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评传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遥远的年代开始，富春江就淙淙地歌唱着，日夜不息地流淌在浙江省的中部。她的清澈潋滟的水流，滋润着两岸丰饶的土地，哺育过一代又一代勤劳的人民。她具有异常优美的景色。早在一千五百年前，梁朝的吴均就对富春江的山光水色作了极为生动的描绘：“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与朱元思书》）在她秀丽的景色中，又点缀着许多名胜古迹，钓台和西台就是其中著名的两处。钓台相传为东汉时严子陵垂钓的地方，后世常以他辞帝归隐的故事作为歌咏那不贪富贵自甘淡泊的隐士的典故；西台则是南宋末年爱同志士谢翱因文天祥就义而击石歌哭悼惜忠良的所在。郁达夫在其《自述诗》里曾吟唱道：“家在严陵滩下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就是这富春江明媚秀丽的景色以及沿岸底蕴丰厚的人文环境，孕育着她的儿女中的英杰和俊才，同时也激发了历代无数诗人美好的情思。 1896年12月7日，即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初三的夜半，郁达夫出生在富春江畔的富阳城里。他原名文，小名荫生，达夫为其表字。父亲郁士贤，早年设塾授课兼行中医，后来也曾任富阳县衙门户房司事。母亲陆氏。达夫为郁家幼子，长兄郁华，字曼陀，比他大十二岁，二兄郁浩，字养吾，比他大五岁，姐姐郁凤，比他大两岁。他的家庭原为书香世家，太平天国以后才逐渐破落；达夫出生时仅剩有一间旧式_一开间的楼房和六亩薄田，家境贫困。因此郁达夫后来回忆儿时的生活时说：“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悲剧的出生》） 郁达夫出生在“风雨如磐黯故同”的苦难的年代。他说：1896年，“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缔订条约。东方的睡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经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设之中。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同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悲剧的出生》）。另一方面，他的童年又是十分孤独的。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正像房屋断了支柱一样，这个家庭的生活也立刻倾斜了。于是，母亲艰难地挑起了沉重的生活担子，经常在外面忙碌奔波，老是不在家里，年幼的姐姐也给送到环山村叶家当童养媳，两个哥哥早就上离家很远的书塾去念书，不能和他一起玩。在这个“静得同在坟墓里一样”的家里，陪伴着他的，时常只是老祖母那凄凉而单调的念经的声音。郁达夫回忆说：“守了数十年寡的祖母，也已将人生看穿了，自我有记忆以来，总只看见她在动着那张没有牙齿的扁嘴念佛念经。”（《悲剧的出生》）畸形的时代，寂寞的生活，是形成童年时代的郁达夫比较孤僻、内向的性格和气质的重要原因。 由于生活的寂寞，郁达夫就怀着无限亲切的感情眷恋着大自然，而美丽的、神秘的大自然也给这个孤独的孩子带来温暖和安慰，并且使他对生活产生了深深的热爱和丰富的遐想。他后来回忆说：“在小学校念书的时候——也许是在进小学校之先——记得老爱走上离城市稍远的江边上去玩。因为在那里有的是清新的空气，浓绿的草场，和桑槐的并立排着既不知从何处始也不知在何处终的树影，而从树丫枝里望出去的长空，似乎总是一碧无底的。在这些青葱蓝碧的中间，记得还有许多喳喳唧唧和悠然长曳地沁的一声便踪影全无的飞鹰的绝叫声听得出来。置身入这些绿树浓阴的黄沙断岸中间，躺着，懒着，注目望望江上的帆船一一那时候这清净的钱塘江上是并没有轮船的——和隔江的烟树青山，我总有大半日白日之梦好做。对于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忏余独白》）当这个头上养了一圈罗汉发的清瘦的孩子沉浸在富春江上的山光水色中的时候，他幼小的心中就会升起一种新的惊异：“这世界真大呀！那宽广的水面！那澄碧的天空！那些上下的船只，究竟是从那里来，上那里去的呢？”“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大起来呢？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到这象在天边似的远处去呢？到了天边，那么我的家呢？我的家里的人呢？同时感到了对远处的遥念与对乡井的离愁，眼角里便自然而然地涌出了热泪。”（《我的梦，我的青春！》）长日与秀丽的山水相对，培养了郁达夫对自然美的感受能力，孕育了他的诗人的气质。

前言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教育部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酝酿多年的一个课题计划，它的主旨就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化在极其复杂的语境下是怎样孵化出一大批文人名流的窗口，从而回到历史的现场，更真切地从历史的脉络和缝隙中识别那个时代的文化真实，体悟那个时代里名人的心路历程。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陆续出版了许多文化名人的传记和评论著作，可谓十分繁多，其中亦不乏可圈可点之佳作。但总起来说，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要么就是注重文本的传记特征，凸显其文学性，而淡化了史料性和学术性；要么就是从纯学术性入手，只注重对传主遗留文字内涵的学术性发掘与剖析，而忽略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揣摩，对其工作与生活事件的叙述以及对文本艺术性和文学性的追求。从技术层面上来看，这似乎只是个体例问题，其实它关乎的却是文化理念以及方法运用等宏观统摄的大问题。    我们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关于怎样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完成评与传的问题，尤其是传的部分，如何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应该是每一个学者应该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    当“历史是一个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成为许多历史学家回避历史真实性的遮羞布时，当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史学界治史的箴言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历史一次次被歪曲的悲剧。我们是一个不缺乏历史教育的国度，但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往往是建立在充满着过度丰富的“历史的想象力”之中的，实用政治对历史学的十预往往建立在夸张、扭曲、变形和虚构的基础之上，造就了一代义一代人对历史的误读——远离历史的真实成为一种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历史是永远不可能“还原”和“复原”的，但是，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最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然而，这个底线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次又一次被突破呢?实用历史的观念把历史学推向了深渊。曾几何时，对秦始皇的过分褒扬而掩盖其非人性的残酷一面，无非是为彼时的专制制度树碑；对各朝各代法家的歌颂无非是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立传；对成吉思汗穷兵黩武的膜拜无非是为人类“兽性”张目，因而，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文学抒情，却成为史学界的治学指南时，注定会产生历史学教育的悲剧结局。同样，对辛亥革命的由贬到褒的过度阐释，片面地追求“历史的想象力”，也正是体现了史学界实用主义的治学理念，倘若这种理念不改变，我们的历史学教育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滑行。即便是并不遥远的现代史，涂抹历史的记忆也同样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我们以为，“历史的想象力”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公开的基础之上，它应该是照亮历史幽暗处的一束光线，使其成为更加光明的原动力；它更应该是填补历史细节不足的润滑剂，成为使其更加丰满起来的驱动力。它不能建立在凭空想象的基础上，没有坚实的史料作为基础，没有基本史实作为实证的依据，就不能抵达历史真实性的彼岸，只有在实证加合乎逻辑的想象前提下，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原态。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谈“历史的想象力”，可能会有许多古往今来的事例可举，只一部《红楼梦》就足以证明它在文学艺术中的生命力所在。但是我想举征的恰恰是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滥用“历史的想象力”的弊端。    自台港文学中的武侠历史小说流人大陆以后，效仿戏说历史的风潮开始蔓延，作为一种消遣休闲文学，这似乎是无可指责的创作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事实：许多喝着这样的文学奶汁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居然将那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故事当作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来阅渎，尤其是在这个人文意识日趋淡薄、丁具理性口益发达的时代，那些只希望在“快餐”中获得和完成人文教育的人，是无视历史学和消遣文学之间的界限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文学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悲哀。    如今的历史题材创作已经到了不戏说和不杜撰历史就不能成书的地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们对于那种需要查阅大量史料，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有凭有据地发挥“历史的想象力”的功夫已经失去了耐心，那种“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剑”、“一辈子磨一剑”的严肃创作态度已然被消费文化时代的“快餐”制作法所取代，谁还愿意穷几十年的皓首来“磨铁杵”呢?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题材的严谨创作已不复存在，为弄清楚一个历史细节花费巨大精力的创作将会成为历史。不知道这是文学的幸还是不幸呢?    从没有“历史的想象力”到过度的“历史的想象力”，我们的历史和文学走过的道路并不曲折，但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结局。我们需要的是贴近历史原态的价值理念，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成为一个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的典范。    本着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原则，我们在准备编纂这套丛书时，就明确要求作者将“传”与“评”尽可能完美地结合。所谓“传”，是作者以叙事的方法再现传主的生活历程；所谓“评”，是作者直接站出来阐释、论说传主的人生意义与文化成就。做到在真实可靠的史料考察基础之上，既具备叙事的文学魅力，又不失清晰的学术剖析。我们充分注意到了本套丛书的受众面——既要为少数文化研究者提供可资参考的史料和学术视野，同时也要兼顾广大文化和文学爱好者拜视文化名人的嗜好，为文化普及做好基础工作。因为我们深知，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业余爱好，一旦失去了其趣味性，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一个“自由王国”境界的。所以，我们倡导在严谨的叙述中，避开那种繁琐考证和过多纠缠于枝节问题的写法，力图着眼于大事件和传主之间的勾连，以及传主行状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关联性，以此来勾勒与构筑传主在历史现场的真实存在。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消费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守成主义者，固守拒绝任何想象的传统“评传”写法，摈弃一切文学的想象和合理的推论。但是，我们绝不提倡那种以出卖传主隐私而获得名利的商业性炒作，反对那种“演义化”的写法。因此，本丛书的编撰原则就十分清楚了，广大读者也可从中看出某种端倪。       为了丰富本丛书史料的直观性，我们要求作者尽可能提供一些有关传主的图像资料，内容包括生活照、手稿、书影等等。其目的就是在严肃的学术性观照中增加历史现场感，同时给书籍的装帧增添一些活泼的色彩，融学术性与艺术性为一体。    丛书将会以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多属新制原创，少量是旧著修订新版，我们也将在此过程中不断改进和不断完善，将这一套丛书做成一流品位的文化书籍。我们相信，有众多高水平作者的支持，有广大高品位读者的呵护，有一个高要求的编委会以及出版单位的努力与支持，这套丛书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

后记

从最早接触郁达夫研究这一课题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那是1954年秋天在老师贾植芳教授指导下，《郁达夫论》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定下来的。从此我们就一直关注着郁达夫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的重要作家。1957年我们发表了《郁达夫论》，1983年出版了《郁达夫评传》，1985年《评传》又再版，九十年代我们又写了一组系列论文，论述郁达夫与传统文化、外国文化、地域文化的关系和分析某些代表作，2001年为台湾撰写并出版了一本郁达夫传记：《零余者的叹息——郁达夫》，此外还先后编了一本《郁达夫自传》和一本《郁达夫自述》出版。        跟踪这一研究课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和深化的过程。随着研究环境的改善，随着新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现在的郁达夫研究已经比从前丰富和深人多了，我们的一些看法也有变化，现在再回头看看写于近三十年前的这本《评传》，就发现有不少地方是需要补充和修改的，我们真希望能有机会来做这个工作。就在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去年5月，正好接到丁帆约我们修订《郁达夫评传》的电话，就很高兴地马上答应下来，并立刻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增订、修改工作。        这次修订，在重新阅读郁达夫著作和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郁达夫评传》的原有框架作了一些调整，对许多评价和观点根据目前的认识重新斟酌，新增写了一些内容，重写了一些部分，修改了一些文字，补充了一些资料，订正了一些引文。现在这个增订工作基本完成，我们希望它能以较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研究课题的终结，况且现在所呈献出来的成果也一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我们期盼得到读者和专家的指正，以便使这一课题能达到更高的研究水平。丁帆、徐德明和新版责编马蓝婕为本书的修订和出版花了不少心血，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大风中的孤雁

第二章 岛国上的抒情时代

第三章 回到没有铁窗的囚牢

第四章 在革命的湍流中

第五章 西子湖畔的彷徨

第六章 迎着时代的暴风雨

结束语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新版后记

作者简介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郁达夫评传》作者曾华鹏、范伯群两人曾经到杭州场官衡凭吊当年郁达夫苦心经营的“风雨茅庐”，如今它的旁边已矗立起高大整齐的新建住宅群，真令人有沧海桑田的感慨。作者两人也曾一起访问郁达夫的家乡——富阳，我们登上鹳山，远眺江山胜景，也看到为纪念郁达夫及其大哥曼陀而建的双烈亭；我们还漫步在新辟的宽阔而热闹的市街。作家故居的胡同已命名为达夫弄。家乡的人民对作家有着深切的怀念。在富阳我们还感到，富春江的确是像郁达夫所写的那样秀丽迷人；当然，郁达夫作品中留给我们的富阳城的古老衰败的印象，以及作家多次返里时的沉重疲惫的屐痕，是无法寻觅的了。现在，那里的一切是生机蓬勃，充满希望的。作者想，如果郁达夫能活到今天，亲自看到他所挚爱的祖国的沸腾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他的歌声就不会还是那样忧伤了，他一定会唱出一些欢乐的歌的。那么，《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郁达夫评传》对于这位才气横溢的文学家的结局的叙写，也就会减少它的悲剧色彩，而赋予更多明丽的亮色。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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