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人生纪实

章节摘录

把三厅建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1938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抗战发展的形势，公布了经过修正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取消分管政治工作的政训处及军委第六部，恢复政治部的编制。蒋介石任命陈诚为部长，同时邀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蒋介石的这一决定，应该说是国共合作在局部发展上的一个积极成果。因为自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的合作虽然建立起来了，但由于蒋介石坚持所谓融共政策，始终不愿以平等的态度同共产党合作，因此，双方尚未形成共同的政治纲领和适应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曾就此问题一再向国民党提出建议，同时派周恩来为代表就国共关系以及团结抗战等问题继续举行谈判。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蒋介石不得不邀请周恩来参加国民政府工作，以表明他试图做些改革和改善国共关系的“诚意”。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同意派周恩来参加国民政府，就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职。周恩来也表示，“原则上决定干，惟须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批定后，开始就职，否则统一思想、言论、行动诸多解释、殊为不便。”政治部下设三厅：总务厅；第一厅，管军中党务；第二厅，管民众组织；第三厅，管宣传。除第三厅之外，其他各厅厅长早已安排就绪，均为国民党重要官员。周恩来分管宣传工作，因此，把三厅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就成了摆在他面前的重要问题。鉴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不充实、不完善、不巩固的统一战线的现实，周恩来以及董必武、博古等同志集体研究决定，利用三厅这点政权机构体现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把它建设成为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动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为达此目的，周恩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第一，耐心说服大家认识组建三厅的意义和作用，在人事安排上充分体现三厅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机构的特点和优势。国民党组建三厅的计划是在大势所迫、事非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因而他们在指导思想上既想适应形势作出点改革的表示，但又不愿放弃一党专政的主张和做法。基于此，他们在组建三厅时，独断专行，企图由国民党实际操纵三厅，从而使三厅成为他们一党专政的工具。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有些同志不愿在这样一个复杂的阵营中工作，他们认为，过去是同国民党在战场上做斗争，现在要坐在一条板凳上，感到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思想准备。针对上述思想，周恩来及长江局的同志反复向大家说明：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努力工作，“三厅是个政权机构，政权机构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我们可以利用它为全面抗战做很多事情。”在三厅人事安排上，周恩来利用政治部副部长职务，推荐和敦促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把抗战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切实掌握起来。在副厅长人选问题上，经过周恩来、郭沫若、阳翰笙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蒋介石被迫做了让步，撤走了派往三厅任副厅长的特务头子刘健群，由无党派学者范寿康和国民党人、司法行政专家范扬分任副厅长，国民党妄图架空郭沫若、控制第三厅的企图落空了。关于三厅各处的人事安排，根据动员抗日民主力量共同工作的精神，经过各方面的反复讨论和研究，最后由周恩来集中有关各方的意见作出决定：管一般宣传的第五处，由救国会以及东北救亡总会负责，处长为胡愈之；管艺术宣传的第六处，处长为著名戏剧家、诗人田汉，其中第一科科长由著名剧作家和著名作家阳翰笙担任。三厅三百多名成员，大都为社会名流、文化精英，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名单报上去，蒋介石很高兴。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共团结了社会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团结了思想界、文艺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社会贤达，组成了坚强的阵容。第二，拟订宣传纲领，作为三厅开展工作的依据。由于国民党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共产党，因而他们确定的宣传大纲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以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为核心的一党专政的思想，这显然是同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开放民主、改革政治的愿望相背离的。周恩来及长江局的有关同志经研究决定，不理睬国民党提出的法西斯主义货色，而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代表人民意志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抗日的斗争中来。1938年2月，周恩来致郭沫若函称，应“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呈蒋先生批准，便可便利我们工作”。郭沫若于6月中旬撰写了《战时宣传工作》大纲，根据动员全国同胞投入抗日战争的总精神，阐述了关于宣传工作者之修养以及言论宣传、艺术宣传等有关问题，阐述了对民众、士兵以及对敌人和对国际宣传的有关问题。大纲经审定后，由政治部制定了实施宣传办法，令各地按照宣传大纲的要求进行宣传工作。宣传大纲的制定和颁发，为第三厅及全国各界开展宣传工作提出了共同奋斗的目标及应当遵守的准则。1938年4月1日，三厅正式成立。三厅的成立，既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又是与周恩来的领袖才能分不开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周恩来在与蒋介石的持续谈判中，从实现国内民主、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出发，对蒋介石的局部改革及时地、真诚地予以支持，并在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正当地拒绝和抵制了蒋介石对中共的限制和束缚，使国共合作在局部上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从而，使三厅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当权的政党具体合作共事的唯一政权组织，为中共的统战工作开创了新局面。主持三厅的战时宣传工作三厅成立之前，负责抗战宣传工作的是政训处以及抗战初期设置的军委第六部。抗战开始很长时间，民众动员工作并无多大起色。周恩来指出：“战地的民众缺乏组织，到处在流浪着，彷徨着。”“今天的后方民众，有许多还不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因此，三厅成立后，他特别强调抗战宣传工作的主题应该是：“唤醒和激发民众”，“动员所有民众力量，增强前方抗战的威力”，“巩固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团结，以保证和争取更大的胜利。”关于宣传工作的对象，周恩来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即“扩大到前线，扩大到敌人的队伍中去，扩大到各城市、各乡村去，一直达到中华民族的总动员”。怎样才能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呢？周恩来提出了三点具体要求：第一，在文字宣传上，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第二，在口头宣传上，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第三，在艺术宣传上，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领导下，三厅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周恩来、郭沫若以“战时首都”武汉为重点，迅速打开局面，进而把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推向全国。从1938年4月7日起，三厅在武汉举行了抗日“扩大宣传周”活动，动用戏剧、美术、电影、演讲、歌咏等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台儿庄的胜利。经过几天的扩大宣传活动，整个武汉三镇的人都动员起来了。这次宣传周是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后的第一次大活动，也是抗战以来在国统区第一次举行的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随后，又搞了“红五月宣传”、“抗战周年纪念宣传周”等一系列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救国激情。三厅的宣传效果通过三厅举办的“七七”献金大会得到了检验。五天中，武汉地区参加支援抗战献金的人达五十万人以上，献金和法币一百万元。“献金狂潮”之后，三厅在群众中的威望更高了，都说“三厅了不起”，以致群众只知有三厅，而不知政治部有其他的一厅、二厅。接着，周恩来、郭沫若决定通过第三厅组织文化工作者到前线、到敌后、到广阔的内地乡村去，为宣传和组织广大民众投入神圣的抗战贡献力量。抗战爆发后，各类文化人纷纷到“战时首都”武汉寻求报效祖国、参加抗战的机会，但是，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害怕文化人接触民众，因而，文化人的正当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周恩来谈及这一情况时指出：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国共两党都有庄严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对抗敌宣传消极怠工，那么这份工作只能由我们担负起来了。1938年夏，第三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把先后到达武汉的五个救亡演剧队和一些进步戏剧团体改编为十个“抗敌演剧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直属第三厅第六处领导。“抗剧”、“抗宣”队在武昌昙花林集训期间，周恩来给他们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演剧队和宣传队的任务就是“到各战区的前线去，为巩固部队、动员民众做文艺宣传工作”，他还向文艺工作者传达了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国统区去做统战工作”的重要指示，解决了不少只想“到延安”去的片面想法。周恩来反复告诫他们，“宣传方法和形式要合民众的口味，你们要随乡入俗，老百姓才能喜闻乐见，才能收到预期效果。”第三厅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把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公开地、合法地派往各地。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在周恩来的亲自规划和领导下，分别下到各个战区。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宣传抗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除了经常性的演出外，还举办抗日画展，到街头巷尾书写抗日标语，创办抗日报纸，教士兵识字，代写家书，参加救护伤员的工作等。为了扩大宣传抗日的队伍，他们还协同所在战区的各师政治部组织了许多军中剧队和各地民众剧团，并派出队员教这些新成立的文艺团体排戏，给予理论上的指导。经过短期训练，这些文艺新兵很快能独立演出了。据抗战三周年时的统计，如果把民间剧团计算在内，活跃在全国各战场的新演剧队伍，约拥有三万以上的戏剧兵。广大文化战士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领导下，通过第三厅这个合法机构，还广泛开展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他们到达各战区后，经常和战区长官联系、汇报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抗宣三队到第五战区后，李宗仁听说是第三厅派来的，表示支持文化工作者的工作，同意他们到第五战区所属各部队和各县进行抗日宣传，并允许他们在群众中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在李宗仁的支持下，抗宣三队在城乡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了战时教育促进会、妇女会、抗日儿童团等进步民众组织，为支援抗战，贯彻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作出了贡献。抗敌演剧四队在湖北荆门驻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工作，张将军看了他们的演出后，召集官兵讲话，教育大家“要爱国就要抗日，这是军人的天职。”由于三厅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更多的文化人士、学者名流集合在抗战救亡的大旗之下，为民族解放贡献力量。1938年10月，重庆话剧界在山城联合演出了大型反间谍斗争的抗战戏《全民总动员》，白杨、曹禺深有感触地说：“让我们鼓起兴头来演戏，笑着演戏，更愉快地演戏，因为在不断的艰苦抗战中，我们的民族是有前途的。”三厅还把加强对日宣传作为瓦解敌军、支援抗战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他们编印了《对敌宣传须知》、《对敌宣传标语口号集》，分发给各级政工人员。三厅举办对日广播，前线喊话，号召日本士兵起义。同时还印制向日本官兵散发的传单、投降通行证以及日文歌曲《日本的兄弟哟》等。这些宣传品在前线被打死的日本士兵身上常常可以发现，足见三厅的对敌宣传工作确实是成绩显著的。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散发传单的事。1938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命令空军某部远征日本散发日文传单。传单的制作任务则落在稍后成立的三厅头上，文字起草工作由冯乃超等人负责，最后由郭沫若修改定稿。5月19日，中国空军一队八名勇士驾机飞往日本长崎等地上空，投下了《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等各种传单一百二十万份，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震动。5月22日，周恩来与吴玉章、罗炳辉、王明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胜利归来的空军勇士进行慰问并献旗，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国空军，确是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战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三厅成立前，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执行片面抗战路线，没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来，炮火连天的阵地更是一片宣传空白和文化沙漠，对日宣传工作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展。自周恩来和郭沫若分管政治和宣传工作以后，三厅登高一呼，中国爱国的文化人纷纷聚集在抗战救亡的大旗之下，从狭小的城市天地走向战斗的前哨和广阔的农村，将视角集注于抗日救亡的现实，在组织和动员民众支援抗战、激发将士救亡图存精神、瓦解敌方斗志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厅不愧为战时宣传战线的司令部，而这个司令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正是受人敬仰的周恩来同志。处理张国焘叛逃事件此文为邱南章的回忆。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县(黄陵县)有座轩辕黄帝陵，当时属国民党统治区。西安的国民政府绥靖公署，每年逢清明节就要组织在西安的国民党官员去那里祭陵。1937年，为了推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第一次去黄陵扫墓。我也随同去了。从此，每年清明节我方都要去参加黄陵扫墓。1938年4月4日是清明节。4月1日，张国焘亲自去找毛泽东谈，要求去黄陵扫墓。毛主席知道他内心有鬼，回答不同意，并对张说：“轩辕黄帝又不是共产党，我们也不必过分地去崇拜他，若是为了搞统一战线工作的话，边区政府派一个秘书去就行了。”但是，张国焘坚持要去。最后，毛主席说：“好吧!你去扫完墓就立刻回来。”张国焘满口答应说：“是!我很快就回来。”4月2日，张国焘就带着警卫员张海、陆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经甘泉、鄜县、洛川去黄陵。一到黄陵就看见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以及公署和西安的一些官员及宪兵队乘的汽车也到达了。4月4日祭陵一完，张国焘便对陆秘书和警卫班的同志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去吧!我还要去西安办事处，我有事找林祖涵同志(即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办西安办事处一些工作)研究。”警卫员张海急忙对张说：“毛主席不是说了，叫你扫完墓就回延安吗？”张国焘不答理，由于张国焘早就和他们进行了密谋，就转身钻进蒋鼎文的小汽车里。张海只好坐上西安公署宪兵队的汽车随同去西安。张海到西安后，听说张国焘他们坐的小汽车在咸阳抛了锚，还没有赶上来。张海到公署仔细一问，才知道张国焘早已住进国民党的高级招待所——西京招待所里了。张海后来说：在他找到张国焘以后，看他鬼鬼祟祟的行动，很生气，就产生了怀疑。当时他心里想，张国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为什么到了西安不找林伯渠主席，也不到我八路军驻西安的办事处，却住到国民党的高级招待所呢？两天后，张国焘办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7日，在临上火车的那天上午，他对张海说：“你先去车站给林主席打个电话，叫他到车站来等我。我马上就到。”张海打通了电话后，林主席很快就来了，张海一见林主席便报告说：“张国焘副主席说他有事来西安找你研究，怎么没见你的面，就办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呢？”林主席点了点头说：“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张国焘来到火车站后，林伯渠也买了张站台票跟他上了火车。这时，张国焘对林老说：“林主席，我要到武汉去了。”林老即说：“中央批准了你去吗？”张国焘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是我自己要去的，回头你告诉延安一声好了。”林老当面严厉地说：“你是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怎么能不经过组织领导批准擅自行动呢？你若有什么意见可以到八路军办事处或回延安去提。”张国焘说：“我要到武汉同蒋介石面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去。”林老见他执意要走，也就不多说下去了。当林老走下火车的时候，张海追过去问：“林主席，怎么办呢？”林老想了想说：“你跟着他一同去武汉，要多长点心眼。”张海回答了声“是”，便上了火车。紧接着胡宗南派来护送张国焘的两个便衣特务也跟着上了火车，坐在张国焘的周围。林老回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后，立即给延安党中央、毛主席发去电报，把这件事情汇报了。中央立即回电，指示林老打电报给在武汉的周恩来副主席，说明张国焘去武汉的时间及车次，要周副主席派人去截住他。1938年4月8日上午，周副主席要我找以下几个人到他办公室来：李克农(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童小鹏(中共中央长江局机要科长、秘书)、邱南章(中共代表团交际科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运输科长)、吴志坚(周恩来同志的副官)。周副主席问：“你们几个人中间有谁认识张国焘？”我回答说：“我认识他。”我先后3次见过张：第一次是长征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两河口会合时；第二次是毛儿盖的会议时；第三次是1936年秋天在保安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及红军大学组织的欢迎朱总司令的大会上。周恩来副主席说：“那好，现在张国焘从延安经西安逃跑就要到武汉来了，你们坐上两辆小汽车到大智门火车站去截住他。你们对他说，我请他到中共代表团及八路军办事处来住，估计他不会来，那就在外面找个地方住下来也可以，你们要紧跟住他，听候党中央对他的处理。”我们很快赶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后，分别把守在车站的各个站口。可是接了两天站也没有见到他。当时吴志坚同志笑着说，我还没见过他的面，今天我得好好见识见识。我用手比画着说，张国焘是一个大个，背稍驼，肥头大耳，说话还带有江西口音。每一列火车到站后我们都睁大眼睛看着从火车上下来的每一个人，但直到出站台的人都走完了，还没有看见张国焘的人影。嘿!这家伙到哪里去了呢？第二天我们又来到出站口守候，还是没见到张出站。必有可疑!童小鹏同志说：“是否还在车厢内没有下车呢？”李克农秘书长说：“好吧!小鹏同志你在站门口盯着，我们3个到车厢内看看。”于是我们就上到列车厢中，挨个车厢查看，终于在靠稍后面的车厢里找到了张国焘。当时张国焘斜躺在座位上，两个便衣特务坐在他的两旁。警卫员张海坐在张的对面，他背的驳壳枪在上火车后已被便衣特务卸去了。他们到了汉口不下车，是正在等国民党方面派人来接。当时我走到张国焘面前大声说：“张副主席，你来了，李秘书长带来两辆小汽车接你，周副主席请你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当时把脸一沉，色厉内荏地说：“我不要他请，我来武汉有事，我有地方住。”那两个便衣一见我们来接，便想溜走。当时张国焘也提起小箱子想往外走。我大声提醒张海从便衣手中拿回了枪。我们就这样截住了张国焘下火车出车站。两个便衣溜走了。张国焘也已知无法脱身了，便要在车站门口一个小茶馆停下来。按照他原来在西安和蒋鼎文的策划，等他来到武汉后即由胡宗南派人接他，先安排他住在江汉关一个旅馆里，然后再引他同蒋介石会面。但由于我和吴志坚紧跟着不放，李克农去向周恩来汇报后很快就回到小茶馆，打乱了张国焘的安排。张国焘只好答应由办事处找地方住，但死活不肯去办事处。我们在办事处与江汉关之间的小街上找了几间平房，让张国焘临时住下来。几天之后又让他搬到太平洋饭店住。这些天都是我和吴志坚负责照料他，并与张国焘吃住在一起。原警卫员张海回办事处招待所待命。晚上有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志来到住地整整和张国焘谈了一个通宵。张国焘有时不多说话，有时大发牢骚，说什么中央对他的批评和处理太过分，让他当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不公道……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说：你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难道如今还没有点认识吗？你几乎毁灭了红军，毁灭了党。中央对你的批评和处理有什么不对!你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中央提出来嘛!为什么你背着中央自由行动呢？你到了西安，不到我们的办事处来住，不和林老联系，就和蒋鼎文来往，你住进他们的招待所，还在他们的护送下来到武汉。来到武汉又不到办事处，你这种行为对吗？你这不是错上加错吗？你还有什么组织纪律呢？董必武说：你是一个较早的党员，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你还不知道你犯过多少错误？如“左”、右倾路线错误，军阀主义错误，分裂党、分裂军队的错误，你认为这些错还小吗？大家为了帮助你改正错误，又有什么不好呢？你还向谁大发牢骚呢？叶剑英在谈话时针对他的错误说：你在鄂豫皖发展这么大块地方不是丢了吗？到四川不又是发展了大块地区后又逃了吗？你还有什么可说呢？你的错误难道和你的领导作风无关吗？只能从中吸取教训嘛!不能再错上加错，你还在主观地认为自己高明。李克农说：你是个聪明人，你背着党中央的领导，背着毛主席擅自跑到西安，又在人家的便衣护送下来武汉，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还不愿住在办事处来，你知道自己站到什么位置上去了？你的行动对头吗？秦邦宪在谈话时说：张国焘，你自己犯错误了，光靠人家帮助是不够的，自己应该认错，改正所犯的错误才是，而你对党和同志们给你的帮助还发牢骚，对大家表示不满意，这种态度对头吗？为什么你到武汉来连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呢？大家都是苦口婆心地说服他，说得张国焘无言以对，呆若木鸡。经过几天谈话之后，周恩来对张国焘说：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候中央的指示再说吧，你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可以提出来。张国焘顺水推舟地说：我有三个条件请答复，一是到上海去治病；二是回江西老家去；三是在长江局工作。周恩来同志针锋相对地说：这三条都办不到，假如你愿意，下面几条倒可以实行。一是回延安；二是到苏联去学习；三是可以回到延安或去苏联看病或休息。张国焘摇着脑袋连声地说“不行”，周恩来见张国焘如此顽固，就说：“好吧，你先想想，以后再谈。”便起身走了出来，在临上汽车时他指示我和吴志坚说，“他到哪里去你们跟到哪里，看他要去些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我们办事处他不去就不去吧，让你们两个人给他值班，好好保护他。”由于我和吴志坚一直跟着，张国焘无法与国民党特务直接联系，非常恼火。有次他冷冷地对我说：“你们老跟着我干什么？”我故意拉长腔调回答说：“是周副主席派我们保护你的，你是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嘛。”张国焘恼火地使劲瞪了我一眼。他认为无法摆脱我和吴志坚的监视，便狗急跳墙，阴谋对我和吴志坚下毒手。一天，张要到武昌去，我那天正巧有事出去了，只有吴志坚跟他去了。到了江汉关码头过轮渡时，张国焘走在前面先上船，待吴志坚紧紧跟上船时，船恰好开动了。心毒手辣的张国焘趁机将吴志坚使劲往船外推，企图将吴志坚推到长江淹死，自己好逃跑。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机警的吴志坚一手抓住船栏杆，一手抓住了站在旁边乘警的胳膊，才避免了这场灾祸。事后，吴志坚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件事，并问：“以后能不能趁张推我们下水的时候，我们顺手将他也拉下去呢？反正我们会游泳淹不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共产党人，正大光明，不和他一样，不要这样做。我们要尽量争取他，他若是不肯悔改，不愿回头，你就是用绳子捆住他，他也不会跟着我们走。就是一同下水，将他淹死了，又有什么意义？他的思想行动破坏了，我们不跟他一样，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咱们共产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张国焘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有一天，他伏在桌子上写了半天信，写完之后就要送出去。我们怀疑他是给国民党写信，就赶快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同时，跟着张国焘一起去发信，看清了信封面的字样，看着他把信送进了邮箱。周恩来指示我们想办法把信取出来看看。于是我来到邮局，找一个负责人说，我有封信将地址写错了，请他取出来改一改，那人看我一身军装，还很痛快，不过要求有证明或具保人。我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同志说明情况。周告办事处立即派人送来了具保人证明。我们取出信一看，原来张国焘是给他家里的一个大哥写的，信中充满了悲观情绪，说：“国民党没法救中国，共产党更没办法。”又说他活不长了，等等。看完后，我们又把信放进了信箱。从这以后，张国焘被盯得更紧了。几天后，张国焘提出要见蒋介石，汇报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的一些情况。先与蒋联系约定在4月17日下午。我随同周恩来和张国焘去武昌蒋介石的官邸，周恩来同志领张国焘同蒋介石会面，我在副官室等候。张国焘一见蒋介石便以一副“认罪”的姿态，奴颜婢膝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周恩来同志马上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不糊涂，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干革命是在世界有名的。”说得蒋介石和张国焘目瞪口呆。回来以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针对张国焘的叛变行为，义正词严地向他提出三点办法：“一是改正错误，回延安去工作；二是向党请假暂休息；三是自己声明脱党，由中央宣布开除党籍。”张国焘的回答是：“第一条是不行的，可以在第二条或第三条中选择。”并允许他在两日内闭门考虑答复。4月17日晚十一点前后，胡宗南第八战区司令部的一伙特务开着两辆汽车停在张住的太平洋饭店楼下，几个人冲到了二楼。这时负责跟着张国焘的只有我一人，吴志坚有事出去了。几个便衣特务进房来二话没说把我死死抱住，其他几个特务抢走了张国焘。我一面挣脱一面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抢走我们的张副主席，我要向你们的上面去抗议。”有一个家伙歪着脑袋得意洋洋地说：“上面，这就是受上面的指令干的。”然后特务们把张国焘接上汽车后吹了声口哨，从江汉关轮渡过江到武昌去了。我回到房间里看见桌子上留有一张张国焘给周恩来的字条，上面写的是：“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我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去找，至要。”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张国焘就是这样投靠了国民党。我当时在饭店先用电话向李克农秘书长报告了情况，并急忙回到办事处去向周副主席汇报详细经过。这件事好像在周恩来等同志的意料之中，他们都说，张国焘不肯改悔会走这条路的。当晚，我仍回到饭店过夜。第二天早饭后，我仍去武昌胡宗南司令部找张国焘。正巧，我在门口一眼就看见张国焘坐在里边东房内。站岗的一脸凶相，不让进去，还说这里没有张国焘。我把我的名片给了他，上边印的是中共代表团交际科长身份。我理直气壮地说，是昨晚你们用汽车去太平洋饭店接来的嘛，怎么能瞎说没有呢？我就用手指着说，张副主席就是在这里。没等站岗的说完话我就闯进去了。张国焘一见是我，抬了一下眼皮说：“你来干什么？”我说：“周恩来同志派我来看看你。”他说：“不用看了。”过了两天，为了解张是否转移别处，我便借口送毯子和其他用具又走了一趟，他正在写东西，好似心情烦闷，什么话也没说。4月下旬，张的老婆杨子烈及一岁多的男孩从延安被送到汉口，按组织上的指示，我将他们送到了张国焘那里。1938年10月25日，在武汉失陷之前，我八路军办事处随国民政府迁到四川重庆。我们办事处住在红岩嘴(现改为红岩新村)。在后山顶上有个地名叫“大坪”，这里住的是戴笠办的别动总队特务训练班。1939年，张国焘就在这里当上了他们的政治教官，给训练班讲反对共产党的课程，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云岭之行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从此日本侵华政策开始转向扫荡敌后；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也随着发生变化，将重点由抗日转到反共，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和国内政治局势的逆转，使在江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处境变得更加险恶了。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军分区书记的项英，却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缺少警惕，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影响，不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许多重大问题处理不当。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此异常焦虑，正好这时中共中央委托他到新四军去一次。于是周恩来便在1939年春天亲自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周恩来此行的对外理由，是回浙江绍兴故乡省亲。那时，黄绍竑正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政治态度比较开明。周恩来和他本是旧识，在山西抗战时又共过事。一次，在李济深家里的茶会上，他遇到来重庆的黄绍竑，对黄说：“现在到处都发生摩擦，只有季宽先生(即黄绍竑)那里还没有发生摩擦，”“打算到浙江去看看。”黄绍竑当即表示欢迎。周恩来就决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完成这次新四军军部之行。2月16日，周恩来偕同这时已来重庆的叶挺飞抵桂林。18日，正是农历除夕，他同叶挺、黄绍竑从桂林出发，共乘列车经长沙东行。黄绍竑直接去浙江。周恩来和叶挺当列车途经江西时，在樟树下车，转乘汽车到吉安，接着又到上饶，先后会见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然后，经赣东北前往皖南，在2月23日到达新四军军部的驻地安徽泾县云岭。周恩来前往军部途中，顺道上黄山看望在那里休养的伤病员，叶挺为他在小步桥上留了影。然后去太平县，在三门歇息，2月22日，三门乡开明绅士刘敬之接到新四军兵站的电话，通知他：明天叶军长等一二十人路过，中午在他家休息、吃饭，请做好准备。刘敬之是三门乡的抗日联保主任。他家拥有土地兼营茶叶生意，有几十间房子，长子刘寅(旭初)在三门乡小学任校长。三门，是通往新四军军部的必经之路，经常有新四军指战员和各界抗日人士过往。刘敬之全家受到爱国思想的影响，同情支持新四军，刘敬之家实际上成了新四军的一个接待站，新四军的同志们热情地把它称为“义务兵站”。

前言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为了缅怀周恩来为党、人民、国家和人民军队建立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在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编辑推出这部《周恩来人生纪实》。    从2003年起，我们相继编辑出版了《毛泽东人生纪实》、《邓小平人生纪实》、《陈云人生纪实》、《刘少奇人生纪实》、《朱德人生纪实》。现在，反映老一辈革命家生平业绩和品格风范的这套人生纪实系列基本完成。作为长期从事领袖图书资料收集整理的工作者，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本书在体例上与前几部保持一致，大体以时间顺序编排，共分八个部分，每一部分又分历程、交往和珍闻三个方面。三方面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力求全面立体地反映周恩来伟大而不平凡的一生。    本书在资料选取上力求以第一手材料为主，因此书中收选了大量的当事人的回忆。同时，还补充了不少长期从事周恩来研究的专家学者撰写的著述。在此，谨向这些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编辑体例和篇幅等因素，本书对收选的个别文章及著述进行了一些编辑处理。如重新拟定了标题，进行了删节，有的还取消了注释等，敬请谅解。    因水平及学识的局限，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0年8月18日

内容概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编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研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思想和生平的部门。1980年5月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名而成。主要职能是：编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及现任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编辑党和国家及军队重要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撰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及传记性作品，研究他们的著作、生平和思想；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收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动态，与国内外学术界进行必要的交流；审核或协助审核、审查准备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和现任中央常委未发表过的历史文稿、有关音像制品，有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重要图书、文章及音像制品等，以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作品；负责联系中央指定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系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和历任中央主要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和年谱、传记的撰写工作；承担党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具体事务。

书籍目录

第一编 中华骄子

（1898—1924）历程

悲欢童年

东北三年

"南开最好的学生"

留学日本

五四狂飙

留法岁月

交往

"有什么事需要我来帮忙吗"——与朱德

入党介绍人——与张申府

"以同学为兄弟"——与张鸿诰

珍闻

惊人的记忆

魏家楼之行

表演话剧

注重体育

《新青年》的巨大影响

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

第二编 砥柱中流

（1924—1927）历程

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两次东征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

南昌起义的前委书记

交往

患难与共的朋友——与宋庆龄

赠皮袍——与瞿秋白

战友加兄弟——与胡志明

珍闻

出生入死第一回

革命伴侣

"宵禁"遭枪击

贺龙的引路人

第三编 勇挑重担

（1927—1937）历程

出席中共六大

顺直之行

面对共产国际的压力

特殊的战斗

半个总管家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在遵义会议前后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交往

生死的情谊——与王稼祥

担架队长——与陈赓

危险关头舍身相救——与萧华

爱国情缘——与张学良

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与斯诺

珍闻

神秘的古玩商

"伍豪启事"

指挥红三团的战斗

一次医疗奇迹

在党小组里

指挥脱险

劳山遇匪

第四编 团结御侮

（1937—1945）历程

五次谈判

在山西前线

在武汉的日子里

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处理张国焘叛逃事件

云岭之行

在皖南事变前后

雾重庆的一盏明灯

为建立联合政府而努力

交往

相知甚深——与冯玉祥

在正义的斗争中结为知己——与陈嘉庚

相遇贵相知——与马寅初

师生友情——与张伯苓

为了和平与民主——与吴耀宗

珍闻

武汉空袭与长沙大火

故乡绍兴感知音

看望西路军

坠马事件

超越血缘之爱

双乐天图

"悲痛之极，抱恨终天"

重庆抗战文化军

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

第五编 谈判高手

（1945—1949）历程

重庆谈判5

与马歇尔在1946年

在上海"周公馆"

转战陕北

协助指挥三大战役

肝胆相照的光辉篇章

北平和谈

首届人民政协

筹建新中国6

交往

"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与沈钧儒

"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与于右任

"去时腹虚空，回来力无穷"——与陶行知

三次会晤——与朱学范

"把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与古耕虞692珍闻

枪击事件

震动山城的演奏会

"复堤尤重于堵口"

视察宣化店

"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营救新四军死囚出狱

一本《政协文献》

雨中救人

宴请柳亚子

"要保留中南海的固有特色"

第六编 开国总理

（1949—1956）历程

组建新中国首届"内阁"

协助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

抗美援朝

领导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

为引进新技术倾注心血

出席日内瓦会议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腾飞

魅力挥洒万隆

对台湾进行争取工作

提出四个现代化96交往

"随便、自由、不客气"的朋友——与十世班禅

用美国战俘交换——与钱学森

一清如水，难能可贵——与赵朴初

忘年交——与齐白石

知音——与李四光

怀仁堂里认同乡——与筱文艳

珍闻

首次外交部之行

与中国铁路的不解之缘

治理淮河

居住26年的西花厅

三峡梦

与卓别林的交往

领导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

和各族学员欢度五一节

与泰国"儿童人质"

第七编 励精图治

（1956—1966）历程

知识分子的春天

在"反‘反冒进’"困境中

民以食为天

解决中缅边界问题

为开展卫生工作而操心

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

中法建交

出访亚非欧14国

在四年调整时期

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率中国民航飞出国门

交往

琴瑟和音，相得益彰——与毛泽东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与李宗仁

"我一定帮你办到"——与朱启钤

"我愿意做你的介绍人"——与程砚秋

珍闻

一位普通的观众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生育要有计划

电影工作要两条腿走路

会见"特殊"客人

西双版纳之行

视察舰艇部队

导演东方绝唱——《东方红》

亲临天山脚下

在邢台震区

三到大庆

第八编 鞠躬尽瘁

（1966—1976）历程

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

保护知识分子

"生产绝不能停"

领导草拟"四五"计划纲要

在"林彪事件"前后

叩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揭开中日关系新篇章

对统战工作呕心沥血

"全面整顿"的后盾

交往

舍身"陪斗"——与陈毅

"你不要去，我顶着"——与贺龙

人类最高尚的灵魂——与谢觉哉

安排五次转移住地——与廖承志

大树荫深荫弱苗——与张治中

临终召见——与罗青长

珍闻

"自己当起了铁道部长"

平息武汉"七二○事件"

领导中苏边界谈判

"送阜外医院"

谈外语教学改革

智捉"四大金刚"

两个女民兵舞蹈的诞生

175名将军的解放

回延安

参观云冈石窟

"5·19"批示

在最后的日子里

魂归江河大地

编 后记

说明

下册目录

第六编 开国总理

（1949—1956）历程

组建新中国首届"内阁"

协助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

抗美援朝

领导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

为引进新技术倾注心血

出席日内瓦会议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腾飞

魅力挥洒万隆

对台湾进行争取工作

提出四个现代化96交往

"随便、自由、不客气"的朋友——与十世班禅

用美国战俘交换——与钱学森

一清如水，难能可贵——与赵朴初

忘年交——与齐白石

知音——与李四光

怀仁堂里认同乡——与筱文艳

珍闻

首次外交部之行

与中国铁路的不解之缘

治理淮河

居住26年的西花厅

三峡梦

与卓别林的交往

领导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

和各族学员欢度五一节

与泰国"儿童人质"

第七编 励精图治

（1956—1966）历程

知识分子的春天

在"反‘反冒进’"困境中

民以食为天

解决中缅边界问题

为开展卫生工作而操心

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

中法建交

出访亚非欧14国

在四年调整时期

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率中国民航飞出国门

交往

琴瑟和音，相得益彰——与毛泽东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与李宗仁

"我一定帮你办到"——与朱启钤

"我愿意做你的介绍人"——与程砚秋

珍闻

一位普通的观众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生育要有计划

电影工作要两条腿走路

会见"特殊"客人

西双版纳之行

视察舰艇部队

导演东方绝唱——《东方红》

亲临天山脚下

在邢台震区

三到大庆

第八编 鞠躬尽瘁

（1966—1976）历程

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

保护知识分子

"生产绝不能停"

领导草拟"四五"计划纲要

在"林彪事件"前后

叩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揭开中日关系新篇章

对统战工作呕心沥血

"全面整顿"的后盾

交往

舍身"陪斗"——与陈毅

"你不要去，我顶着"——与贺龙

人类最高尚的灵魂——与谢觉哉

安排五次转移住地——与廖承志

大树荫深荫弱苗——与张治中

临终召见——与罗青长

珍闻

"自己当起了铁道部长"

平息武汉"七二○事件"

领导中苏边界谈判

"送阜外医院"

谈外语教学改革

智捉"四大金刚"

两个女民兵舞蹈的诞生

175名将军的解放

回延安

参观云冈石窟

"5·19"批示

在最后的日子里

魂归江河大地

编 后记

说明

编辑推荐

《领袖人生纪实:周恩来人生纪实(套装上下册)》是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简介

《领袖人生纪实:周恩来人生纪实(套装上下册)》以时间为顺序从历程、交往、珍闻等三个方面记述了周恩来总理成长、革命、战斗的一生。历程包括周恩来在各个重要历史时刻的历程，交往则主要收录的是周恩来同志的秘书、战友、同事及亲属的回忆文章及专著，还有一些是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珍闻是一些故事性极强的真实事件和经历。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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