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儒家》书评

王霸之辩再整理

完完全全用现代哲学术语，甚至伦理术语在分析。非喜别喷。在宋明哲学史中一般较为侧重朱陆之争，因为二者就此开辟出理学和心学两条不同路数，尽管朱陆二人在世时为不断弥合差异而努力。在宋代更广阔的哲学思想背景下，朱子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也有重要的争论，一般将陈亮称之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朱子一段抨击是：“浑厚自是浑厚，今浙中人之学一般回互心底之意，不是浑厚。浑厚是可做便做，不计利害之谓。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作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 他其实是要指责浙东学派影响下讲求功利的人不能坚守原则，求在社会里互相适应。这样一种逻辑到容易侵害伦理原则，回互伦理鼓励人们去做每一件对他们自身有利的事情。但朱子相信利是义的结果，但利不应当成为一个人追求的方向。我们可以说他是个人德性动机论的主张者，反对功利主义取向的效果伦理学。而陈亮正是浙中学派以功利手段谋求最大利益这一观点的代表者。而关于这一问题陈亮的反驳是：“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 陈亮梳理了王霸这一问题的绝对分立由孟子和荀子开始，到了二程之后严格区分了天理、人欲的界限之后，也使得王霸的界限越发明显，结果是一味地贬低汉唐时代成就。陈亮已经发现在二程和朱子要重续道统的时候在学说中构建的三代治世是以天理为基础，而汉唐盛世则完全依赖武力，王道和霸道有了明确标准。朱子认为任何王霸并用的方式都是可以联系到荀子视霸为杂的观点，霸道作为现实政治中存在但在道德上并不符合儒家伦理价值观。而陈亮自己认为根本没有抽象的标准可以作为判断以前的标准，这当然和其相对论的观点有关，容稍后再论。他要强调的是义、功、王、霸本就是一回事，结合这些观念组成一个整体，坚称这就是“王道”。陈融合为王霸一体，在朱子看来二者是没有交集的平行观，这是陈朱最大分歧之处。而当从陈亮企图恢复南宋现实权力和领土的背景看，其王霸一元论是社会政治效果的主要取向提供伦理上的支持。通过将王道与政治实用主义联系，使得功利主义诉求成为王道这个概念的一部分，这样就成功弥合了手段与结果之间的鸿沟。陈亮运用这一伦理主张侧重于于政治行为的结果，而不被行为的道德问题所束缚。其次，对汉唐君主中英雄人物的功绩做出了巨大肯定，体现了入世思想的倾向，同时增强汉唐政权的在儒家心目中合法性。而朱子的“得君行道”观被认为是首先针对君王本人的道德修养和如何使得君王对义理修养问题有深刻认知，这依然是相信由内圣而外王的路径，这也使得许多问题的标准道德化与君王本人德行挂钩。另一方面，陈亮从汉唐历史中寻找历史典范的做法，和朱子所代表的理学家所固守的三代人物合法性前提相违背。事实上，陈亮已经提出了一个孔子为了建立楷模而净化三代史实描述这一论断。因为现实的人及其行为总是不和理想，所以只是孔子在编订中赋予三代特殊的地位，这里有一个目的是通过美化净化这些文献，保卫政治的价值和保持现实交往中人们所需的准则，其要义即是“复礼”。正因为是一定程度上的托古，因此礼制标准才被认为是要回复。由于后人没有理会孔子的所为良苦用心，就将他的目的歪曲了。依照陈亮的看法，朱熹把三代和近世思想截然区分开看待，因此断言三代时不存在利益追求和财富的欲望，这就是误会了孔子本意。而倘若依照孔子的做法，自己对汉唐近代的理解和构建做出了有力辩护。完全可以联系到西方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学派对于古典的某种阐释工作，其实也是为自己的所做的近代构建理论做出有力辩护。简而言之，陈亮的哲学带有浓厚历史主义色彩，他以自己的历史研究和功利主义道德观两点与朱熹发生了辩论。这与他从青年时期最早的《酌古论》研究立场相一致，而他的主要功绩也是在于否定了某些儒家标准不受历史变迁，他将“道”这一概念的时间内在性和相对性侧面揭示。朱熹说他也是切中其要害“废经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术，极论古今兴亡之变，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学问之道不在于己而在于书，不在于经而在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