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地》章节试读

《灰地》的笔记-第183页 - 扶植与消解

与红镇财政空壳化同步而来的,是红镇行政能力的虚弱化.除了曾好义与陈根生这样一开始就明确定位自己就是谋私利的村干部之外,其他则是夹在"保护型经济"和"赢利型经济"(杜赞其,1996)两种角色中苦苦挣扎的众多镇村干部,这种压力实在难以承受.

《灰地》的笔记-第160页 - 第六章 扶植与消解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趋势要引起警惕: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李昌平,2006)

《灰地》的笔记-第121页 - 松动与嘈杂

【“越轨”行为逐渐升级为社会现象】这起案例不仅吓坏了镇、村干部，也更从反面给红镇村民上了生动的一课：要想在这个现实当中活下去，活得好，就要有钱有势力，就要比别人狠。民风向来彪悍的红镇农民在经历几十年的集体化规训后，再一次回到了历史原点上。虽然此时的农民对法律和政府还没有完全失去信心，但却开始从这些屡屡发生的纠纷和“混混”们的数次抓了又放、放了又抓中看出了实力的重要性。没有人否认，事情的解决最终还是靠实力，这种实力要不就是金钱，要不就是暴力。没有实力，那就靠面子和关系来摆平问题。没有面子和关系，那就收买实力。在这场“消费改变生活”的变迁中，红镇社会的断裂特征表现虽不明显，但却已经初露端倪。此时，……越轨行为，除了让村民反感与惧怕之外，越轨者背后的行动逻辑还没上升到村庄的价值体系中。……对越轨行为的认识已经开始处于被动的接受与感性的模仿阶段。越轨背后折射出一种社会信息……江湖政治初露端倪乡镇政府职能在持续的进一步转变当中，刚开始没有心思顾及这种越轨力量，等到有心顾及时，越轨力量已经开始悄然融入乡村的社会结构当中……这种越轨亮亮还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意主动向政府靠拢，与政府合流，共同操纵乡村的秩序和权威，从而进一步成长为乡村秩序结构中的结构性力量。
是“权力市场化”与“市场权力化”直接给乡村越轨力量提供了生存空间与存在意义。仅就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进行自我机构运作与社会秩序维护的工具而言，“权力”就是一个中性词，而就作为一种独立的运行主体和资源配置方式而言，市场也是一个中性词，两者都无所谓好坏善恶之分。但在官本位意识和权力意志仍然未被消泯的现代中国，权力往往超出权力本身，被滥用，甚至被无限制的放大、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及角落，这时的权力就完全可能延伸向市场，进而破坏市场的中性。这正是中国社会的复杂之处，它是一种多元化的社会群体所构成的具有复杂意识形态和社会运行模式的社会。特别是传统的官本位意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统治着社会运行。那么，市场一旦出现，就可能引发权力与资本市场的勾结与合谋。
市场规则中时刻呈现权力运行的逻辑，层层的“政治承包制”最终使处于最底层的农民沦于弱势的境地……政府与民争利……
“权力市场化”与“市场权力化”的所有表现形态，都必然导致权力的金钱满足和百姓的利益受损。前者让权力成为一种“生产要素”，通过不正当的交换和非法的获利，在自葬权力合法性的同时，也丧失了权力的公信力；而后者则让不占有权力的人有意成为“购买”权力者，两者结合的客观效果，不仅仅是权力者自肥其身，同时获利的还有“购买”权力者，这就是单纯经济与市场取向的改革所必然带来的资本与权力的“合作”。
之所以是非法利益，因为他们获取的财富不是来源于自身创造，而仅仅是参与“分配”的结果。但是无论是“能人”曾好义与“混混”们的耦合，还是镇里在处理“混混”态度上的欲迎还拒，无不说明“混混”们已经开始具备进一步成长壮大的土壤了。继续会容忍的红镇乡村土壤，已经给他们做好了在红镇生活舞台上从前台走向出场的准备……【冲突与对抗】村民对其已经不愿作道德上的判断，而更愿从实际利害来考虑如何与“混混”们相处。一方面村庄内存的道德结构和秩序结构已经无法真正的孤立不合作者，另一方面“善分不善合”的村民对陈根生及其手下既惧怕其暴力，又想尽办法利用其暴力，既厌恶其靠皮肉发家，又艳羡其发财致富。两方面的合力合构了“混混”们即将开始横行红镇的社会基础。

《灰地》的笔记-第159页 - 扶植与消解

【乡镇畸形权力结构】在生存高于一切的压力下，乡镇政权的变异不仅仅表现在向农民疯狂地榨取利益，还进一步引发了干群关系的紧张对立和用人导向的“官匪结合”。而农民面对这种暴力行政时，“弱者的武器”已然失效，取而代之的是金钱暴力与身体暴力的出场。在这种以暴对暴的恶性循环中，乡村政治秩序一方面在暴力的支配下表面暂时趋于稳定，另一方面却是平静表象下的暗潮汹涌。“有些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的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村民们见识到了金钱和拳头的威力，连法律都可以用金钱买通，连镇干部和村主任都怕拳头，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管用呢？左边是权力，右边是暴力，权力扶植暴力，暴力可以带来金钱，金钱同样可以摆平暴力与权力。暴力支配体系下的刺激，最终让村民们也开始拿起“暴力的武器”。在“混混主政”下的村庄政治中，村民们对政治的兴趣日渐消磨，生活世界回复到一种更为平淡与经济化的节奏当中，呈现出一种“生活即政治”的日常生活支配逻辑。混混主政下扶植性权力分配的结果，官、民政治积极性都被消磨以洁身自好，退避到个人利益的阴影中，准丛林模式登上舞台。
【关于知识分子】他们既是自己的理想和世界观的创造者，也是自己的理想和世界观的受害人。【关于流民、混混】中国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在土地兼并和农民失地化的进程中，往往会产生“流民”。而这些流民作为无职业和无固定收入者、弱者颠沛流离、无以为生，强者成为不择手段、非法生存的混混，霸者则成为聚众起义、造反侵略的生力军。混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实乃历史长河中的常态群体。【厚古薄今，缅怀公社？】红镇村民一再强调人民公社时期“消灭”了混混，那又何尝不是消灭了社会本身？以整个社会的人性被压抑作为代价换取来的社会彻底“干净”是不正常的，至少是不能延续的。相反，一个更开放、更宽容、但同时有了“混混”而更不“干净”的社会则是更为正常的，至少是一种常态社会。【秩序重构】大集体生活消失后，随着财富标准主导村庄社会层级结构之后，致富变得比致富的手段更为大多数的村民所看重，这种主导性的压力甚至超过了传统时期的桥村。在传统时期的桥村，财富固然重要，但德望与福气等标准在村庄社会分层中也具有较重要的位置。在当代桥村，村民在纵向社会结构中重新拉开差距之后，传统伦常秩序却已无法再建构起来（谭同学《桥村有道》）。

《灰地》的笔记-第13页 - “灰色地带”：必经之路？

【乡村社会“灰色化”的土壤】官退之后，农村社会并不会自动民进，而往往是黑社会、灰社会及邪教组织的跟进。原来基于乡土的熟人社会被陌生的规则和形式所打扰是乡村“灰色化”的基础。传统中国的社会联结方式是通过伦理秩序和共同情感来维护的，而市场交换、势力逼迫、关系运用利益化等都导致传统道德和情感的破坏。乡情不再、乡风庸俗、乡人无助，加上城市化带来农村生活的私密性增加，都是乡村“混混”生长的土壤。同时，在新的物质和文化场域中，乡村“混混”也会产生自己的亚文化，以对抗主流文化，并解释和论证其自身生活方式与行为价值的合理性。但是，许多时候，所谓“混混”又很难和农村“精英”相区分，现在的混混中有身价百万的大哥和老板，这也印证了“灰色化”这个概念有些颓废和暧昧。因此，只要有社会变迁中的时空分异和文化碰撞，就会有“混混”的存在，也就会有“灰色化”现象。
注：【越轨】是越轨社会学意义上的指称，即相对乡村主流文化、行为模式与正常生活方式而言不正常的价值方式、行为模式与生活方式。与之相对应，判定乡村社会中某一群体为“混混”群体的标准是，他们违反了生活于其中的乡土社会的基本准则、价值观念与行动逻辑，他们的越轨行为也就相应包括犯罪违法及违反道德规范、社会习俗和风俗的所有思想和行为。
【灰色化】即一种暧昧与颓废状态，又难以用道德语言评价，而又无法直接定性为社会黑暗的社会事实。

《灰地》的笔记-第214页 - 崩溃与重构

【无权者的转变】深层的后果却是农民对法律与秩序日益失去信心，当遵守规则没有意义，不遵守规则反而带来收益时，不讲规则就成为规则，当纠纷的解决更多地依靠权力、金钱与暴力时，不讲道理就是道理……非理性行为的背后是农民对乡土社会秩序的失望之感。什么样的社会生态磨炼什么样的生存技术，有自由无权力者在遭遇侵害时最节约成本的反应自然是弱者武器的运用（吴毅《小镇喧嚣》），在权力、金钱与身体暴力的重压之下，处于弱势的红镇农民，也就开始向“某种既无权利保障，又无社会责任意识的“准丛林”状态中的典型原子化个人转变”【权力变小了吗？国家权力要再度强势介入？需要万能型政府？】权力如果真的太小，就不会出现农民在权力面前的弱小无助，但权力如果真的太大，也就不会出现“混混”得道的社会现象？究竟是要改善和提升权力，还是要规范和制约权力？
借鉴迈克·曼的理论，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一悖论背后的权力实质：在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中，基础性权力过弱，强制性权力过强，一切源于“权力不动”主导下的单向度变革，才是关键所在。而现实中基层政权权力运作的有效性不仅仅来自于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强制性整合，更来自于满足乡村社会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基础性需求……该“弱”不“弱”（受到规制），该强不强（提高行政效能）的错位……才导致“强政-弱民”、“弱政-弱民”及“弱政-刁民”模式的交叉并存~而这种强制性权力与常规基础性权力的“弱强倒置”，以及由此衍生的官民关系的“畸形互动”，才是红镇“混混”坐大并难以得到有效整治的根本原因所在。放弃义务而保留权力的市场转型是一种新的波兰尼意义上的“脱嵌”，这种“脱嵌”恰恰是集权主义的延续。【“混混”产生的大背景】
1.国家全能主义政治治理方式的消退；2.社会从集体化向个体化的转型（参考：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呈现一种“生活即政治”与某种“无伦理”的状态，“宗族荫”→“自我荫”；3.“扶植性秩序”的政权非正常转型。
“世道变了”，这句发自“混混”曾好义与警察华子口中的感叹，不仅仅折射了他们对红镇乡土秩序的感性直觉，更反映了红镇乡土社会所经历的深刻转型——世事恰又如此。（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