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历史》书评

思维者的独跋之旅

作者林国华，用跋者乐黛云的话来说，是“一个在灵魂世界里漫游的人”。他的著述口吻严肃却不乏灵趣，知识广博让人无时不见哲思的闪光。对于如我般，对该谨慎学科完全没沾过水的旱鸭子而言，沉浸书中，是一种灵魂洗礼的享受过程。《诗歌与历史：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无疑是一本独特的书。它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跨越时空，纵横驰骋，从古希腊到罗马帝国，从意大利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从中国儒家直到当前最热门的利奥·施特劳斯。这是一次思想的“绿野仙踪奇遇”，作者的文章短小精炼，极少陈言套语，却多有格言铭文式的韵味。例如：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什么东西最能深刻地表明人之为人的“人性”，那么那个东西就是诗人荷马曾经用以结束其特洛伊战争叙事的东西：葬礼。葬礼定义了人世的最后边界：神是不死的；兽是必死却死而不埋；只有人必死且必埋。再如：科西拉人的失误源于他们对一个基本的国际关系常识的无知：中立的基础是实力。换言之，只有强者才配谈论和寻求中立。希望必须以实力为根基。这些不都是让人联想起尼采和鲁迅锐意的笔锋吗？这部书的文体亦是多样的，单从目录上就可以看出。有：读史笔记、讲稿简注、提示、掠影、导读、简释、细读，等等。这部著作的名称是《诗歌与历史：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在此，有必要阐释下“政治哲学”的典义。在古典风格下，哲学的最高目标是与政治联姻，以政治为手段实现自己所有已追求或正待追求的理想，在这个过程中，哲学不惜释放自己的暴力品性，甚至沾染上血腥的风味。然而，可悲的是，权力往往不是像柏拉图所期待的那样与哲学联姻，而是与诡辩家和煸动者的诽谤联姻。由于政治哲学的事情正是对“世事”之秩序的探究，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历史”、“喜剧”和“悲剧”是“政治哲学”所能采用的三种自然书写形态。——只此三种，再无他途！如果说苏格拉底代表了“政治哲人”的最高状态，那么古代流传下来的有关苏格拉底的肖像的三种版本（色诺芬，阿里斯多芬，柏拉图）分别正是“历史的”“喜剧的”和“悲剧的”。因此，本书很大一部份篇目也正是立足于对苏格拉底，色诺芬，阿里斯多芬以及柏拉图等人的著作进行的个人读书理解，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作者自身的政治哲学的取向，虽然这些皆有关古典，但亦皆为当今的治世提供了某种方向和观点。下面，再对本书的三个主题词：“诗歌”“历史”“政治哲学”的另一个关键词“诗歌”作一翻解读。以前大抵认为诗人总是属于感情泛滥之类，凡事都可以呻吟两三，不痛不痒地感叹下人世浮华，是小资情调的饭后闲品。蓦然发现，自己的观点是多么的片面与肤浅——“史家与诗人的差异是这样的：前者叙述那已经发生的，后者叙述那可能发生的。因此，与历史相比，诗歌更具哲性，其地位更肃穆。”（题头之二——亚里士多德语）。学者既将诗歌的地位拔高若此——质朴，富含内蕴；这是自己的狭小视野远无力企及的，正如“你见诗歌如此，料诗歌见你应如是”，身负历史使命的诗歌或许根本无意于我等井底之蛙澄清面貌。在此重新仰视诗者，并对其肃穆的地位予以敬礼。这是初读本书开篇时产生的感想，本以为这种颠覆的认知全由自己的无知带来，但是在一步步逐渐深入的阅读中，作者的缓缓道来使我对自己的无知有了稍些的宽纵。因为自己对当今诗人粗鄙的认知与诗歌当下自身的发展亦有某种关联。作者谈到，所谓“古典诗人”，是一群与现代人所理想的“现代诗人”迥然有别的人。他们的任务不是把生活涂成梦境，不是把事实变成虚构；恰恰相反，古代诗人大都致力于剥落生活的花饰，把事实昭示于世人。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古代诗歌”之所以具有素朴、冷峻、愤怒、严酷、果断、崇高等品质的根本原因。与“古代诗人”一览山小的粗朴大度相比，是后世文化诗人一味偏求的精致和深刻。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如果丧失了大度，深刻无往不堕落成尖刻。这本书以一种学者著述的态度向我缓缓道来“政治哲学”这一全新的学术概念，虽是以学究的口吻，但并不晦涩生辟，反倒因为其全新的理解力及阐述力，而发人深省。使人恍若坠入思辨大流，随作者的思路一路沉浮起荡，洗涤着人世的杂点。看到《柏拉图的“叙拉古”与狄翁的“友谊”难题》章节，颇感震惊。狄翁（Dion）是哲人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也是叙拉古城的政治家和解放者。勇敢、节制、正义、大度，但后来由于某种过度的道德愧疚感，自愿束手被恶人刺杀，死后没有朋友为其复仇。……“弑僭”似乎在最高程度上体现了哲学的政治爱欲和政治本性。“弑僭”彰显了哲学的暴力品质，彰显了哲学与血的亲缘关系。……和众多“前苏格拉底”自然哲人同伴一样，柏拉图的叙拉古之旅，预告了后世马克思的激烈和坦白：哲学的事情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作者出色的认知，在书中俯拾即是，让人无时不涌现收获思维珍粒的喜悦。譬如作者所摘：“任何作品，当作者完全隐身的时候，就成了戏剧。”——《理想国》。对戏剧如此下定义，让人看到哲思的闪光。作者只是隐身，而没有消失，他的言行及思想则由戏剧中虚构的人物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否进一步这样理解：戏剧实质是作者隐身的独白。一再的沉思中，似乎有所顿悟：正是因为自小接受的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化灌输，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也惰于对其正确性的质疑。这是一个悲哀，并不是悲哀我们对某些事物的错误理解，而是悲哀由这种惰性带来的民族性惰性。譬如上述章节，就再次颠覆自己的认知。一向羸弱的哲人，竟与残酷血腥的政治同根生，哲学细长的血管里竟也流着政治粗犷奔放的血液，并试图控制它，以此来改变世界。这乍看下，多么荒诞不经的命题，在作者广博的著述中却坚韧地诞生出顽强的生命力，并且理所当然地改变着我们幼稚的看法。书中众多学术性的看法，用在当下，仍有其广泛的实用价值。古人先贤用其醒世的智慧为我们早早地就拨开了凡俗的迷雾，只是我们依旧缺乏慧根，始终只是雾里看花。譬如书中摘引希腊智者希比亚（Hippias）说过：“‘诽谤’（diabolia）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因为人们不可能像颁布法律制裁盗窃者一样去颁布法律制裁诽谤者，但诽谤者是最无耻最危险的盗窃者，他们盗窃了世上最珍贵的财宝——友谊。”先哲对诽谤者的定义，一语中的。只是后世的我们用了千年的时间才追上智者的脚步，得出“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结论，并且最终立法像制裁盗窃者一样去制裁诽谤者，用先哲认为做不到的形式完成我们对先哲的追随。作者对诸多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考察，深刻而富有见的。一些在俗世的我们看来习以为常，并且根深蒂固的概念，在他那里都得到了翻天覆地，深刻锐意的改变。譬如，作者谈到：敌意总是与友谊紧密共生。虽然这个观点在现代的处世学中略有介绍，在励志类作品中也有出现，但总感觉是现代人几经沧海桑田后得出的顿悟。不曾想，这个观点早在普鲁塔克、柏拉图时代就已引为典据。普鲁塔克在他佚失的《灵魂论》第一卷记载了一个叫“吉隆”的老人说过的一句话。当他听到有人自夸自己没有敌人的时候，老人问他：“那么你有朋友吗？”这句话简略而意味深刻。大凡伟大的人物，其一个基本特征在于，他身旁总有一群虎视眈眈的敌人。“敌人”一词不能用“仇人”替代。仇人的产生多为私人恩怨，所涉及到的多为当事人的品性问题；而敌人的产生多为某种立场，公共利益（某一部份人的共同利益，在此暂解释为公共利益）。因为立场不同，而双方不能共容，这一般不涉及个人品性，所以其产生总是会有一种高于个人的，英雄式的悲剧意义。没有敌人，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一个人的退缩以及中立，注定了他永远不可能立于历史的浪头，也就永远不可能成就他自己和他人的辉煌。这样素朴的道理，用于普通人的处事原则中，亦为我们指引了某种方向。我们的选择与处事往往不能做到八面玲珑。只要还有人赞同，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们的选择也是有价值的。处处逢迎的想法只能塑造平庸无绩的人，而他们则一定会在人生的终点后悔，因为他们的模棱两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活出过自己。由于自己知识的浅陋，对这本著作的认识始终是局限，单薄的。书中的精华还有待更多独具慧眼的寻者去挖掘。在此做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