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王》书评

“上海想象”与都市文学的历史叙事

“上海想象”与都市文学的历史叙事——兼评葛红兵的长篇小说《大都会》（中国作家协会 韩晗）如果说中国有一个城市，它形成了绵延百年的现代文学叙事传统，并多次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最重要转型，那么这个城市一定是上海。从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至今，整个中国社会都存在于一种与“世界性”与“现代性”的革命性对话当中，在这种持续变革、持续对话的博弈关系中，上海成为了“叙事”的中心。将上海作为叙事中心可谓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源远流长，从上个世纪初的包天笑、汪笑侬开始，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施蛰存、叶灵凤、沈雁冰、张爱玲再到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周而复、卢新华，再到新世纪的王安忆、程乃珊与葛红兵等作家，他们分别用文字描述了一百年以来中国传统话语体制与“现代性”、“世界性”对话的可能与规律。在叙事的缝隙中，上海作为一种文学的表征意义被凸显了，在这里我称其为“上海想象”。近年来，随着都市文化、布尔乔亚（Bourgeoisie）精神与城市工业的热门话题，如何解读文化、文学的生成机制作为一种学术课题的探讨，“上海想象”成为了当代文学评论界着力去关注、研究的一个新课题。上海大学教授、作家葛红兵的长篇小说《大都会》便是近年来“上海想象”的优秀作品之一，这部小说以跨越代际的家族叙事为主线，以“上海”为叙事语境，从人性与社会出发，成功地描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与一座城市史诗般的历史进展。一、“复线叙事”与“历史烙印”巴赫金（Bakhtin）曾经给小说的一种叙事方式赋予了“复调叙事”的定义，即小说中主人公与小说的语境产生一种矛盾，两者构成了一种所谓的“对话”，遂形成小说的“复调艺术”，在《大都会》中，葛红兵预设了上海这个地少人多的特殊语境，“土地”成了小说中一个被争论、反思的命题。“崔家”与“玉家”实质上是小说中的两个对话者，与其说是两个家族的对话，毋宁说是两种社会话语的博弈。“崔家”从地主到被处死的“阶级敌人”再到绝境逢生的地产大亨，实质上反映的是一个家族在参与社会“现代性”变革时的代价。可以这样说，崔家是一直以来的胜者。而“玉家”代表的则是农耕文化、革命意识形态语境下的投机性产物，玉家本与崔家没有私人恩怨，玉家对于崔家的迫害实质上来源于狭隘的阶级斗争论与残酷的红色恐怖主义革命观。譬如将崔静园杀头、将崔云高的妻子轮奸致死，这类血腥、残忍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人伦的界限，两个家族的仇怨在此已然变成了必然。两个家族的交锋实际上来源于对于“土地”的认识。在小说中，“土地”的变迁作为一种大的语境式的叙事，与家族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复线”，用结构主义的眼光来看，“土地”作为一个蕴含着不同时期时代精神的“语言”，早已影响到了“家族感情纠葛”的“言语”，两者之间实质上是一种对话的关系。马若孟（Ramon.H.Myers）在《中国农民经济》一书中曾经就中国在“现代性”进程中“土地”的变革说到底就是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但是其本质即“人地关系”没有发生改变 。这个论断用来考量葛红兵的《大都会》可谓是非常之精准。“人地关系”也是这部小说的叙事核心，“复线叙事”的叙事本质无非是在“人地关系”做阐释、注解。从这一点来看，《大都会》的叙事是社会的叙事，但这是否意味着这种叙事可以脱离历史的语境而独立存在呢？从人物关系来说，《大都会》的人际关系相对复杂，频繁出场三十次以上的主人公就有十七位，人数之芜杂堪比《红楼梦》，历史延续也较为久远，横度跨越为六十余年，几乎可与《三国演义》的时间跨度相比。在这样类似于“清明上河图”（葛红兵语）的小说中，厘清其叙事所指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因为一般的读者很难抓住叙事者的心里偏好——究竟是描摹美好，还是在展现悲剧？究竟是书写人生，还是在鞭笞社会？究竟是在反思历史，还是在剖析现实？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笔者个人而言，对于这部小说的直接性感受还是从“历史解构”来发掘。文学是可以被叙述的，而历史则是不能被叙述的，这是历史有别于文学的最大特征。尤其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对于“人”的重构与认识构成了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脉络。当“文学”陈述“历史”时，绕不开就是对“人”的解读。就这个问题而言，墨子刻亦认同“历史”作为一个虚拟、抽象的概念与“人”的关系，当人受到历史的制约时，其文学叙述亦会显现出一种时代的“烙印” 。葛红兵的《大都会》实际上就蕴含着这层寓意，在小说中，每一个出场的主人公都随着时代的飞速变迁而陷入矛盾之中，并催生自我的变化，从这点来看，《大都会》不但在视角上是敏锐的，而且在叙事上也非常成功。二、“命运”的叙事技巧及其语境化无论什么时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不在于反映什么人，而是能否通过个体的描摹来反观这个社会，从而完成属于时代的叙事，这是权衡一部好作品的标准所在。从这点来看，葛红兵的《大都会》是一部难得的佳作。这部小说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棋子，就是崔浩的妻子林白玉。如果葛红兵只是单纯地从人物性格、命运入手，巧合地将林白玉作为一个叙事对象进行描摹，那么葛红兵绝对算不上高明，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林白玉的出场与谢幕，都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绎，形成一种独特的角色存在形式。当然，有评论家会将其归结于“戏剧性”当中，但从戏剧理论的结构来看，又不大完全符合。因为戏剧强调的是舞台（或场景）上对于某一个冲突的凝练与表达，在《大都会》中，这层冲突被赋予了命运的主题，这又与戏剧所强调的命运不尽相同。林白玉不是主人公，但是她的命运却成了整个社会、参与者的命运，这是葛红兵在这里所运用的叙事技巧——“命运”的语境化。众所周知，“命运”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对于小说文本的掌控，而在于对于小说之外另一层语境的重新解读，即小说所倚靠的社会能指。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当下，中国社会所经历的革命化、现代化、全球化变革，实质上亦促成了社会本体的多重语境的共生，这也导致了语境中所生活个人的焦虑、纠结与无奈。所以说，《大都会》中林白玉的命运，实质上亦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这也是为何作为一个非主角可以影响到整个小说全局的原因。而崔家与玉家作为小说的两大主角，他们的命运亦存在着不可控制性。玉家对于崔家的打压、折磨并未让崔家就此消沉，这也是葛红兵在叙事时的情感偏向。在“文革文学”中，这种情感偏向必然会受到“阶级斗争”的批判，因为在文革文学的叙事伦理中，玉家这样“根正苗红、苦大仇深”的家庭无论采取何等泯灭人性、血腥暴力的手段对付“剥削腐败”的崔家都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在“革命伦理”下，法治、人性都可以被消解，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总和。作为出身民族资本家家庭的葛红兵，对于这重关系存在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在小说中，葛红兵所张扬的是建立在“人性”之上的普世价值。葛红兵认同的“命运”是符合人性的张扬，而不是为了刻意去猎奇或是满足某种意识形态而去对人性予以曲解。从这点来看。葛红兵在《大都会》中，所张扬的是人性——无论是命运还是命运所属的语境，都是以人为本的主旋律——土地是为人所共有，为人服务的，脱离了人的土地，注定丧失了使用价值，变得一文不值。三、历史、都市及女性主义艾莱纳•西苏（Helene Cixous）认为，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并重的社会当中，女性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作为“被叙事者”的女性，既存在着权力上的认同，亦存在精神上的解构。在这两重语境下，“女性”作为性别意义上的能指坍塌了，而作为“社会”意义上的能指获得了彰显。女性主义是《大都会》中所呈现的另一个叙事系统。这与“上海想象”是息息相关的。作为现代主义语境中心的上海，其畸形的文化体系，华洋杂处的文化体制，决定了“女性”作为一个社会主体符号而存在。在《大都会》里，一共有林白玉、玉箫燕与琛息红这三个女人的形象，实质上，这三个女性的角色共同构成了《大都会》的总体结构。可以这样说，三位女性都存在与主人公崔浩之间的联系，但是无论是崔浩还是那三位女性，联系之后的结果就是通向死亡与毁灭。这似乎是无可避免的灾难，但是这又是一种必然——葛红兵在小说中强调的是人性的必然，这层必然必须要有一种类似于因果报应的关系与主题切合。“女性”在这里的价值在于引导小说的主题，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女性出现，她们一步步将男主人公的“反人性”推向道德裁判的深渊。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池莉早年的小说《来来往往》，主人公康伟业从“李医生”开始，到自己的妻子段丽娜、情妇林珠与小情人时雨蓬，他接触的女人越多，自己越不自觉地滑向了道德的深渊，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女人，实际上都打着不同历史的烙印，无论是《来来往往》还是《大都会》，“女性”都被语境化处理了，成了“男人”这个客观事物的历史与决定者。在《大都会》中，“都市”与“历史”实际上是互为语境的一对矛盾。在“上海”这个畸形的土壤中，“都市文化”强调了女性的意义，并将其与“男性”一起平等化、概念化了。如何以“历史”的高度来解读“都市”及其女性主义的特质，这方是解读“大都会”的另一层新角度与新方法。综上所述，“上海想象”是葛红兵站在时代、历史的高度为《大都会》赋予的语境，而“女性主义”作为小说中的核心命题，如何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诠释、解读葛红兵所营造的这些内涵，则全凭读者自身了。

四不像的一本书

此书看了一半，始终没有看明白作者想要写些什么。是塑造崔浩这种在改革开放之时觉醒的中国人？是风水对于建筑学的应用？是无所不在的茶文化？是人性的复杂和权利的争夺？各方面都略有一点，却又无从谈起首先人物塑造不够丰满，与其说塑造崔浩这个风云人物，但是崔浩的成功却和其本人没有什么关系。书中一开始崔浩的朋友将其捧上云端，但实际在建房的过程中，基本都是崔浩的朋友和女友在四处活动，崔浩除了冷酷无情，大脑麻木之外什么都没干，活生生一个吃白食的，然后还忘恩负义，跟奋斗里的陆涛倒是很像。其次书中大量对风水文化的描写，不禁很让人困惑。如果作者对风水如此痴迷，去写盗墓笔记、茅山后裔之类的书岂不是更好，何必非要牵强的加入此书之中？如此硬生生的套入此书之中，只会让人感觉矫揉造作。如果风水还算相关的话，那么无所不在的茶文化更是画蛇添足了。如果作者如此有创造欲望的话，把此书分成三本写岂不是更好？这本书归根结底就是泡菜读物，之所以有这么多推荐我想更多的是商业方面的原因吧。完全没有内涵的书，无法让人坚持读完

再冒一次险，葛红兵

葛红兵是中国批评界最早从伦理视角提倡“身体写作”的教授，更以自己的实践（小说《沙床》）博得美男作家称号。《沙床》虽打着忏悔的大旗，却沉迷于行文的流畅和细节的描写不能自拔，原本的真诚被故事的炫耀所消解，一次严肃的写作最后沦为市场的热闹和公众的辱骂。葛红兵并没有因此反思自己的行径，比如严肃写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出现。他依旧坚持着对社会问题介入的自觉和对故事的着迷，于是有了《上海地王》。在中国居高不下的房价现实下，葛红兵试图通过一部长篇小说来揭示中国三十年的房地产发展过程，野心何其大。但《上海地王》跟香港电视台生产的商业电视剧没什么两样，充斥着大量偶然性和对商业内部操作的简单化处理，卖点同样是各种夸张的情节和故事的峰回路转。这也许是葛红兵故意制造出来的可读性，但如果要从电视剧里面模仿，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读小说呢？据说是因为《上海地王》有问题意识，有文化，有情怀。这又是怎么说呢？其实所谓房地产问题这是举国皆知的，葛红兵并没有深入其内幕更谈不上有什么独到的见解。文化呢？书中不时出现风水知识于一部以房地产为主题的小说是无可厚非的，但茶文化的大量涌现却是匪夷所思的。只能说葛红兵教授最近着迷于茶文化，把这种个人的热爱涂抹在小说上。这种着迷就像他玩书法一样，有多少是文化，多少是故作风雅，我们无从猜测。对土地的情怀，老实说看不出来，从农村里面出来的葛红兵对土地有多少热爱在小说中并没有体现，虽然在后记中他是百感交集的说“这是一部赞美土地的书”。教授谈论自己的小说多是能说出小说里面所没有的东西，这没有什么稀奇。已过不惑之年的葛红兵在后记中感慨命运之起落非人所能把握，所以要对各种人物抱有怜悯之心。在小说中他就经常跳出来帮人物说话，此种做法虽能彰显作者之伦理观，但对读者是不道德的，任何写作都应该给读者留有空间。相信研究写作伦理多年的葛红兵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难道就仅仅因为他过分的怜悯心吗？非也，他在《上海地王》这部小说中由于过于注重电视剧一般的故事情节，服务于剧情的人物性格自然显得单一和极端。为弥补这一缺点，他不得不从故事之外去谈论人物，好让人物在读者印象中变得稍微丰满。看《上海地王》很容易联想起慕容雪村的《天堂在左，深圳在右》，两部小说同样讲述的是主人公在一座城市奋斗发家的故事。慕容雪村比起来处理得要简单的多，把精力花在人物身上，对人性之恶和人生存处境的描写可谓淋漓尽致，尽管后半部分感情失控，但整部小说读起来还是让人深有感触。而《上海地王》着力于情节，再调上各种佐料——教授的文化修养及其伦理观，这样的小说难以征服读者，不可能有葛红兵和出版社所预想的畅销和社会反映。葛红兵这次完全放弃文学追求的冒险不可能成功。至于找一个房地商写序是想告诉读者此书的真实性，还是有其他目的，希望葛红兵教授能告知读者。如果一个教授需要房地商来帮忙推书，那丢人可就丢大了。

楼市风云，血泪自知

买房是件幸福的事，买房也是件痛苦的事。中国人传统的概念中，居者有其屋，才算得是真正的过日子。所以，都市中的适婚男女纷纷以房子作为结婚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而面对居高不下、甚至可以说是日渐攀升的房价，很多人在房子面前止步了、胆怯了，或者说的更直白一些，自我道德观念改变了。这也是电视剧《蜗居》之所以如此红火的原因，因为它道出了现代青年最底层的声音，也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你，房子之于现如今的人们而言，直如逼人跳楼的工具。说实话，我就是这个跳楼大军中的一员，在面对政策高压打击、房价却依然坚挺的楼市，我很无奈，也很无力。因为如我等市井百姓的微薄之力，除了接受，根本没有其他的办法。唯一能够聊以安慰的出路，便是寻找各类关于楼市的书籍，而《上海地王》便是这众多书籍中，恰好进入我视野的那一本。看到《上海地王》这本书，其实并不是因为书名，而是因为作者葛红兵。这位曾一度被称为“美男作家”的老先生，向来以犀利著称。如今进入“一朵花”的时代，恰逢楼市如此风云的当口，推出如此题材的作品，实在不能不说是抢人眼球啊！“人真正的财富是土地——抢不走、砸不烂、用不坏，可以安身，可以立命，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没有地，你就没有财富，没有自由和尊严。在你的地上，你才是主宰自己的君王；在别人的地上，你只是游魂和乞丐。你没有自己的地，就不可能拥有任何东西，自由和尊严是依附在土地上的，是只有土地才能带给你的东西。”葛先生在《上海地王》的开篇，便如此叙说土地与人的价值关系。的确，在父辈眼中，土地是身后埋葬的归所，若连一块地都没有，那便枉来了世上一遭。而在年轻一辈的眼中，土地的概念等同于房子的价值，若是连片瓦都没有，那还娶什么媳妇过什么日子呢！所以，崔浩们在见证中国土地制度变迁历史的同时，也一并扮演了促使土地增值与楼价上扬的角色。他们在这个大时代中，寻觅着哪里才是他们的地，哪里才能掘出属于他们的奶和蜜。在上海这个中国最聚眼球的城市，适合发生很多的传奇故事，比如《上海滩》，比如《蜗居》，当然还有这一本《上海地王》。以上海的楼市变迁制度为经，以夹杂其间复杂的人情世故为纬，点缀青年男女间那点错综复杂的暧昧情绪，葛先生为众读者们炮制了一席脍炙人口的盛宴。你会愿意一口气读完它，长舒一口闷气，大骂三声脏话，然后把反社会的冲动强行压下。若不然，在见识了楼市的黑暗与龌龊之后，你很难做到像看完《蜗居》那样的平静。因为看完《蜗居》之后，你最多想去跳楼而已；而在见识了《上海地王》之后，你更多的是想去毁楼。一座城、一块地、一群人，他们之间的故事，有生死离别，有爱恨情仇，当然也有往复新生。人在大时代面前是渺小无力的，但人在大事件中的作用却又是壮观微妙的。当你阖上书封，再次面对天价楼市时，愿你可以拥有更多一丝理性。天下大同是领导者的理想，安居乐业是小老百姓的心愿，若想平复满腔的怨念，不妨去书籍中寻找安慰。4-24《重庆晚报》http://www.cqwb.com.cn/cqwb/html/2010-04/24/content_208061.htm

影像时代，小说何去何从

《上海地王》 葛红兵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曾在一次研讨会上，有幸听过葛红兵关于小说学习影视技法的主张，大意是在今天的影像时代，传统写法的小说在吸引读者方面，越来越处于劣势。小说要争取更多的读者，要从影像受众群中夺取新读者，有必要在小说结构、人物、节奏等写作方式上，向影视剧学习，将影视剧的一些技术处理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去，以提高小说的观赏性。文学近似破落户的尴尬处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文学边缘化也被我们说了很多年了。作为一个从事文学评论，并且已经出版过7部长篇小说的青年教授，葛红兵对纯文学写作路数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心中有数，号对了脉，就要开方子，该动手术的就得动手术，该切掉的就得切掉。葛红兵的方子值得尝试。更何况，葛红兵近几年的创作，也一直是在实践和检测他自己的理论，从《财道》到最近刚出版的《上海地王》，他都在探索将影视的某些手法放入小说中，试图让小说在保持文学性的同时，尽可能增加戏剧性和可读性。能够借鉴的影视手法大概有这样一些:关注当前社会热点问题；设置具有冲突性的紧张情节；塑造性格复杂、有血有肉的悲剧性的人物；叙述语言更加大众一些。我们不妨从小说《上海地王》进行解剖。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这是已被证明无数次的作品成功的不二法门。热点问题无非衣食住行加赚钱，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上海地王》聚焦上海的地产风暴，只是角度更大一些，横跨三十年上海的地产发展史，并不直接讲述房奴的辛酸故事。这是小说家的角度和气场的不同选择，避免陷入琐碎的境地，致力于揭开房地产发展背后的故事，讲述第一代房地产人如何从不可能到可能。作者上升到了人与土地分离又和解的高度，但读者可以不必在乎作者的企图。在高房价的今天，探索房价是如何一步步搞到现在这个样子的，本身是一件很解恨的事情。何况，还能带出关于权力、欲望、性、人性挣扎等一串问题，这就是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好处。人多有窥私欲，读者也一样，小说家应该了解这一点。股市、房产、相亲、找工作、婆媳矛盾、城乡冲突都是很现实的社会热点问题，大有文章可做。从热点选择来看，《上海地王》选得很准，房地产热闹的背后，是人们对家庭归宿感的渴望，最终归入到土地情节，再进一步反思土地制度，这部小说的格局不小。强化戏剧性是影视剧的重要手段，在话剧中用得最多。如果说关注热点问题算是小说作者选中了一个好主题的话，那强化戏剧性就是用富有矛盾冲突的故事情节来表现主题，因为小说读者是不会买用散文方式释放房奴情绪的账的，他们需要看到作者制造冲突、化解冲突、提升冲突的故事。葛红兵深谙此道，《上海地王》里设置了一堆跌宕起伏的故事，主人公崔浩被抓，进军房产，争取项目，打通各个关节，与工人周旋，与对手竞争，编制政治网络，等等，都是实在的阅读大料。作者也在冲突的节奏上做了精心安排，典型的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设计与反设计、利用和背叛、合作和拆台、色情诱惑和真情困惑、理想和现实的纠缠，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散落在小说的故事中，让小说的节奏一扫温吞水的文艺腔，变得激烈和阳刚起来。仅有这些当然还不够，容易掉入主旋律作品的范式，显得不够真实。要想获得读者的最大支持，故事主人公必须是常人中的一员，有普通人的困扰、情绪，有耀眼的成功，也有一败涂地，而不是高大全式的概念人，最好能带有悲剧性的性格特点。《上海地王》大篇幅地塑造一个了上海最早开始做房地产的角色——崔浩，他有理想，敢想敢干，讲兄弟情谊，但内心深处也懦弱，对感情犹豫不决，过山车一般经历了爆发的辉煌，又从山顶下来，吃官司，进监狱，被背叛，最后输得很惨，归为一个常人，故事结局带着些许忧伤。或许是葛红兵还处在影视手法介入小说创作的尝试阶段，有一些问题没有处理得足够好。故事可读性保持得不错，但小说对上海城市居民和房子、城市间的特殊关系处理得还是单薄了一些，虽然作者在每章前特意加上了关于上海城市地产发展的信息，但这和小说本身略显分离，无法让小说散发悲怆气氛，而仅仅是廉价的忧伤，而一些过于戏剧化的情节设置对小说厚重性的追求也是很大的损伤。影像时代，文学吸收影视的某些手法，这种理念值得尝试，毕竟文学曾经的贵族范儿，已经破落一地。与其想重拾辉煌和光荣，不如改弦易辙，做另外的尝试。说到底，文学何去何从是一个时代问题，保守坚持传统，勇气可嘉，很凄凉，但很壮烈。借鉴影视手法，强化小说创作的技术化，提高可读性，能获得更多读者，但会失去评论家的关注，毕竟传统话语权还捏在他们手中。

看完《蜗居》我们想跳楼 看完《上海地王》我们想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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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王

这里一代人的生活,内有兄弟之情,男女之情在其中,生活中的那些人看无情,内心有情的人活得太累,那些有情,但却无情的人最后得到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