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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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2-1
ISBN:9787301196809
作者:川岛真
页数:566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作为中央政府的外交广东政府主张自己是中华民国的正当、正统政府，必然发生第一层的作为中央政府的外交行为。为了开展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外交活动，广东政府一方面设定了本书第一部所述的与北京政府基本相同的外交制度，另一方面对外谋求政府承认，就涉及整个中华民国的事件发表声明。涉及整个国家的事件，有本书第二部中所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国际联盟、山东问题的应对等。广东政府在这些作为中央政府的外交行为中，经常伴随着对北京政府外交的否定。不过从结果上看，在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应该采取的具体方向尤其是政策内容方面，广东政府多与北京政府一致。在贷款等问题上，广东政府不承认北京政府的贷款，试图以此明确地表现自己的正统性，但并未否定以国内资源为担保获得贷款的做法，只是抗议北京政府并无这种行为的资格。另一方面，广东政府主张自己是中央政府，使得当时南方各省出现了地方官对北京和广东的双重归属状态。南北议和失败后，广东政府要求南方各省与北京断交，在交涉员人事安排上也不再追认北京的任命，而是在广东单独任命，逐渐强化了其代表南方各省的色彩。由于广东政府在广州开展了这种外交，从一个侧面来说，广东被糅合进了中华民国或中国的形象之中。前面提到，广东政府在政策方面与北京政府多有一致，但另一方面，特别是在1920年代，广东政府作为中央政府试图表现出区别于北京政府的特征，也可以认为这种意图是广东政府拼命摄取革命和民族主义等1920年代国际政治产物的一种动力。

内容概要

川岛真   1968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修了，文学博士。现任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国际社会科学系东亚国际关系史专业副教授。主要著作有：《走向近代国家的摸索 1894—1925》（岩波书店，中国近代史丛书2，2010年）、《东亚近代史》（11卷，合编，岩波书店，2010—2011年）、《中国近代外交的胎动》（合编，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走向全球性中国的路程——外交150年》（合著，岩波书店，2009年）、《1945年的历史认识》（合编，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中国的外交》（合编，山川出版社，2008年）、《东亚国际政治史》（合编，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等。

书籍目录

绪论

一、 “文明国化”的使命与“近代”的概念

二、 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地位

三、 既往研究与本书的位置（1）——前史：清末以前的

对外关系

四、 既往研究与本书的位置（2）——民国前期的外交史

五、 关于史料

第一部“近代”外交行政制度的确立

前言

——关于“外交”的思考

第一章组织的变迁过程

一、 总理衙门的成立与组织制度

二、 从外务部到外交部——依据《外交部沿革纪略》

三、 部内各司局的组织

四、 驻外公馆的沿革

第二章人事行政方面的制度变化

一、 清末在培养外交官方面的争议

二、 从官制方面看北京政府的外交官资格

三、 外交部内部办事规则的制定

第三章北京政府的外交官考试

一、 外交官考试实施要领——制度方面的考察

二、 外交官、 领事官考试的实施状况

三、 考生及合格者的性质

第四章地方外交制度

一、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地方大员

二、 清末的地方交涉机构——从洋务局到交涉署

三、 民国交涉署制度

四、 交涉署的业务内容

五、 围绕交涉员的各种争论

第五章广东政府的外交行政制度

一、 军政府时期

二、 改组军政府时期

第一部之小结

第二部“文明国化”与不平等条约的修改

前言

第一章清末的“近代”外交

一、 同治年间的条约观

二、 光绪年间的条约观——新政下为修改不平等条约

所做的努力

第二章北京政府的修改不平等条约政策

一、 中华民国的成立与“文明国”——政府承认的获得

二、 对古巴的缔约交涉

三、 对智利条约

四、 对瑞士条约

第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与山东问题之解决

一、 从第一次大战参战到巴黎和会

二、 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依据全权代表团会议

议事录

三、 尝试向国际联盟提出山东问题

四、 走向华盛顿会议的路程

第四章施肇基十原则的形成过程

一、 施肇基十原则的制订时间

二、 施肇基十原则与各方面的反应

三、 远东问题议题——以驻英公使顾维钧与英国外交

大臣寇松的会谈为中心

四、 驻外公使关于议题的讨论——美国提出议题之前

五、 国内的各种争论——美国提出议题之前

六、 日本对中国方面动向的认识

七、 日美关于远东问题会议议题的见解（1）——以日本

方案为中心

八、 日美关于远东问题会议议题的见解（2）——以中美

交涉为中心

九、 外交部第一次修正案的制定

十、 外交部第二次修正案的制定

十一、 施肇基十原则提出的经过

第五章与新独立各国的条约缔结

——“修约外交”与大国化志向

一、 国际社会的变化

二、 对希腊的缔约交涉

三、 对玻利维亚条约

四、 与欧洲各国的交涉

五、 国际联盟外交

第六章广东政府的外交政策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心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广东政府

二、 巴黎和会与广东政府

第二部之小结——中国外交史的通史性理解与对民国

前期外交的评价

第三部中国式“传统”外交的潜流——宗主、 大国化、 空间认识

前言

第一章对朝鲜外交

——主权下的宗主

一、 重组宗主体制的“属国体制”—— 《清季外交史料》

中的1880年代后半期

二、 关于废除朝鲜半岛中国租界的中日交涉

第二章对暹罗交涉

——主权与宗主的纠葛

一、 从保护民到“中国国民”——暹罗华侨的选择

二、 “虐待华侨”的逻辑与保护国民

三、 华侨学校事件的发生与中国的舆论

四、 亚洲联合论与正式交涉的开始

五、 “皇帝”称号问题与要求派遣特使

第三章空间意识与地域外交

——从俄国革命前后的对中亚外交看新疆省“外交”

一、 清末民初的新疆与中亚——伊犁条约

二、 俄国崩溃前后的秩序形成（1）——二月革命前后

三、 俄国崩溃前后的秩序形成（2）——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前后

四、 阿富汗独立与“新阿”通行条件

第三部之小结

第四部中央与地方的外交行为

前言

第一章另一个中央政府及其外交行为

——广东政府外交的三层结构

一、 广东政府外交的三层结构

二、 三层结构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依据北京政府

外交部档案

第二章中央与地方的外交

一、 有关交涉署活动的具体事例——参与决策与处理

地方事件

二、 中央与地方社会的重叠性

第三章北京政府外交部作为“中央政府”的表现

——围绕参加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中国统一的争论

一、 参会条件的“统一”与北京政府的对策

二、 国内各界的“统一”争论与北京政府的应对

第四章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团的组成过程

一、 北京政府的对外一致政策与全权代表

二、 华盛顿会议与广东政府——以南北交涉为中心

三、 代表团的形成与解体

第五章关东大地震与中国外交

——以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应对为中心

一、 “震灾”外交案件的发生

二、 地方情况——外交部与浙江省、 吉林省、 上海市

三、 派遣王正廷与善后处理

第四部之小结

结语

附录1

附录2

附录3

附录4

后记

译者跋

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是博雅史学论丛书，海外中国史研究之一。

作者简介

本书充分利用日本及中国大陆、台湾所藏档案史料，体察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以华盛顿会议等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为案例，梳理、剖析当时外交活动的表象、特点及其本质。对晚清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外交制度的形成、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机构的兴衰、外交人才的培养，以及重要事件中中央政府、外交官僚、社会舆论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全书力求摆脱以往民初外交史研究中重评价、轻实证的痼疾，还原以往研究中未能注意到的细节和时代特点，并追索民初外交与其前后时代外交的关系。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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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论文期间，偶然得知川岛真的这部新书《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翻了翻目录，与论文所涉主题大有交叉，且有不少新意。邮件中向于sir提到并推荐，没想于sir说川岛是他同岁好友，现在东大接他导师石井明的班。由于准备申请资料细碎繁琐，一直没时间细读，昨日阅毕，收获不小。只是此书煌煌六十万字，内容颇丰，只择其一二言之。全书共四部，既论近代外交形成，不免从制度形成谈起，乃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关注“修约”与“文明国化”课题。第三部重新检视所谓“近代外交”，考察其中传统外交的潜流。第四部则着重中央与地方的外交行为。川岛在全书中体现出来的几点意识使我颇受启发。其一乃对民初“前承晚清，后启二十世纪”的定位——普遍论近代外交形成的著作易陷入两分的狭隘境地，多言民国创建乃与清之帝制时代的断裂，外交关系亦从传统“朝贡”向“近代”过渡云云。笼统来说或不大谬，但细细检视，历史未有如此简单者可以概括。就川岛看来，民国相对于晚清的“承上”乃在于其手段的相对温和性，仍旧在不引起国际摩擦的情况下主要依据国际法来从事外交行为，与后期国共“革命外交”所不同。“启下”的方面则表现在对主权的敏感态度，所谓“不再被掠夺，并索回被夺之物”，在此后整个二十世纪无论国共都一以贯之。其具体结论或有可商榷之处，然对早期民国“承上启下”的论述却是相当有益的补充（有如此观点者亦非川岛一人，然终属少数）。在准备“一战中国国际化”这一论文课题的过程中，对民国初期“承上启下”这一定位亦有相当深刻之感触，惜考察研究此段历史的佳作尚不多见。其二乃与此相关的一点，即对传统体制与外交方式的回顾。川岛以对朝鲜、暹罗和新疆省的“外交”为案例考察，探究近代外交形成过程中传统外交的“潜流”。潜流一词与近日所听王汎森老师历史的“低音”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传统“朝贡”到“近代”两分的批评，已渐引起学界的注意。去岁所读冈本隆司《属国与自主之间》一书从标题上就开宗明义地点出这一层。其三乃对早期民国整体状况之认识与把握。传统的定位一般限于“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然而川岛则认为需注意“分裂”与“多元分化”之区别。北京政府有限的统治与掌控能力确是事实，然而也并不意味彼时的“中国”定然是一盘散沙，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存在共识。南北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法团等各主体，与其说构成了“分裂”，不如说是多元分化，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外交主张上，主张时常并无根本分歧。川岛所谓“朝着基本相同方向的各个主体个性意识强烈，相互强调各自与对方的差异之处，面对外来危机，各方的话语虽同，却不能按一种规则形成整体，而是形成为若干个小集团”，或是不错的概括。在这点上，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新作The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中亦有回响：一方面强调民初中国的复杂性，存在着“在谈论中国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谁代表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提醒注意彼时中国也从未真正陷于无政府的混乱。其四乃对中央与地方的外交行为的关注。传统的外交史研究普遍忽略地方角色，外交乃中央政府之职能似成定论，然若要还原真实的图景，地方政府的外交角色不可忽略，尤其是在早期民国川岛所谓“多元分化”的背景之下。同时，也只有把地方层面纳入考察范围内，才能使构筑具体的历史事件成为可行。与牛老师谈时他关于忌再作“轿中人”之历史的告诫时时环绕耳边，只是深入到微观层次的考察自然对史料功夫和知识背景有更高的要求，需不断努力。最后，仍有细微但颇有趣的两个小点。首先是川岛对民初留美归来的外交官在外交事务中所扮演角色之充分认识，乃至评价为“外交官拥有如此大的决定权，在整个中国外交史上也是少见的”，细想来或不为过。其次是其对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的我所谓“类比定性”。川岛认为，自宣传、动员、组织、采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的方法方面的区别而言，可以将北京政府视为“追求通过19世纪型的文明国化加入国际社会的政府”，而国民政府“则是靠民族主义等20世纪型的理念向国际社会显示自身存在的政府”。考察一战国际化课题时，或许需要注意川岛提到的这一点——徐国琦之作之所以令人觉得尚未完足，重要原因也是读完直觉他夸大了民国早期中国的国际化程度。
作者：罗夷文章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10月28日《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不算是一本很新的书了。2005年，现在的东京大学大学院总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川岛真先生，还在北海道大学任教，当时他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历史系，就是带着这部出炉未久的著作而来的，接连几场报告的内容也多围绕本书展开。在日本，该书刚一出版，即被誉为“在时代语境中把握中国外交官为追求在国际社会中的文明国地位而创立制度和政策的力作”，一举斩获日本学术界分量至重的“三得利学艺奖”，同年加印发行，后又再版，就笔者目力所及，日文书评大大小小已不下十篇。不过，国内学界要消化这一部近七百页的大书，显然需要更长的时间。在它的中文全译本出现之前，许多久闻其名的读者也只能靠零星的译介和引用窥其一斑。　　本书非常适宜与两年前出版的、台湾政治大学唐启华教授所著《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一书并看。两部著作的研究视线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中华民国前期，即一般习惯所称的“北洋时期”，并给予当时政府外交迥异于传统的评价。长期以来，“革命外交”一直是作为近代外交史叙事的主角出现的，国共两党尽管在政治上互为敌手，却在历史观方面享有许多共识，比如奉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为正朔，将北洋政府定位于反革命的一方。“北洋”形象的整体负面化，也包含了对其外交成绩的评估，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冠之以“卖国外交”、“屈辱外交”、“弱国无外交”等帽子。不过，曾几何时，“北洋”的面相开始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从学界、读书界到民间皆有所反映。具体至外交领域，2004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以“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的同名论文集可以说基本反映了对此课题的最新思考。据编者介绍，“解释北洋外交的本来面目，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是本次会议论文的一大特点”。重估“北洋外交”或尚谈不上蔚为潮流，但在两岸学界，及至日本、欧美，都已经能明显感觉到此种风气。参加此会的几位海外作者，如川岛真、唐启华、徐国琦、王栋等人的研究专著也陆续被引介进来。由此看，“北洋外交再研究”不能说是一种孤立的学术现象。　　唐启华毫无隐讳地指出，革命党利用宣传舆论抨击北洋外交卖国，局外人不知真相，常被误导，其书的一个研究目标，即在于“探索史实与神话之边际”，检讨诸多写进教科书的宣传与神话之谬误，减少政治对历史的滥用。川岛真同样承认，自进入研究课题以来，始终有两个问题念兹在兹、不能释怀：一为研究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国”如何形成并得以维持；二为阐明国民党和共产党谈论的中国外交史与外交档案之间的错位。他并且注意到，中国大陆随着民族主义高涨，近代外交史研究转向活跃，而研究取径也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本书至少有两处提到了同一部中国电影——《我的一九一九》，这部以民国外交家顾维钧为主角的影片描述了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历史，没有像从前那样把北洋外交视同“卖国”，对拒签凡尔赛和约的评价颇为正面，片尾更打出令人振奋的字幕——“中国人终于第一次向列强说不！”川岛真对此印象至深，尽管这部电影公映的1999年，巧合地发生了刺激国人神经的国际事件，影片主人公历史形象的某种“反转”，也不过是了无多少新意的民族主义立场的表达，但这没有妨碍有心的海外观影者从中找到乐见的部分，进而喻之为“对外交史重新定位的象征”。这样可爱的误会，不知道是文化语境差异造成的隔膜，还是作者有意无意顺势而为，在读者看来，好像是给外交史研究与政治的亲密关系加上了一个别有意味的注脚。在历史学知识更新方面，学术界领先于社会的时间差，或者说，在学术研究的递进程度与容许其普及于大众舆论的政治氛围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不合拍。　　川岛真著作讨论了近代外交的方方面面，而贯穿其间有一个明显主轴，即负责中华民国前期外交的年轻外交官所具有的“近代”意识和建设“文明国”的志向。这里的“近代”概念，并不简单对应“近代化”理论或发展阶段理论中的“近代”，而专指中国外交官意识到的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社会范式及其所实行的外交。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不同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投射于历史中的“外交”，以致各时代的外交史叙述都反映了政治性，外交实相被隐没在“反帝”、“近代化”、“国家独立”这些跟正统性相关的论点背后；本书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远离各种后起的“评价类”话语，依据档案揭示“事实”，发现存在于民国外交官头脑中的“近代”概念，进而论述它何以成为追求的目标、如何构思并推行的。本书第一部“‘近代’外交行政制度的确立”、第二部“‘文明国化’与不平等条约的修改”，分别从制度与实践两个角度论证了全书的一个基本假设：当时外交官确立了“文明国化”的目标，即追求文明国地位和国际社会成员资格（fullmember），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中可以看到“近代外交的形成”。具体而言，“文明国化”趋向最早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举国形成潮流则是在清末新政时期，1899、1907年清政府两次参加海牙和会，都对外交官世界观的转化和“文明国化”使命感的酿成产生影响。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已清楚意识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从文本、程序、价值观多个层次接受国际法，参与国际会议和组织，继而发起修约运动，为收回主权不懈努力。　　尽管川岛真以实证方法重构外交史为己任，再三声明无意“重新评价”民国前期，不过由“文明国化”视点出发的一系列观察，恐怕也不能尽去重估的意味。此前佐藤慎一从知识人角度描绘了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接受作为普遍规范的万国公法的过程，其意在“反抗”在日本国内长期占据主导的左翼史学话语，将对“废约史”的理解放在“文明国化”脉络中展开，最具“近代主义”的立场。严格而论，这是一部属思想史范畴的著述，但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川岛真将“文明国化”当作关键词之一，也是直接受到佐藤启发的结果。稍微了解日本史的读者，对明治时期的“条约改正”运动都不会感到陌生。大河剧《坂上之云》里面，有留美背景的新锐政治家高桥是清说道：“制定宪法，召开国会，让世界看到日本是文明的国家，得到全世界的认同的话，治外法权才会消失吧……”这样带着憧憬的话语正代表了“开国”后的日本意识，如不具备文明国要素，就不能被视为国际社会成员，因此着力健全国内法，以期达到“国际标准”，实现修约目标。在川岛真观照中国外交的视野中，明治时期的日本相当于一条潜在参照线，时序或有参差，而角度几乎平行，故而他在欣赏民国外交完全投身“近代”时，发出堪与日本“媲美”的赞叹。　　确实，对外交官群体来说，民国前期大概是近代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川岛真自信地认为，“外交官群体的职业模式”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不过，如果将焦点从民国外交家推向更大的背景，他们值得称道的职业素养、谈判技巧、人格魅力、主权意识等等，又似乎显得苍白。记得唐德刚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中国百余年来只出过“两个半外交家”，而顾维钧还得排在周恩来、李鸿章后面，只能算那可怜的“半个”。同样，依据档案、追随当事人视线去诠释近代外交的性质，在彰显内在性的同时，也可能忽略“列强”或“国际”的一面。所谓“文明国”是指具备国际社会完全成员资格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满足西方意义上的“近代”要素，这一前提已经提示了“文明国化”并非一个单向的行为。中国何时加入国际社会，是争论已久的老题目了，徐中约、张勇进、梁伯华、徐国琦等学者均各自给出过答案，“走向世界”或为不可抗的趋势，而如何定义关键性的那一步，既关系到行动主体取“被动”或“自觉”的姿态，也必须考虑为我向往的那个“国际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是否准备接受。本书意图用“文明国化”的视点，发掘在“反帝”理论下难于把握的外交特质，这一强调内在连续性的思路对于从事“外交”的特殊人群或许是适用的，但要进一步处理复杂时代语境下中外关系课题，还需更为综合的研究。　　北洋时期通常被认为具有强烈的“分裂性”，川岛真质疑这一判断于外交方面的适用性：对北京政府来说，“外交”是一种寻求“中央政府”正当性的资源，而当时几乎所有政治角色（包括“军阀”在内）都未怀疑“中国”这一整体的存在，他们仍然作为中华民国的一员进行各种活动，不约而同地关注于外交问题，主张对外统一。本书第四部“外交中的中央与地方”，呈现了南北两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法团等多个主体同时进行着“外交”的一幕，作者强调这里的多元结构并不是“近代与反近代”，上下的志向都是“近代”，可是“近代”概念没有开花结果，产生出一个“近代国家”，这一现象被命名为“脱节的近代”。北京政府在外交的成绩，为什么不能给政权本身加分？据本书的分析，“北洋外交”固然受到了地方和舆论的推动，但它缺乏将社会运动用作外交“后盾”的真正手段，本质上，北京政府还是一个不太进行“组织”、“宣传”、“动员”和“解释”的政权，不擅长意识形态的作业，而这些要素恰为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所共有的。　　随着近代史研究视角的内转兼下移，传统外交史趋冷似已为不争的事实。在其研究领域内部，学者的兴奋点转向抽象层面的观念形态，对具体外交实践缺少兴趣，文化批评的犀利锋芒弗远莫届，甚至外交主体也被打破实体性，由民族国家转移至“文化间接触的结构”，国家政治与外交，此类曾被理解为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叙事，反而近乎有待被“拯救”的对象了。也许这不是偶然的，类似状况也发生在日本。用本书作者引述东大前辈学者佐藤慎一的话说：“中国外交史是绝学。做这门研究的就像珍稀动物大熊猫。”如此看来，川岛真的工作几乎具有“兴灭继绝”的意味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作者开始本课题研究时，东京大学已经没有正宗研究中国外交史的教授了。在日本，坂野正高（1916-1985）是与费正清同时代的标杆性学者。如果说，费正清以中外关系史为专业起点，构建起庞大的战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体系，那么，坂野凭借对清朝外交体制的全面研究，也奠定了日本中国外交史学科的基础。在后学的批判性视野中，“坂野外交史”或带有浓重的时代印记，未脱西方冲击论与“传统-近代”范式的窠臼，但他开启的外交史研究路径影响相当深远。川岛真对于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藏外交档案的开拓性利用，某种意义上，等于在完成前辈未尽的遗愿，他没有忘记：“实际上将台湾外交档案介绍给日本学界，被中国外交的承担者所吸引而对其进行考察，使问题内在化的领路人，不是别人，正是坂野先生。”　　如同费正清史学在美国受到猛烈批评，“坂野外交史”在日本也遭遇过类似尴尬，继而无奈式微，以至后继乏人。在坂野去世多年后，《中国外交的形成》近似于“横空出世”，令人为之一振。我们可以说，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基因足够顽强，尽管是通过“隔代遗传”的方式，仍然结出了硕果；不过本书酝酿成形在本世纪初，实已脱胎于新的学术传统，比如说在日本蔚为风气的地域（区域）史研究。本书第三部“中国‘传统’外交的潜流”，用“宗主国”、“大国化”、“空间意识”三个关键词统括主题，而其中讨论的问题，如中国对朝鲜、暹罗的外交，俄国革命前后围绕新疆的中俄交涉等，对国内读者来说也许会感觉有些陌生，它们实与日本学者特有的研究视角相关。作者关心的是，近代中国与西方遭遇后，原有连续性某种程度上被打断，该如何估计亚洲社会内部新的互动关系？在“国家”作用相对化的地域史视角下，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大课题之一——“国家建设”又该如何定位？而这些问题实际关系到如何确立日本在东亚历史中的坐标？他看到中国探索近代国家化的道路，最终目标是成为强国或列强（powers）之一，这种“大国化”志向，一方面表现在克服不平等、争取与列强对等的意识，另一方面则为某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倾向”。民国前期是“人们从中国已经失去的和曾经有过的本来面目的角度，将包括‘属国’在内的整个朝贡制度作历史性回顾的时期”，在当时国际环境中，中国意识到应恢复原有的雄姿——原点性质的“中华”意识作为理念得到了发展继承，与民族主义和大国化倾向结合了起来。而且，朝贡体制下孕育的华夷秩序、方位性、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等，作为外交的“软件”可能从民国时期一直继承到现在——当然，也仅仅是作为“软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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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实证性研究很好，对北洋外交研究很客观，并有档案作证。
看完只感叹历史这行，把史料弄清真是最首要的一步，也是最难。作者对民国前期外交史的史料、已有研究和问题的掌握（尤见绪论）可以说让人驻足。充分钻研史料的基础上，作者着力探讨了历史语境下，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第一部考察“近代”外交制度的确立、组织的变迁，第四部考察中央与地方的外交行为，展现民国初期外交主体的多元特征。
茅海建老师有推荐！
从文献综述开始一路长跪不起——“博论即巅峰”对不少学术狗来讲还真算真理
此人是于sir好友并同岁，窃以为写得相当不错
相当漂亮的一般书，在图书馆看得不够过瘾，又去买了一本。治学很严谨。实用的来说，是本干货，注释的详细；学术上来看，用外交档案来实证近代外交史，很新颖。
部分章节似乎有所删节
川岛真的博士论文写的太棒了！
很想研究一下清末民初这段历史，把这段历史搞清楚了，才能解释现在的诸多现象，可惜国内少有人真正踏踏实实研究，日本人做学问也是值得佩服的，没想到想研究自己的事要先看外国人写的书，哎书的印刷很不好估计机器快没墨了亚马逊没有以前踏实了
简直想给这鬼子磕一个！
日本学者对中国外交史的实证性研究大作，非常值得国内学界参考
1/6的篇幅都是注释，这本书太靠谱了！收藏当干货
从序言开始就被放入“想看第三遍的学术专著”分类里。
好书，创新观点很多。
“近代”与“文明国化”，有趣的是作者为摆脱“传统—近代”的研究范式对“近代”的重新定义。可惜只是粗略翻阅。
有些语句上的错误，还有一处竟然两页纸都搞错了年份，当然这不是作者的错，出版社校对没过关？盗版？不过推荐这本好书
民国外交史
感时局多艰，始创不易，寻史穷经，事业皓首。若吾当彼日，恐难当其任。
很日本。

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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