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书评

青春和被烹调的青春

这本书编得很聪明，因为这篇中篇小说固然非常有名，而且具有作为短篇小说来说很罕见的历史意义，但如果单纯把它当成文学作品来读，半个多世纪以后的读者大概没有几个有兴趣。不过如果加上那位不能说出名字的大人物的评论，就大大不同了。虽然基本上是冲着看“伏地魔”的评论才读的小说，但令我多少有些意外的是，这篇中篇小说确实具有某些至今也不会过时的东西，文笔也柔美真诚——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简直没有一个动作、没有一句话不装腔作势；但是这就像任何时代看二十年前的流行，后来者觉得这有多土，前人就觉得这有多潮，一个道理。这是时间的玩笑，两代人都是受捉弄的那一方。尽管具有一定文学性，但这篇小说的时代烙印太重而境界又太低，所以远不足以被当做经典文学作品，今天的读者自然更不必对它的文学性进行什么详细解读。不过还是有必要说说这篇小说里不会过时的东西：那纯洁而又热烈的青春气息。只要还有年轻人，就会有青春，就会对这个世界的缺憾敏感而失望，就会抱有某种理想主义，这些不会改变。尽管小说中的青年被洗过脑，因此像嗑过药一样，青春的纯洁度和热烈度都加了倍、变了形，但底子还是很美好、很值得怜惜。因为具有这种青春气息，这篇小说即使只作为文学作品，到现在也还值得一读。当然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最有价值的还是引起了“伏地魔”的评论。书中收录的《五谈》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完全没看懂他的用意，就是不敢说，但表面上的话和历史背景总是摆出来了。伏地魔城府太深，光是他为什么在喜欢这篇小说的同时，却不喜欢作者是D员，就很值得玩味：说到底，这篇文章引起他老人家注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东欧和国内的一些动静，让他对群众又不放心了。当然他表面上说了，群众不满，是因为上层有官僚主义。这个是上头的问题，他知道，也会去解决的——他后来确实对付了上层，而且对付的力度大得谁都没想到——不过首先，还是要把下头那些好出头、不懂事的人（即D外知识分子）挑出来，碾成粉。为了把这些人挑出来，也为了将来碾压他们的时候师出有名，甚至是为了更将来对付上层的时候找些把柄，这才搞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这些人提意见、发牢骚，充分暴露之后，才好下手。所以这样一篇内容完美符合太祖需要的小说，作者居然不是D外知识分子而是D员，难免让他有些不高兴。也因此后来他就只提小说内容反官僚反得好，不再提D员批评D这件事了（当着内部人没忍住抱怨了几句，公开发表的时候可是丝毫不露口风）。看到这一层，更觉得王蒙几十年后到了当年的伏地魔那个年纪，写的那几篇文章居然还有一股子青春气息扑面而来，简直不可思议。他到新疆那些年好像把他的青春装进罐头里了，回到北京以后拿出来还在保质期内。然而这种青春在当年，终究只是“伏地魔”随手拿来煎炸煮炒的食材，无论是珍惜也好糟蹋也好，都是对食材的态度。这是最残酷、最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方。让后来人看到这种残酷，正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

时代烙印过于明显

是看了区委书记的推荐去读这本书的。原本以为是本大部头。拿到手是本中篇。说实话，看惯了现代的官场小说，再去看王蒙写的50-60年代的，不喜欢，真心不吸引人。也许是因为毛的评论让这本书名声大噪。充其量也是在那个时代环境下，被毛利用了下，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对比小说成文的年代才有意思

这书有他浓烈的年代意味，我是完全出于他的影响力而找来看的。一、根据书后附录，总结一下相关的日期：1956年，小说发表，不少人认为它影射首都北京的官僚主义而予以否认、批评。1957年2月-4月，毛对该书该人大力维护，在不同的会议上四次主动提到，落实1956年9月制定的双百方针。1957年5月15日，毛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认为他主导的整风已经偏离方向，并制定了继续鼓励大鸣大放引蛇出洞。1957年6月8日，毛发表《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开启著名的反右运动。1958年5月，王蒙被划为右派。二、王蒙倒是很有些主见：一是据说他小说的主旨并不是专门批评官僚主义，所以在全社会反正方、包括毛都解读为批评官僚主义的情况下，他自己都没有主动承认；二是在批判压力下，也没有将压力推卸到擅自改动他小说的人身上。三、毛关于《组》的正面评价，在整理发表的成文中基本全部被删，直到1999年重出的《毛文》才录入。四、全书几个主要人物：林震（主角，组织部新人）、刘世吾（组织部长）、韩常新（组织副部长）、赵慧文（与林震观念一致的年轻女干事，“苍白美丽“、已婚有娃）、王清泉（麻袋厂厂长）、魏鹤鸣（麻袋厂一直反对王清泉的干部）。五、全书的大逆转是魏鹤鸣把反映厂长作风的事给《北京日报》写信，被发表，倒压回区委组织部发落。六、书后附录中，1956年9月王蒙来太原找过在太原工学院上学的未婚妻瑞芳，对当时的太原有一段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