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哲学思微》书评

“士无定主”对建设现代国家之危害

早年在读《中国早期工业化》这本书时，作者指出中国早期工业化失败是因为对外部竞争应对上儒家主导的秩序难以应对，原因就在于本书作者提出以儒家为导向的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属于美学秩序，不同于欧洲的逻辑秩序。那么这种美学秩序的最大缺陷就是缺乏一种超然的抽象原则独立存在，可以说，这种美学秩序不仅支持，而且也鼓励人人唯我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文化，这种唯我不同于功利主义，相反属于一种个体意义上的缺乏现代公共精神的自私自利。由于儒家秩序的自身内在逻辑与特点，导致超越于当事人主观满足度之上的客观性标准无从确立，决定过程中存在过度的交换性，对规范本身的讨价还价，使得一套适应市场经济与保护企业主的法律规则难以确立。加上在中国传统政治治理中，治理重视“势”，强调“无形”技艺，权术势满是诡道，所谓“无形”的“势”，就是不给你一个定了型的一套明确的规则，一切委诸临机应变，与按部就班，循名责实法律逻辑不同，“无形”具有很强政治性，“势”的大小强弱又由政治地位决定，结果则取决于“势”的拥有者之间博弈，妥协以及政策性判断，也意味着规则和标准是可变的，通过“交涉”媒介，很容易流于力量对比关系决定一切的事态，使得原则和规范名存实亡，失去意义。在西方的逻辑秩序里，对单一秩序的宇宙信仰，加强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一致性的探求，作为秩序的外部决定力量，为理性秩序的永恒提供了超自然意义上的根基。但美学秩序的显著特征，尽管理性秩序允许人们从秩序要素中抽象出具体特殊并无视这些要素，但美学秩序确实靠那些特殊的个体构成自身的。此种秩序从一某物的特殊性开始，把这个特殊性看做是对它的环境均衡性复杂性的贡献。由于美学秩序突出“个性第一”，那么真理和现实的最终结合都取决于个人，并对每个人来说各不相同，就就导致了拉帮结派外，国家这一抽象理念难以扎根在人的心中成为神圣原则。相对西方传统中的法律的起源被看作是超人的，而个体的力量要视规范的外在性而定。那么相对孔子强调人要对自己和环境负责，就意味着在具体环境里，特殊的个人被视为意义的来源，这就强调了个人在美学秩序中的优先地位，如果个人和政治结合在一起，政治地位就决定了其人的贡献范围与大小。圣人理论在这里不是一种严厉的命令，相反是人人可以学习模仿的榜样，并且儒家理论也认为人人可以成圣，通过德，义，忠等与天德衔接，最终完胜了对人格价值定义，这种文化不仅否定社团，否定人格的平等，而且在把社会与国家彻底融为一体，因此公私概念是儒家文化里缺乏的。但从现代国家建设来看，法律也罢，国家这个抽象体也罢，作为外部决定力量的超越性的法对于极端的个人主义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在一个高度个人主义化的社会里，公共的一致性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必须用法律来对付离异的行为，必须以惩罚的威慑作为保证一致性的制裁力量。无论施行这些外部强加的法律或规范的代价如何，个人主义在西方传统中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收获，个人主义需要法律，法律又强化了个人主义。在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中，个人感到，自己与同自己一样的公民是平等的。孔子的社会理论对“民”和社会精英（“人”和君子）之间的区分，在质的标准上就把一个人看做社团或团体，以此类递，明显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倡导者背道而驰。就和本书作者在肯定孔子美学秩序的独特贡献时，他认为儒学面临的问题依然是怎么解决现代社会里对社团的构建，只有儒家能适应对社会对各种社团建构的需要了，中国的的现代化建设才能实现与西方文明的良好对话和互动。这是对儒家的真正挑战。本书也分析了儒家在人格构建上，主要是君子，存在的人格二层结构导致的人格分裂，由于这一先天缺陷，中国文化里不缺乏汉奸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