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教师》书评

彼时辉煌

每个人从幼时渐长，多是走的上学求知这条路，老师是这个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求学时，总有自己欢喜或畏惧的老师，总是几个同学凑在一起聊起老师的八卦，带着捉狭和偷乐的情绪。现在的教育着实艰难，总听见改革不断的声音，所指引的方向却晦暗不明。但教师，一直在教授知识和引导为人两方面，影响着学生的成长。《过去的教师》一书，通过大师作学生的回忆以及一些名师自述，展示了一个到半个世纪前的授学风貌和师者风采，也能从中提炼出值得今人借鉴的经验。“沈心工与学堂乐歌”一章讲的是学堂乐歌的科目设置和内容变迁。1898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鼓吹维新，倡言废科举、办新学，学堂乐歌成为新学课程。20世纪初，冯友兰父亲任职总务长的新式学堂是当时张之洞推行新政的一部分，学校的主要课程是教授外语，但这位科举出身的父亲还教孩子们唱一种新式歌曲：“天地泰，日月广，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冯友兰晚年的回忆录里这样记录：“我们这些小孩也学唱这个歌，其实也无所谓唱，因为本来没有谱子，只要大声念，再把腔拉长一点，就算是唱了。”真正的中国第一首学堂乐歌，是1903年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教的《男儿第一志气高》，乐歌课老师沈心工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创作此歌，开创了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先河。采用日本童谣《手戏》的曲调，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反复填上不同的歌词，开始了学生、也是中国教育的音乐启蒙。书里还有一章是讲启功回忆陈垣先生教他教书的事迹。“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讲的是和学生要保持平等的地位；“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讲的是教师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学生，不可采取精神压迫法惩罚学生；“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讲的是要给学生以发挥自主能力的空间。这些“上课须知”是今天的老师也应该学习的职业素质。近代教育者在约束学生之前，以自身高尚的人格和严谨的态度为表率，故不批评学生、但学生自生惭愧，不苛责学生、而学生自会用功，从被动灌输变成主动求知，如今也是人们找寻的积极的教育方式。很多时候，不用刻意追求教学法、教育心理学、形式创新等等，只要一颗真心为学生，一身正气做表率，一生实践得真知，自然桃李满天下。

世间最温暖的职业

午后，大风。漫步在空荡荡的图书馆，偶然间翻到这本书，只看了前言就决定借回好好品读。“年轻的老师们，你们太忙了。我看你们每天忙忙碌碌地备课、讲课、布置作业、批改作业，以应付一份一份的考试测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真是太辛苦了。如果能抽点时间读写书的话，也是去背那些为考学历而不得不背的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那又是一重苦恼和负担。…… 这本书说的是半个世纪以前，你老师的老师（叫“太老师”）或是比他们更早的老师，他们是怎样教书的，他们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学生的，他们是怎样安身立命、治学、做人的。观察他们，如同用一架望远镜，看天上的一颗颗星星，明亮儿透彻，看了以后，你也会想到：哦，将来我也许会同他们一样，在学生的眼里闪闪发光。……”我想起了我的老师，我亲爱的，敬重的，难忘的老师。

当下，我们怎样做教师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商友敬先生不是我普通意义上的老师，因为我没有进过他的课堂，听过他的课。但商先生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师。商先生的书房就是我的课堂。教学内容就是聊天。商先生交游广、记性强、识见深刻，从时事政治、文史动态，到名人轶事、旅途见闻，总之，天南海北大千世界无所不谈。每次从老师家中走出，脑海里就是一个词——如坐春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商先生，我就不成为现在的我。我和商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十几年前，之前，只是在报纸读过先生的教育杂评，印象很深。当好友提出引见时，我高兴极了。那时，商先生还没有书房，书都放在过道间里。商先生和我们紧挨着坐在里面，笑眯眯地介绍自己的藏书。到了中午，商先生带我们到弄堂口的小饭店里吃饭，四菜一汤，边吃边聊。饭店老板走过来打招呼说，今天商老师又请学生吃饭啊。商先生老来得女，我刚认识先生时，他女儿还是小学生。有一次见到了，商老师指着我对女儿说，叫叔叔。我惊得连声说，不可以、不可以。要知道先生比家父还要长五岁呢。商先生与我们这些晚辈、学生交往，平易谦和，赤诚相待，视我们为朋友。因为平时工作忙碌，我很少打电话过去问候先生的起居。但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电话，起首第一句总是，朱煜啊，好久没有见到你啦。在忙什么啊？然后就是谈最近看了什么好书，或者把刚写好的比较得意的文章在电话里读给我听。我们在工作上、生活上遇到问题也都愿意跟先生说。我们说过算数，他却都记在心里。能帮忙的就尽力地帮。先生知道我贷款买房，见了面总要问还款压力大不大。一个师弟独自在上海求学，境况清贫，商先生不仅送书送衣服，还托人帮着落实工作单位。如此种种，不胜枚举。有一天，我去看先生。他笑眯眯地说：“最近我做了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先生经常用这样的话语形容他的工作），编了一本书，叫《过去的教师》。我写了一篇前言，给你看看。”说着，就从桌上拿起几页稿纸和一叠书稿校样递给我。第一句话是“年轻的老师们，你们太忙了。”在忙什么呢？“备课、讲课、布置作业、批改作业，以应付一份一份的考试测验”。与现在的教师比较，过去的教师也忙，不仅忙，而且苦。物质不丰裕不说，世道还不太平。“但是，从这一篇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活得很充实，很自得。为什么充实？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胸中的知识，是真理，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是应该传承给下一代的，而不是刻意变成题目化为分数换取文凭的知识商品。为什么自得？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从事的是一项救国利民、造福下一代的伟大事业，他们是一个受所有人尊重的教师。”“过去的教师”究竟是怎样一个群体呢？商先生这样定义：他们认识这个世界，认清了这个中国，明白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向往着中国的未来，他们知道自己在中国社会和历史上的位置，当然也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于是他们就站在那里教书，挺直地站着，上对历史文化负责，下对莘莘学子负责——这就是过去的教师，我们的“太老师”们的形象。如果说，前言中的这些话是抽象的，那么书中的几十篇文章则让其中的道理变得具体化了。比如，启功先生介绍陈垣先生提供给他九条教学建议。第三条说，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这不仅是一种教育教学方法，更是一种教育思想，一种科学的学生观。要尽力找出学生的优点，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是面对淘气的孩子。教师先得真真切切地爱学生，才能专心去观察他们的言行，在种种的淘气之外找出好处，并在合适的时机给予发扬，从而获得良好的教育效果。爱学生是教师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做不到这一条，就不能走上讲台。但做一个好教师，只是爱学生还不够。杨永善先生这样回忆自己的语文老师，“……她要求我们首先是认字，要会读、会写、会用，学过的字要记住……解决记不住生字的办法是自己查字典，最好不要问，查字典不仅准确，而且能加深记忆，不容易忘掉……”关于写字，这位老师说得也很好，“如果写给别人看的字，草率杂乱，难以辨认，那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对自己不负责。”作者很喜欢语文课，因为老师“差不多每个月总有一次给同学讲小说。每次讲一本小说，不超过两节课的时间，都是经过她浓缩和提取最精彩部分来讲的，很吸引我们，我们听完之后都会去借原书来看。”遇到这样的好老师是有福了。因为他们有着扎实的学科功底，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将自己的学习体会、学习方法传授给学生。我对王元骧先生的戴老师的教学尤为感兴趣——“戴老师除了选教了一部分课文外，还针对时弊，选了一些名家名作以及当时报刊上发表的优秀作品，由他自己刻写、油印出来，作为补充教材发给我们……当时的课堂作业和课外作业也很少，除了作文之外，其他作业几乎没有……我们不仅有大量时间去进行课外阅读，而且还可以充分发挥自由想象来进行写作。如果在习作中发现有好的文章，戴先生除了在课堂上进行讲评，还要班级学习股长以墙报的方式刊登出来，在同学之间进行观摩和评比，并参照我们平时的阅读与作文情况来评定我们的语文课成绩。这样，就把课内与课外、老师教学与同学自学、阅读与写作完全融为一体了。所以，对于语文课，我们都学得非常轻松、愉快、自由、自觉，没有丝毫的强制和压力，从没有想到要怎么去应付考试，或为了考试去进行学习。”一激动竟然抄了这么多。这位戴老师的教学实践，用当下的话来说，不就是在进行课程、教学改革吗？戴老师获得了成功。这是必然的。因为他的举措符合学科本质，顺应学生的学习认知规律。遗憾的是，类似的探索、实践在今天不容易找到了。这就是我们和过去的教师之间最大的区别——我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教学勇气、课程建设的勇气，而变得屈从、妥协，甚至还为此找到看似很合理的理由：有些问题不是一线教师可以解决的。商先生去世前一个月，抱病在上海师范大学参加“亲近母语”课题组的活动并作演讲。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问题客观存在，全靠外力来解决改变，几乎不可能。一线教师没有能力改变全局，但在自己班级里做一点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实验，完全可行。虽然会很辛苦，但这值得，也必须。今天我在自己一亩三分地里有了点收获，明天就能让周围的同事也来尝试，后天便会有更多的同行加入进来。那样，我们的力量便能从微弱走向强大，变化就不会再遥不可及。只要坚信自己行动的价值，我们一定能像“过去的教师”那样“站在那里教书，挺直地站着，上对历史文化负责，下对莘莘学子负责”。回想起来，和商先生的闲谈中很少有如何做教师的话题。可是在与商先生的交往中，我真正懂得了应该如何当老师。读完《过去的教师》更是明白了先生的风骨实际上其来有自。商先生出身世家，历经磨难，却百折不挠，终身读书反思，乐观地面对人生，保有着一颗难得的赤子之心。他是一位具有典型传统读书人特质的现代知识分子。商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际，几个师兄弟聚在一起搞了一个追思会。会上，我回忆道：“商先生化疗之后在家休养。有一天我去看他。他对我说，把家里很多民国版的旧书都卖了，以后不会再看了。我知道你喜欢周作人的书，给你留了一本。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九四五年初版的《苦口甘口》。一个读书人开始散书了……”说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嚎啕大哭起来。一直以来，我把先生的那次送书看作为一个仪式——传授衣钵的仪式。或许这样的说法不准确，但我始终认为是那个意思。商先生最后留给我的几句话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小孩子的事情做好。小孩子最重要，耽误不得……”尽管我还没有传承的能力，但当下如何做教师这样的大题目，我却是想得很清楚了，并且在认真地实践。2009年9月5日

读《过去的教师》所得

此书乃为学生者为缅怀其师所作，亦有夫子自道。所录者，有旧时宿儒，亦有新式学者；有佚其姓名者，亦有名师大师。虽年已久矣，十之八九均已作古，然彼皆存于学生之笔下，存于学生之记忆乃至灵魂之中，非仅其学问也，更因其人格之光芒也。此乃为师者之大幸也。余当以此自勉，然，或竟余之一生，亦不能达也。阅毕，感触良多。甚羡春晖中学、西南联大之学生，于一校中，得以目睹诸学者之风采，获数位名师之教诲。其师，教国文者往往精通外文；教外文者往往国语亦甚于国语老师；为师者倾其所有而教之，为生者竭其所能而学之，如此氛围，安能不羡？然，余获益之处，更在种种教学之法。一、文言文句读法。如徐中玉先生所忆，大学时学《古代文学》，要求大一学生需自学《论语》《史记》二书。自学之要求为：为二书作句、逗。看似简单，然句读之添加，需于用心阅读理解、再三斟酌而成。对提高古代作品之能力甚是有利。今亦有教师于文言文教学之时，去除句读，让学生自行添加。读至此处，不免豁然。二、瞬间记忆法钱穆先生忆及于后宅初级小学记忆时，常于黑板上，令诸生凝视三数遍，撤之，令诸生默写；或口诵一段文字，诸生默听三遍数，令其默写。余以为此种做法非但可锻炼学生之记忆力，亦可教其屏息凝神，提高效率。三、作文生活化钱穆先生之学生甚好作文。往往令学生带纸笔出校门，指定一景或一物，静观，各自写下。再围坐，令诸生各自陈述。何处有人忽略，何处有人遗忘，何处轻重倒置，何处有人先后失次，即据实景互作讨论。亦可各述故事，传闻、目睹、亲身经历者皆可。每作一文，必经讨论观摩，各处心裁，必令语语从心中突出，而如在目前。如此作文法，学生乐之，收获亦盛。楼师白回忆其师齐白石之时，说其作画必对所画之物观察入微，了然于兄。画鲤鱼知鲤鱼鳞片有三十又二；画螃蟹知螃蟹腿硬则肥，腿瘪则瘦；画螳螂则知其臂上之刺长于何处……此文所言虽是作画，然作文何尝不是如此？唯仔细观察，将作文生活化，才可言之有物，言之有神！四、批改作文删字法如梁实秋先生追忆其国文先生“徐老虎”时，言其师批改作文之要诀全在一个“删”字，删去可有可无之冗文，留下空间，以作新思考新探究。如今教学批改，恨不能将学生之文拉长、将自己观点强加之。徐先生另有言：文章起笔最难，要突兀矫健。要开门见山，要一针见血，才能引人入胜，不必兜圈子，不必说套话。又言：说理说至难解难分处，来一个譬喻，则一切纠缠不清的论难都迎刃而解，何等经济，何等手腕！此外，沈从文先生批改作文时，则是写下“读后感”，并推荐相关书籍；夏丏尊先生则是着重于“批”，仅对用词不当之处加以修改，并开辟“文章病院”，为收集而来的有病文章治病。如此种种，获益匪浅。以文记之，当以此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