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巫颂》书评

深重的挫败感

[伊朗]西敏·达内西瓦尔《萨巫颂》。面对历史的进程，每个民族都有深重的挫败感。一股来自古老波斯的怨念，散发着女性作家的光芒--如此纤细柔美，仿佛隔靴搔痒，又仿佛淋漓尽致。合得住书卷，却合不上深深的无力感。

“萨巫颂”：家国之痛，民族之殇

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中，西敏与丈夫纳德打起离婚官司，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无人照管，纳德遂聘请护工瑞茨照顾，不料后者玩忽职守被纳德逮个正着，推拉中瑞茨倒地流产，瑞茨丈夫将纳德告上了法庭，两个家庭从此拉锯不断且彼此伤害。情节到此，我们已经无法区分孰是孰非，触目的是“受害者”意识牢牢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受辱的自尊伴随影片表达的时代主题以一种压抑的方式道出，不见惊雷却处处惊心。较之着眼于个体经验的《纳德和西敏》，今年3月去世的伊朗女作家西敏•达内希瓦尔的《萨巫颂》，则把“受害者”情结上升为家国意识。萨巫什是10世纪伊朗史诗《列王纪》中的一位王子，受国王宠妃挑逗不为所动反遭诬陷，虽自证清白却不得不流亡，最终被害于他国。勇士不是光明磊落地死于战场而是阴谋诡计，使这个故事更添悲剧色彩。“萨巫颂”即是悼念被害勇士的一种半宗教半巫术仪式。“萨巫颂”有其复杂的历史渊源。伊朗人从种族上迥异于阿拉伯和以色列人所属的闪族，而属于曾创造了波斯帝国辉煌成就的雅利安族；宗教上秉承注重血缘观念和世袭制度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又使之大大有别于占中东主要地位的逊尼派。种族、宗教、文化上的边缘化在伊朗国运衰弱之际，尤其表现为异族统治者对伊朗民族的打压、迫害、凌辱，由此，“少数”、“无辜”、“受害”和因此而生的反弹心理成为伊朗人民族观念中驱散不尽的群体意识。《萨巫颂》将这种意识追溯至《列王纪》，无疑把伊朗前现代民族精神与当下现实融合为一体，其曲折与跌宕可谓其来有自。小说成书年代（1969）适值1963年伊朗“白色革命”和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间，国家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尚无定论，而作者为小说选定的时代背景，是同样波诡云谲的1941年。彼时英美盟军为与苏联形成对德统一战线，出兵攻占伊朗，使原来与战事无干却不幸在外交上亲德的伊朗沦为俎上肉，先前渐进式的现代化改革，如今更是如洪水猛兽般袭来。小说男主人公优素福的父亲本是德高望重的《古兰经》权威学者，在此大潮中也不免随波逐流，与暧昧女子出双入对，甚至不避人耳目，致使妻子愤然离家。如许洪流从家庭领域汩汩涌向社会层面，小说即是通过家庭不同成员的种种遭遇，以小见大地折射转型时期伊朗国家民族的困惑和纠结。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以女主人公扎丽而不是优素福的视角讲述。作为中产阶级太太，扎丽无需如许多底层妇女那样为生计操劳；她是不太虔诚的教徒，但碍于社会习俗而无法四处走动。这样的逼仄空间一方面把她拘于不出大门的喜宴、茶会、客厅和浴室（顶多在仆人保护下每周走访一次监狱和精神病院做慈善），使她无法从全知视角来亲身体察广泛的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这种稍显游离的姿态又使她保持一份局外人的清醒。在大部分篇章中，作为家庭主妇，她需要为家里的（其实是丈夫的）访客端茶送水。英国军官、爱尔兰记者、大资本家、叛乱分子、马克思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男人们唇枪舌剑，激情满怀，而扎丽作为妇道人家，则总是回以礼貌的微笑，和冷冷的一瞥。厨房虽小，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人对事，扎丽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比如对于英美占领伊朗，国家主权受到严重践踏，大量资源流入外国人和官僚腰包，而伊朗民众则因饥荒和时疫饿死病死，扎丽和优素福目击心伤，不仅开仓救济灾民，而且拒绝卖粮给占领军，以至成为当局的眼中钉。这无涉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而与受辱的民族自尊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伊朗在19世纪与西方的冲突中吃了大亏，引入西方经验是唯一的自救之路。随西方化带来的经济结构、传统信仰、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改变，便必然是“潘多拉魔盒”放出的妖魔鬼怪吗？特别是，当社会财富激增而分配不公导致传统秩序混乱、道德沦丧、价值失落、物欲横流、唯利是图、贪污腐败，是该由“西方”来负责吗？不同于负笈欧洲却主张从“根”上推倒西方化的优素福，受过一点本地教会教育的扎丽却从中感受到平等、人权、人道主义、女性主义等普世价值的好处。她敏锐地发现，伊朗人把西方化带来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每每当作“错误”推给西方，造成人为的“西方/伊朗”对立模式，缺乏在自己身上寻找错误的勇气和纠错的诚意。上至总督下至公务员公然索贿，得到粮食援助的部族转眼卖粮换武器打内战，资本家与军火商沆瀣一气大发战争财，等等，使扎丽认识到西方化（亦是现代化改革）产生的负面问题只是表象，实则是伊朗内部早已糜烂不堪而又讳疾忌医。孟子说得好：“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伤害者”固然难辞其咎，“受害者”就真的“无辜”吗？这样的叩问贯穿小说始终，且在优素福死亡时达到了巅峰。优素福死于冷枪，民众为他举行“萨巫颂”式的葬礼，评价直追鲁迅笔下“铁屋子中的清醒者”，但如是美誉在扎丽眼中全无意义。从优素福本人来看，他颇似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满腹经纶，感时忧世。但他自身却是土地贵族，所维护的不过是一个“开明恩主”的地主形象，在改善民生方面无任何创见。他抨击外国势力，却提不出振兴民族的建设性纲领；他痛恨官僚腐败，却在儿子被拘时束手无策，待扎丽疏通关系，又甩手给了一巴掌，斥其懦弱；他读了一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思想论著，被弄得“绝望、疲惫、厌倦、理想破灭”，最后发表了一通意义含糊的信仰回归论：“（我们）需要的是一颗敞亮的心，才能够用开明的思想、不受人左右地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做点事”……总的说来，这是一个愤世嫉俗者，身上有萨巫什的“少数”、“被害”性，但难说“无辜”，更不是所谓的“勇士”。本书的另一特色是作者基本回避对宗教－政治哲学的看法，但我们不妨从书中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童话故事管窥一二：“天空老爷”将代表人类命运的星星全部奉送人类，“其中一些人很快就将星星弄丢了，一些人把星星藏在衣领中，因为他们有了一颗星星，但是也有一些人，很好地领会了”。这第三类人翻出他们的人生词典，将诸如前定、命运、信条之类的字眼尽数删去，而创造了一些如自由、解放之类的词根。作者显然赞赏第三类人，扎丽便自承活在丈夫阴影下曾一度“弄丢”了星星，而在遭遇一连串重大变故、尤其是与优素福的“别离”后，重新感到“心中闪耀起星星的光芒”。扎丽的形象正是从结婚之初对丈夫的盲目崇拜，到后来的审慎思考中逐步丰满起来的。扎丽的成长，也暗示新时代独立女性的横空出世，是民族未来的希望所在。如果作者能够预知十年后的伊斯兰革命，我想她还会加上第四类人，他们将星星把玩一通之后，又乖乖还给“天空老爷”，而觉醒中的女性权利意识也随之被迫戛然而止。人性同民族命运一样诡谲复杂，作家的笔力终究是有所不逮的。

悲情时代的迷惘与仓皇

提及伊朗，总令人想起导演阿巴斯镜头下蚀刻的群山、寂寥的长路和苍茫的沙漠。阿巴斯的悲情，来自于真实可感的人生，反映出其间生活的酸甜苦辣，以及纠缠人心的惶惑与迷惘。在女作家西敏•达内希瓦尔笔下，这苍凉俱已化作悲情，为这缭乱的时代平添上一抹凝重的底色。她以家庭为切入点，从细微处剖析宏观，描摹大时代里各色人物的生存窘境。在拷问历史的同时，也拷问人性的软弱与仓惶。小说《萨巫颂》从嫁入贵族之家的平民女子扎丽说起，故事始于一场看似平淡却暗藏机锋的婚礼。蛮横的新娘无端“借走”了扎丽的祖母绿耳环，名为暂借，实为变相占有。西敏以此为起因，书写二战时期一个伊朗贵族家庭的生活旧事，虽以家庭为叙述重心，却并未将视线局限于凡尘俗事。随着情节的渐次铺开，她不经意地掀起华丽的袍服，露出其下道道疮疤，乱世里国族困窘的处境也随之悄然再现于纸上。“萨巫颂”本为纪念10世纪波斯王子萨巫什的半巫术半宗教的仪式。萨巫什因拒绝父亲宠妃的百般挑逗，与父亲反目远走他乡，却平白无故遭到邻国国王的杀害。这种牺牲，在我们看来，既非壮烈也非光荣，反而有些不明不白。西敏借历史暗喻现实，在平淡的叙述之中暗含深意——虽经历了近千年的演变，英雄无辜罹难的悲剧却并未随黑暗中世纪的远离而远去，反倒成为整个伊朗民族命运的现实指代。不管时光如何流转，刀兵、残杀、纷争、离乱仍然是描述伊朗的关键词。战争作为《萨巫颂》的写作背景，贯穿始终。1941年，盟军为开辟从波斯湾到苏联的运输通道，出兵占领伊朗，英、苏分南北而据，国家四分五裂，如同一张“到处是褶皱和缝合疤痕的桌布”。人心的不安与道德的沦丧并存，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巨大的红灯区。西敏对现实怀着深深的无奈，她眼中的世界纷纷扰扰，绝无片刻宁静，但她却无意粉饰太平，只以旁观的视角记录下一个时代的悲凉况味。其时，在反法西斯大潮之下，一边是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一边是盟军的入侵与价值体系的全面崩溃。是坚守自我，葆有本民族独特的文化，还是全盘西化，在外来文化的蚕食中苟延残喘。这既是个体的忧伤，不免也是整个国族的集体焦虑。《萨巫颂》始于悲情，亦终于悲情，迷惘是其中唯一的情绪。先行者们只手空拳挑战风车，想要在混沌之中找到前行的方向，却不料陷身无物之阵。他们困惑于未来的晦暗不明，举棋于现实的逼仄不堪，沉迷于幻想的华而不实，将假想当作真理，将虚妄作为永恒，却忘了以卵击石的可笑与张皇。他们虽抱有“从此以后，国将不国、家将不家”的忧虑，但眼高手低，看不见前路的险恶，只能任由一腔抱负化作满腹怨念。这铁屋子里从来不乏声嘶力竭的“呐喊”，却没有真正的“勇士”。表面文章做得再好，也是无关痛痒的把戏。大姑法蒂玛夫人唠叨着“这不再是我的国家，这总是让我的心千疮百孔”。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她起意远走他乡，在别处寻得清静，但却并无行动。这就像软弱的羔羊被鞭打、驱赶惯了，一旦放诸原野，反而不知所措，只有茫然四顾、哀哀哭泣的份儿。扎丽的丈夫优素福心系天下，他虽将粮食分给佃农、帮助游牧部落定居、收养失去父亲的孤儿，但终归脱不了贵族老爷高高在上的“仁慈”做派。社会主义者佛图西先生枉有满腹道理，他教育少不更事的小学生霍斯陆做个男子汉，“尽量自己找到一个解决途径”，对患病的妹妹却无能为力（可怜的妹妹困居在精神病院里，此刻正苦盼着哥哥带她回到“十二万四千平方米的庄园”）。扎丽原本龟缩于家庭的小圈子里，过着与世无争、自给自足的日子，享受着自我的小趣味。家庭的和美与安宁，是她唯一的诉求。然而，在乱世里，这恰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家庭与国族本来息息相关，当整个国家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何来个体一己之欢愉？从惘然不知到恍然惊觉，扎丽的成长一路与痛苦相生相伴，开篇即告失去的祖母绿耳环，最后竟意外地完璧归赵，其间兜兜转转诸多变故，一失一得，得失之间已是冰火两重天：扎丽的小宇宙与外部的大世界在内忧外患的双重侵蚀下早已支离破碎。而今，家不再是那个家，国也不再是那个国。飞来的冷枪终结了优素福的生命，也使他成为萨巫什式的英雄。他个人的迷惘虽已终结，但更深的迷惘却遗留下来。彼时，寻路的种子已悄然萌芽，只是要找到真正的路绝非朝夕之功。数十年后，西敏写下著名的“彷徨三部曲”，其中那许多寻路者已然摆脱了扎丽的困惑，在黑暗沉沉的现实之中艰难跋涉。此时，再来看看《萨巫颂》结尾的句子，或许能从中读出几分预言的意味，“风会把每一棵树的讯息传递给另一棵。树林会问风：在你来的路上，没有看见黎明吗？”

神秘布卡下的胆怯与勇敢

文\Shirleysays“别哭，我的姐妹。你的家中，会长出一棵树；你的城市里，会长出一批树；而你的国土上，会森林密布。风会把每一棵树的讯息传递给另一棵。树林会问风：在你来的路上，没有看见黎明吗？”上述是伊朗小说《萨巫颂》的全书结尾段落，是爱尔兰诗人、战地记者麦克马洪为了悼念革命者优素福，在写给其遗孀扎丽的信中提到的。这段文字耐人寻味，仿佛定下了整本书的一个质朴的基调。人与自然的交织、人与社会的混沌、光明与黑暗的纠结，最终还是要选择一条路，追赶黎明出发的脚步。这是伊朗人民的使命与期许。小说的作者西敏.达内希瓦尔是伊朗最早从事小说创作的女性，是第一位出版小说的伊朗女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引进的伊朗作家以女性居多。正是这种“布卡文学”的隐匿性吸引了无数读者的好奇，乃至关注。我最早接触的伊朗女性作家是那海和她的小说《信仰大道上的月光》，当时完全是受对伊朗文学的好奇心趋动，对头巾和布卡下的女性有窥探之心。但是，读后却不得不击掌称赞。那海的文风幽默、观点犀利，一部家族女性的兴衰史在她的笔下游刃有余，小说的情节像波斯地毯一样雍容华丽，取之不尽，漫漫流淌出来的是古老的波斯文化与西方文明的交融与对立。就像佐雅.皮尔德的《灯，我来熄灭》一样，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以女性特质中的敏锐去碰触生活。布卡下包裹的是一颗颗躁动的心，希冀摆脱束缚，迈向丰富多彩的社会。但是，此种文学类型绝非伊朗女性文学的全部。达内希瓦尔就是勇于将历史的大背景作为小说底色的女作家，她的小说总是肩负社会责任感，相比于单纯聚焦女性日常琐碎的作品，显得尤为大气。关于伊朗，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世界对其核武器的质疑、不断升级的流血抗议以及总统内贾德的演讲。谈及伊朗，我们更愿意讨论原教旨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或许，我们忽视了这个比波斯历史还长的国度的文学，其中饱含当代知识分子不屈的反抗精神和难以折断的民族脊梁。《萨巫颂》正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寻求一条救国救己道路的小说，其中不乏困惑与迷茫。在伊朗，纪念或悼念民族英雄萨巫什的活动即为“萨巫颂”。本书是伊朗人民在二战时期动荡游离的一个缩影。亲德的礼萨汉政权垮台，英苏联军入侵德黑兰后，巴列维国王领导的伊朗加入反法西同盟。英苏分南北而据，伊朗人民渴望独立的民族情结被全世界高亢的反法西斯战争热情遮掩得暗淡无光，几欲泯灭。本书以1941年盟军为了开辟一条从波斯湾到苏联的运输通道而出兵占领伊朗为时代背景，深刻地描绘了女主人公扎丽从伊朗传统女性的怯懦转变为现代女性的勇敢的心灵之旅。然而，结尾优素福之死，堪称全书的画龙点睛之笔。丈夫的鲜血唤醒了对苟且偷安还抱有希望的扎丽，“她已经知道，她不再恐惧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事情”，刚好与开篇时麦克马洪的话遥相呼应，“这棵树的名字，叫独立之树。这棵树必须用鲜血浇灌，而不是用水。”小说中蕴含的革命性在此处全面爆发，只有心灵才知晓迷茫的答案。达内希瓦尔擅长挖掘女性文学视角里怯弱的一面。笔尖流转，将怯懦剪成一道长长的倒影，影子越长越强壮，越勇敢，是小说的主要诉求。小说的开头写的是总督女儿结婚的盛大场面，而扎丽的定情之物（耳环）却被新娘子“借”走，未还。扎丽选择沉默不语。整个婚礼充斥着一种谄媚的气氛，恰似米兰.昆德拉述斥的媚俗。英国人、印度人、伊朗人，众人欢聚一堂，心照不宣地掘取着各自的即得利益，而抗击希特勒成为了纵情欢歌最好的借口。这个场面促使扎丽反思，优素福是大庄园主，是上层阶段，也是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奢华的上流社会生活中，鸦片的麻醉已经抵御不了女主人公的自我清醒。那么，是什么促使扎丽的最终转变？在总督强行拉走儿子霍斯陆的小马撒哈尔，大伯汗卡卡还在旁帮腔时，达内希瓦尔借大姑法蒂玛夫人发出了民族的呐喊之音，“那时，我就解放了，不再被人逼迫着说什么，也不再被人逼迫着听什么。这不再是我的国家，这总是让我的心千疮百孔”；霍斯陆犯倔时冲扎丽大喊，“女人是多么胆小说谎，只会做坟，掩埋，然后哭泣”；优素福在为耳环的事责备扎丽时说，“老婆，平静若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又有什么用？为什么你不应该有勇气抵制他们？” 来自亲人们的斥责催促扎丽觉醒。扎丽回忆起童年时与女校长发生的突冲，她的血脉里仍然埋藏着民族的骨气。她被一片觉醒包围其中，她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不让别人把她压弯，如何打破现状，粉碎迷茫，从胆怯走向勇敢。她甚至觉得如果女人来掌握这世界，是否会离战争远一点？小说中扎丽心态变化的情节好像达内希瓦尔手里的一把珠子，而扎丽的思想变迁就是一条线。当所有珠子在线上穿满而成珠琏时，就是扎丽鼓足勇气，去捍卫这个充满异教徒的城邦的时刻。在这一点上，达内希瓦尔把布卡下女性的性情把握得很到位，让读者有种水到渠成的感觉。如果说这部小说充满了时代的硬度，其实其中不乏波斯女性的柔媚，即时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波斯的风情画卷。“指甲花、咖啡、可可豆放在甘菊花水中浸泡后，抹在头发上，可使头发柔软”，这样的小细节仿佛让我们见识到乌发亮眼的波斯美女是如何炼成的。残酷的战争背景及小说的政治意义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达内希瓦尔的细腻笔触，若想感知她的细腻，去读她的中篇小说《天堂般的城市》吧，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萨巫颂》是一部有重量的作品，它的重量来自于一位普通女性、一个伊朗家庭、一个传承历史的家族、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以及一个渴求获取独立的民族。从胆怯到勇敢，是一位隐藏在布卡下的波斯女性的心路历程。隐匿得越久，爆发出来越勇敢！正是这部小说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