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往事》书评

只羡鸳鸯不羡仙

载《出版商务周报》2009年8月9日27版只羡鸳鸯不羡仙朱航满自由派和左派 谁的婚姻更不稳定谢泳给刘宜庆的著作《红尘往事》所写的序言不长，但思考的东西着实不少。其中有一个论点很值得注意，他由刘宜庆的这册新著谈起，以为在现代文人身处的由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的时期，婚姻关系最能体现他们的人格与学养，以此观察历史人物的思想品格，无疑是一个重要尺度。谢泳是研究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学者，因此他在这篇不长的序言中很自然地将自由主义作家学者与左翼作家学者进行了一番比较，从而得出自由主义作家学者的婚姻相比要稳定正常一些，其原因是自由主义对既存的社会秩序有着较为深刻的判断和分析，不是简单盲目认同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加之他们的婚姻生活比较平静，多属于正常选择。而在谢泳看来，左翼作家学者一般来说在婚姻上是比较不负责任的。“婚姻上的不负责任，很有可能导致政治生活上的随机应变。”为此，他进一步解释说，左翼思潮的主体是青年，特别是流浪青年。流浪可以说是左翼的必备因素，漂泊生涯中浪漫是其主要的生活特征。“青春、激情和理想，再加上流浪和困窘，最后都要通过释放‘力比多’来达到平衡。”谢泳的这番论点，的确读来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谢泳说，如果作一个学术上的统计，或许可以推断出这样的结果。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推断只是自己的一些研究印象，我觉得以谢泳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多年研究，这番判断也还算是有一定根据的。只是我读后也觉得有一些思考需要补充，就是在左翼作家学者的婚姻中既存在着婚姻关系十分不稳定的现象，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稳定而牢靠的特殊现象，前者如谢泳所提及的郭沫若、茅盾、田汉、周扬、丁玲等人；后者在我看来，所知道的就有鲁迅、巴金、胡风、贾植芳、王元化等等，他们恰恰在自己一生的婚姻中历经了磨难的考验，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婚姻关系。胡风曾经告诉贾植芳的妻子任敏，要做好“当知识分子的老婆”的准备。以贾植芳为例，他曾是谢泳所说的典型的流浪青年、左翼作家，但他与妻子任敏的婚姻关系就极为稳定，风雨磨难中守望了一生，在这背后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于人生信仰的相同追求。因此，我以为仅仅通过婚姻关系来判断一个人的学养与品格，以及对于政治生活的态度，进而对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做出判断，多少是有失轻率的。胡适与江冬秀 猫和老鼠的游戏而之所以在风雨如晦的历史环境下，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婚姻关系还能够保持牢不可摧的稳定，无论是穷困、流浪、通牒、牢狱等等人生磨难都无法改变，对于婚姻来说，我觉得一方面是所遭受磨难一方的才华和品性很关键，另一方面则是与其伴侣所能承受的内心限度有关。婚恋毕竟是双方的产物，我注意到刘宜庆的这册《红尘往事》中重点论及现代男性名流文人的婚恋生活，而多少有些忽视了女性一方的内心反应。诸如这册书中先后谈到了胡适与韦莲司、徐芳、陈衡哲、曹诚英、朱毅农等人的恋爱关系，甚至还有胡适与陆小曼短暂的暧昧关系，暂且不详述胡适带给这些女性的心灵伤害，诸如她们有的终身未婚，有的最终形同陌路，有的导致精神分裂，有的一再推延婚姻，而我在阅读胡适的这些婚恋关系的文字中，就注意到另外一个女性的内心反应，那就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这位粗识文墨的乡村闺秀对于胡适的“家法”不可谓不严厉，但还是闹出了这样多的婚外恋情，而对于胡适这位极有魅力的丈夫的交往，江冬秀可谓是处心积虑，时刻充满了一种不安全感。对此，胡适与江冬秀则常常是展开了一种猫和老鼠的躲藏游戏，江冬秀对胡适的异性来信每每都要进行一番字斟句酌式的研究，而那些来信也常常是花样百出，让这个粗通字墨的妻子大伤脑筋。在书中，刘宜庆这样写到：“‘村姑’江冬秀也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但和胡适毕竟有着精神上的隔阂，胡适更多地把‘可意’给了韦莲司，胡适和韦莲司有过灵与肉交融的关系，1923年和曹诚英在杭州烟霞洞有过三个月的‘神仙生活’。胡适面对敢爱敢恨的曹诚英动了真感情，据说，胡适向江冬秀提出离婚的请求，江冬秀拿出一把刀子，说要杀了两个儿子，然后自杀。胡适不想让江冬秀成为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只好妥协。”如果刘宜庆的这些“据说”都能够坐实的话，那么我觉得作为胡适妻子的江冬秀在她的婚姻生活中真是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按照谢泳所说的自由主义作家学者对婚姻多是“平静生活中的正常选择”，那么胡适的婚姻则多少有些是道德维系下的一种表面现象而已。钱-杨VS 沈-张 谁更有资格作神仙眷属刘宜庆的这册《红尘往事》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神仙眷属”、“天若有情”、“恋曲悲歌”和“爱情传奇”，其中第一部分读来最让人动心，或许是美满的婚姻总是让人心里感到愉悦。不过读完后，我觉得刘君对于这些文人婚姻关系的评价也正如谢泳在序言中所说的，既对历史人物的婚姻关系有“了解之同情”，又对历史处境中的人物的选择保持了“温情与敬意”，也正是这种态度，所以这些婚姻关系才有可能被称之为“神仙眷属”。但在我看来，这些文人的婚姻关系中，能够达到“神仙眷属”的，钱锺书与杨绛应算作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们两人在性情上知趣相投，在学术修为上切磋磨砺，在世俗生活中互为补充，在历史风雨中相互支撑，既是精神知音又是人生伴侣，十分难得。只是很遗憾在刘君关于他们的文章《特别有缘》中，则未能对于他们的婚姻关系进行深入的剖析。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传奇，一直以来都被当作现代文人的一曲佳话予以传颂。但我以为，沈从文与钱锺书相比，则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沈从文在经过苦苦追求之后，终于打动了名门闺秀的芳心，“喝上了一杯甜酒”，但这成功背后总感觉充满了一个文弱书生的单相思；更为关键的是，对于沈从文的精神世界，张兆和知之不多，而对于沈从文在天地玄黄的变局中所遭受的精神痛苦，以及在随后放弃写作的艰难抉择中所充满的不解，这些在张兆和晚年编选《从文家书》时所写到的忏悔文字中，便可以深刻地领悟到他们婚姻关系中最深处的心灵隔阂。沈从文之所以不断书写家信，或许正是试图以文字的力量来表达自己，来融化另外一颗心灵。可惜他没有等到这种理想状态出现。刘君在《水上情书》一章中对于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关系的论述，与时下大多叙述基本相同，表达了一种理解的温情，但多少也流露出一种传统男性文人的情结，诸如穷酸书生找到了名门望族出身的美女这样中国传统才子佳人的老模式，而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又究竟各是何种的真实滋味呢？“偏爱”西南联大文人谢泳在序言中这样评价刘宜庆的这册《红尘往事》：“本书回避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为人熟悉的婚姻关系，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而另外寻找相对陌生的婚姻关系来叙述，这使他的书有很强的新鲜感。”正如谢泳所言，刘君的这册著作谈论沈从文、周有光、赵元任、俞平伯、钱锺书、杨宪益、汪曾祺等现代名流作家与学者的婚恋关系，相比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确多少有些新鲜之处，但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刘君的研究，不难发现这些人物的选择，并非“回避”，而是自成体系的。刘君在此书之前曾有《绝代风流：西南联合大学生活实录》一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西南联合大学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而历数本书中的这些作家学者，也不难发现主要是以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为主的，即使个别如胡适这样因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等职而未曾在西南联大的名流，但均是老北大清华的健将，其与西南联大的精神命脉无疑是一致的。因此，这本书与前一册著作可为互相补充，同时我以为这册著作的副题“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似乎改为“西南联大文人婚恋传奇”更为妥帖一些，否则这样自动排除大量左翼知识分子的婚恋研究似乎就显得不应该了，而回避萧红、张爱玲、苏青、丁玲等这样极有代表性的民国女性婚恋研究也就是很大的遗憾了。

重构的温情

重构的温情 　　《红尘往事》 刘宜庆 著　　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4月出版 　　◎王国华 　　《红尘往事》一书的副题是“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记述了三十多位民国人物的情感故事（有些延伸到1949年以后）。我先翻看有关汪曾祺的那一段。在我印象里，汪曾祺的情感生活简直一片空白，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几乎绝口不提。但就在前两年，我从程绍国先生著作《林斤澜说》中，偶尔发现一段，“1991年，汪曾祺独自到温州约会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东道主来为他送行，几次都敲不开门，后来还是让林斤澜替主人们敲开了门，汪曾祺显得十分不高兴。在到机场的路上，汪曾祺和那位潘女士坐在后座上，两人一直手握着手，并在机场里拥抱告别。汪曾祺的夫人对他的这种作风很是了解，背地里也不少吃醋。老伴患脑血栓瘫在床上，还疑心汪曾祺和保姆有染。” 　　这一段文字严重刺激了我，它完全摧毁了汪曾祺作品给我留下的恬淡、温和、超脱的印象。刘宜庆没有选择这一段，或许他没看到吧？等我读罢《红尘往事》全书，心中又有了犹疑———即使刘宜庆看到这一段，他会不会纳入？即便纳入，他是以抚摸创口的方式，还是以撕裂的方式纳入？ 　　那一定是前者了。刘宜庆在该书中的选择很有分寸，看似无心，其实有意。比如蒋梦麟到台湾后，有一段简短却不堪提起的情感经历，胡适等人都被卷入，刘宜庆也没有选择，而把篇幅用在蒋梦麟和陶曾谷的故事上。所谓历史观，往往是一个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外化。尽管人们都在提历史的客观性和复杂性，但史家难免不受个人因素局限，这种“局限”就形成了历史的独特性。既然汪曾祺和施松卿绝大部分生活是健康、和谐的，刘宜庆便以和谐作为主调，避开了过多的枝枝杈杈。 　　选择什么，避开什么，还是源于史家的个人气质。来看看刘宜庆选择的这些人：陈寅恪与唐筼、蒋梦麟与陶曾谷、梅贻琦与韩咏华、俞平伯与许宝驯……他几乎没有选择左派作家，而把笔触都用到自由主义作家身上。 　　谢泳在该书序言中说，中国左翼作家如郭沫若、茅盾、丁玲等人在婚姻问题上多有受后人指责之处，“自由主义作家和学者在婚姻上也并非没有可议之处，但总体观察相对要好……加之生活相对安稳，婚姻多是在平静生活中的正常选择”。因此，说刘宜庆观察到什么，选择了什么，莫不如说这才是他骨子里愿意看到的东西。谢泳在序言中评价此书：“这是一本负责任的书，也是一本忠厚的书”，“我说负责任，是指他对历史人物的婚姻关系，有了解之同情；说他忠厚，是指他对历史处境中人物的选择保持了温情和敬意。”早夭的诗人朱湘在本书中算是另类了，他心高气傲，落拓不羁，气质上与左翼作家相似，即便这样，刘宜庆还是用态度极强的“贫贱夫妻百事哀”七个字做标题，此为“理解之同情”，是理解，而不是大惊小怪，大呼小叫。 　　转过头来说，《红尘往事》亦非滥觞之温情。目前的历史写作中，确实存在着以惊世骇俗的细节来解构主体架构的倾向。但历史有惨烈的一面，也有温情一面。刘宜庆以理解的态度，对学人们的真诚、良善进行组合，让我们看到撕裂、惨痛历史的另外一面。这样的选择、修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称为“重构”。这本身就算建设性的态度吧？

往事不堪

在卓越有几本想买的书，为了凑99元，随手点了这本卓越推荐的书，正当最近焦虑不堪，火气也大要求也严苛，深觉货不对版后悔不迭。首先，写的烂：文字粗蠢，通篇都是小学课文式的概括和口号，如“xx和xx相濡以沫，度过了人生中的xx年时光”之类的句子层出不穷，还不如业余写作者。我不清楚作者的背景，可前言里的托儿还敢说这是学术研究——既无抽丝剥茧的冷静文笔又无根基扎实的注释引文，何敢称研究？？内容烂：没有细节，基本上就堆砌了些大路货，除了以前没怎么关注过的而最近颇感兴趣的胡适外所说的人物和事迹都没什么新鲜的。作者的叙述观点倒是和谐的很，连汪静之那么极品的人都写的完全不存褒贬——唉，姑且算是作者够客观吧；最令我郁闷的是完全没有有深度有意思的八卦，基本上做的是简单不费力的活，对这些人如此传奇的行为完全不加分析不做思考，对时代和社会背景完全忽略淡化——是作者对这些天才根本就没有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兴趣吗？还是作者根本不八卦，不想去挖掘一下这些生活在我国最恣意最鲜活时代的人们的真实想法？最后，随便说句不搭界的：民国人物里写旧体诗写的最好的目前还是觉得首推郁达夫；本书中引用了种种所谓才子佳人情到浓时的诗词歌赋，只能令人感慨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评《红尘往事》

婚恋毕竟是双方的产物，我注意到刘宜庆的《红尘往事》中重点论及现代男性名流文人的婚恋生活，而多少有些忽视了女性一方的内心反应。诸如书中先后谈到了胡适与韦莲司、徐芳、陈衡哲、曹诚英、朱毅农等人的恋爱关系，甚至还有胡适与陆小曼短暂的暧昧关系，暂且不详述胡适带给这些女性的心灵伤害，诸如她们有的终身未婚，有的最终形同陌路，有的导致精神分裂，有的一再推延婚姻，而我在阅读胡适的这些婚恋关系的文字中，注意到另外一个女性的内心反应，那就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这位粗识文墨的乡村闺秀对于胡适的“家法”不可谓不严厉，但还是闹出了这样多的婚外恋情，而对于胡适这位极有魅力的丈夫的交往，江冬秀可谓是处心积虑，时刻充满了一种不安全感。胡适与江冬秀则常常是展开了一种猫和老鼠的躲藏游戏，江冬秀对胡适的异性来信每每都要进行一番字斟句酌式的研究，而那些来信也常常是花样百出，让粗通字墨的江冬秀大伤脑筋。在书中，刘宜庆这样写道：“‘村姑’江冬秀也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但和胡适毕竟有着精神上的隔阂，胡适更多地把‘可意’给了韦莲司，胡适和韦莲司有过灵与肉交融的关系，1923年和曹诚英在杭州烟霞洞有过三个月的‘神仙生活’。胡适面对敢爱敢恨的曹诚英动了真感情，据说，胡适向江冬秀提出离婚的请求，江冬秀拿出一把刀子，说要杀了两个儿子，然后自杀。胡适不想让江冬秀成为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只好妥协。”如果刘宜庆的这些“据说”都能够坐实，那么我觉得作为胡适妻子的江冬秀在她的婚姻生活中真是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按照谢泳所说的自由主义作家学者对婚姻多是“平静生活中的正常选择”，那么胡适的婚姻则多少有些是道德维系下的一种表面现象而已。钱-杨VS 沈-张谁更有资格做神仙眷属《红尘往事》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神仙眷属”、“天若有情”、“恋曲悲歌”和“爱情传奇”，其中第一部分读来最让人动心，或许是美满的婚姻总是让人感到愉悦。不过读完后，我觉得刘君对于这些文人婚姻关系的评价也正如谢泳在序言中所说的，既对历史人物的婚姻关系有“了解之同情”，又对历史处境中的人物的选择保持了“温情与敬意”，也正是这种态度，这些婚姻关系才有可能被称之为“神仙眷属”。但在我看来，这些文人的婚姻关系中，能够达到“神仙眷属”的，钱锺书与杨绛应算作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们两人在性情上志趣相投，在学术修为上切磋磨砺，在世俗生活中互为补充，在历史风雨中相互支撑，既是精神知音又是人生伴侣，十分难得。只是很遗憾在刘君关于他们的文章《特别有缘》中，则未能对他们的婚姻关系进行深入的剖析。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传奇，一直以来都被当作现代文人的一曲佳话予以传育。但我以为，沈从文与钱锺书相比，则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沈从文在经过苦苦追求之后，终于打动了名门闺秀的芳心，“喝上了一杯甜酒”，但这成功背后总感觉充满了一个文弱书生的单相思；更为关键的是，对于沈从文的精神世界，张兆和知之不多，而对于沈从文在天地玄黄的变局中所承受的精神痛苦，以及在随后放弃写作的艰难抉择中所充满的不解，这些在张兆和晚年编选《从文家书》时所写到的忏悔文字中，便可以深刻地领悟到他们婚姻关系中最深处的心灵隔阂。沈从文之所以不断地书写家信，或许正是试图以文字的力量来表达自己，来融化另外一颗心灵。可惜他没有等到这种理想状态出现。《水上情书》一章中对于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关系的论述，与时下大多叙述基本相同，表达了一种理解的温情，但多少也流露出一种传统男性文人的情结，诸如穷酸书生找到了名门望族出身的美女这样中国传统才子佳人的老模式，而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究竟是何种的真实滋味呢？“偏爱”西南联大文人谢泳在序言中这样评价《红尘往事》：“本书回避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为人熟悉的婚姻关系，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而另外寻找相对陌生的婚姻关系来叙述，这使他的书有很强的新鲜感。”正如谢泳所言，该书谈论沈从文、周有光、赵元任、俞平伯、钱锺书、杨宪益、汪曾祺等现代名流作家与学者的婚恋关系，相比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确多少有些新鲜之处，但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刘君的研究，不难发现这些人物的选择，并非“回避”，而是自成体系的。刘君在此书之前曾有《绝代风流：西南联合大学生活实录》一书，研究对象主要是西南联合大学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而历数本书中的这些作家学者，也不难发现主要是以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为主的，即使个别如胡适这样因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等职而未曾到过西南联大的名流，但均是老北大的健将，其与西南联大的精神命脉无疑是一致的。因此，这本书与前一册著作可为互相补充，同时我以为《红尘往事》的副题“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似乎改为“西南联大文人婚恋传奇”更为妥帖一些，否则这样自动排除大量左翼知识分子的婚恋研究似乎就显得不应该了，而回避萧红、张爱玲、苏青、丁玲等这样极有代表性的民国女性的婚恋研究也是很大的遗憾了。

学贯中西的时代

而当历史车轮碾入近代，数千年沉睡东方的祖国面临古今未有的巨变，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几乎所有的民国文人，都还有私塾上学或是国学启蒙的经历，其中的家境优越者还有海外留学经历，没有出国的也因为半殖民地社会的exposure to western culture或是因为从小锻炼出超强的背诵能力，他们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学贯中西之文化氛围，如果他们可以在太平盛世静心地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也许这种学贯中西、甚至博通文理的文化氛围，果真可以在中国递延下去，可惜遇上抗日、解放战争而文脉不死，这批珍贵的国宝文人、他们开创的珍贵治学风气，却在解放以后几十年极左风潮运动中遭受重创甚至毁灭。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