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不知政》书评

《参政不知政》：公无渡河，公竟渡河

《参政不知政》：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这是《乐府诗集》中的一首，讲述了疯癫丈夫不听妻子的苦劝兀自渡河，结果溺水身亡，留得怨妇在悲痛欲绝中拨弹箜篌，一曲凄恻之后亦投河殉情。范泓将此作为一个隐喻，暗示了陶希圣从政之痛。1899年，陶希圣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我赞叹黄冈人杰地灵，倒并非归因于应试教育和功利心的杂交产子“黄冈兵法”，而是一连串在现代史上足以荣耀故里的名字，熊十力、殷海光、王亚南、李四光，如果加上毗邻地区，则还有汤用彤、徐复观、黄侃、胡风、闻一多等等。在一个新旧交替剧烈的时代里，少年陶希圣的受业亦是新旧参半，在考入北大预科后，他师从沈尹默、沈兼士；及至如火如荼的五四到来之际，陶希圣作为法科学生随众参加了游行，不过没有像段锡朋、罗家伦、匡互先等学生领袖那样风头劲健，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热情起伏不定的非坚定分子，他能在五月至六月的大会之余潜心研读罗马法，便可见个性中潜在着不由自主畏惧、抗拒群众运动的因子。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正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法制经济部担任编辑的陶希圣，从南京路巡捕房应负法律责任的角度写下的论文被《东方杂志》的惨案专刊排为首篇，在时代的愤怒与哭泣中，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声音，但绝不是主流。之后的陶希圣去过大学讲坛为稻梁谋，辗转几次，最终来到了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在宁汉合流之前，武汉一度是左翼革命的中心，清党之后，让时局搞得心灰意冷，遂辞去公职专心治学。彼时的他，在左右夹缝中并不艰难地生存言说，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这是对其最凝练的概括，期间又创办《食货》，以社会学专家的身份冠盖满天下。但他真正踏上弃学从政的道路，要到十年以后，也就是1937年，抗战爆发，从一个大学教授、普通党员一跃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然而在那般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连一向洁身自好的胡适都欣然担任了驻美大使，我还能怎样苛责陶希圣的从政决定。那一年，胡适难得激奋地说：“我不是国民党，我一向反对国民党、批评国民党，但是今天我要加入国民党。”多年后，胡适又说：“不管有种种弊端，这个政府是中国抵抗共产主义的中心。在支持这个政府和做一名海外异议分子之间，假如一定要让我选择，我选择支持政府。”文人从政，注定是场悲剧吗？尽管在此类问题上，许多人的分析都会用萨义德的话来为此注脚论证，他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是真正的业余者，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然而，萨义德本人的孤僻乖戾是出了名的，我敬畏他，但并不觉得这位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公民很可爱很阳光灿烂。而且，对于高陶事件的两主角陶希圣和高宗武来说，除了文人从政这一命题外，尚有附逆的争议显摆在眼前，民族大义、公正滔滔之类的概念化作满眼的情欲挡住人们的视野。事件的定局很简单，1940年1月21日，曾追随汪精卫的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在香港《大公报》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一举震惊海外，这也标志着两人与汪伪阵营的割席断交，从一座城池走向另一座城池。但在很多人看来，正义之举无法弥补你的大节有亏，从此你的身子不再清白干净，因为烙上了“汉奸”的字样，即便你曾附逆短暂一天甚至一分一秒。在“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高歌猛进中，国仇、家恨、民族耻辱、身边的或者无穷远方的人们流离失所、血流遍地，面对这样一幅千疮百孔的苦难画卷，一个良知尚存的人的确很难再不能不挺身而出，逼仄的历史空间容不得半步的逡巡犹豫和唉声叹气，抗战还是投敌，你必须做出选择，尤其是一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万人注视着你的表态，浑浑噩噩为生机奔波的普通民众也许会甘愿在沦陷区里忍辱求生，就像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里面复原的那么一个市井社会。但心中都还是大体有个爱憎分明的立场，对于卖祖求荣那样的勾当，与良知上、于传统因果报应说上，皆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便如汪精卫，在告别革命意识形态的日子里再给他一个脸谱化定义，总觉得十分不妥，胡适说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生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汪作为总理遗训的坚定守护者，人品正派，作风清廉，拥有充分的政治责任感和出色的口才笔才，按照西方标准，这是一位非常理想的政治家，更以美男子的形象获得良好公众的眼目印象。年轻时刺杀摄政王的壮举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更是传颂甚广，这都是笃实的政治筹码。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以两人的现有职位和地位，追求地上权力与财富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和声名，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觉得这是温情主义者对胜利无望的一种妥协态度，既然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一场现代化的钢铁战争，那么就幻想走和平路线，主和与投降之别却从最初的泾渭分明走向暧昧，最终无奈地沆瀣一气，胜利了成万世功臣，败了便成千古罪人，但整部中国历史又何尝不是成王败寇的录像带循环播放。及后的世界大战爆发，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的参战，并非所有人能预料到大概。所以温情的人在悲观主义的花丛中嚎啕大哭，带着斑斑泪痕尝试走向为人不耻的这条路，假若成功，多年以后，也许历史会原谅自己，他们这般安慰，强作欢颜。但这批人都失算了，只不过陶希圣和高宗武抽身而退得早，而且及时。那么周作人、胡兰成又该如何评价呢？历史真的太复杂，人性更是繁芜难断。文人从政，是一出公竟渡河的悲剧，也是一个尴尬的两难处境，其实悲剧的来源有二，“文人”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之气纠缠不去，现代公民意识不够健全；中国的政治土壤又非干净，连胡适倡导的程序正义都往往当了愤怒民意的替罪羊。也许对于陶希圣而言，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韦伯所言“卡理斯玛”型人物，个人身上超凡领袖气质和人格魅力构成了权威，不由使人产生皈依和信赖感，所以陶希圣之前会跟着武汉大本营的老大汪精卫出走，之后又为蒋介石捉刀《中国之命运》。当然，韦伯对于权威的服从的正当性依据分析出了三种，传统型的、卡理斯玛型的和法制型的，所幸宪政之下是个法制型的结构，人们信服成文法规甚于任何个人名望，让他者如痴如醉一往情深的个人魅力在一个祛魅后的世界里很难展现在公共政治空间里，要有，也只存在个人闺密的联谊中。在缺乏宪政保障的社会里，从政的知识分子或者与体制抗争不断，或者与时代大潮离心离德，一边是专制政府，一边是乌合之众，清醒的个人改做如何选择，或是堂吉诃德，或是帮闲帮凶。所以还是胡适说得准确“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我觉得陶希圣和汪精卫一代人的悲剧，大抵在此，一意孤行以为天下之事舍我其谁，殊不预见到民主政治下一个平庸的政治经理便可撑起大局，只要他遵守游戏规则，剩余的由选票来说话。换句话说，陶希圣作为一个有自我理性和时代责任意识的知识分子，他的从政是文人和当局双向选择的结果，而并不仅仅是被时局和掌权者用人策略选中的结果，其悲剧在于历史进程中的演绎亦非个人理性可抵御。陶对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的自信一直在支撑他自己，唯一正真糟糕的地方是他受英美宪政的熏陶不够。所以，文人从政演化为一个悲壮的宿命，其根源在于中国的民主制距离成熟遥遥无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再怎么风生水起，壮士还是要义无反顾前往的。陶希圣从政的积极意义，在此彰显莫甚，知识界的精英为一个威权政治源源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保证体制母体不被官僚统治的陈血、病血败坏。当然，人若是想起唐德刚的三峡论，也就可以将悲观心理抛掷到爪哇国，两百年文艺复兴、一百年启蒙运动，与此漫长的筚路蓝缕相较，昙花一现般的风云际会，清季革命产生病恹恹的民国宪政，已是极不容易了，尽管千窍百孔。也正是因为知识分子们各自抱着种种目的和动机纷纷加入体制的修补，才使得民主宪政逐步走向成熟，没有实践的挫折，目标永远是一纸空谈，跟乌托邦排排坐。密尔在《代议制政府》里分析到，政治制度需要的不是人们单纯的默认，而是人们积极的参加。那么，何为代议制，“代议制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代表中有精英、贵族，也有草根，所以美国最初便早早设立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相对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但随着长此以往受着良好的宪政训练和国民教育事业的普及，现在的两院，庶几是精英们济济一堂了，所以会有粪青说美国政治也是世袭制啊，君不见议员里面子承父业，可是他们的双眼何曾看到议员产生的程序是一丝不苟、按部就班的，而非接班人任命说诸如“你办事，我放心”那样的荒诞不经。以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的个人才智和美德，来直接对政府施加影响，照此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文人从政这一命题的实现。作为脸谱化效应的一种强化和延伸，在大战时期一味诋毁对方，并非中国仅有，根据茨威格《昨日的世界》，我能看到这样的荒诞一幕，“莎士比亚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声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老牌的文明国度尚且如此，因为那是一个被无理性仇恨包裹的时代，对立两方彼此恨不得食肉寝皮，要在一个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接收到熟悉之人死亡消息的环境里重新用平和的理智打量硝烟背后的世界原貌，近乎奢侈的难，人该如何踌躇满志应对一个失子母亲的半夜恸哭？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战后的重新定位，能做好做一点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很多了。成稿于09-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