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传

章节摘录

　　张居正嗫嚅再三，才说：“曹大埜事，谓我不与知，亦不敢如此说。今事已如此，愿公赦吾之罪。”　　高拱举手指天说：“天地、鬼神、祖宗、先帝之灵在上，我平日如何厚公，公今日乃如此，如何负心如此！”　　张居正说：“以此责我，我将何辞。但愿公赦吾之罪，吾必痛自惩改，若再敢负心，吾有七子，当一日而死！”　　高拱便乘机问道：“昨姚旷封送密帖与冯保，不图吾见之。问之，则日遗诏耳。我当国，事当我行，公奈何瞒我而自送遗诏与保乎？且封帖厚且半寸，皆何所言。安知非谋我之事乎？”　　张居正低头说：“公以此责我，我何地自容？今但愿赦罪，容改过耳。”　　高拱见张已悔过，便不再追究，淡然地说：“公不须困心，兹科道啧啧有言，吾已托四科官遍告力止之矣。”①一场风波总算暂时平息。　　在高拱看来，事情既已败露，总有再发之时。穆宗死后，冯保与张居正的交结愈益加甚，彼此间或遣使往来，或密帖相传，一日数次，旁若无人。高拱不能容忍自己大权落旁，决定拿冯保开刀。　　高拱见主少国疑，多次向小皇帝表示：“老臣谬膺托孤之任，不敢不竭股肱之力”。因此，他向皇上请求，今后凡有内降命令、府部章奏，都应公听并观，博咨详核，而一切都必须折衷于自己②o意图显而易见，他要扩大内阁权力，抑制司礼监太监冯保，不让他过多干预朝政。高拱唯恐冯保凭借内府大权，疏通皇后、贵妃门路，难以收拾，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首先与由他引荐入阁的高仪相商，对他说，现在新主年幼，冯、张二人所作所为，必成社稷之忧。要想去掉此二人，有碍于先皇之托。委而不顾，不忠；依违取容，则有负于先皇之托，更不忠。怎么办呢？　　高仪(字子象，号南字，浙江钱塘人)隆庆六年四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人轻言微，不愿卷入这场政治搏斗，便泛泛而谈：“天道六十年一周。昔正德初，刘瑾弄权，其对内阁刘晦？(刘健)，河南人；谢木斋(谢迁)，浙人；李西涯(李东阳)，楚人。乃西涯通瑾取容，而二公遂去。今六十年矣，事又相符，岂非天哉！”　　高拱不以为然：“吾安得为刘晦巷，彼时武庙(即明武宗)已十有五，西涯只暗通瑾取容，尚顾忌形迹，故晦？止于去。今上才十龄，荆人(张居正)阴狠更甚，而不止与保交通，不顾形迹，凡吾一言，当即报保知；行一事，即为计授保。使从中假旨梗我,而彼袖手旁观，佯为不知。凡荆人之谋，皆保为之也，凡保之为皆荆人为之谋也。明欺主幼，以为得计。如此，吾尚可以济国家之事哉！”　　高仪不表态，只是反问：“然则何如？”　　高拱说：“昨受顾命时，公不听吾奏言乎？其日誓死者，盖已见势不可为，业以死许先皇，不复有其身也。今惟有死而已。吾只据正理、正法而行，其济，国之福也；不济，则得正而毙，犹可以见先皇于地下。且上登极后，即当行事，彼朋谋从中相左，则争之费力，不如预以言之。吾今即于登极日，且先疏上五事，明正事体，使君父作主，政有所归，盖不惟止权阉之假者，而亦以防彼之串通，捏上假内批，以行私害人也。若得行，则再陈致治保邦之策；若不得行，则任彼朋谋倾陷，死生不复顾矣。”　　显然，高拱早就有所谋划。在官场，在内阁，他奋斗了多年，虽也遭受过挫折，但最终还是胜利了，排斥了他的对手。他最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听人摆布，如果落到这一地步，还不如斗个鱼死网破。所以已经拟好了陈五事疏，准备在新皇上登极时，立即呈上，攻能冯保，然后箝制张居正。对于这种近于赌博的政治较量，高仪感到：没有把握艰不置可否地对高拱说：“公言允当，自是大丈夫事。然祸福未可逆视，吾固不敢赞公行，亦不敢劝公止也”。他采取睨哲保身的超然态度。　　高拱自视甚高，把事情的复杂性估计过低。他决定陈五事疏采用阁臣联名的方式，高仪那边已打过招呼，当然还得征求张居正的意见。他便派心腹韩楫(字伯通，号元川，山西蒲州人)把此事通报张居正：“行且建不世功，与公共之。”张居正当面一口答应，还佯笑道：“去此阉(指冯保)，若腐鼠耳。即功，胡百世也！”等韩楫一走，张居正立即派人告诉冯保，要他早作准备，二人合力斥逐高拱。　　果然，六月初十日，高拱上疏陈新政所急五事，题目是《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关于这事，《明史·高拱传》只写了一句话：“拱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请黜司礼，权还之内阁”。《嘉靖以来首辅传》也是一笔带过：“大指使政归内阁而不旁落”。不过都点到了高拱上疏的用意所在。《明实录》关于此疏，也只是一个摘要，大大冲淡了高拱意在“惩中官专政”的微言大义。高拱自己写的《病榻遗言》所载此疏，是全文，从中可以窥知高拱写此疏的良苦用心。他所要说的新政所急五事，大体如下……P23-25

前言

　　历史著作的不景气，已引起有识之士的感慨。然而，历史人物传记却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这种充满矛盾的现象表明，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里，人们对历史的关注热情并未衰退，恰恰相反，存在着潜在的巨大能量。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并不仅仅注视眼前方寸之地，更着眼于未来，而历史的回顾，有助于人们理解现实，展望未来。人们要求于历史学家的是，必须雅俗共赏，以引入入胜的手法表述历史，把丰富多彩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生动而形象地再现在读者面前，切忌高头讲章式的、经院学究式的八股文章。　　一位史学大师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此话于偏激之中蕴含着一种颠扑不破的哲理。任何历史作品，都是当代人以当代意识写出来给当代人看的。再现历史，不可能重复历史，而且再现的视角、方法，由于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题材，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笔下，不会是一模一样的。历史学家所要阐明的思想，强调的侧重点，给予读者的启示，势必有所不同。然而，历史还是历史。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帝王被神圣化，号称真龙天子。御用文人们又给他们涂上光怪陆离的油彩，罩上神秘莫测令人眩目的光圈。于是，帝王便成了神坛上的偶像。对于老百姓而言，“天高皇帝远”，仰头望去，只见一片混沌迷离，难识庐山真面目。这就给撰写帝王传记增添了难度。近几十年来，把帝王将相赶下历史舞台，人们对他们的研究与了解，反倒比前辈更生疏了。在人们脑海中的帝王，几乎都是一幅幅脸谱化的漫画，人人都是一付骷髅般的骨架，毫无个性可言。　　诚然，帝王是一种制度或一个时代的象征，但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写帝王传记，既不能神圣化，也不能脸谱化，而要还他一个凡人的本来面目。我写这本书，试图把万历皇帝这个人的真实而全面的形象，活生生地再现于读者面前，并且透过万历皇帝这个人，复原一幕幕早已逝去了的历史场景。　　要把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历史加以复原，谈何容易!一位西方哲人说，人不可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对于历史长河而言，何尝不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复原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学家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为此，必须博览群书，做到言必有据，虽然不能说无一字无来历，但至少要做到书中所有的人和事，所有的情节、对话，都有根有据，有案可查。这大概是历史传记和文学传记的区别所在吧。一言以蔽之，真实性压倒一切。它与虚构、杜撰、想象之类无缘。历史传记要写得生动活泼，向文学传记借鉴一些方法是可取的，但一切都必须在保持真实性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否则就不成其为历史了。　　人们阅读帝王传记，最有兴趣的莫过于那个专制时代神秘而森严的宫廷。在这个狭小而又无限的天地中，帝王有时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操纵、玩弄芸芸众生的命运，演化、改变时代前进的步伐。人们不一定对这一时代发生的一切事件感兴趣，却有理由要求历史学家提供帝王的政治色彩、权力欲望、个人素质以及宫闱生活，帝王的内廷与外朝大臣的微妙关系，当时最为敏感的政治事件的幕后活动。而这恰恰是一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著作所难以做到的。帝王传记的魅力就在于，以个案分析的方法，从微观研究着手，反映出宏观的视野，给读者以深沉的历史启示。因此帝王传记切忌写成某个帝王在位时期的断代史，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无所不包的历史切片。否则，传主就将被淹没于历史的汪洋大海中，帝王传记也就丧失其存在价值了。　　本书的传主明神宗朱翊钧，人们习惯于用他的年号称他为万历皇帝。他是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没有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构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事迹，在他的后半生由于疾病缠身，长期难于视朝，因而颇多非议。如果据此断定他是一个平庸之辈，是一个昏君，那也未免太过于简单粗暴了。其实，他在位的万历一朝四十八年，在明代历史上乃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很辉煌的一段。经济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人文蔚起，能人辈出，令世人瞩目。仅就这一点看，万历皇帝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对他进行深入研究，便会发现许多难解之谜。在他即位的前十年中，对尊崇备至言听计从的顾命大臣内阁元辅张居正，以及另一名顾名大臣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居然一下子翻脸，不但政治上予以否定，而且抄了他们的家。这是为什么？他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亲政以后，独断专行，到了晚年却怠于临朝。这又是为什么？他本人是宫女所生，却瞧不起宫女所生的长子，迟迟不愿册立他为皇太子。这又是为什么？他的臣下直言不讳地批评他迷恋于酒、色、财、气。这种个人的秉性素质，对于一个皇帝有什么影响？这些都值得细细地加以检讨。　　除了常规分析之外，还仰赖于心理分析。把心理分析用于历史研究，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到了六七十年代，几乎成了国际上一种学术界的时髦风尚，人们甚至称此为心理历史学。现在回过头去审视，这种时髦的全盛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但它毕竟给历史学家开启了一条新思路，借助心理学来扩大历史解释的范围和途径。美国历史学家奥·托·弗兰茨对俾斯麦的心理分析便是一个颇具影响的例子。我在写作本书时，借鉴了这种方法，尝试对万历皇帝作些心理分析，把他的内心活动展示出来，力图对一系列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史无定法。历史传记的写法是多样化的，有的重思辨，有的重实证，有的以生动取胜，有的以严谨见长，有的是年谱式的，有的是叙事式的。我则倾向于以白描的笔法，把传主的形象立体化地再现出来，至于功过是非全可由读者去评判。在我看来，既然是传记，就应该尽量客观地把传主介绍给读者，避免把空洞的说教强加于人。　　本书的谋篇布局颇费心思，在不太长的篇幅中，要把传主五十多年的生涯再现出来，是相当难的。这就需要由作者加以剪裁取舍，把作者认为最值得写最应该写的东西写出来，把一些重要而精彩的场景细腻地展现出来。这要比面面俱到的平铺直叙好得多。　　关于书名要作一点说明。本拟题写《明神宗传》，但他毕竟没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那样的声名显赫，人们感到陌生。如果直呼其名，题写为《朱翊钧传》，就像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那样，人们会感到更加陌生，不知何许人也。不得已而采用《万历传》。不过在书中并不称他万历，而称他朱翊钧或神宗。因为书中常常写到万历元年、万历二年之类，称他为万历，就容易把人名与纪年相混淆，徒增读者的烦恼。稍加说明，希望不至于对“表里不一”产生疑惑。

内容概要

　　樊树志，籍贯辽宁沈阳，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组成员。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 代表著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1990年)、《万历传》(1994年)、《崇祯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年)、《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年)、《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2005年）、《国史十六讲》（2006年）、《国史精讲》（2007年）。其中，《晚明史》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其中发表于日本三篇，韩国一篇。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万历传》（1994），《崇祯传》（1997），《晚明史》（2003），《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江南市镇：传统与变革》（2005）。其中《晚明史》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教材《国史概要》（1998）出版后得到一致好评，被国内及香港多所大学采用为指定教材。新著《国史十六讲》（2006）再度创造了历史著作畅销的现象。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十岁登极的小皇帝   1.短暂的皇太子生涯   2.十岁登极的小皇帝   3.冯保与高拱斗法：顾命大臣内讧   4.王大臣案——内讧的延续   5.小皇帝视朝   6.日讲与经筵 第二章 万历新政的展开   7.“元辅张先生”   8.万历新政的展开   9.击退逆流   10.捍卫新政的非常措施   11.新政的深化 第三章 大婚   12.大婚   13.张居正归葬   14.耕错礼与谒陵礼 第四章 亲操政柄   15.张居正之死   16.斥逐冯保   17.亲操政柄   18.刘台的平反   19.辽王案与查抄张府   20.并非庸主   21.万历三大征 第五章 宫闱生活   22.宫闱生活   23.酒、色、财、气   24.册立东宫之争   25.“三王并封”之议 第六章 皇太子常洛   26.皇太子常洛   27.妖书案   28.梃击案的前前后后   29.福王常洵 第七章 怠于临朝   30.怠于临朝   31.矿税太监横行   32.辽东战事吃紧   33.最后的岁月   34.驾崩后的政治闹剧：红丸案与移宫案 第八章 地下宫殿——定陵   35.寿宫的营建   36.地下宫殿——定陵   37.定陵的发掘 跋

编辑推荐

　　人民出版社约请国内有关专家对中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皇帝及其时代背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兼顾可读性，是目前较好的帝王传记丛书。　　本书是《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之一，该系列是人民出版社约请国内有关专家对中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皇帝及其时代背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兼顾可读性，是目前较好的帝王传记丛书。本书运用丰富的史料，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万历一生经历，功过是非，万历新政的展开，与张居正的复杂关系，从一度励精图治到怠于朝政，从多角度说明一代君主的面貌及其对明朝衰败的影响。

作者简介

《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运用丰富的史料，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万历一生经历，功过是非，万历新政的展开，与张居正的复杂关系，从一度励精图治到怠于朝政，从多角度说明一代君主的面貌及其对明朝衰败的影响。《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的传主明神宗朱翊钧，人们习惯于用他的年号称他为万历皇帝。他是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没有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构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事迹，在他的后半生由于疾病缠身，长期难于视朝，因而颇多非议。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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