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在苦苦跋涉》书评

今天买了两本书

今天买了几本书，其中有《听杨绛谈往事》和《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前者上周《南方周末》已有一个版的文摘，因为是杨绛“亲点”，所以想来也算“信史”。有很多故事是第一次讲，有趣是当然的。不过首先翻阅的是《牛汉自述》，1923年出生的人，言语之间却依然显示着一种主动出拳的姿态。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人和事，几乎不讳言自己的臧否，实属难得。两本书都是三联书店近期出的，都是29元，《听杨绛谈往事》印了15万册，《牛汉自述》是1万册。呵呵，出版者的预期就相差这么远啊。

所谓60年庆

回到少年时代。做点摘抄。1、P139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 这是一个叫阿垅（原名陈亦门）的诗人1965年6月23日在狱中因“胡风集团事件”被审查时写的申诉材料。他的一首诗作，在书中被反复引用的两句是：“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2、P148 牛汉写路翎的诗。“三伏天的晌午，路翎独自在阳光里行走/他避开所有的阴影，连草帽都不戴/他不认路早已忘记了路，只认得记忆中的阳光/他的性格孤僻的女儿，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跟在他身后的女儿，就是路翎有点神经病的女儿。那时，据说路翎的精神也已经不太清醒。这大概是1978年的事。之前，他是1955年被捕。之后，1994年去世。3、P162 冯雪峰告诉牛汉，“是为了政治需要，在国统区选上了鲁迅，树立鲁迅”，毛从1942年的讲话，已经不提鲁迅的人道主义、人权了。4、P197 牛汉也认为，从萧军的口气证明，萧红跟鲁迅的关系不一般。萧红到日本后，是她和鲁迅约定好不写信的。5、P222 丁玲跟瞿秋白感情很深，瞿和丁最好的朋友结了婚。6、P257 1989年夏，周扬死了，牛汉去八宝山送别。严文井说，你去干什么？！他说，周扬当面会痛哭流涕，第二天照样整你。人要用整整一生来经历这些，是多么无谓的一件事。

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很惭愧，除了《华南虎》，没读过牛汉更多的诗，对他以及他们那一辈诗人的事情也了解不多。不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也没遭遇过他们所受的不幸，对他们的诗以及他们在诗歌之外的苦难的理解也难免打了折扣。从小学开始的正规教育从来都告诉我们，关于苦难，永远应该是宏大的，是亡国仇民族恨的那种。而与此相比，个人的不幸与苦难却是不值一提的。因为它太个人，太自我，与这个总在强调集体的国家格格不入。牛汉那一代诗人，从旧时代走过来，无论其本人信仰如何，对国家和人民还是始终怀着热烈的情感的。面对眼前的新中国，他们本该欢欣鼓舞，发现更多更美的东西去歌颂赞美。但随之而来的种种事情，凡清醒者不可能不产生一点疑问。一种信仰，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并让众人相信，就起码要做到前后一致。但可悲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在中国出现。那些历史上无数次改朝换代后出现的东西，还是毫无悬念的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需要依靠内心来写作的诗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很多人悲哀地发现，自己曾经用生命捍卫和坚信过的东西，待到一切尘埃落定才知道不过是烟雾而已。他们只剩下两个选择：保全自己，并违背自己内心，发出应和的声音；要不就是彻底放下笔，不在说话，做个沉默者。也许牛汉在众多人之中还算是幸运的，即使因为胡风案被牵连，甚至后来下放咸宁干校，他都没有放弃写作。而他的很多同侪，却没有他那么好的运气。他们要么在残酷迫害之下丧失生命和尊严，情况稍好一点的待到风暴平息，创作的黄金年代也已经过去。那些有可能出现的，饱含深情和感悟的诗歌，最终消耗在无谓的人斗人之中。比如牛汉回忆中晚景凄清的路翎。这些天性浪漫的事诗人们，他们始终不会明白，那种只会发生在野兽身上的残忍争斗，有时竟会来自自己最亲的朋友、爱人、子女。牛汉写的是他个人的苦难。而在许多个牛汉身后，则是一个国家深重的苦难。这使我们明白，即使没有丧失家园，没有灭族灭种，我们也依然有能力自己制造一场灾难，并相互屠戮自己的同伴。更可怕的是中国人对于灾难的遗忘能力和对历史的篡改能力都比想象中的强。如果有那么多的人出来篡改历史，那事情的本来面貌以此以讹传讹下去，后世之人将永远无法得知真相。很多人过去没有说话的机会，即使说了，也会被打上歪理邪说的标签。现在情况好一点，至少还能听见不同的声音。一直觉得，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像一个正常人那样活着并活得有分的是很需要勇气的。牛汉这个人有自己的骨气，骨头很硬。吃了亏，但仍然不悔改。这让人很钦佩。写这本回忆录时牛汉已经八十多岁了。一个老人家，大半生坎坷，耄耋之年，仍说自己在苦苦跋涉。他是一个对生活有感悟的人。自然、土地、人与人，这些东西始终在滋养着诗人。作为一个诗人，他自己也说，真的诗不是想有就有的。但作为受惠于大自然的诗人，一个历史的亲历者，他是完全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内心而活动。这也是为什么他愿意把他经历过的看到过的东西写下来。人之所以为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那个时代，很多人活着，但肉身已不再是自己的。他们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远比死去更悲哀的事情。牛汉这样的人有，但肯定不多。大浪淘沙，时间终会给这样的人一个合理的位置。他们虽然受尽磨难，有的甚至为此丢掉性命，但好在没有丧失尊严。在我看，这也是信仰，这种信仰远比教义和对着旗帜举起右手更坚定些。卡佛说，像一个人那样活着是很难的。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人。这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诗人穆旦在《尽头》写道：“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这几句诗是对他们那一代诗人最完美的注脚。

《我仍在苦苦跋涉》缺失的部分

《我仍在苦苦跋涉》中最为珍贵的部分大概就是其中关于胡风的往事了,08年第一期的《当代》杂志曾发表过其中的章节《我与胡风及“胡风集团”》。后来阅读书籍的时候，总觉得这部分内容有些缺失，后对比杂志，果然一些比较“敏感”的段落被三联河蟹了。窃以为这一部分是全书最能体现作者立场的，于是将其贴出，以供豆友们阅览。当然为了此评论不被过滤，相应的词汇被填加了（水产）。以下引号内的全部内容都是转自杂志上的原文“为什么要批胡风和他周围的一些人”里：第3段“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分配适当工作。”后被删了一段，是“毛（水产）泽（水产）东利用鲁迅是公开的，光明正大地利用他。毛（水产）泽（水产）东的‘讲话’和鲁迅精神是相悖的。鲁迅讲人性 人道 人情 个性解放，而‘讲话’讲阶（水产）级性，没有个性 人性。”第4段“在一些人看来....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段尾，被删了一句，是“不剩一个，做得那么绝，真可怕。”紧接这之后被删了4段“这些话，2003年6月我在现代文学馆纪念雪峰百年诞辰上讲过，我讲的都是根据雪峰和我一起住在‘牛棚’时的谈话讲的。此前‘三联’有个座谈会，时间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参加的有邵燕祥，记得还有谢冕....我在会上也讲过。我1945年在城固青年会阅览室见到重庆出的《新（水产）华日报》，才第一次看到‘讲话’。我看了很多遍。他的‘讲话’不讲人性 个性，只讲阶（水产）级性，我当时就打问号，就怀疑，不能接受。八十年代后期见到北大教授吴组缃，他说‘讲话’在重庆刊出后，文艺界开过座谈会，在会上，有不同看法。他不同意文艺完全绝对地为政（水产）治服务，否定人性 文学创作的个性。老舍的发言大体上也是这么看（有吴组缃‘日记’为据）。我说‘史料’可以发，他说现在不是公开发表的时候。再后来，见到北大的孙玉石，问有没有吴组缃‘日记’，说没有。问有没有书信可发，也没见拿出来。我有所怀疑，我相信一定有，吴组缃不会随便说的。”“牺牲个人完成党”里：三联出版的书里这一小节到“1957年8月，社里通知....（艾青也是1958年2月被开除党籍的）。”就结束了，实际上这之后还有4段：“我被审查后，我母亲找过薄一波几次。薄一波说：‘我说话没有用，毛（水产）泽（水产）东一个人说了算，别人说不上话啊！’这是妈妈后来告诉我的。薄一波后来也不好，我舅父对他们有看法——八十年代末，对他们把胡（水产）耀（水产）邦刷下去有看法。我舅父家八十年代后不挂毛主席像。我们家从来不挂毛主席像，发了我也不挂。”

把人字写端正的人

把“人” 字写端正的诗人——读牛汉自述：《我仍在苦苦跋涉》对于大陆老作家在“文革”后的集体亮相，陈丹青有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描述：“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详见《笑谈大先生》）这里虽然没有点到牛汉，但牛也是其中的一个份分子。一九四九年后，老牛的主要经历是被“改造”（包括因“胡风案件”的“隔离审查”）、写诗和编书。“改造”是中共的一大发明创造，其包括思想和肉体两部分。思想“改造”的实质就是洗脑。把你大脑里非“无产阶级” 的东西卸载了，再统一安装上毛泽东思想的组件；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则是肉体“改造”的唯一内容。在国家意志力的强力推动下，“改造”的范围波及各行各业，力度空前绝后，任何人无法抗拒。被“改造”后，等于你在“炼狱”里走了一圈儿，即便死不了，也得褪一层皮。上面陈的文字就是明证。现在在中国，“改造”一词已成“忌讳”。文艺界则是“改造”的“示范区”。因为在策划者毛氏的心里，不对这些“牛鬼蛇神”彻底“改造”，则“国无宁日，党无宁日”。老牛经历了这种“改造”后，居然个性未泯，诗情依旧，象一个八卦炉里跑出来的孙悟空，毫发无损。老牛在回忆这段历史，特别是在臧否周扬、林默涵以及楼适夷这些文化界的敏感人物时，绝不跟风，坚持讲真话。他以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悟，精心刻画了冯雪峰、胡风，艾青等几十位作家血肉丰满的精神肖像。评价历史人物，牛汉真正做到了“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王充语）。这也是本书让我感动不已，并在坊间广受赞誉的一个主要原因。作为一个诗人，老牛属于那种创作水准持续走高的，无愧于诗坛常青树，不老松的称号。他十八岁时创作的《鄂尔多斯草原》象一首蒙古长调，悠扬，沉郁，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愧为他的成名作。七十年代，文艺界百花凋零，万木萧肃。在诗坛“变色龙”臧克家“高歌忆向阳（指湖北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时候，牛汉却迎来了“诗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其标志是：《鹰的诞生》、《怀念一棵树》、《麂子》及《华南虎》等一大批思想深邃，哲理性强，语言朴素，质感透明，具有极高艺术水平诗歌的诞生，其中包括他代表作。我认为，应该有人专门研究牛汉诗歌创作中这种奇特的现象。回顾这段创作历程，作者是这样说的：“经过三十年的苦练，对人生、历史、世界以及诗，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和感悟，获得净化之后的透明般的单纯。如果回避人生苦难，不是经受人生，绝达不到这个境界。”在“朦胧诗”被视为“异端”，遭到文坛保守势力“围剿”的年代，诗坛老兵牛汉却义不容辞地撰文为其辩护。他与“今天”诗人北岛等人的交往始于七十年代末。一九八四年编辑大型文学杂志《中国》时，他明确提出了“诗的新生代”的概念，并集中刊发了北岛、舒婷、江河、顾城、杨炼等人的诗歌。对于我们熟悉的诗坛中坚力量，如：唐晓渡、翟永明、于坚以及西川、王家新等人，他也有较深的交往。对其诗歌的评价常常寥寥几字，击中要害，令我叹服。在某种意义上说，老牛实际是“朦胧诗”以及“诗的新生代”的精神导师。对于诗歌界争论不休的“大我”、“小我”之争，老牛的观点语惊四座，掷地有声：“我宁愿一生写‘小我’，有血有肉，真正的人的诗。……所谓‘大我’，是空空洞洞的，无血无肉的工具！ ‘大我’不是人！离开人还有诗吗？”在法庭上替胡风辩解，为“七月派”仗义执言；因“中国”停刊与作协某些领导反目；更凸显了老牛刚正不阿，无所畏惧的硬汉形象。他五三年部队转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诗歌组组长。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与文化出版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老牛主编（1978～1997）杂志《新文学史料》是他对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年近六旬的他和几个编辑，在比较简陋的条件下，不辞劳苦，东跑西颠，办起了中国一流的杂志，抢救和保护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文学史料。时至今日，《新文学史料》仍然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刊物。由老作家丁玲发起创办（牛具体负责）的大型文学杂志《中国》（1984～1986）生不逢时，被当时的作协领导视为“大逆不道”。所以尽管办得朝气蓬勃，不断推出新人力作，在海内外颇有影响，但也逃不脱被“扼杀”的命运。躲过冯牧禁令发出的《中国》的“停刊词”——《〈中国〉备忘录》，悲愤交加，气壮山河，视死如归，差点儿酿成一个“政治事件”。老牛和邓九平主编的丛书《思忆文丛》（三册，《六月雪》、《荆棘路》和《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是反映“右派”的历史题材，比较敏感，但内容丰富，汇集了相当多的第一手资料，在社会上反响相当大，编委们以史为鉴的胆略让后生敬佩。后来，这类书籍已没有在大陆出的可能了。章诒和她们纪念“反右”六十周年出版的一个系列，只能拿到香港印。最后，“出口”返“内销”。一九四九年以后，人能立住，并能写出代表作的“老生代”诗人，除了牛汉，已无别人。这是中国文坛的悲哀，抑或是文坛的幸运？不管怎么样，我最后要说的是：老牛，好样儿的！2008.12.28于呼和浩特

值得尊敬的老人

原则的问题，不能含糊！今天，大家都在想着挣钱，但是我们要有基本的良心，别老是自己安慰自己。希望在书中提到的人，活着的，赶紧出一本此类回忆录。对我们年轻人认识那段历史提供更多的珍贵资料。今天买到了牛汉书中提到的《思忆文丛》中的六月雪和原上草,才20元。赶紧拜读

《我仍在苦苦跋涉》：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我仍在苦苦跋涉》：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2005年5月20日，《诗选刊》公布己和搜狐网联合进行的中国首次诗歌读者普查结果，在“20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诗人”的评选中，牛汉获得55433票，居舒婷、北岛、徐志摩、艾青之后获得第五名。在诗歌向媚俗伟大进军的时代里，尚有那么多人记得相对寡落的牛汉，实在惊艳。就像我，多少次为北岛《回答》而激愤，多少次为徐志摩《再别康桥》而忧郁，可是对牛汉的诗歌片语不知，我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与另一个人名荣辱与共——胡风，在一个开始了的时间里，他们以生命和半生年华写作了自身的悲剧。所以我知道了牛汉、绿原、冀汸、贾植芳……还有我那被早早遗忘的乡人张中晓和他身后的《无梦楼随笔》。我认为牛汉此书是继何兆武《上学记》后又一本值得关注的口述自传，与出身西南联大，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何兆武相比，在草根中自学成才的牛汉一生同样惊涛骇浪，起伏倏忽。少年、青年时期接踵遭遇战乱、流亡、饥饿、囚禁……及至1955年，受难于现今已成文坛显词的政治风暴。牛汉在书中详实记录了暮年的路翎，目光沉滞、谈吐莫名、思维混乱，家里一本书也没有了。写出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的疯狂文学天才与一位劬劳木呐，靠全街道每户一毛钱的清洁费维持生计的老人怎么也等同不起来，命运残酷如斯，夫复何言。在路翎死后，牛汉挽联：天下之大事业多艰奈何容不下路翎忠贞之辈；文艺多艰人才多难且问为什么左痞庙堂不衰。何故出如此锋芒毕露的怨词，就不难理解了。这句杜鹃泣血般的言语，我是在余世存所编《非常道》里读到的；1986年10月10日，在《中国》杂志的停刊词里，牛汉用阿垅的诗句来结束，“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苍劲悲凉，荡漾着一股燕赵悲歌之味。哲人其萎，劫后重生的老人们终等不住时间的流逝，他们相继谢世，胡风早早离去了，今年走了贾植芳。或许，将冀汸在2004年出版的回忆录书名《血色流年》来描述他们的人生再恰当不过了，诗人流年不似水，“7月诗派”的人们，他们的痛苦、他们的苦难早早汇入整个民族受难史的一部分，当然，扮演同样角色的也有昔日“7月诗派”眼里不值一文的“九叶诗派”们，而我钟情于后者。牛汉在回忆中无怨无悔道：“我的悲痛，不仅仅是个人的，是历史的，社会的。我的诗不仅抒发我个人的悲痛，是几十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后果。一个人的命运身不由己，是荒谬的历史的罪过。我的诗不是歌德派的，我一辈子几十年都吟唱苦难，其中有民族的正气与人类的永恒精神。”可见上个世纪理想主义的火焰还在诗人衰老的心中燃烧不息，说他不合时宜也罢，一厢情愿的单纯质朴也罢、苦难美学崇拜也罢，个体在历史洪流面前叫屈喊冤或者矢志不渝，都是不忍苛责的，每个人都有权力确言往事无怨无悔，我左倾过，我革命过，我为一个自认为完美无缺的终极目标出生入死过，可是时代反身吞噬了自己的孩子，我所受尽的苦难并不一定朝着一个正确、明亮的前方行走。但在我行走人生的旅途上，两边布满了一张张有血有肉的肖像，我从自身的坎坷行走和对肖像们生离死别的触摸拥抱中获得了对自己而言独一无二的生命感悟，这还不够吗？至少对自己曾拥有过的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是没有大遗憾的。所以牛汉仍坚持自己在苦苦跋涉中，几十年如一日，从热血青年到热血老年，文人本色未变，为何跋涉，为何不是顾盼自如的悠然散步，在所谓历史、民族命运的宏大语境中，他并没有抓住本质。他的人生自传似乎想要告诉日光下世人的是张承志的那种舍我其谁的绝对理想主义，在强烈炽热的情绪前我一阵彷徨停滞。《日瓦格医生》里，医生一度踟蹰在俄罗斯的暗夜和大雪下，此时此刻，孤单个体与天地一色，构成了一幅永恒的历史画卷，医生的受难是他个人的，帕斯捷尔纳克也没有僭越苦难的愿景，而赫尔琴在《往事与随想》中说到，“我们不是医生，我们是疾病。”换个角度，看看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的结尾喟叹：“是一个城市的塌陷，成就了那一对恋人的爱情。”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自私的男女，在兵荒马乱中成就了夫妻的传说。这便是自由主义者的一种受难观，我受屈受苦，可是我依然生活在这个时代，我趋之如鹜地追逐合理的名利和梦想，可是我丝毫不敢以苦难作资本将自我垫升在整体的语境中，因为我仅仅谱写我个人的诗章，更因为我仅仅代表我自己。成稿于08-08-05

感觉前后迥异的书

完书的最初感觉：看了小半，牛汉回忆前半生时，只想给三星；看到后半生的描述，我觉得必须给四星以上；再一次读他写的《根），不给五星说不过去了。 ps：我依旧厌憎文艺青年。——————————————————我看的自传少，对近现代中国史所知极浅，去年刚买这本书时翻了10页就扔一边了。前两天等凌晨2：45的欧冠，睡又不是，闲又无聊，从杂物堆里把这本书翻出来（如书中牛汉提起丁玲时所说，流浪而没有定居的生活总是简陋——对男生而言就是散漫邋遢——的），躺在床上看了头一百来页，出生到1958年，感觉很一般。首先是这时候牛汉是个文青。本来我对文青还是同情与关怀居多，但自双十被夺后，就开始的憎恶文青。《世说新语》里有句话说，鹰化为鸠，识者犹憎其目，这就是从此我对文青们态度的写照。看了牛汉对他年轻时候日日夜夜琢磨写诗的描写，哑然失笑。也去找他提到的《鄂尔多斯草原》，网上没有，其他几首也没有。单凭文章里引的那几个片段，真不像好诗。所以这许多的诗被发表的也极少，据说牛拿给艾青看后，艾直言以后不要再拿出来丢人了。以我这外行浅见，写诗这东西就比武侠小说里的剑术。是个人都可以靠梨花体比划比划，但要到李贺李白李商隐李尔克的境界没有几人（而且最好先改姓李），牛同学偏偏要写诗，哎。所以现在的文青们都依靠神经质吧唧吧唧些散文，多聪明那。其次是牛汉对政治的幼稚，毕竟不是学历史或法科的。个人以为，以牛汉在文学界的地位、资历履历，在建国后谋那么个职位，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是D员。任何执政党扶植其成员在各界占据要职，必然是希望通过这些人施加其影响，如果他们贯彻执行，就继续攀升，如果他们拒绝执行，就被革掉，千百年来政治就是如此。年轻的牛汉的种种抱怨，可怜又可爱。而文艺界各种理论之争，无非是投机政治抢占山头。插一下历史和郭沫若，晚年的牛汉直言不喜欢郭沫若（对此我拍床称赞），郭有个历史学家名号，我查了下他有写过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可能是历史书？不能要求现在的历史学家都“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也可以明哲保身默而不言，但没必要做的那么夸张，让人觉得不懂历史。再次就是文青式的恋父情节。牛汉一生对胡风程雪峰都有这种感觉（中年后对聂绀弩的感觉更正常了，他的确是中年与聂才深交）。这是因为他自小跟父亲相处时间较少，其父性格有偏柔弱，而胡程对他的教导提携让长期孤独的牛汉受到了少有的关爱。还有一个重要文青，就是文青对其导师向来都有狂热的恋慕与依附，这在文艺界屡见不鲜，曝光最多的当然是那些“果儿”们，男教授娶女弟子也比比皆是。女人可以果儿，最为一个男人，如果连这种情节都摆脱不了，挺无趣的。第二天晚上把剩下的看完，峰回路转，对其顿生好感。我越来越相信君子豹变了，其实跟他说的默默者存有相通之处，正直、沉默者慢慢的完善自身并日趋圆融。如书所说，五七干校时牛汉是真正的新生了。我喜欢他说的干活时我不含糊，喜欢他写诗时的感受，这时候牛汉是诗人而不是文青了在五七干校时，他摆脱了小文青的自卑与幼稚，开始独立的思考，同时又能坚持自己，保持个性。我们中学时教科书里有他在那时写的《根》，《华南虎》，现在重读，觉得更好。更了不起的是，很少有在世的当世的大家敢在自传里直言不讳的评价各色人等，这份大气常人做不来。总之后半段有其人格的闪光之处，有各段吉光片羽的史料性，就不抄书了。ps：其妻吴平极美，那个时代的一些女子的典雅美丽，雍容大气，以及传统的如坚贞等美德，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的。

关于“鲁奖”的引文一段

“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奖’的第一届，我是评审委员。我对一些作品有不同的看法，第二次，就把我撤了。在终评会上，我对主持会议的高洪波说过，以前评奖中，发生过上面把意见强加给评委的情况，希望这一回不要这样。没想到竟然还真的又发生了。当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要把他本人写序的《邓小平之歌》评上。我说这不是诗，这是政治。可他还是坚持要放上去。我说，如果要放上去，我就退出评委会。我提起包就走。”——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第246~247页

《我仍在苦苦跋涉》读后

《我仍在苦苦跋涉》读后牛汉回忆里的萧乾描绘出了萧乾的另一面，也让我想起沈从文在写给张兆和的家书里的话，大意是萧乾自私，只为自己想，一个例证就是对王树藏的行为。王树藏是萧的前妻，当年是萧抛弃了她，也就是萧乾后来所说终生负疚的“小树叶”。牛汉说，“文革”前他与萧乾同在人文社编译所，萧乾爱打小报告，复写四五份：造反派群众组织两份，人事处一份，楼适夷一份，自己留一份。“文革”中人事档案公开，萧的小报告展现在大家面前，大家气得不行。在萧的小报告里，关于牛汉的有十四处，用牛汉的话说，尽是胡说，根据聊天材料瞎编的，给胡乔木也打小报告。编译所自发开了萧的批斗会，萧乾说：“我是老记者，技痒，不写不成哪……”萧乾晚年在他的回忆里对文革时期自己的遭遇有详细的回忆，但却没写因自己打小报告而被同仁自发批斗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不写也可以理解，但有一件事情萧的文章里也没有记录过，至少在我读的萧乾的回忆录里没有提及：牛汉对他有救命之恩。“萧乾的人缘很不好。”但萧遇难的时候，牛汉还是搭救了他。那是1966年夏，军宣队进驻出版社不久，带全社的人到潮白河游泳，萧乾陷在一个拐弯地方的旋涡中，眼看就下沉了。牛汉用自由泳快速从后面推他出去。事后，有人埋怨牛汉不该救他。后来，萧乾送书给牛汉，都写上“感谢你救我一命之恩”的话。牛汉编《新文学史料》时请楼适夷和萧乾当顾问，在牛汉眼里萧乾确实有学问，《新文学史料》原拟名《新文学资料》，萧说这名字不好，把“资料”改成了“史料”。一字之改，显出了萧的眼光。对于人文社的老领导楼适夷，牛汉的评价非常一般：楼适夷很少写东西，其一生的作品（创作和翻译）基本上没有可留下的东西。在批冯雪峰的会上却那么激烈，骂冯雪峰“你吃鲁迅”！牛汉说后来没见过楼对此做过检讨。（三联书店曾出过一本楼适夷的《话雨录》（1984），内有《诗人冯雪峰》《雪峰啊雪峰》等文，通篇洋溢着五十年友情的知心之语，只是在一篇驳夏衍的长文《为了忘却，为了团结》中解释了自己当年在批冯的大会上何以“大哭”……）《臧克家诗选》在冯雪峰当人文社社长时，选了薄薄一本，用当时的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后来臧克家又补充许多新诗送人文社，希望用人文社的名义出版。冯雪峰当着牛汉的面，把送来的诗选稿一下扔到地上：“他算什么诗人！这就够多了。”牛汉捡起来，第二天劝冯不要这么冲动，不该发火。冯认为臧没有真正的诗，臧只有在青岛上大学时写的几首诗好。在牛汉眼里，冯雪峰很重感情、很倔强，有时固执冲动。在人文社编译所时，牛汉和雪峰共用一张办公桌，彼此相知很深。冯是参加过长征的人，有一段时间跟毛泽东的关系很近，冯跟牛汉聊瑞金，聊长征，说打下遵义，遵义会议后，毛很高兴，送了冯两条烟，还有茶叶。1938年上海版三卷本的《鲁迅选集》，冯特意送给毛，但毛并不认真看。毛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提鲁迅的人道主义、人权……毛认为根据地思想已统一了，应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导。当时刘少奇已宣扬毛泽东思想，但国统区的文化人对共产党、毛泽东却不了解。为了政治需要，国统区要有一个众望所归，可以号召舆论的人，能团结大家的人，这才根据革命的需要选上了鲁迅，树立鲁迅。冯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和牛汉谈这个话题，“他看得清楚，他有事实作根据。”以前读《丁玲散文集》曾记下了一句话，是丁玲曾对陈明说：她最纪念的是胡也频，最怀念的是冯雪峰。当时曾困惑“纪念”和“怀念”的不同，一个是丈夫，一个是革命战友，但隐约觉得似乎在感情上丁玲更倾向于雪峰。这在牛汉的回忆里得到了“佐证”：在20年代末，冯和丁玲在杭州同居过半年，最终分手的原因是为了冯有妻子儿女。后来丁玲去延安，是作为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的冯雪峰派聂绀弩护送去的。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的聂绀弩，其人其文都有着独一无二的传奇色彩，尤其是他的《散宜生诗》更是珍贵难得。一则轶事读后至今难忘：大意是他的诗集出版后，有人看到其诗集的序言出自胡乔木之手，很是羡慕，来问他何以能请动胡某动笔，结果聂公勃然大怒，说就是因为有了他的序，一本好端端的诗集给糟蹋了。在牛汉的口述里，提到聂公诗集出版时的情景：《聂绀弩诗集》由胡乔木主动作序。一天聂公夫人打电话给牛汉，让他赶紧到他们家去，聂夫人说：“不好了，大祸临头了。”牛汉匆匆赶到聂家，只见聂仰面朝天躺床上，抽烟，头都不转过来，说：“胡乔木作序，对我的诗全看了，这就坏了，他知道我内心想什么了。”聂举例说，抗日战争前夕，胡是由雪峰派人护送到延安去的。“左联”时期雪峰是“文委”书记，胡乔木是干事。50年代初，胡向雪峰要了三四本以前出的杂文集，选出几篇送给了毛主席，后来，毛让政治局传阅。雪峰的“右派”是由中央作出的认定。聂认为胡看了自己的诗并主动写序，迟早会处理他。后来胡是否处理了聂不得而知，但有几首诗当时是被撤了下来，因为种种原因。这在1992年版的《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中的不难看出。牛汉在80年代所做的两件事今日看非常有价值：一是编《新文学史料》，二是编《中国》。牛汉很自豪地说，他编的两个刊物都不执行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只登作家的好作品。编刊不做违心的事。前者是为现代文学留下了珍贵的当事人的回忆，而且回忆者不仅仅局限在“左翼”文学。后者刊载了许多“先锋”派的作者，譬如北岛、舒婷、杨炼、残雪等的作品。尽管后者仅仅存在了两年，而且是在丁玲的“旗帜”下，用当时中国作协的某些人士所说：牛汉“进错了门”。牛汉对丁的评价很高，另外他对严文井的评价也不低：说晚年的严文井大彻大悟，如果没有严文井，“《新文学史料》很难办，办了也难办好。”严文井晚年不参加任何活动，周扬死了，牛汉去八宝山送别周（之前周的儿子到牛汉家恳请牛汉务必参加其父的告别仪式），严看到了报纸上刊载的消息，打电话给牛，质问牛汉怎么去了？严说：“周扬当面会痛哭流涕，第二天照样整你，在延安就这样。”“我仍在苦苦跋涉”，80多岁的诗人牛汉说，“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牛汉的诗我读得不多，也就是《白色花》中寥寥的几首，也不会再去找他的诗读。但这本由他口述别人记录的《我仍在苦苦跋涉》很难让我淡忘：他的担当，他的坦诚，他的磊落，他宁折不弯的脊梁。再就是，他所讲述的那些人和事……（《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口述，何启治等编撰，三联书店2008年7月版）

不含糊的真汉子

牛汉是条汉子，说人话，充满感情的人生；吴平天生丽质，很美，值得更多的书写。前32页，牛汉回忆“童年与故乡”，感觉像挪威人古尔布兰生的漫画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25674/。粗砺，野性，原始的生命力，亲人，蒙古人的血统，战乱，别离……p138-140，阿垅的这份材料是不会过时的言论。p232，“我的态度很明确。”“我的态度毫不含糊！”p308，“2005年12月3日，在吴平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送给她的挽联是：念君一生多坎坷，令我别时泪滂沱，真是流不尽的泪水啊……”p243-244，牛汉说“我一生没有写过一首甜蜜的诗”，“我多么渴望自己的诗能让读者咂出一点未来的甜蜜”，左小祖咒在《南方都市报》的副刊“十年”专题访谈，说过“如果有一天他们不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再唱《苦鬼》这首歌。我宁愿这首歌失效。我还有别的歌。我可以唱爱情。”http://gcontent.nddaily.com/a/71/a719fa25b2a1d8f3/Blog/718/54af8d.html

一辈子，一本书

以前没有读过牛汉的诗，他们那一辈人，我就读过穆旦和冯至。我印象中的诗人都是特立独行于时代之外，他们那一代人，没有超然的自由，要么做马雅可夫斯基，要么做贺敬之，要么沉默——但沉默无法解救、洗清自己。风暴来袭，一切不驯服都成了对立面。诗人们（文人们）没有选择，只好一个个上演自己的悲剧命运。于是有了冯雪峰掉在茶杯里的眼泪，有了迷路的路翎，身后跟着精神失常的女儿，有了铮铮铁骨病死狱中的阿垅……但悲剧不仅限于这些被摧残被毁灭的灵魂，更扩散到所有被碾碎的人性——1961年，被冷置起来多年的的梁漱溟诚惶诚恐写了《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歌颂大跃进；萧乾的一式四份的小报告；胡风也曾经在嗅到大难临头时，四处奔走，投降无门，只是被诱导进更深的陷阱；“梁效”写作组里的冯友兰、周一良；还有无数人，痛哭流涕地鞭挞自己、侮辱自己；许多人，穷凶极恶地揭发别人、陷害别人；还有书中特别令人心酸的，饱受摧残的知识分子们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畏缩、凄凉的处境……这就是潘光旦先生说的4个“S”吗？死去的人没法留下他们的心路感言，活着的人，或者出于深刻的畏惧，或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形象，不肯多言……我常常急切地希望这些亲历者能像牛汉这样，在有生之年说出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哪怕只是部分，汇集起来，也不会让历史枯萎成教科书里畸形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