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哲学思微》章节试读

《孔子哲学思微》的笔记-第230页

古汉语中的一个字就是一个名词。如果认为某个名词是贴切的，就要去实践它。语言是意向的，“正名”就是正意向。客观的或逻辑的参指并不能决定命题的语义。语言的思维活动是意向活动，它包含作出区别的意向，以便产生适当的“名”，并根据这些“名”的意向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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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家并不依赖推理或类推理的陈述，因为他们不强调命题。因而，中国的实用主义理论不会由于被认为不能表达“内容”而受到威胁。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更有力地捍卫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口号：“知就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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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名词命名什么呢？从一种重要的意义上讲，它们并不命名对象，甚至不命名事件或行动，并不把对象、事件或行动看作是原因或结果。它们命名“意向”，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名词参指意向，从而认为参指物是独立于名词的。“名”的最精确的意思是“意向行动”；具有内容的‘名”，就是意向。

《孔子哲学思微》的笔记-第229页

交流有两个根本目的。第一，说出某事物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第二，建议、比喻、暗示或者提及。第一种是表达的活动，第二种则是暗指。参指的语言具有文字的基础，可以表达呈现或者缺场。在参指的语言中，概念优于意象，无法精确地说出某物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被认为是这种语言的不足之处。暗指的语言由于不使用传统意义上的参指，因而就没有文字的基础。这种语言的功能主要是激发。比喻和意象是交流的主要工具，但并不是从代替文字概念的意义上说的。
以上两种语言的对立就是逻辑秩序和美学秩序的对立。逻辑秩序只能用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命名描述对象、概念、词，以及它们的类型和关系；被看作真实的或者约定的一般概念是这种语言的基础。而以美学秩序为特点的语言并不是建立在一般类型或表达为名词的逻辑形式之上的。
暗指的语言是隐喻的，但暗指的隐喻同文字的表达并不矛盾；它们构成了语词表达的独立中介。文字表达的隐喻是“表达的”隐喻，而暗指的隐喻是用语言“暗示”、“提醒”或者“提示”各种特殊。暗指语言的“提醒”是为交流服务的，它唤起交流者的特定情感，这种情感构成了此种语言的“参指对象”。
暗指语言是间接的。这是因为，表达语言允许通过与抽象名词相联系的概括这个中介来传达意思，而暗指却“参指”特殊对象，对这种对象难以概括或分类。在暗指语言中，一般陈述不能为真，其概括不能用于特殊。一般的关系陈述式的自然律、普遍的道德原则等都是表达语言的功能，表达语言是支持“呈现语言”和“缺场语言”的。暗指语言实际上是寓言的语言、讲故事的语言，其“参指”的不是世间的事物，而是由事物所引发的感情。它的“真”是在交流者中实现的。“让有耳朵的人自己去听”。正是唤起作用和内心领会保障了“真”，或更恰当地说，保障了陈述的效用

《孔子哲学思微》的笔记-第128页

西方传统中的法律的起源被看作是超人的，而个体的力量要视规范的外在性而定。这种观点的结果之一是：作为外部决定力量的超越性的法对于极端的个人主义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在一个高度个人主义化的社会里，公共的一致性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必须用法律来对付离异的行为，必须以惩罚的威慑作为保证一致性的制裁力量。无论施行这些外部强加的法律或规范的代价如何，个人主义在西方传统中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收获，个人主义需要法律，法律又强化了个人主义。

《孔子哲学思微》的笔记-第195页

罗斯蒙特在一篇极有洞见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中国字中的音素和义素之间的区别对于决定书面语言的性质以及它和口头语言的关系可能完全没有作用，由于标音符号的多样性使人们能够选择字母结构中指示意义的标音符号，故表音符的功能就不限于表示字母的声音。这种合理主张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古汉语的书面形式不只是口头语言的机械记录。

《孔子哲学思微》的笔记-第116页

文明是那些懂得文明所依赖的原则的人以及那些愿意为文明的维持、发展献身的人的努力结果。西方社会的民众不再是可以产生出真正的人的潜在的不确定性，他们被认为或自认为是权力之源，是发号施令的主人。
在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中，个人感到，自己与同自己一样的公民是平等的。对这种平等的信仰被写进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宪法，并成了不容批评的信仰。但是，如果没有对社会中真正的杰出者的适当尊敬，整体性的社会就无法维持。这些杰出人物负责把意义引进社会环境。他们做着重要的工作，揭示和传播传统的价值观。而在评价社会价值上强调量的标准，就使建立在尊敬之上的质的评价变得不可想象了。
我们将看到，孔子的社会理论提出了建立在质的标准之上的另一种社会秩序概念。“民”和社会精英（“人”和君子）之间的区分会使当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倡导者不大自在，但这种区分却避免了由对社会阶级作量的区分而产生的社会的大众化(massification)这个恶果。就民众是潜在的“人”和“人”产生仁人而论，这样的社会秩序是美学的。如果一个美学秩序的社会忽视了量的方面，以至威胁到社会成员的福利和安全，人们当然有理由责难这样的社会。但是，要解释孔子的社会把芸芸众生提高到新的高度的问题，就不能用量的标准而要用质的标准来估量这种社会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