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历史》章节试读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220页

人类在人类文明体内部的所有行为（包括战争与和平）都是一种出自人类自己的行为，因而都是文明，所以同和平一样，战争也是文明，它不会使文明毁灭，它反而体现着文明。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00页

我想，之所以对时间如此入迷，该是源于古人的“自然视野”。只是倒了基督教的中古时代，由于神意秩序的笼罩，自然视野也就渐渐丧失了，对“时间”才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异……耶稣基督从一个所谓的神意秩序里突入自然人世，自然的轮回因此断裂，“起点”和“终点”的观念也就有了，古代的“环”被拉成一条直“线”，后世所谓“末世论”“进步论”“反动的浪漫派”“历史主义论”“现代性”“后现代性”等等都是在这条“线”上的“神义论”。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220页

我相信人类的文明如果真有毁灭的那一天，那也一定不会会在人类自己手里，因为人类文明属于宇宙整体秩序，它完全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个偶然事件。人类文明之发生来自偶然，其毁灭也同样会因为偶然。
太过乐观的定论了。我反而认为，人类的毁灭很有可能就是出于自身。这中毁灭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偶然的自然灾难事件。——尤其是在我们科学这么发达的今天，科学越来越可以预避自然的各种偶然，但它预测不到自身的必然。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242页

18世纪一位蒙古史家居然把这个意思说得明白：“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起源，那他就是一只发了疯的猴子。如果他不知道他伟大家族的族谱，他就是一条大怪龙。如果他不知道他高贵的父亲和祖父的嘉言懿行，那他就给他的后代准备了悲哀，把他们抛进了漆黑一团的世界。”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70页

苏格拉底曾经酒后狂舞。《回忆苏格拉底》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16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塑造了作为“现代人”的理性“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与中世纪的“宗教徒”（homo religious）构成紧张。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50页

在希望终结的地方不再有虔敬；而虔敬终结的时刻也就是人再度野蛮的时刻了。
……
葬礼定义了人世的最后边界：……“人”（humanus）和“黄土”（humus）“掩埋”（humare）以及“该埋的”（humandus）共属同一个字源。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19页

在最根本意义上，“悲剧”所体现的似乎不是自由，而是深刻的精神奴役，自由的精神是一种“喜剧”一样的精神，是海洋深处的托马斯·莫尔略带戏虐的“乌托邦”，而不是远离还港的柏拉图肃穆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远离还港，然而苏格拉底关于“理想国”的谈话却恰恰发生在海港，这个矛盾意味着什么呢？）。这也许就是我们为什么跟从神圣的荷马与柏拉图，把“政治”称为悲剧，把“哲学”称为喜剧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哲学在现代——由孤单个体与全能神意单独晤对所保证的如海洋一样自由的、去魅的现代——不可能再重复苏格拉底在雅典老城邦里的命运的原因。——并不是哲学在现代变成了“现代哲学”，而是哲学在现代担当了不同于古代的“现代任务”：不是在神意冥昧的“暗夜”里等待和守望，而是在孤独自由的“荒岛”上耕耘劳作。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28页

自由高于德性。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人由于有德而自由，最高的自由乃是哲学；对卢梭来说，人由于自由而有德，德性只是一个卑女，她为乐人的自存而操劳。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13页

古代诗人用优雅的言辞鼓荡了一股强悍的“现实主义”情感防潮，在这股风潮之下，诞生了另外一种人，就是“史家”，他们出于诗歌，同样被缪斯神所眷顾，但比诗人更强悍、更冷峻、更贴近大地、更排斥任何意义上的“先验”幻相、甚至不惜怀疑用以承载其思考本身的言辞（修昔底德尤其如此）。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245页

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乃至luuo，西方近代为了将人事或者说政治从中古的彼岸抢回来曾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这个问题本来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至少也不是一个眼中的问题。……
触动人的灵魂是容易的，触动人的肉体是难的。……在其中，“历史”是它的根基，因为人的肉体深嵌在历史中；“修辞”则是它的塑形技艺，因为修辞探达人的灵魂。
……
阿维罗伊这样说过：“人在此世的生活不能没有政治的技艺；而在彼世的生活方式菜少不了沉思的德性”。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204页

男人生就属于战争——为被辱的妻子而战、为待哺的儿女而战。这就是古人朴素的人生。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69页

城邦的政体具有悲剧的性格（817a－b），悲剧诗人因而是立法者潜在的对手，因为法律（nomoi）来源于歌（nomoi）（799e）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53页

两百年前大立法者梭伦创立的民主政体似乎蜕变成了最糟糕的政体型态：乱民之治。整个国家陷入在修昔底德看来比“外侮”更可耻的“内争”之中。“内争”，这被所有经典政治思想家视为政治共同体的痼疾的东西，在16世纪被“胡革诺”宗派内战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大法学家博丹眼里正是国家的“致死瘟疫”（pestilentia capitalis）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30页

在《契约论》的整个论证过程中，卢梭列举了八种“幸福”。（1）由沉思所得来的幸福（1.序言。3）；（2）政治状态里的幸福（1.8，2.4.5，2.10.9）；（3）立法者的幸福（2.7.1）；（4）斯巴达人的幸福（2.7.1注释）；（5）罗马人的幸福（2.7.6）；（6）猎渔人的幸福（2.11.4）；（7）淳朴农人的幸福（4.1.1）；（8）正义者的幸福（4.8.33）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20页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真正严肃的人在真正严肃的事情上面从来不立文字的原因，以免它们成为公众的嫉妒与愚蠢的牺牲品。因此，我们的结论只有一句话：当我们看到某一个人的文字书写时，不管它是立法者的律条，还是别的任何形式的什么东西，它们都不是这个人最严肃的工作。（《第七封信》344c）”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32页

注释一：马基雅维利在其《李维史论》中，只提到柏拉图一次，而且，柏拉图是作为共和阴谋的教唆者出现的。……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5页

战争似一个严酷的老师——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志》卷三，“科西拉革命”一节）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87页

“正义”是弱者的习俗性的武力（conventional might），而“武力”则是强者的自然性的正义（natural right）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80页

“希望”和“言辞”二者紧密勾连。……
希望并不是一个好东西。根据诗人们的意见，它是诸神为人类打造的不详礼物，是留在潘多拉盒子里最后的恶。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07页

马基雅维利用 “历史的”“喜剧的”“悲剧的”来概括自己的一生
而这正对应了苏格拉底被后世纪录的方式：色诺芬、阿里斯多芬、柏拉图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79页

……“希望”（elpis）已经深深地嵌进了不幸的人世，而“流言”（pheme）也遍布大地，并覆盖了海洋。

《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224页

临终前的马基雅维利在病床前向他的密友讲述了他的梦。在梦中，他遇到一群衣衫褴褛的人，他们面色阴郁枯涩。他问他们是谁，他们回答说：“我们是蒙福的圣徒，我们正走向天堂”。接着他又遇见另外一群人，峨冠博带、高贵肃穆，他们认真执着地谈说着重要的治国之道。在这群人当中，马基雅维利认出了那些就政治问题而撰就了伟大著作的古代哲人和历史家，其中有塔西佗、普罗塔克以及柏拉图。他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回答说：“我们已被诅咒，正赶往地狱。”马基雅维利对守在病床前的友人说，他在地狱中将会比在天堂里感到“更加幸福”：在天堂里，他只能和那些忧郁的省图们呆在一起空耗闲长的年月，而在地狱中，他可以和伟大的古人单独晤对，探索地上的治国之道。
似乎人间总会有两条路让我们选择：一条顺利而单调，另一条艰难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