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地》书评

狄根斯在湘北农村

狄根斯在湘北农村——社会人类学《灰地——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7）》读书报告引子“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年代了，也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年代了。”（P30）这是湘北P县红镇黄村村民曾发定在与本书作者访谈时吐露的心声。无论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有没有读过《双城记》，他对生活的那片乡村土地所拥有的感性认识都凝结成了这样一句值得玩味的话。这不是浪漫疯狂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这是三十年伟光正的改革开放；这不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巴黎与伦敦，这是湘赣鄂三省交界地的农村；但其共同点就在于，不管是文豪狄根斯还是农民曾发定，都看到了和谐历史下潜藏着汹涌的社会危机。笔者才疏学浅，以本科一年级之力勉强阅读了一位社会研究者黄海的博士论文，不敢说理解了其中多少的“越轨社会学理论”、“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扶植型秩序”等社会学概念，仅就笔者的少许经验阅读结合本书内容做一点简单的思考，以成为本课程读书报告。正文“社会转型”是如今学术报告与媒体评论中的一个高频词汇，在百度搜索中的相关结果约为17300000，尊重本书的叙事并抓住几个关键时间节点来阐释社会转型，在笔者看来是有效的学习方法。下文将以三个时期为划分依据进行论述。一、1981~19911981年2月28日，当时还是“红乡人民公社”的红镇刚刚得知将要被作为全县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区，无异于遭受一枚重磅炸弹。社员们反应强烈，但基本呈现两个极端：高喊“分田分田”的，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的。（P62）出于建国后的传统是无论合理的政策还是值得推敲的政策，只要中央下了指令，个体的反抗与拥护均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包干制当然也不例外。只不过这次的政策实在诡异，与一直宣传的美好集体蓝图相左太多，简直是退步，“走复辟资本主义道路”（曾发定），引起了村民们极大的怀疑与困惑。分了田增了产，红镇村民的一些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也在随之变化，例如红白喜事的习俗变迁、建房热潮的兴起，当然也有集体活动的冷却褪去。但即便如此，多年的共产宣传与信息滞后使得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在伦理系统上发生大的变化。正如作者在后文中所引用的“语言是文化结构中最直接的符号体系，准确把握语言这个体系，是把握行动的前提（格尔兹，1999）”（P241），日后将进入乡村生活中心的“能人”曾好义因为做些小生意，并使用一些在村民眼里不合常规、不道德的方式，还依旧是众人口中的“奸商”。从这样的话语评价中也可以窥出，虽然国家全能主义政治治理模式正在逐步退场，乡村秩序在国家治理模式转型中也仅仅是出现了一点结构的松动，传统结构依然不可否认地存在着。在杰克•D•道格拉斯的越轨分类中，曾好义与另一名因顽劣闹事被学校开除的“混混”陈根生的越轨行为，给其他村民留下的只是“A：某种事物不对劲、陌生、奇特的感觉，与B：让人厌恶、反感的感觉”。（P92）总体来说，由于这些乡村的“街角青年”的越轨行为对普通村民的生活还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他们只是一些不入主流的边缘人；而历史进程的不断推动，以及他们自身的主观“进取”，却在日后的变革中被逐步推向红镇政治经济生活的前台。二、1992~2004在共和国经济史上，邓小平南巡以及中共十四大、十四届三中全会占有着仅次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的地位。对红镇来说，1993年11月正式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没有立刻产生大的影响；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由于粮价管制政策的不断摇摆、朝令夕改，红镇村民们包括“奸商”曾好义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失；另外，这一时期农村税费的不断加重则是国家专制性权力加强的一个重要标志。笔者在此将重点放在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对红镇的中观影响上。正如在某种层面上分税制直接推动了中国城市的高房价（地方政府在失去了很多大税种的同时，只能靠土地财政等来维持运营），在红镇这样的乡村，许多政府行为也在分税制传导的财政压力下进行寻租。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承包制”，由P县政府至红镇政府，再至各职能部门或人的层层目标责任制，使得在各级政府中权力最小责任最多的乡镇干部在农民眼中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三要干部”（要钱要粮要命[抓计划生育]）。（P112）除了在税制权力和义务上的变化，就红镇来说，迫于县里的要求将原来效益较好的一些镇属企业也改为了县属，从数据上来说，1994年还有180多万元的红镇财政收入，1995就锐减到70余万元，而乡镇政府的压力可见一斑。（P112）勉强熬过了1995年后，1996年的红镇政府已是举步维艰了，乡镇干部也是个体的人，税费越沉重，就越没法硬着头皮做农民工作、向农民开口。（P114）早几年的“办学习班”对付农民的效果也不再奏效，农民越来越善于使用“弱势的武器”、不理性的抗争，例如“上访”，这在追求稳定的上级政府眼中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乡镇政府更是难以完成收税任务，自然地，曾好义与陈根生等“混混”的作用就被乡镇政府发现了。历史的吊诡就是这样，“混混”的越轨力量在未被乡镇政府利用前，还曾与农民的反抗结合，并领导了一次影响较大的“上访”；而在“混混”的私利得到满足并放弃领导抗争之后，基层政权发现了越轨力量不仅不可以打压，反而可以有效利用。换言之，是“权力市场化”与“市场权力化”直接给乡村越轨力量提供了生存空间与存在意义。（P123）“扶植型秩序”逐渐形成，乡村基层权力依靠越轨力量的金钱暴力与身体暴力对农民进行治理。这种异化的结合既是大历史的“常态”，又是被农民认为“世道变了”的“异态”，基层政权和越轨力量获得生存价值与乡村秩序，而弱势农民的利益则被牺牲。至于传统中国的宗族制度伦理影响下的乡村秩序则逐渐式微，新的规则和秩序尚未建立，没有秩序成为新的秩序。（P180）在这种特殊政治逻辑的支配与重构下，国家全能主义政治治理模式的退场是如此进行的：由于我国乡村社会中的公共权力运行的整体主义逻辑，即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的难以剥离，专制性权力弱化的同时，基础性权力也几乎同时发生弱化。（P224）乡镇政府无法使用足够的专制性权力对“混混”等越轨力量进行整治，也无法为村民提供足够的公共职能与服务，产生的结果就是乡村问题在一些乡镇干部眼中是由于权力不够产生的，在一些农民眼中的当下还不如公社时期。三、2005~2007自2005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以来，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权威逐步减弱，“扶植型秩序”因失去国家力量的支持而走向消亡。（P38）但这并不意味着越轨力量在乡村失去了生存空间，相反，由于多年“市场权力化”和“权力市场化”导致“混混”尾大不掉，话语评价体系也在发生变化。普通村民眼中曾好义与陈根生的形象逐渐变成“块方（当地方言，意即有背景、有后台）”和“有狠”。（P203、P206、P210）这意味着越轨力量从受人鄙视发展到了受人敬畏与艳羡，“混混”的越轨行为逻辑不仅为普通村民所接受，而且为其所效仿。由曾好义和陈根生等人把持的地下六合彩与地下赌场的兴起发展，少不了普通村民渴望一朝暴富的推动作用，这不仅成为越轨力量在“扶植型秩序”消解后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也是普通农民的生活。更诡异的是，当想要有所作为的警察力量企图对这些地下场所进行打击时，普通农民会自觉为地下场所通风报信；而即便是打击成功，也往往只是对小规模、不“块方”的场所，一旦触及“大老板”们的利益，不仅人数较少的警察会被“混混”围攻，上级领导的处理意见也是“首先一定要稳妥处理，其次要稳当处理，第三必须要谨慎处理，最后要确保稳定”，最后吃亏的还是基层执法力量。（P212）由此种种，村民们开始更多地信奉权力、金钱和暴力等解决手段，这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社会暴力的弥散，越轨力量坐大的土壤进一步生成，红镇乡土秩序也呈现“灰色化”的特征。（P228）四、结论相比于作者选择的视角与理论体系，本书最后却提出了一个“希望不是老套”的结论：当代乡村社会秩序中的“问题”的解决，需要政治治理模式进一步转型，国家在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需要推进文化与政治的现代化。（P255）这需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共同推动，正确处理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在缩小国家权力范围的同时增强国家的能力，在限制国家专断权力的基础上强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在解构全能主义国家的同时，实现现代化国家构建（李强，1998）”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P255、P256）后记很感谢作者在本书写作中清晰的经验呈现与逻辑推论，虽然笔者在阅读中遇到了许多障碍，但在理解并获得启发之后，并无多大的困难，仅仅是将笔记进行了整理汇总，就做成了这个读书报告。但同时也不敢说本文有多大的原创性或得出新的结论，书房中的自娱自乐而已。而真正学习到的则是关于社会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正如吴毅教授在《灰地》总序中的观点，在田野研究中提倡兼具乡土性（经验性）、情景性和叙事性：首先必须学会并习惯实地调查与求证，这是任何人类学工作者的必备技能；在面对复杂万端的经验对象时，除了要学会传统的归纳与抽象，还要善于使用阐释与深描，将经验与学理关系复杂化呈现；另外，学习历史学传统的叙事方式，对于编织社会人类学学术也是善莫大焉。另外由于笔者个人的专业是新闻学，在很多研究方法上与人类学都有共通之处，对于社会人类学的学习，对于新闻学的专业学习也有很大的帮助。至于学习人类学究竟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则还值得如笔者这样的人类学初学者漫漫求索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