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人”的观念》书评

教育和楷模

楷模在中国，仿效模范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承认“尊重”是合理的激励手段，被效仿的个人赢得其他人的尊重。既然尊重是一种激励手段，那么把尊重的反面，即羞辱作为一种普遍的惩罚形式也就不足为奇。 当代的楷模理论与以往不同，现在更加强调同模范竞争，鼓励学习者超越模范，而在儒家时代的中国这被看做是狂妄自大。 仿效模范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但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一样，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管理的手段应用到如此程度：中国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全国性的模范上，而是坚持广泛的地方性的选拔过程，模范选拔实现了正规化、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一制度的有效性有着普遍和牢不可破的信念。 教育道德教育或者政治教育应该专注于改变人们对于既有规范的态度。换句话说，应该使控制内化。由此而来的推论是，当人们具有正确的态度或者思想时，他们必然会按照正确的方式行动。“正心”之后的实际行为必然恒定不变的遵循规范，他们的每一个行为都成为“正心”存在的证明。这种规范性（社会德行的存在）在其自身促进实现最终目标：一个稳定、强大、繁荣的社会。早期儒家著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始终不懈的促使人们养成正义性高于其他一切因素的态度：“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学》描述了从正确的思想（“诚意”、“正心”）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 这种理论最极端的形式表现在王阳明（1472-1529）的哲学里。在他关于“知行合一”的讨论中，王阳明强调，“真知”（良知）导向具体的结果。一个人具有“知识”或正确思想的唯一表现使他在行动上总是遵循规范，没有不在行动中表现自己的知识。新儒家思想家们经常描写“诚心”所能创造的一些奇迹：在对待人、物、事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是诚的感化力量所不能影响的。培养“诚”的品格，就会给事物带来良好的秩序。通过“诚”来待人，没有不被感动和影响的。清代（1644-1911）许多哲学家谴责王阳明学说过于强调道德直觉，一些甚至把明王朝的覆灭归因于其思想的负面影响（典型的把政治事件追溯到思想对人的影响）。然而他们保留了他的看法，认为与行动割裂的知识是无用的，而以这个原则为基础反对哲学中的“纯思辨”。 在中国的古典教育理论中有一条最终的强有力的设想，认为人们能自然被道德楷模所吸引。在类似《孟子》这样的早期儒家的著作中，我们得知一个弱小然而有德行的君主对于一个军事上强大的邻国无须畏惧……古典道家思想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形式：弱小是强大的种子……有德行的弱者包含着强大的种子这种思想，与正确的思想和态度决定行动的成功的设想一起，产生了“人的因素第一”的理论，这一理论藐视一定情况下的客观困难。“强寓于弱”主要指的是军事领域，在经济领域虽然也弱小，然而具有正确思想和态度的人比物质条件更重要……（“人的因素第一”这一术语是在1960-1961年间正式提出来的。后来，这一术语经常被用来指非军事领域，例如，人有能力利用极少的技术手段征服自然。） （以上摘自《早期中国“人”的观念》第八章“古典的遗产”，作者孟旦） “人的因素第一”和时下说的“以人为本”，听起来很像，使用上也经常混淆，但意思很不同。从“知行合一”的角度观察，可以看出当下人们在认知上普遍信奉前者，即在行动上强调人人都有评价之心，只要思想正确、态度端正，做事就会成功，弱者也会变强；而不强调人人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或应受到同等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