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书评

读《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李剑农先生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讲述的是1840-1926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从鸦片战争到北伐战争，期间中国经历了无数的战火，民众则饱受屈辱、离乱，无数仁人志士探索中国的出路之所在，历程不可谓不艰辛，事迹不可谓不悲壮，纵有许多党同伐异、勾结龌龊之事，但在其中，还是可以看到中国的希望——中国从来都不缺心系天下之人。李剑农将中国从1840到1926年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晚清政府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阶段，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张之洞崛起于这个阶段，在此阶段，汉人形成以地方督抚为代表的可以和满清权贵相抗衡的势力，李剑农指出，地方督抚的崛起正是日后中国形成军阀割据局面的源起。第二阶段为维新变法至庚子之变再到辛亥革命，这一阶段，清政府已不再占据政治上的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内部的矛盾表面上表现为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分歧，实际上则是强大的民族危机下民间和官方革新势力与官方权贵集团之间的矛盾。第三阶段为民国成立到国民党挥师北伐的阶段，而主导这一阶段中国政坛的主要是握有军权的各地要员，主要是北洋军阀，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等大军阀和无数的小军阀，正如中山先生所说的，此时的中国“大皇帝推到以后，生出了无数的小皇帝”，政坛一片乱象，总统、总理频繁更换，政局极端不稳。这三大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又可分为若干小阶段，每个小阶段都有着影响中国深远的事件发生，都有探索中国出路的志士仁人的身影，也都有政治上的肮脏龌龊事，这里，我谈论一下我认为对中国历史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或许从中可以窥测中国近代以来纷乱的历史背后的某种规律，见微知著，面向未来，亦非无意义之事。如果用数个历史事件来粗略概括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的话，有：鸦片战争、洪扬革命、甲午中日战争、义和拳拳乱、皇族内阁的公布、民国成立、宋教仁案、筹安会与帝制的复辟、新旧约法之争、联省自治的兴起、国民党的仿俄改组。当然每一历史事件都有其原因，不同历史事件之间又发生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运动，我选取的历史事件主要是一些具有节点意义的历史事件。谈到鸦片战争发生原因的时候，李剑农认为是“英国人扩充商场的愿望被清政府所阻”，在英国侵华以前，分别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1834年（道光十四年）派遣使节访华商讨通商事宜，但三次均被拒绝，其中第一次特使马戛尔尼虽未达到缔约通商的目的，但还得到乾隆皇帝的优待，第二次特使阿姆哈斯则因觐见皇帝时的礼节问题，根本就未见到嘉庆皇帝本人，第三次的特使本欲解决商务监督的纠纷问题，但特使律劳卑无缘见到粤督卢坤。为何英国和中国的通商会如此艰难呢？从根本上说，在当时中国人的意识里，英国的使节和中国古代蛮夷向天朝朝贡的使节没什么两样。因此，在清廷的逻辑里，双方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但是，在英国人的逻辑里，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关系。而商业在传统统治者的脑海里，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和外国人通商，则会在很大程度上使当局没有安全感，坦率地讲，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通商的结果无非是中国被纳入到全球的资本主义浪潮中，这对于中华民族是有利的，但这也的确会断送满清的绝对专制。另外，在当时很多士大夫的意识里，华夷之辨仍然是主流思想，这一特点在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时，一班士大夫（清议派）的大力反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直到中国被身边的弹丸小国打败，才使很多人真正觉醒。鸦片战争结束后八年，爆发了洪扬革命。洪扬革命的结果是汉民族的势力伸张了起来，崛起了一批握有实权的地方汉族督抚。在提到洪扬革命爆发的原因的时候，李剑农认为这是王朝周期律的结果，而为什么会有王朝周期律呢？“中国人自秦汉以来，未曾有生产方式上的变革。”李氏认为土地的自然承受力是有限的，当经过了盛世以后，人口大增，就产生了土地无法供养的多余人口，如果经历一场大的自然灾害，“几个枭雄率领一班生活无依无靠的群众来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当屠杀到了人口减少得和土地匹配时，一切复归于静。”面对王朝周期律，清政府和以前王朝的不同在于两点：一是外部危机，二是满清和汉民族之间的内在矛盾。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就是满汉间的民族矛盾的具体体现，而且很多革命党人就是在驱逐满清的旗号之下为革命卖命的。盘踞于北方的教党和南方的会党则是洪扬革命的有生力量。在谈到洪扬革命失败原因的时候，李剑农总结了四点：顾前不顾后，顾攻不顾守，顾打仗不顾敛人才，顾假主义不顾真实际。中国历史上从不缺乏农民起义，但是成功的农民起义除了必要的外部原因（王朝周期律）以外，还需要必要的内部原因，首先要有一个善于纵横捭阖的领袖和一班善于打仗的将领，当然一个主义是必须的，因为这是合法性的来源。首先看洪秀全，一个落第秀才，读了几天孔孟之道，接触了一点基督教思想，就假托上帝托梦于他济世救民，于是乎纠结一班乡里乡亲，搞起了起义。综合太平天国从创立到覆灭的整个过程，洪秀全除了大力宣传上帝教教义以外（特别是在后期洪还幻想上帝会派天兵助他），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才能。在创立太平天国后，洪秀全下令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的典型特点是：全民皆兵、资产共有和等级森严。这也为天国后期上层大规模腐化埋下了伏笔。总之，洪秀全就用书生式的想象和独裁者的专断构建了一个幻想中的王国，这个王国如何不坍塌呢？至于其他领袖，比如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则纯粹对拜上帝会那一套没什么了解，只是“谋衣食计”，这样的动机，也难怪他们一旦坐拥半壁江山以后便迅速地互相斗了起来，把整个天国也给斗没了。从根本上讲，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必然的，它的主张是幻想式的，它的手段是及其野蛮的（即便老百姓也很是惊惧）、它的价值是没人性的、它的领导集团是分裂而又贪腐的。即便真能统一全国，在资本主义的浪潮之下，如果它不改变主张，还是会覆灭的。在1864到1984这三十年间，中国大体上处于内部安定时期，这一时期也有人认为是“同光中兴”时期——如果说存在同光中兴的话。它的主要力量就是靠洪扬革命崛起的一批汉人，这批汉人是以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认为李鸿章“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确实，在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等人所做的大多是技术层面上的，即富国强兵之术，对于政体和思想文化方面几乎没什么改变。不过据此来批评李鸿章是有些偏颇的。郭嵩焘在伦敦曾写信给李鸿章建议其模仿日本，将洋务运动的范围扩大到政制领域，李鸿章在回复时说，“鄙人职在主兵，欲舍此而求至大至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只有尽其力所能为而已。”话说得很清楚，李鸿章实在是权力有限，在那个众多士大夫还把西方的器物视作奇技淫巧的时代，他根本没有能力变革政治制度。在反对停止福州造船厂的奏章中，李鸿章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南洋而中国，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可以说，李鸿章在当时的高层士大夫中是最清醒的一个。朝鲜东学党之乱爆发，而后引发甲午中日战争，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经营的北洋海军悉数毁灭，他的政治资本也毁于一旦。考量甲午海战中国失败的原因，就可以知晓在整个洋务运动时代，李鸿章所处的尴尬地位。除了人尽皆知的清政府的腐败和中国政治制度落后于日本这两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政府内部的不统一。握有实权者是西太后，西太后下面是三班大臣，大致可分为清议派、贵族派、洋务派，清议派就是李鸿章指责的“囿于章句之学”的、视西方器物为奇技淫巧的士大夫，贵族派就是满蒙贵族，这些贵族基本上不学无术，没什么特别的本领，但是贪腐的本领奇高，洋务派中李鸿章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李鸿章却没有主持外交事务的全权。总理衙门、南北洋大臣、众多学士、御史、尚书、侍郎、督抚对于外交问题都可以指手画脚，李鸿章不是宰相，更不是现代的总理或是全权的外务大臣，很多事情是不能拍板的。总之，李鸿章能直接调用的资金仅限于直隶一省的资金（李为直隶总督），能直接调用的军队仅为北洋海军和北洋陆军，而其他各地的督抚、中央的尚书、侍郎，李鸿章若想调用他们的资源只能凭借私人关系，这也就是他说自己“以直隶一省当日本全国”的原因了。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个已近乎封闭的体系中，搞改革的困难之所在，如果没有强大的危机将这体系的封闭性冲散，改革的阻力将会更大。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晚清政坛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此以后，洋务派就不再是时代的弄潮儿了，维新变法的时代到来了。毫无疑问，当时，康有为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无非是“托古人言己志”，将旧的一套伦理价值统统放翻，再树立起一套改革求变的价值，并牵强附会地说孔子是“托古改制”的先师，以近乎怪诞的论点在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这些都只是思想上的准备，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康有为从上层建筑着眼，仅仅抓住光绪帝这一维新的稻草，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除了抓住皇帝以外，康有为还紧密团结身边志同道合的士大夫，具体方式无非是办报、造党，声势颇大。但维新变法终究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最大的原因就是变法在短时间内波及到的利益派太多。新政一下次裁掉了7个中央部委，三个巡抚机构，众多粮道、盐道的冗官，这是政府机构的层面；废弃八股文的命令，让许多读书读白了头的秀才们情何以堪？把整个儒家圣经斥为伪经，让那些卫道自任、假道求食的人从哪里来寻精神寄托和吃饭的饭碗？而更重要的是，这场维新变法根本未得到西太后的全力支持，倘若西太后和光绪帝合力——一个贡献政治资本、一个贡献维新策略，把新政切实、稳健地推行下去，维新变法或许能成功也未可知，但这一线的可能也被母子间的权斗消弭殆尽了。但正如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强大的危机一样，或许甲午海战的危机还不足以震动那班保守派和利益派，但庚子之变，的的确确让整个统治集团意识到了“非变法不可”。庚子之变是维新变法的反动，当维新派被一网打尽之后，西太后身边剩下的尽是一班守旧势力了，这些官方反动势力利用民众狭隘的民族主义，挑起并扩大了义和拳拳乱，引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完全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幕“反动话剧”中，鲁粤江鄂四督抚袁、李、刘、张施行东南互保，使庚子拳乱的影响未能波及到南方，为接下来中国的发展保存了实力，这一点也是汉族督抚权力扩大的真实写照。经过庚子之变，维新运动再起了。这时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就已经变为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了，而梁启超也开启了他在政治上上纵横捭阖的时代。戊戌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前后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梁启超写文章“笔端恒带感请”，他的言论和思想影响了当时的一代青年人。此时，维新势力在国内和留学界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革命势力正以强健的势头增长，孙中山在日本广泛地和留日学生接触，王宠惠、冯自由等人在日本成立了广州独立协会，主张广东脱离清政府，排满革命之火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清政府自身也开始进行政改。在1901到1905五年内施行的新政有：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但这些已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了，立宪派应运而生。而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俄国，使得人们对立宪的信仰更充足了——立宪的日本打败了未立宪的俄国，中国知识层对宪法的崇拜大约自此始吧。整个20世纪，中国人大约是越来越激进了，洋务求富强不够，要变法求政改，变法求政改不够，要立宪求民主，立宪求民主不够，要革命求共和，革命求共和不够，要革命求共产。当一帮立宪派对立宪充满期待的时候，革命派也不甘寂寞，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创建同盟会，而立宪和革命的激战也肇始于此。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立宪派的阵地和以民报为代表的革命派的阵地开始你来我往，互相大加讨伐，梁启超这一言论界的牛耳和汪精卫、陈天华、胡汉民等人开始了激战。但事实上，青年已经越来越倾向于革命派的一边了。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对于革命的恶果“自生分裂、彼此争权”颇有预见能力，后来事实的确如此，奈何，历史的进程并非总是理智的，对于大多数青年人来说，只看到当今政府的罪恶，只想到革命成功以后共和制度的美好，以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却没想到今天的皇帝被打倒了，日后还会跳出无数的皇帝，只想到今天中国的局面已够混乱，没想到，更混乱的时代还在后面。当然，如果，清政府的立宪是卓有成效的，真正将皇权关进了宪法的笼子里，尽管青年喜欢激进，但革命恐怕终究还是不会发生的，只可惜，预备立宪，却以皇族内阁收场，搞得立宪派大失所望，革命之火便挡不住了。清政府整个立宪过程如果评价的话，是七分权力与权力斗争，三分权力与权利斗争。立宪过程中充满了满汉之间的暗斗，满清贵族希望借立宪削弱地方督抚的大权，地方督抚希望借立宪来削弱满清贵族的特权，汉人在清政府的总代表袁世凯和满清贵族铁良的争斗便是实例。不管统治集团内部如何争斗，但在这九年的预备立宪期内，立宪派对清政府的立宪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为此，立宪派专门成立立宪党在民间和官方造势。而造势的结果就是各地不断请愿政府从速召开国会，而请愿的主体主要是各地的政商团体、社会名士，比如张謇、汤寿潜、许鼎霖等江浙闽三省的地方实力派。总之，社会上已对清政府的立宪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革命党和立宪党几乎是同步活动的，在预备立宪期间，全国各地暴动频繁，其中安庆之役影响较大，著名的徐锡麟、秋瑾就在安庆之役中遇难，也因徐锡麟刺杀的安徽巡抚恩铭是满人，自此以后，满人官员人人自危，排汉情绪更加严重。1908年，慈禧和光绪双双去世，清政府内自此失去能控制局面的人，满汉之间的权力斗争更加激烈，朝政亦被一帮满清贵族把持，袁世凯被载沣驱逐，险些丧命，在这一背景下，满清贵族在立宪派望穿秋水之后，推出了一个天怒人怨的皇族内阁。皇族内阁十三个大臣中，有八个满人，八个满人中又有五个皇族，而这五个皇族中，又大多是些不学无术之徒，这一下可把立宪派的心伤透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排满革命只是个时间问题。正如梁启超所言“希望既绝于彼，奈不得不转而向于此也。”事实上，革命派其实是一特别松散的组织，这也是孙中山先生后来向苏共学习造党之术，将国民党改组的重要原因。此时的革命活动虽然很多，但由于资金不足、组织化程度不够等原因，革命活动仍十分艰难。不过，辛亥三月的广州之役，应是影响深远的革命起义。新军的力量开始在革命中显现，自此以后，革命党和军队的媾和便成为革命的常态。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即在此役中牺牲，林觉民的著名的《与妻书》即在此种背景下写就：“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于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于今日之中国……”这种家国天下的悲情又如何不使人感动呢！辛亥革命的另一个直接诱因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不再赘述。从甲午到辛亥，中国在政治上形成了三大派，革命派、君主立宪派和实力派。辛亥革命中，政治上真正的角逐是革命派和实力派的角逐，也就是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军和袁世凯领导下的北洋军的角逐。武昌首义就那样偶然地发生了，然后迅速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各省的独立。此时的中国，只有袁世凯一人能够收拾局面，在革命军和满清贵族之间牵线搭桥。对革命党来说，内部既无持续稳定的资金，又无统一的、组织严明的军队，所以根本不是北洋新军的对手，因此需要袁世凯逼迫满清退位，进而达到革命党排满革命的目的；对于满清贵族来说，八旗兵和绿营兵早已腐朽不堪，整个朝堂只有袁世凯一人可用，因此，其必须倚重袁世凯来和革命军抗衡，来维系日薄西山的统治；对于袁世凯来说，一个几乎已成为阶下囚的人，能再次被满清贵族请出来，全靠有革命党的叛乱，没有革命党的起义，即便袁有北洋新军的政治资本，也无处可用，因此，武昌起义就是袁世凯的政治资本。最终，袁世凯采用了传统的一招：养敌自重。最终经过唐绍仪和伍廷芳的交涉，再加上孙中山先生信誓旦旦地许袁以大总统之位，南北达成和议，清帝退位，皇室享有民国政府的优待，袁即将登上大总统之位。中国的政局自此以后愈发不稳了。袁世凯登上大总统之位以后，中国的政坛可以用一句话形容：军队控制下的政党纷争。军队是袁的北洋军队，政党是由革命派演化而来的国民党和由立宪派演化而来的进步党。在军队控制之下，政党自然无实权，国会自然无实权，内阁自然无实权，也因如此，政党的变换、内阁的更替如走马观花一般，甚于今日的日本。但是，当时的人们何尝看到了这点，国民党也好，进步党也好，都以为已是共和国了，大力造党、宣传，为国会的召开做准备。孙中山一门心思从事实业和教育；黄兴则希望幻想一种“泛国民党”，劝各种名流加入国民党，因此，跨党之风盛行；宋教仁则在南方拼命演讲，为自己将来做内阁总理造势。但发生于不久之后的宋教仁的被刺，则使很多人从这种幻想中苏醒过来，从而充分意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性——送走了皇帝，来了个大独裁者。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当时人们普遍希求稳定，再加之西方国家的借款突然到账，袁世凯不费吹灰之力将二次革命平定，并借机将辛亥后各地的小军头收拾了一番，将国家的政局稳了一稳。接下来，袁世凯则充分发扬了北洋军队的政治资本，将各党派、国会、内阁玩弄于鼓掌之中。在北洋军队的控制之下，袁世凯当选为大总统，制定宪法。不过，袁世凯不仅要做大总统，还要做皇帝，而且是合法的皇帝。这就需要改造约法，并且还要人们的请愿，国会的通过，总之，袁世凯既要内容也要形式。而促成袁世凯登上“琼楼最高层”的主要是他那野心勃勃的儿子袁克定和组织筹安会的杨度。在这二人的具体指挥下，帝制进行得煞有介事：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国体投票、参政院推戴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正如梁启超所言：“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固然，袁世凯做皇帝也有他的原因，比如民国成立以后，各地局面混乱，但袁氏作为当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自然要能够辨得清形势，同样他身边的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都是不愿意他称帝的，他为什么没有好好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呢？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做出一个决定不是随随便便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所言不虚。袁氏的称帝，使得朝中和民间的各种反对势力迅速集结，清室遗老的复辟派、北洋派、中华革命党、国民党、进步党，这些派系本来都是互有矛盾的或是敌对的，然而，却因为袁氏称帝一事，走向了联合，这难道不是充分说明了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吗？当然这些反对之中，最有力的是北洋系自身的分裂。袁世凯成也北洋系，败也北洋系。首先，冯国璋和段祺瑞对袁称帝不满，徐世昌也不满，为何？在共和名下，冯国璋、段祺瑞和徐世昌三人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总统，而现在却只好永世做臣子，并且将来还要做袁克定的臣子，但是袁克定和这些人的关系并不好，而且按照惯例，皇子是要杀开国功臣的。另外，终究这些人是接受到过一些现代思维的，如何能开历史的倒车呢？在这种实质上已经众叛亲离的情形下，蔡锷在云南举起护国军的大旗，袁氏的皇帝梦做到头了。前面说过，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地方就有了军权，换言之，地方就有了和中央抗衡的资本，而辛亥革命期间，很多地方就充分运用了这一资本，宣告脱离政府独立，这样的事件在北洋军阀时期屡有发生，一方面是地方反抗暴政的武器，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政局的不稳定性。袁世凯的末路就是在云南和广西宣告独立以后形成的，当然，这也是复辟帝制必然的后果。无奈之下，袁世凯下令取消帝制，但还希冀继续做大总统，却已经做不得了，羞愤之下，气绝身亡。接下来，掌控北洋军阀的主要人物是段祺瑞。段祺瑞复出改组内阁，与此同时，广东被迫独立，组织两广都司令，组织军务院，这实际上为南北长期分裂埋下了伏笔。本来，袁世凯活着，还存在可以掌控局面的人（在他不做皇帝的前提下），袁世凯一死，北洋军阀内部分裂为直系和皖系，西南小军阀也是分分合合，勾心斗角，大有一番天下大乱之势。这一切都是伴随着护法运动发生的。护法运动名义上是新旧约法之争，实际上则是北方政权和南方军政府的权力之争。按照旧约法，原总统因故去职，由副总统接任总统，按照新约法则是副总统任代总统，而代总统的期限只有三天，所以，对于南方，黎元洪接任总统是法理上的应然，而对于段祺瑞来说，黎元洪接任总统只是一种过渡。这中间还夹杂着新旧国会的合法性问题，护法所护之法为民国元年制订的约法，故而要恢复元年的国会，因此，此时，现有的国会是不合法的。这就牵涉到国会议员资格的问题，议员的饭碗问题是小，须知，议员主体的不同，意味着权力格局的不同。国会恢复以后，南北暂时统一，在此期间，政潮依旧迭起，党派形势依旧严峻，旧国民党演化为宪政商榷会进而分裂为政学会、益友社、民有社，旧进步党演化为宪法研究会。此外，府院之争也颇为严重，段祺瑞等完全把责任内阁理解为虚君制，黎元洪只有同意的权力，总统府和国务院渐生暗潮，中间加一个仰仗段祺瑞而张扬跋扈的徐树铮，府院矛盾愈发严重，这一内部矛盾再加上段祺瑞和黎元洪关于是否参加一战产生根本的意见分歧，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段祺瑞在将参战案提交国会时，想用袁世凯用过的伎俩——靠武力来胁迫议员，结果弄巧成拙，众议院群情激奋，停止会议，内阁全体辞职，只剩段氏一人，又因媒体曝光段祺瑞和日本政府间有龌龊事，这两件事逼迫之下，段祺瑞只好辞职。总统、总理相继下野，这就为张勋复辟提供了时机。段祺瑞复出赶走张勋，重新组阁。之后，又因为参战和制宪的问题，各方反复纠结，内阁数次倒台。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兴起联省自治的思潮，但终究也没有成功，在一整体混乱的局面下，又怎能谋求一时一地的安宁呢？南北的分歧最后以国民党的改组和北伐告终。在这纷繁复杂的史实之后，我们能否得出一些历史规律亦或是某些历史教训吗？有人可能会感叹于中国历史转轨的艰难，从晚清到民国，名义上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结果却是比晚清更加混乱的局面，老百姓陷入了更深的战火中。相比晚清的统治，北洋政府时期，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好一些呢？但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过安稳的日子的，他们害怕战争，因为战争意味着死亡和流离失所。但是，在民国，总算让人看到了希望，政治上混乱的一个意外好处是思想的大解放和经济上的繁荣，如果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相信，历史进程虽然曲折、繁复，但终究是在前进的，开历史倒车的行为终会被时代抛弃。倘若在戊戌维新时，维新派步子迈得小一些、稳一些，多做一些扎实的工作，少提一些空洞的口号，也许后来的惨案和庚子之变就不会发生；倘若在预备立宪时，清政府多一些开明，社会各界多一些容忍度，对立的双方多一些妥协，中国后来的乱象可能不至于发生；又或者，袁世凯不去做皇帝，而是做一辈子的独裁者，至少可以维持中国的秩序，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军阀混战、国共内战；然而，为什么面对这么多机会，这么多使中国平稳过渡的机会，中国人都没有抓住呢？为什么中国的保守派竟是那般保守，激进派竟是那般激进，双方竟是那般地容不下对方，中国的政治为什么那么欠缺基本的妥协精神呢？是不是因为中国从来都缺乏真正的契约精神呢？梅因说“人类历史的进步运动就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身份是强权、尊卑的象征，契约是尊重、平等的象征，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平等的背景，一直以来，政治就是靠实力说话，在乱世，就是靠军队说话，军队就是一种强权，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对话，又怎能开出契约之花呢？晚清地方督抚权力的增大，本来可以有效遏制满清贵族的中央集权，增强汉人在政治上的筹码，谁曾想，若干年后，它竟然成了中国乱局的根源？然而政治毕竟是利益的博弈，政治的结果只能是妥协，而妥协是有筹码的，筹码就是实力，只不过规则的残酷程度、文明程度不同而已。如果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像进入日本那样，是一种主动的形式，中国的现代化转轨之路可能就会顺畅得多，但这又是绝无可能的——在如此强大的民族危机前，清政府进行的预备立宪尚且如此，我们又如何想像倘若没有外国人的坚船利炮，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如何？晚清时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是被逼出来的，正是基于这种被逼出来的改革或是革命才使得中国的转轨如此艰难吗？然而我始终坚信，历史是螺旋式地上升的，纵然中间有逆流，有波折，但正如百川任凭如何曲折，终会汇入茫茫大海一般，历史肯定会有它的归宿的。作者：李炳录 明志读书会

一本篇幅巨大的书

花了整整28天时间，将本书囫囵吞枣般看完了。本书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开始介绍鸦片战争爆发的缘由，揭示鸦片战争不是单单因为禁烟的原因，一直写到1928年北洋军阀覆灭（民国十七年）。本书因为为教科书，所以人物方面的背景交待的不多，事件叙述多是一笔带过，比如幸好辛丑条约之前的历史，因为我之前看过不少的晚清史，所以对之前的一些人物情况有点了解，及至1911.10.10武昌起义之后，除了少数人名，之后出现的近100个人名闻所未闻，对他们一些经历也不清楚，的确给我阅读上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在鸦片战争中，感觉舟山尤为英国所青睐。不仅使舟山成为第一个沦陷的城市，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广州人民对英人的厌恶，英人一直无法入广州城，当时的粤督耆英（qí yīng）以“舟山列岛不割让与他国”为条件，将广州开放之事延期两年。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在列强瓜分神州土地的时候，舟山一直没割让。在讲太平天国的时候，作者称为洪杨革命时代，直至看该书，我才发现南京定都前，西王南王已经战死，可惜政变后，翼王在川蜀的情况没有提及。文章还把《天朝田亩制度》的公文重点部分列举了出来,关于财政经济,土地平均都成为空文。所幸太平天国没有推翻清朝，不然靠洪秀全来管理国家简直不可能。光绪年间，很多史料引用恽毓鼎的描述，增加了一定的可靠性。民国成立后，自从袁世凯做大总统后，总统总理的交椅一般都没坐热，就换了人，其实民国前十七年，根本没有比较稳定的中央政府，今天阿三称王，明天阿四称帝，全国的情形就如春秋战国，大家都在抢地盘中，也蛮佩服孙中山没什么兵权，仅凭主义一直能有人替他卖命。幸好他经过N次失败后，在蒋委员长在苏俄考察以后，学习赤卫军（联想到共党枪杆子出政权），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江湖称黄埔军校），校中党代表的权力与校长相等，所有命令，只有党代表副署，才算有效（联想到共党的三湾改编）。国民党有了自己的党军，根基才稳当。可惜最后几页的北伐战争一笔带过，别说当时铁军的叶挺只字未提，就连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都没什么露脸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对共党的描述偏少，书中提到老百姓怕赤化。那么赤化到底是什么，书中并没想过描述。另外，由于作者本人是同盟会的人，对孙中山的描述，对国民党的革命派的描述多有偏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