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示要》书评

勘误七则

熊十力先生的《读经示要》，我看了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本子（以下简称“上海书店本”），“十力丛书”的一种，为二零零九年七月第一版第一印。读完第一卷，到一百零三页止，颇发见一些误字。乃从图书馆借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二零零六年年的版本（以下简称“人大本”），却是“熊十力别集”的一种。参校以后，不禁要写点东西。我们可以先看一看这本书的版本流传。人大本在正文之前，有一个题记，文字不多，姑全录如下：“《读经示要》是熊十力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曾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由重庆南方印书馆出版。因系土纸印成，模糊难辨。今以一九四九年上海正中书局三卷三册线装本为底本整理。”而上海书店本呢，很巧，也有一篇极其相似题记，是这么写的：“《读经示要》为作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曾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由重庆南方印书馆出版。此次以一九四九年上海正中书局三卷三册线装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版本点校。”在人大本的书首，录下了徐复观的《读经示要印行记》：“此书于三十四年冬，由中国者学会编入‘哲学丛书’甲集，交重庆南方印书馆，印数百部，防稿本散失。值战后纷扰，久未流通。去年……因商诸吴俊昇先生，付正中书局印行。”人大本的书末还有一篇《编者后记》，中间有说道：“抗战期间商务所出先生的《新论》和《示要》均极粗糙的土纸印刷，如今读来百感交集。一九四九年，《示要》经徐复观商请吴俊昇由上海正中书局印成三卷三册线装本，系《示要》最好版本。本卷所收《示要》，即以此为底本由武汉大学中文系王庆元副教授点校整理。”我们且不管上海书店本有没有抄袭人大本的题记，或者，上海书店本是把人大本作为“其他版本”而“参照”了。有上可见，读经示要最初印行的本子是重庆南方印书馆本，印刷于一九四五年，其后四年，有上海正中书局本，此本被目为善本。而今大陆所出《读经示要》，有人大本和上海书店本两种简体横排本。以下揪出第一卷的几个错处。惜无上海正中书局本对校，否则当可看出上海书店本是否因袭了人大本。以下所录，仅为文字错误，而标点方法，若依现行标准，则不可胜举，故不录之。一。上海书店本，二十三页，第一至二行，“孔子在《论语》及《易》言忠信，而于《中庸》演《易》之旨，则言诚，其义一世”，按“一世”当作“一也”。此语当出自《孟子•万章下》，“贵贵尊贤，其义一也”。当是由于“也”“世”二字字形相近致误。复按人大本，二十页十二行至十三行同此误。二。上海书店本，三十九页，倒数第五至四行，“生生者無滯礙，恒亨暢故，說為之和。生生者，非迷亂，具條理改，說為之序”。其中“具條理改”顯為“具條理故”之誤，以對應前文“恒亨暢故”。查人大本第三十六页倒数第九行同此误。三。上海书店本，四十九页，第八行。“弋，《說文》，弋即堆省”。按《說文》弋字条作，“弋，橜也，象折木衺銳者形。象物挂之也。”段注云，“顾用弋为隿射字，其误久矣”，又《说文》隿，“缴射飞鸟也”，段注，“经传多假借弋为之。”，由上可见，“堆”字当为“隿”之误无疑矣。人大本的四十三页第八行同此误。四。上海书店本，八十八页，倒数第五行，“朱注‘本谓身也’，则未谓家国天下，本末一体也”。愚按“未”字当作“末”。人大本八十四页首行同此误。五。上海书店本，九十五页，倒数第一行，“故贵于博，傅者，周以察物，而观其会通。”“傅”字系“博”字之误。人大本的九十页倒数第六行，同此误。六。上海书店本，一百又一页，第二行至三行，“然儒音言治，必均天下之财。”“音”当作“者”。熊氏书中屡次言及“儒者”，仅此一处作“儒音”，的系形近之误。人大本九十五页第七行同此误。以上录文字之显明误处。凡标点失误，盖出自旧法新法之别，不可强为之同。而两书于错误之处全同，便有两种情况：或者是上海书店本以人大本为底本，或者是二者同以一书为底本。惜不得见最初两本，若有人得见，可补我之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