的情形。由于政治权力、学界躁进等张力的存在，士大夫在面对朝鲜人关于夷夏的质问时，往往避席噤声，不敢正面应对。从这一点上看，本书可以和《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互为印证。至于本书的主旨，即“另眼看中国”、在与他者的互动中考察中国概念的形成，反而是本书没讲太明白的一点。至少，我们只看到朝鲜人对中国的印象，但却没看到中国如何从这种印象中汲取了营养，抑或作出回应。另外，对于明清鼎革造成东亚秩序的分裂，本书提了一下，但没有展开讲。大体就是这样。书看着挺厚，其实行距很大，空白很多。我失眠了一会儿就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