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思想家》书评

伯林的洞见

翻译相对来说 已经算很好了 比起看很多译本书的莫名奇妙的句子 喜欢伯林在书中的这样一段话“欧洲思想上 ‘解放（liberation)’并非不寻常之事 所谓解放者 不是解答你的问题 而是转化（transform)你的问题——他将你置于一个新架构内 而结束了你的焦虑与挫折 在新架构内 旧问题不复有意义 新问题会出现”伯林这一段话算是解读了19世纪与20世纪此起彼伏的革命史 欧洲旧秩序的崩坏 工业形态的社会在各种争议的欢呼的声音中摇摇晃晃的建立起来 于是 随之而来的19世纪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世纪 这之前虽有启蒙文化的助阵 然而 意识形态其实是人类的挣扎 是欧洲人失去上帝 失去原有秩序的心灵填补与渴望 然而 意识形态却没有永恒性 这些主义与学说在欧洲只不过是互相竞争的花葩 然后传到俄国 却引起了俄国知识阶层的癫狂与焦虑 种种极端的思维推演与行为慢慢出现 柏林说 不要误会 他们决不是没有理性思维能力 往往他们冷静和理性起来可以出奇得过分 伯林笔下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决不是疯狂与变态的单一产物 那些忏悔的贵族 远远比我们想像中更复杂 更迷人 俄国革命决不是一蹴而就 令我们思索的是 何以向全球贡献了“intellectual"这个称谓和展示了最纯正最完美的民粹主义（populism)的最迷人的知识阶层居然带领着俄国人走向一条地狱之路？ 19世纪的俄国其实在一个方面与19世纪的日本是出奇的像 那就是对舶来品的吸收 一个小册子 一个生僻的名词概念 到了一知半解的俄国人和日本手里就会马上风行开来 俄国与日本都不是理论出产国 却很适合包装与销售 当然 货品一定不精美 粗糙和低劣了点 同为半个基督教世界的俄罗斯却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的民族思维训练 那么这注定 他们从西方接受过来的概念以及学说势必会做出失真的推演与行动 我们注定还要思索 伯林 是在教我们沿着他 继续思索

王元化评彭淮栋的翻译

钱（文忠）：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中国也享有盛名，但真正理解的恐怕不多。他的著作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不能从法语读他的书，就难以理解他的思想。他的书很难译，我们恐怕还很难找到好的中译本。王（元化）：我们对翻译问题似乎并不重视。解放初，翻译很有起色，出现了不少西方学术著作的好译本。当时商务就大量出版了如贺麟等译的西方古典哲学著作。但目前的翻译产生了滑坡，水平大大下降。自然也有好的翻译，但这是个别现象。前些时候你卖给我的柏林的《俄国思想家》，是本好书，但翻译太糟了。其中援引赫尔岑论述别林斯基的一段话，过去我读过出于满涛手笔的十分优美的译文，可是在这个译本里却用的是半生不熟支离破碎的文字，使原文的神情尽失。最近友人毓生向我谈到，美国将托克维尔的论述美国民主的著作重新译出了。这是19世纪海外学者论述美国民主的最好著作，过去的英译本并不坏，但为了更准确传达原著的精神与思想，仍有人不惜花费大力气重译，而且译得更好。Constance Garnett翻译的俄国文学名著，我青年时代读过，当时被认为是释译俄国文学名著的佼佼者。可是如今也由更好的译本替代了。我们的出版界、释译界肯这样做吗？如果没有最准确最优美的翻译，怎么能够真正去理解西方思想呢？============见于《德里达中国讲演录》p137

A Note：对某些认为译笔不好的人的反驳

看到《南方周末》上刊载了署名丁帆的一篇文章，《歌者因何而歌：赫尔岑的自由观》；兴冲冲点开了看，果然作者也是读了这部书的。孰料，没几行居然出现这么个意见：“终因事务缠身和译文的晦涩难懂而囫囵吞枣地翻过……”“近期重读，克服了译文诘屈聱牙、文法不通的语言障碍，终于想写成一篇系列论文了……”这部译著因为是台湾学者完成，确实半文半白，但丝毫不存“拽文”的无聊助词和矫饰，读来非常劲道，且有古史之风。这位读了译著反以为了不起的是自己的作者，实在无聊。立此存照。

很好的书，很烂的翻译

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正常点翻译？搞得佶屈聱牙，一副老学究的口气，明明一句精彩的话，到了译者笔下，就变得死气沉沉、呕吐难忍。伯林的英文非常流利、自然，到了中文里就变得面目可憎起来。作为一个译者，我认为还是要有基本的文字感，起码要知道什么是流畅的，什么是狗屁不通的。每一次看学术性的书籍，这种对翻译的仇恨总是会冒出来。翻译产业的江河日下，中国人阅读习惯的日益恶劣，不能不说跟我们的翻译水平之差息息相关。看不到好书，看不到舒服的文字，好东西到了这里就成了丑八怪，谁还能坚持下去呢？吐槽完毕。继续找原文。

我从未感受过的。

上半年来，我从未知道，从未感受过，从未了解也就更无从谈及理解的世界，忽然张开了黑洞洞的大口。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潘多拉盒子。它现在不是在释放，而是在吞噬那些可以使人坦然维系日常生活的美好心愿，继而由愤怒，羞耻和厌恶所替代。幼稚的叹息诸如“怎么会这样呢”只能会加剧对自己无知的愧疚与责备。无论何种理想，何种言论，它落到最终的去处终究是活生生的人。欺诈，谎言，压制，被放大的仇恨，甚至并不光明正大的斗争，结果都将是绑架弱者。

2007年阅读盘点：无边的阅读在焦虑中行进

无边的阅读在焦虑中行进——我的2007年阅读纪事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一年的阅读和写作，那就是：阅读比较世俗，书写比较功利。对许多读书人来说，可能阅读和写作是可以分开的，阅读单凭性情，写作亦是如此。蒙田有言，我若无兴便不下笔。那意思也是提倡阅读的愉悦功能，书读通透了，胸中自有万千丘壑，此时才适合下笔。但是对一个书评写作者而言，阅读和写作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趣味性，变得功利无比。尤其是阅读，具有了一个单一而枯燥的目的性，丧失了本真。2007年有一个作家对我影响深远，他就是博尔赫斯。早些年买过一套《博尔赫斯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11月版），分为小说卷、诗歌卷和文论自述卷，一直束之高阁。后来小说卷和诗歌卷送给了朋友，只留下文论自述卷。年初过完春节回到郑州，心情甚是浮躁，望着书桌上散乱的新书有种暗暗的绝望，心灰意冷的时刻，随手从堆积如山的书里抽出了《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闲翻，没想到读第一篇的时候就被吸引住了，从此欲罢不能，那本薄薄的书生生的被我蹂躏烂了。凑着这股热乎劲，又从当当网上订阅了一套《博尔赫斯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版），彻底迷失在了博尔赫斯的时间叙事和迷宫叙事里。读博尔赫斯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知道有时即使你的生活阅历和直接经验不足，其实也能写出好文章，比如可以依靠图书馆，依靠无边的阅读。当然，我们不可能奢望有博尔赫斯的天赋熟悉那么多外语，从而可以打通世界语言的隔膜，建立自己的“宇宙图书馆”，成为作家们的作家。博尔赫斯对我的另一个影响则在于书评写作。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版）中提到了博尔赫斯写作的简洁诗学。也就是说，博尔赫斯在写作之前，是先假定他想写的那本书已经由某个来自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无名作者完成了，而他要做的就是描述、概括或评论那本假象的书。有种传言说，博尔赫斯的每一个文本，都通过援引来自某个想象或真实的图书馆的书籍，而加倍扩大或多倍扩大其空间。更有趣的是，这些被援引的书籍，要么是古典的、要么是不为人知的，要么根本是杜撰的。博尔赫斯的一生中撰写了大量的作家和书籍评论，这些文字大都篇幅短小，寥寥数笔，但是下笔如神，值得我辈书评写作之人终日揣摩研习。博尔赫斯的主要中文译者是现今已经八十多岁的王永年老先生，王老先生的译笔精湛，严谨，又不失古典之美，是我喜爱的翻译家之一。可惜的是现今的许多翻译者都渐渐丧失了原有的素养，把许多西方经典的文本弄的乌七八糟。这里要提到马克斯•韦伯的作品的翻译就是一例。前不久终于购齐一套《韦伯作品集》（十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采用的台湾远流的版本，也是韦伯作品的最为人称道的一个译本。我手头中还有的韦伯的作品《学术与政治》（三联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冯克利译）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7年12月版，于晓、陈维纲等译）都是三联的版本，翻译上虽然不能说烂，但是对比之下，台湾的版本仍然雅古蕴藉，自然一派。不过，手中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对比阅读仍不失为上策。韦伯的作品在国内语境中一直颇为畅销，究其原因，像韦伯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自然不能排除有所谓的“卡理斯玛”式的个人魅力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他提倡的新教伦理，在马克思主义统治意识形态中“经济与意识”辨证关系的提法之外，另辟蹊径，独创个人言路，从而打开以往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之举。2007年还有一个思想家对我影响深远：以赛亚•伯林。我手头中关于伯林的作品大都收录于译林出版社刘东先生主持的“人文与社会译丛”。此套丛书主张“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以此译介西学经典，迄今已经连续出版六十余本，诚所谓功莫大焉。我手头藏有此套丛书中的二十余本，而其中关于伯林的著作就有七本。但总觉得惭愧的是，伯林的著作一直都断断续续的翻阅，但却没有系统而静心的梳理过。今年我重点阅读了《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3年2月版）和《伯林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年4月版）。著名学者刘小枫先生论述舍斯托夫时曾提到一种俄国独特的“俄罗斯理念”概念，最早是由俄国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在哲学上阐明的，大意是指俄罗斯传统思想中独特的“沉郁、虔敬、博爱、崇敬苦难的质素”。而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提到的众多俄国思想家托尔斯泰、赫尔岑、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等无不是这种独特的“俄罗斯理念”的知识分子式的人物。伯林对俄国知识分子描述令我印象深刻，他们大都瘦骨嶙峋，脸色苍白，兴奋时候脸色通红，一般有哮喘之类的疾病，病恹恹的样子，形神憔悴。他们在生人面前羞涩、局促、沉闷而自闭；但在朋友面前则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生龙活虎。这种人放在社会中往往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但耳闻眼见不平之事，又往往愤勃而起，用赫尔岑的话说，“他可怕的道德愤怒，有万夫莫当之势”。俄国知识分子与其他人等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行事不依凭自身的理智和学识，大都单凭一时激情和道德义愤，因此他们容易感性，容易愤怒，容易矛盾；但同时也容易关注形而下的现实问题。在俄国思想家的头脑中，宏大的历史的哲学的体系不能远离现实，只能深深扎根于生于斯养于斯的大地和人民当中，所以他们追求的自由不是高远于未来，而是着眼于现世。如伯林最为激赏的一位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所言：自由何以贵？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因为自由就是自由，将自由牺牲于他物，就是活人的献祭。相对于《俄国思想家》中伯林气势恢宏的论述，《伯林谈话录》读起来则要轻松的多。不过了解伯林复杂丛生，歧义不断的思想体系，这倒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伯林在书中点评了众多西方的思想家，用语精准，评价得当，但是同时也有许多让后人不舒服的地方。比如伯林点评列奥•施特劳斯和汉娜•阿伦特就遭到了许多的争议，尤其是阿伦特。伯林甚至动用了阿伦特的论敌肖勒姆的话，说任何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和严肃的思想将都不会与阿伦特为伍，还特意指出，“她的意识形态的著作令我讨厌”。既然提到了列奥•施特劳斯就不得不提到《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华夏出版社006年8月版）和《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6月版）。施特劳斯在汉语学界日益成为显学当然免不了刘小枫先生的大力提倡。我一后学末进，对施特劳斯并无更深层的认识，对施特劳斯学派也知之寥寥，但是读施特劳斯与其众多友人的通信却让我感领到更多把“哲学作为生活方式”的大思想家浩淼幽深的历史沧桑，“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意味着，把哲学视为对正确的追问及其回答：哲人认为哲学生活是正确的生活，并选择过这样的生活，他们也认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以哲学为业，以追问为毕生目标，以敬畏为学习的条件，过一种古希腊哲人式的生活，“你是愿意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愿意做一头快乐的猪？”数百年前的哲学家穆勒就已经问过了同样的问题，是不是现在的我们给的答案还一样：宁愿选择后者？施特劳斯曾经在给他的好友克吕格的信中论述双方的立场：“我们分歧的原因在于，我不能信仰，因而我在寻求一种没有信仰的情况下生活的可能性。”这句话可以作为现今我们整个时代的注脚，值得我们铭记于心。2007年还有两本书令我不得不提：苏珊•桑塔格的《激进意志的样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版）和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版）。桑塔格的中文论著，现今已经出版到了第六本，本本精彩，自不待言。但是《责任的重负》一书出版后鲜有论者提及倒是有些奇怪。论述法国知识分子的著作不能说少，但是托尼•朱特的还是把视角锁定了法国悠久的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之中。本书的最为精彩之处在于论述加缪和不在场的萨特的部分，把批判的目光收回到了法国悠久的知识分子传统自身，重点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才导致法国百年来风雨飘摇，动荡不息。盘点自己的2007年的阅读，其实有很多的遗憾。阅读多以新书为主，为书评写作保驾护航。但是出版界沉渣泛起，良莠不齐，新书并不一定都是经典，偶遇到心宜之书自然大喜，但是还有很多时间都浪费到了一些没有必要的书上，反而书架上时不时淘到的旧书有许多的可圈可点之处，不过还是都被我冷落了。博尔赫斯谈到经典作品时说，经典作品是一部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希望未来的岁月里，我能饱有“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更多的经典之作。思郁2007-12-16书2007年我最喜欢的十本书（排名不分先后）：1、《激进意志的样式》，【美】苏珊•桑塔格著，何宁 周丽华 王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定价21.00元2、《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美】托尼•朱特著，章乐天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3、《启蒙哲学》【德】E•卡西尔著，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二版，定价：22.00元4、《世纪末的维也纳》，【美】卡尔•休克斯著，李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定价：28.005、《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上、下卷），王学泰著，同心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定价60.00元6、《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恩伯莱 寇普编，谢华育 张新樟等译，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6月第一版，定价39.80元7、《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美】汉娜•阿伦特著，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定价16.80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马克斯•韦伯著，康乐 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定价28.00元9、《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刘小枫著，华夏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定价29.00元10、《金蔷薇》，【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著，戴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定价：15.00元

完全呓语

一直以来，字条和短信的拼凑，想到便随手记下，或许是连续的想法儿，却没有连贯的记录。现摘录部分尚能连读的，完全呓语，思想混乱，幼稚的胡言乱语，向伯林致敬，屠氏最高。 小学时第一批入队很自豪，虽然回忆起来略感讽刺，但我毫不怀疑当时的心情是真诚的，并不因长大后想法儿的改变而变质。成长不代表否定过去，我一贯认为否定过去就是否定自己，是不必要的行为。但我可以选择更认同什么阶段的自己。 初中时也曾希望第一批入团，我的凡事争第一的想法儿大概就止于此。究竟为什么没能第一批入团不得而知，反正不让第一批入，那索性不入了，中考前没有及时递交申请书，就这样一张白纸地进了考场。 高中时一心想不入团地参加高考，想证明没政治面貌不会影响前途，可是仍然无奈在高三入了团。如此“后进”却是我的一桩骄傲之事，总算最大限度拖延了那一天的到来。 过程大抵如此，盖因思想转变。一些话如鲠在喉，可啰里啰唆又怕讲不清楚。伯林在短时间内就对我产生了较大影响，使我更坚定了一条“中庸之道”。相比之下，看过两集的《大国崛起》简直太小儿科，只能满足一般性了解。我积极下载还买了正版盘，以为是一部名垂青史之作，结果看了两集便毫不犹豫地删掉了下载的。想衡量，故以稍为熟悉的做尺度，所以那两集只能是沙俄和苏联部分。 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确定何谓大国，片子中的定义是什么。我以为，不管是什么阶段的俄罗斯，意识形态可以不同，但终归是一个国家，不可以割裂来看，所以首先惊讶于竟然没有俄联邦部分，几乎提都没提，只是很程式化地说他们走在了复兴的道路上，句号。本来我还想了一下会不会有吴老师，果然看到了，不知道什么年代的采访，似乎更年轻些。 另一个别扭之处是，对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多加赞美，而对其铁腕统治几乎只字未提。其实本来也没什么，本来重点是崛起，经济内容比较多，加上其间出现了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国家宏观调控确实写下了一笔，不过我怀疑的是片子的出发点。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计划经济当然弊端多多，这在片子里也提到了，不过我看着里面采访的中国专家，突然觉得之所以这样强调它的正面作用，是为我们自己铺路，是给自己的一种肯定。 片子很有用心地把苏联至于全世界特别是中国的一个榜样位置，一定程度上他们确实无意地扮演了这个角色，但我想对俄罗斯民族来说，自我拯救才是首要的，国家都是强大了以后野心才会蓬勃吧。 为什么不能尝试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更贴近真实地来讲述，为什么要用把他们的历史按照你所需要的来解释？所以尽管只看了两集，但是我武断地下结论，这部记录片儿有很强的引导性，或者说非常主旋律，以至并没有足够客观地达到记录的目的。尝试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甚至用他们的主观来讲述，这是我更感兴趣的。所以还是看一个民族的人讲述本民族的历史比较有意思。 伯林最让我坚定的一点就是屠格涅夫曾令我感到羞愧而今令我最骄傲之处，他的奇特的超脱。《大国》没提屠格涅夫我毫不吃惊，令我惊讶地是普希金也只字未提，虽然这不是一部文化史记录片，但片子仍很主旋律地以托尔斯泰为代表，他在中国的地位可想而知，这倒很符合外国文学史教材的重点分布。一般来说，作家似乎是有义务帮读者分清黑白，特别是在19世纪纷乱的俄国，人们需要贤人的指引。从这个意义上说，屠格涅夫轻如鸿毛，他不肯或者没法儿指名对错，所以激进派嫌他不够左，保守派指责他叛逆，两头儿不是人。 我最强的羞愧感发生在写毕业论文时，当时我非常想做一个分明的判断，立场鲜明也比较有的写，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对这位作家，真的缺乏一种让我骄傲的坚决，以至我需要“卑躬屈膝”地说服别人，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中立者，而这对历史长河中的一粒细沙来说并不是罪过，他没有义务看清整条河的前世今生。之前有一位老师劝告过我们，毕业论文最好不要写你最喜欢的作家，你以为最了解的人，倒是可能会写到厌倦或者发现一些其他东西而起反作用。我的情况属于后者，他怎么就不能再高尚些？ 幸好，伯林及时出现，我需要人们给他一些肯定，伯林满足了我。虽然对伯林影响最大的，或者我认为是他的精神导师的是赫尔岑，虽然我经常嫉妒他对赫尔岑的了解、理解和喜爱，但他也给了屠格涅夫非常大的宽容和肯定，对此我很感动。作家为什么一定要肩负教化的责任？教化为什么必须是以是非黑白的方式呈现？中立者在西欧并不少见，屠格涅夫的思想没有很多特别之处，但是他所处的俄国即将成为世界的领跑者，而他却如此中庸，这恐怕直接导致了外国文学史教材上他的部分比他同时代一些名家的要短很多，中心思想也是突出他是一位语言大师，思想上并没有特别闪耀的火花。 如果当时没有遇到伯林，不知道我能不能那么快转羞愧为骄傲。不过伯林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儿似乎应该和我们惯常的想法儿互补一下，这样就比较完整了。他终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根本立场就不同。他受赫尔岑影响，认为为了一种据说可以拯救一切给所有人自由的抽象的理想而斗争甚至不惜牺牲无数人的生命和自由是不可取的，因为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自由本身就是自由，所以才可贵。 罗兰以为50年后发表他的《莫斯科日记》时会有一个更好的苏联，可50年后那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了，是罗兰太天真吗？或者赫尔岑是对的？也许，一些太过遥远和抽象的理想很难维持太久，那需要多大力量。一碗粥和理想或理论之间，人民可能会选择前者，因为吃饱了就有力气歌唱，歌唱就是美好的生活。 但是对他灾难深重的祖国，我不知道伯林能给出比列宁更好的答案吗？这就是我所学到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只有一条路能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他路都行不通。他很早就移民英国，他的父母是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父亲是亲英派，这些条件可能没法儿帮助他用另一个头脑思考。同样，我也经常不能用另一个头脑思考，我们从受教育伊始就在被告知着这世界是怎样的，以我们的立场。 如果早些年看《大国》，估计我会很感动地点点头，因为它符合我接受的教育。可实际上，这些年早已有很多变化，政治面貌的事儿只是一个缩影。很多时候我愿意缩到壳儿里，用中立做挡箭牌，相信谁也没有义务和能力说服谁。作家的义务并非教化读者，他们只要忠实地有良心地反应他们所处社会的现实，充满感情地表带对他们祖国和民族的爱，便是对读者的最大贡献了，因为我们不是没有头脑的人，真实面前可以靠道德明辨是非。 在一个几乎没有宗教历史的国家，或者是历史被割断了，或者是迷信曾多于宗教，总之缺乏信仰。因为受了无神论的教育，我相信它是科学的，可当面对死亡，另一个世界的确可以给生者一个安慰。不知不觉中，无神论者也会期冀某个人在某个地方看着我，没有离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个没有信仰的人；换个角度，任何可以追求的美好事物，都可以我的信仰。 依稀记得戴上红领巾的情景，自豪且被羡慕着，那是单纯的情感，并不是信仰，因为我还不懂；更记得被批准入团的时候，无奈而略觉搞笑，那是对最大程度的拖延的一种骄傲，其实已经懂了，我不信仰它。 http://shawxx.spaces.live.com/blog/cns!C75C78C8E80335DE!3064.entry

【读品•细读】独孤力命：狐狸的尖刺——伯林与俄国思想家

二十世纪汹汹去也，留在世人记忆中的并不淡红的血色与实非微漠的悲哀难以道尽。据说，这个世纪实际上只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全球化；其二，共产主义试验了，失败了（龙应台语）。又据说，两个因素塑造了二十世纪的历史：科技的发展，以及意识形态的风暴。无论如何，至少从表面看来，二十世纪是各种“理论”大行其道，并以莫之能御的力量影响现实的时代。似乎人们脑中的东西左右了历史进程，所谓“思想英雄的战场”，从精神层面形而下之，成就了真正血流成河的战场。这方面，或许17世纪以自己的呐喊催生了法国大革命的启蒙哲学家们都要自叹弗如。于是，继承和掌握理论的人，宣扬和反驳思想的人，就其最宽泛的定义而言，思想者、知识分子或“先知”，似乎成了真正的大人物。如今那个时代赫赫有名的人物已大多鞠躬谢幕，留下一片混乱的版图，有待后人验收。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二十世纪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洞见之一来自思想的自我反思，或者说，“关于观念的观念”。而论到在此领域的影响，或许无人能与以赛亚•伯林爵士相颉颃。一方面，是伯林以其精微的洞察点破了时代的隐痛，赢得鹊起声名；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燃起对思想史的空前兴趣（尤其在英美学界），伯林的独具只眼、汪洋恣肆功莫大焉。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伯林具有令人钦羡的独到优势。他几乎亲历了他时代的所有巨变，且与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亲接，可谓阅尽世事。与此同时，他又具备财富、闲暇、友谊和亲人的庇护，虽有时困于赢得同行尊重，终其一生仍安稳平静，从容优游文字。他是牛津名教授、英国情报官员、犹太复国主义的推动者、卓有成效的学术机构领导者。他的血统、教养和自身见解熔铸多种视野，个人经历引导他穿越历史与学科界限，得出独到结论。虽然其研治领域在英美思想界的主流之外，然而他也曾致力于日常语言运动、熟悉逻辑实证主义，而英美系的著名哲学家罗尔斯、泰勒等都自承受惠于他的思想。如果套用他自己的著名论断，从涉猎的广度、议论的范围和听凭兴之所至，不受范畴和形式拘牵的风格来看，伯林无疑是一只出色而讨人喜欢的狐狸，然而，从他始终回应时代的理智吁求，寻找对现代诸多灾难的反思来看，他在某种程度上，又可算得上是一只咬定要害问题刺猬。似乎与他身兼俄国、犹太、和英国三种传统相对应，伯林的学术也有三个最富影响力的方面：对一批（以俄国思想家赫尔岑为首的）思想家的再发现，对价值多元论的强调，以及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概念的澄清。此三者中，关于俄国思想家的研究或许锋芒不显，没有余下两项那样“商标”式的效果，然而若将伯林的思想和生平合观，却堪枢纽所在。与学院派学者不同，伯林的所有著作中，风格和视角是主导的方面，对象和论题则提供发挥的舞台以及对其本身思想的激励。是以他与某个题目的相遇，禀赋倾向的驱动至少与理论逻辑的引导并驾齐驱。他真正的著述生涯始自1939年的《马克思传》（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正是循此线索，伯林从浩如烟海的俄语文献中发现了普列汉诺夫和赫尔岑，并从前者追踪到了启蒙思想家。从启蒙主义再次出发，又迂回到浪漫主义，而他关于自由和多元的许多著名论述，与他对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体悟息息相关。伯林在时代和国别的二维平面上纵横捭阖，而俄国思想家为他提供了出发点和最凝炼的样本，任由他操练自己精微的分析和明澈的意见。不宁唯是，他身为俄国革命的流亡者，活跃于冷战时代，理解俄国的现状和历史，种种可能与不可能，也是他自我观念的重要部分。在此，他的思想与生平交织最密，其论述自然有一番韵味，非他人可比。伯林最早的编辑之一艾琳•凯利（她与亨利•哈代共同编辑了《俄国思想家》，这是后来使伯林摆脱“沙龙学者”之讥的系列文集中的第一部）将伯林的方法概括为“注意其人如何‘体行’（live through）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伯林深刻理解且同情俄国知识阶层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故能明了他们面对那些问题提交的答案，无论是他所激赏者，还是他所不取者。俄国观念史充满了戏剧化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与其说是俄国民族特性使然，不如说是由于时代的拨弄，西方思想及其危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相互碰撞。俄国的故事并无太多独特之处，而只是西方那个故事的精华缩编版。于是，伯林治俄国思想的方法和结果，也可推而广之，甚至反躬自问。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俟伯林归于道山，他的形象也就进入了思想家的万神殿，供后人参悟揣摩。伊格纳季耶夫在他身后即出版了《伯林传》（Isaiah Berlin: a life），为满足这方面的兴趣提供了材料。伯林自己无疑属于俄国思想家中诸人那样，有问题意识，并回应时代的知识阶层。那么，或许应该问的是，在他对与自己声气相通的这个群体作了持平公允而慧眼独具的分析之后，我们对“俄国思想家”的问题还能够再说些什么呢？对伯林本人的评价，后人又能在他惊人的自知之明外增益什么呢？《俄国思想家》并非专著，而是一组长短不一的专题论文，其中有特写，亦有群像。而若仔细区分，能入伯林法眼的是两类人物，一类以其能眩众目的口才、热情、行动和道德追求影响广大人群，而自身的思想或浅白，或矛盾，或庞杂，或纯然袭自他人，一句话，并非以思想的独创或精微，而以对思想的精彩阐述、不懈追寻留名青史。另一类则独擅深思，看穿要害，而可能并不曾大声疾呼，也没能赢得广泛的支持。他们可能在其他的领域影响甚大，但其思想成就不是为人误解，就是遭受贬斥。然而，这后一类人的价值更加持久，更加深远。在混乱而激动人心的时代，第一类人光芒耀目，第二类人可能不免孤独。如果以别处的例子参照，第一类人可能如启蒙运动中的伏尔泰，第二类人可能如卢梭。对于能够影响现实的知识分子或思想家来说，除此二者，其余盖皆不足取。俄国思想家中，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不同派别的民粹主义者，无疑是煽动家、道德偶像、行动者，但他们的思想并不值得反复玩味。他们的事业在纯粹的思想之外。伯林论述这些人，与其说是分析其思想，不如说是展现其时代和渊源：这些人回应了怎样的困境，迎合了什么潮流，或者开创何等风气，又有怎样的后来者，等等。然而对于他们的思想实质，伯林并不非常看重。如《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在两相比较中，判出赫尔岑的深邃和巴枯宁的浅薄不啻霄壤。又如《辉煌的十年》论别林斯基，重在拈出别氏的道德姿态和对后世激进分子的榜样作用；再如《俄国民粹主义》历数“新一代人”如何在1848年反动势力大胜后的压抑与背叛中成长起来，而对其主将车尔尼雪夫斯基，却直指其“简单”、“天真”。而另一些人，托尔斯泰、赫尔岑和屠格涅夫，虽然大多数时候被看成文士、怪人、流亡革命家，在他们体裁多样的著作中却隐藏着最深刻的洞见。伯林首先发现，托尔斯泰是一个思想悲剧的受害者：他的“现实感”让他明眼看穿世事多样，所有自诩包罗万象的理论都是骗局，而他却同时毕力追求一个单一的终极真理。赫尔岑在思想领域虽不为人所识，却具有“独一无二”的政治观念，“敏锐且具备先知之见”，他推崇个人自由，厌恶普遍道德原则和宏大概念，却能为反对专制献身奋斗。屠格涅夫常常只被当作纯粹的艺术家，却对社会现实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困境有最敏锐的洞察和最精当的描绘。伯林倾注在后三个人身上的同情和敬意，要远胜于他对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含着贬抑的敬仰。在这三位之中，伯林的倾向去取，是可借之探寻他本身思想的金针，而他的思想和际遇在这个问题上交响共鸣。他的倾向不难观察。艾琳•凯利在《俄国思想家》的导论中言之凿凿：“……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他既勇敢且文明。”伯林对赫尔岑和赫尔岑式人物的敬仰喜爱自然是溢于言表的。他把赫尔岑视为知识阶层的英雄，而他在当代的传人则是苏联科学家安德烈•萨哈洛夫。他说，“萨哈洛夫是知识阶层的典型代表……他的声音就是赫尔岑及其伙伴们的声音，经历了那些可怕的年月而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伯林崇拜萨哈洛夫，并因结识他而自豪，但他自己无疑从未能成为萨哈洛夫那样的人。景仰则已，他继承的并非赫尔岑的衣钵。据他的传记作者伊格纳季耶夫观察，“随着六十年代的过去和七十年代的到来，伯林越来越对屠格涅夫感到认同”。《俄国思想家》中的压卷长文《父与子》，既是为屠格涅夫辩护，也是为他自己洗脱懦夫的骂名。但是说到底，伯林像他自己笔下的谁，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呢？或许这个问题可以换一个问法，伯林可以不像屠格涅夫，而如他自己所愿，仿效赫尔岑么？是不是伯林如果更有勇气，更坚强，加上时机和环境，他就能具有萨哈洛夫的品质？如果他可以，他会不会损失他作为我们所见的伯林所拥有的智慧、公正和锐利目光呢？伯林论述托尔斯泰、赫尔岑和屠格涅夫，无意中（或有意而未点明）给出了一个思想的谱系的三个耀眼坐标，在这个谱系的一端，是渴望专一、体系化和热烈的信念和与之相伴的思想上的确定无疑，另一端则是追寻经验主义、个人体悟、对消极自由的尊重和与之相伴的犹豫不决，无所适从。无疑就气质而言，前者刚烈而崇高，后者优柔而精细。然而伯林未曾指出，或许也是不愿点破，前者的增加必然伴随着后者的减少，反之亦然。伯林笔下的屠格涅夫批驳赫尔岑对俄国农民淳朴本性的迷信，然而本已深具怀疑主义，拒绝一切宏大概念召唤的赫尔岑，所以能乐观、坚定、百折不挠，其凭借者无非这一丝毫无道理的信念。如果善感现实的屠格涅夫所说的是对的（从语调上看，伯林似乎赞同这一观点），那么赫尔岑只是由于不够明智才得以勇敢，他与孜孜于一个无所不包的答案，而近乎走火入魔的托尔斯泰，其偏见障目，只有程度的差别而已。这已不仅仅是价值多元，美好的目标难以共存。价值的冲突可在某种保证（伯林提出这种保证就是自由主义）下得到折衷解决，而不至于消灭彼此，而此处两种各擅胜场的气质或说类型，则你死我活，无法调和。价值之间不相容是不可逃避的悲剧，而勇敢与明智、热烈与审慎如果不仅不相容，而且互斥且此消彼长，难道不令人绝望？这个结论，伯林本人是不能认同，还是不忍说出呢？如果通过阅读《俄国思想家》得出的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那么，伯林就只可能像屠格涅夫，并且由于他的时代、他的性格、他更加清明的视野、他对谱系另一端那些心智诱惑更强的抵抗能力，他是比屠格涅夫更加屠格涅夫。如果他能比我们所见的勇敢一些，那么必然因为他具有一些坚定信念，而此般信念在那软弱些，却可能更明智些的的伯林看来，或许就近于妄诞。伯林为人称道的持平、审慎和自知之明，或许就不仅伴生了软弱胆怯，而是直接导源于这种软弱和胆怯。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求伯林在他的时代做一个萨哈洛夫，甚或伯林自己敬仰赫尔岑，以为自己的人格榜样，是合理么？道德是否优先于认知，具有道德勇气的行为，即使不甚合理乃至盲目，也应当比洞穿世事的畏葸不前更值得尊重？ 如果从《俄国思想家》所表现的这种巨大的冲突，反观伯林自身受到的赞誉和攻击，我们就能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个问题绝非停留在19世纪的俄国，甚至绝非停留在孕育巨大变革，思想冲撞剧烈的时代或国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勇气和明智的二难选择时刻回响，未曾消歇。不仅当年屠格涅夫被保守自由派和激进民主派都视为叛徒。伯林身故之日，20世纪将尽之英美，左右两方对他俱有攻讦。而镜头拉近我们自己的语境，朱学勤先生不是在感叹“伯林去矣”之后，诘问“思想家为什么生活在表层”？而二难之间的出处行藏，能得到什么外来价值的判断，或是外在建构的保障么？如若有的话，会是什么？如若没有，那么如此众多的责备、赞扬，那些思想的力量和纤细间的差异、启蒙大众或执守学院的相互轻视，那种可能演变成傲慢和冷漠的明智和那种显出狂躁和非理性的勇敢间的选择，难道也是一场“诸神之战”？在这里，调和的态度本身也落到了争论的谱系之内，又有什么来保证“多元”是对的，或者“多元”应该让位于“一元”？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可谓知人而能论世，而由此揭发的问题中，他又可谓言传而兼身教。伯林善于提出问题，远强过他解决问题。或许正因为他看到的问题太根本、太险要，太关乎自身，他才拒绝回答。伯林没有体系，或许不是因为他没有建立体系的能力，而是他的教导、意见和评论，根本不可能成为形式体系。他服膺赫尔岑那种现实的态度和怀疑的精神，“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或许我们不该向伯林寻求一以贯之的解答。不过伯林这只狐狸，终究还是有一根尖刺。即如本篇管见，伯林对俄国思想家所做的带有自我辩护意味的分析，连同他的生平所展示的现实图景，分明指向了他一生反复申说的“选择悲剧”。至于此现实的选择情境中，伯林的选择应如何价，其他人又当如何行事，则言人人殊，亦非仅读伯林著述便能够解答得了。 [英]以赛亚•伯林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18.5元。[加]伊格纳季耶夫著：《伯林传》，罗妍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19.2元。

向好书致敬

伯林，在中国的学术地位与他的思想价值极为不配，甚至是被可以忽略了。原因何在？本人不得其解。可如果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读他的这本论文集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每篇的质量都高得惊人，创见所在皆是，隐隐又能贯通，合起来就是一部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史的精要。对俄国文学、思想与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应该一读再读，因为此书不仅是在评述几位极端重要的思想家，而且在那些精妙的评述中不时透露出伯林本人的思想要点。此书不仅能大大开拓读者的视野，亦能冲击阅读者的心灵，不可忽视的是此书的导论与译后记，都是高水平的文章，值得仔细揣摩。至于翻译水准，我以为是很高的，也许过于典雅，过于中国化，可并不损害原意的表达。反而可以视作一种新体，多读几遍，那股思想的香气愈发芬芳。习惯后，倒觉得一般的学术文章的译者翻译德过于欧化与寡味了。

思想的画像

对中国的作家，我一直使用的词包括此类：垃圾、狗屎、败类……他们既没有深入社会揭露真相的勇气，更没有深刻而独到的思想，甚至，连艺术创新的精神也缺乏，都是在浪费森林资料印刷他们的不入流文字。　　在俄国与苏联作家面前，中国的作家们应该统统放下手中的笔，因为与前者相比，中国作家们不能称为“作家”，最多只能称为刀笔吏。　　以亚赛亚·伯林在他的《俄国思想家》中论述了托尔斯泰、赫尔岑、别林斯基本、车尔尼雪夫斯基、屠尔涅夫等作家的人生、写作与思想，站在十九世纪那政治高压但思想激荡的时代背景之前，这些作家成为俄国最重要的思想家。我们知道，在东正教的传统之下，俄国没有哲学，没有哲学家，这是个没有哲学传统的国家，就象印度是个没有历史传统的国家。当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派出许多“留学生”，收获一些“海归派”之后，俄国的历史终于像一条虽然破旧不堪但却装上了新帆的老船，摇摇晃晃地在惊涛骇浪中开始新的旅程，这些海归并没有取到彼得大帝所期望的那样振兴俄国，反而最终成为新一代的官僚与压迫者，但是，毕竟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先河。再下一拨人，他们从德国学习并带来了黑格尔、谢林、转译的蒲鲁东，带来了浪漫主义，从德国而不是从法国的学习，让俄国在十九世纪避免了法国那样的大暴乱，但骨子里的“闷骚”却不在法国之下。于是就有了斯坦凯维奇开先声之影响，继而是他的弟子巴枯宁的煽动，巴枯宁是个自相矛盾的谋密者、煽动家、思想家。最重要的当属别林斯基，他禀持道德论，又有至深的洞察力和文学体悟力，成为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最重要的评论家，他的评论足以让当时那批最重要的作家崛起，他在文坛的话语地位可谓空前绝后，一经点评，即为名士或自兹衰落。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作者，天才的散文家和洞悉世事、历史的思想家。屠格涅夫，一个柔弱但每一本小说都能够让左翼或翼都惊心的小说大师。托尔斯泰，众人眼中的小说家与蹩脚的思想家，其实却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与启蒙者。就是这些作家，构成了整个十九世纪思想界的主流、主心骨。他们是作家，却肩负起民族思想的重任，整个十九世纪的政治潮流、思想潮流的演变由他们影响而不断变更。文字只是他们作品的一半，而思想，道义，承担，才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部份。　　整个十九世纪俄国的状态，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现状极为相似，但中国出了什么思想家？没有！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在无产阶级终于夺得政权之后，苏联出现了多少个有良知有思想的伟大作家，而中国，至今一个也没有。　　我们今天的文学现状呢？成名的一代老的一代既缺乏思想的勇气，更缺乏直面真相的良知。年代的一代，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这批正在登上文坛的后来者，他们是反智主义者，艺术性与思想在他们的作品中都付阙如，正如赫尔岑所言的：“新的一代要向上一代说：‘你们是伪君子，我们要当犬儒；你们说话像道德家，我们开口就要像无赖；你们对上无礼、待下粗暴，我们对谁都要粗暴；你们鞠躬而无敬意，我们将推挤冲撞而不道歉……’”早在一百五十年前，赫尔岑就为我们今天的七零后八零后与口水写作者们、博客写作者们画下了最逼真的肖像。太阳底下无新事。　　近十年之前，先驱诗人哑默在一篇写我的长文中如是结尾：伍开祥兴许会成为第四代诗人中的别林斯基。从今天来看，这个期望已落空，我不但有意识地远离了文学评论，对诗歌的兴趣早已近乎于无。但有意思的是，从别林斯基中我看到自己的影子：出身贫寒乡村，自学成才，矮小，粗暴，急促，喜欢褒贬人物，进入一些高于自身的圈子，出言辄引发江湖风波。但是，在思想上我与别林斯基无共同之处，别林斯基是个道德主义者，而我对道德不甚关心，我的评论更多是做文本细读。相反，我惊讶地发现在伯林的笔下，赫尔岑与我更相似，我们对人生、世界、文学的看法完全可以重叠。请原谅我的无知，此前我并未接触过任何赫尔岑的文字或别人对他的介绍。这位流亡海外时对俄国仍然有着第一影响力的作家、思想家，他的看法与我一模一样，这的确是件奇妙之事。　　赫尔岑认为，生命的目标在生命本身，为某种模糊且不可预测的未来而牺牲现在，是一种错觉，结果将摧毁人与社会仅有的可贵之处——亦即，将会以理想化的抽象事物为祭坛，平白牺牲活生生人类的血肉。他反对人类有一辉煌未来，历史保证人类有此未来，为了这个未来，现下最可怕的残酷暴行都有道理。他认为，争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让活着、各自有其目的的个人获得自由。与他一样，我也是一个反对宗教与理想主义的“反乌托帮主义者”。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独断教条，其令人窒息，不下于资本主义的、中世纪的、早期基督徒的教条。他承认自己不得不爱洁净而恶污秽；宁取庄重、文雅、美、舒适，不要暴力与苦行，要好的文学，不要坏的文学，喜欢诗，甚于散文。他最耿耿持恒的目标，是个人自由的保全。　　一个反理想主义者、一个反宗教者、一个独立而自由的思想者，这就是赫尔岑。从别林斯基的起点上，我向他飞跃而去……　　此书译得极妙，台湾译者彭淮栋先生以半文半白的行文，译伯林之妙文，将十九世纪俄国的风雨凄惶与暗潮拥动表述得甚为准确，有如看一部黑白纪录片，且脱译如今书籍之翻译语体，恍如上个世纪中国老知识分子之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