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原像》书评

汇名家经典　集学术精华－－主编 张一兵教授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向国内读者译介了一批西方当代学术论著，在读书界、学术界、出版界引起了较好的反响。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就有相当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共同意识到，将西方著作译介到中国来不但有利于开阔眼界，交流文化，而且对建立自身的民族文化也会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于是便产生了第一次翻译热潮。介绍过来的作品当然主要以文学著作为主，但其中也不乏《天演论》这样的启蒙思想著作。梁启超、鲁迅等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经过了多年的沉寂，改革开放激活了被十年文化浩劫摧残了的文化界。在极度的饥饿之后，人们充满了对新知的渴望。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我国又出现了一次翻译西方著作的潮流。不过，那次翻译热潮不过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封闭后，一种带有“补课”性质的引进罢了。 　　90年代以来，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我们又迎来了第三次翻译大潮，而且这次要比上两次成熟不少。这不但是因为在一个文化多元性的世界中，开放性和宽容性使得我们可选择的对象更多了，而且中国学界经过了这么多年自己的思考，学术思想更加成熟，对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有了更多的认识。直观上看，这次翻译大潮基本上跟着西方学术前沿滚动，但它关注的目标并不局限于学术主流，一部分边缘化的激进话语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我认为，出版界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著作方面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跟西方学界同步，即西方热什么，我们就跟着介绍什么；二是逐步走向规整，也就是说，各个出版社经过调整后开始向自身的学术建构复归。这第二个阶段就真正是得益于我们自己的思考了。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就是在第二个时段中产生的。 　　作为主编以加强学术本土化来选编。旨在译介域外理论研究动态，折射他人学术之光，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为了给中国当代学术研究提供重要的参照系和丰富的理论资源，我们按照类型来进行选编，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界最新最重要的学术动态和热点问题；二是拾遗补缺，汇编名家经典，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这套译丛包括哪些系列？ 　　我们选择以低姿态进入学术翻译市场，从选择介于通俗和学术之间的著作入手，因此开辟了“媒介文化”、“通俗文化”、“消费文化”、“新学科”等系列，出版了20世纪最重要的媒介理论大师麦克卢汉的精选集、英国著名学者阿伯克罗比的《电视与社会》、法国后现代大师让·鲍德里亚的名著《消费社会》、美国学者阿瑟·阿萨·伯杰《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波斯特的《第二媒介时代》、英国学者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的《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和约翰·斯道雷的《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等书。在这些书中，既有概览性的著作，也有介绍性的导论，还有经典性的名篇。 　　长久以来，中国的学术翻译传统深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大家关注的焦点往往是西方社会的中心区域及当代资本主义主流的状况。为了克服这种偏向，我们即将开设“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书系”、“现代日本学术书系”和“广松哲学书系”。其中广松是日本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量级人物，他在日本民族文化之上，对科学精神、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做了较好的整合工作，并以一位日本哲学家的身份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著作。这位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消化了西方的学术思想基础之上，结合民族性的特质，再重新生成具有新质的作品。应该说，他是开始了自己思考和实践的东方思想家的代表。中国今天的学术界状况与广松所面对的语境极为相似。广松的代表作《物象化论的构图》、《事的世界观的前哨》、《存在与意义》（第1—2卷）的中译本近期内都将出版发行。 　　此外，在各个学术领域都散落着一些重要而又深奥的经典性文献尚未被译介过来，因此经典补遗仍是我们的重头戏。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出版了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即将出版《权力精英》和《白领阶级》等著作。另外，不少大师级的学者不仅撰写了宏篇巨著，还发表了许多经典性的中短篇论述。为此，我们专门开设了“大师精粹系列”，为读者提供一部分必须阅读的经典文本，如《卡尔·曼海姆精粹》、《沃伦斯坦精粹》等。　　定位　　大学出版社要生存就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但优秀的大学出版社的立足点都是学术先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大学出版社的首要任务是为学术建设和教学服务。　　目前我们的学术发展还处于重要的积淀过程，因此翻译国外最优秀的学术著作同样也是大学出版社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在译介国外学术专著方面，大学出版社有自身的优势。具体而言，我们会以这套《译丛》向国内学界推荐有建设性的学术导向标，其中既包括学界的最新动态，也包括某些属于前沿但又未成定论的东西。例如关于科学与后现代的讨论，我们即将推出《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世纪论争系列）一书，并以此为基点，导引出西方在此方面的一系列论争。 　　译介学术本身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要坚守自己的出版宗旨，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