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藤家的核弹头》书评

哇！几十年后的RMB竟然是主流货币

佩服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作为岛国，曾经想要通过殖民侵略扩张版图，未果，到了两百年之后，城市被超高层建筑占领，东京湾被逐步填埋，人们的生活陷入沼泽般的现代化中，男主人因为电脑的存在年龄才37岁就退休在家，而女主人被当作是A层市民的延续优秀基因的工具生了6个孩子了。一家十多口人拥挤地生活在只有几十平米的房子里，周围是200多层的大楼，望不见阳光已经是常态，这样的现代化真是让人透不过气来。小说中的内容看似天马行空光怪陆离，实则讽刺了当今社会的畸形发展趋势，日本作家用轻松的笔调写出的故事，寓意深刻。不得不让人感慨，国人的危机意识何时能觉醒

不错的创意，冗长的过程。

看了《女人的圣战》之后，我在犹豫间对这个创意主题产生了兴趣。果然，开头还是很有新意的，鲜明的人物性格，辛辣的讽刺，快速进入故事情节。可是，你这个斗争也太过冗长了，前一半我一个晚上看完，后一半几乎看的都在煎熬中，看个几篇就失去耐心，过了好长时间再捡起耐心继续看上两篇，然后再次放弃，故事总是在重复的形式和始终没有进展的斗争一点点消磨我的热情，最终迎来一个说不上怎样的结局，好吧，最后看完了我只能感慨，我终于把这本书看完了。

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尼轰今

记得高中时曾经改过闻一多的《死水》用来KUSO学校，当时正处于叛逆期，又受韩寒影响，所以对于学校和教育制度格外苦大仇深。记得当时原文中最喜欢、因而也基本没有改动而原版引用的是其结尾：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记得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对日本人社会秩序是这么看的。这毫无疑问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上级对于下级拥有理论上绝对的权力，但这一权力并不是可以肆意行使的。伦理主张的是“各安其位”，上级的权威应当节制而合理地使用，而下级也应当恭顺而服帖地听从。对于行为出格的上级，下级反抗的合法性一方面为“义理”所承认，但另一方面又因为其反抗行为本身的出格而必须接受惩罚。这本书当中的国家，是一个绝非民主，也并非专制的政体，而是一个怪模怪样的“管理型”“效率型”政体。正如同总一郎挂在嘴上的，一切以整个国家的利益至上，其余一切都可以为之牺牲。这就很有一点本尼迪克特眼中的旧时代日本的模样。然而，作者毫无疑问并不是在给这种体制唱赞歌，而是和闻一多一样在喷这个制度。之前从一些书中对现今日本有了一个大体的印象。现今的日本，对于二战后建立起来的、战前曾为其国民们颇为鄙视的民主主义、个人主义，似乎接受的很是彻底。然而对于旧时代，日本人似乎又总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旧时代的影响依然不可能完全消除。另一方面，又总对于很多旧时代的元素唯恐避之不及，比如日本现在优生学史是研究禁区，因为当年昭和时期对于残疾人干过些不人道的事情，所以现在索性整个优生学都遭殃（见《冰眼看日本》）。又比如这本书对于“日本传统道德”的态度。作者在书中想要表达什么，其实我没看太明白。乍眼看去似乎是一本《1984》类的向国家机器开战的书，但细细读来似乎又不是那么一回事。令我赞赏的是中间斗争中，几十户居民内部分化、分裂过程这一安排。向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开战从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因为同一目标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也从来不会那么团结一致。这既是我们回首过去时应当注意的，也是我们创造未来时应当铭记的。PS：其实这篇最关键是想说日本人对于自身文化的一种矛盾心态，最近也在看一本相关的书，然而思路到一半卡壳了，所以索性扯个淡收尾，以后读完那本书再来修改罢了。

斋藤家的核弹头》

2075年，日本发展成为一个实行国家主义种姓等级制度的“超管理型社会”。 身为法官的“特A级市民”斋藤总一郎祸不单行，先是因为审判工作被电脑取代而失业，继而突然接到政府强制搬迁的命令，不得不离开先祖世代相传的家园，一家迁居到位于东京湾的人工岛上。后因岛上发现某种贵金属，又再次被强令迁移到处于毒气污染之下的成田机场旧址。 面对政府如此无赖的“管理”以及官僚们的腐败，斋藤再也无法忍受，为了保护家人和自身的权利，他与邻居们一起奋起反抗，用自制的核弹头作武器，向政府宣战

拆迁无处不在

故事多少感觉有点拖沓，最后抗争拆迁的段落，感觉不是那么激烈，更像是无奈的挣扎。其实是写了一篇比较长的评论，但是此书结合国内现实状况就不知道怎么变的那么敏感了，改了好几次还是不能通过审核。索性就不该了，删了。写个这个东西几年一下。

有核弹头的钉子户

　　在文学史上，乌托邦小说源远流长，虽然utopia这个单词要到1516年才由托马斯·莫尔爵士杜撰出来，但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却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作品中就露出了端倪。柏拉图、犹希迈罗斯（Euhemerus）、普鲁塔克（Plutarck）等人的相关描述启发了从莫尔、培根、哈林顿到威廉· 莫里斯到赫尔伯特·乔治·威尔斯等众多乌托邦小说作者。大体而言，乌托邦小说——无论是《新大西岛》还是《乌有乡消息》——的主要功能在于讽刺地批判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实，而非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乌托邦小说不知何故日趋稀少，而敌托邦（dystopia）小说或者反乌托邦（anti-utopia）小说则逐渐增多，最著名的当然是杰克·伦敦的《铁鞋跟》（Iron Heel）、阿尔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尤金·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雷伊·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度》。热衷于写乌托邦或敌托邦小说的，大多为男性作家，女性作家似乎比较稀少，就我个人浅狭的见识所知，英文世界只有写过《阿特拉斯抖肩膀》（Atlas Shrugged）的安·兰德，写过《使女的传说》（The Handmaid's Tale）、《末世男女》（Oryx and Crake）和《洪灾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少数几个。而在东亚文学界就更少了，似乎只有写过《斎藤家の核弾頭》和《仮想儀礼》的筱田节子，本文要评论的是前者，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已推出陆求实先生的译本，也就是《斋藤家的核弹头》。　　　　乌托邦小说和敌托邦小说一个常见的手法是将叙事的时间背景设定在未来，《斋藤家的核弹头》也不例外。筱田节子的这部小说描写的就是发生在 2075年的事情。　　在筱田节子的构想中，2075年的日本实行“国民综合分类制度”（第5页），根据社会的和基因的标准将国民划分为许多高低不同的等级。至于这些等级的待遇都有哪些差异，作者语焉不详，只重点指出，“B级市民最多可生育四胎，C级市民是三胎，D级市民是两胎，D级以下的市民则是一胎都不允许生育，而且被强制绝育。”（第10页）　　主角斋藤总一郎原在日本最高法院担任法官，是特A级市民。但尽管贵为特A级市民，总一郎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似乎并不比其他市民好多少：全家有十口人，居住的却是只有三十坪（大约一百平方米）的两层小楼。后来由于技术的发展，电脑彻底取代了法官，总一郎变成了失业的无用之人。丢失工作后的总一郎可谓祸不单行，日本政府盯上他的小房子，想要将其改建为“一幢一百八十层的高楼，起码可以住一千人”（第１４页）。渴望宽敞居住空间的太太美和子想要迁居到政府为他们安排的新家——围填东京湾而造起来的海港城，但总一郎却认为那块地是他的先辈历尽千辛万苦而传承下来的，不能毁在他手里。　　随后斋藤总一郎和建设省斗智斗勇，展开了一场拆迁和反拆迁的斗争。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筱田节子虽然刻意要写一部敌托邦小说，但在她构造的敌托邦世界中，建设省居然并不使用暴力拆迁的手段来对付业已下岗、徒有特A级市民身份的总一郎，而是不断地上门劝说，晓之以理，诱之以利。总一郎当然也不用往自己身上浇汽油，以自焚来作绝望的抗争，他只需像祥林嫂般喋喋不休地说“这是文明年间太田道灌赐给先祖斋藤正堂的……假如在我这一代的手里毁了它……我没脸面对我的祖先”（第14-15页）就足以成功地让拆迁人员知难而退。　　2075年的日本建设省官员虽然没有精研中国历史，并不懂得“或是停水、断电；或是放狗、放蛇；或是风高月黑之夜，如鬼子进村一样，强行入户将酣睡的居民抬出并控制住，瞬间就将人房屋夷为平地；或是光天化日之下，‘大侠’突现，冲进‘钉子户’的家中，抡起大锤、铁锹，一通乱砸，威逼其乖乖就范” （这是百度百科对“暴力拆迁”词条的介绍），但到最后，他们还是巧妙地设置了圈套，如愿将总一郎全家骗到了海港城。　　日本政府为总一郎安排的新家并非那种交通不便、环境糟糕的老公房或者筒子楼，而是“带有花园的独栋小楼”（第38页），住进这座小楼的美和子 “情不自禁地涌起一阵令人头晕目眩的幸福感”。总一郎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事已至此，也只好认命，和全家人慢慢习惯海港城的新生活——尽管在此期间他的父亲润一郎因病身故，大女儿阿步去了德岛县山村念书，二儿子阿健则由于超常的音乐潜能被选拔到筑波的“日本超优秀儿童能力开发中心”（第48页）。　　可惜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建设省官员宣布，海港城下方发现了钒，当地全部居民必须迁往千叶县，以便开采这种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贵重金属。以特A 级市民身份自豪的总一郎起初是支持政府的，但后来发现千叶县的迁居地有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不适合生活，尤其不适合儿童的成长，于是他慢慢转变了态度。建设省的步步紧逼使得总一郎无路可退，挺身率领不肯搬走的海港城居民再次展开了拆迁和反拆迁的斗争。　　一次又一次的谈判宣告破裂，一次又一次的抗议遭遇失败，总一郎忍无可忍，充分利用特A级市民的高智商，在其他几个人的帮助之下，制造了一枚核弹头。日本政府假意和他们进行最后的谈判，却派来直升飞机投下病毒，要将负隅顽抗的最后四十余名钉子户统统毒死。总一郎全家碰巧逃过死劫，愤怒而绝望的他准备和政府决一死战，将核弹头发射到东京市中心。然而总一郎的女儿小夜子悄悄做了手脚，发射出去的核弹头居然变成烟花，射出“祝东京海港城建成！”的金色文字（第291页）。小说以日本政府拆迁成功、总一郎全家被放逐告终。　　《斋藤家的核弹头》谈不上是多么优秀的小说。筱田节子是个高产的作家，从1991年的《绢的变容》到2009年的《薄暮》，她总共出版了三十八部小说。作为作者的第十五部作品，《斋藤家的核弹头》体现了一名合格作家应该拥有的写作技巧。筱田女士在讲述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的过程中，合情合理地展示了斋藤总一郎从忠诚地拥护政府体制和决定到不惜向政府宣战的心理转变，游刃有余地兼顾到总一郎的妻子美和子、母亲孝子、情人高村丽莎，以及有贺大介、三等陆曹等人的角色塑造。然而小夜子这个怪异角色的出现却是叙事的缺陷：她原先是个体重足以压塌楼板的巨婴，然后在几个月内迅速长大，打退了试图前来暴力拆迁的政府官员，最后又迅速地衰老，在阻止其父亲总一郎发射核弹头之后奄奄一息地倒在美和子的怀里。筱田节子虽然用大量的文字来解释小夜子异乎寻常的成长过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但依靠一个和小说中其他所有角色相异的人物来推动叙事的进展，就好比写推理小说的作者用密道或者超自然能力来自圆其说，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斋藤家的核弹头》也算不上是多么优秀的敌托邦小说，书中对2075年日本政治体制的构想，基本上还是重弹极权主义的老调。所谓“国家主义种姓制度”（第5页），是杰克·伦敦在《铁鞋跟》就设想过的。筱田节子担忧技术被居心不良的政府用于控制人民，这个主题在许多先前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至于环境污染问题，则是近三十年敌托邦小说的必备要素。筱田节子甚至以为到了2075年，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在日本仍会有市场。如果这只是作为叙事的前提，无可厚非；但假如作者真的这么认为，那难免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了。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彻底否定《斋藤家的核弹头》。实际上，它是一本轻松有趣的读物，和国内那些热衷于讲述贪官与小三如何勾搭成奸、青年女子如何在职场尔虞我诈的原创小说相比，它更有本钱得到读者的青睐。而且它也有它的优点：筱田节子所构想的敌托邦社会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值得读者去了解和作进一步的思考。　　首先是小说中的拆迁问题。拆迁问题归根到底是人口和资源失衡的问题。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活的加拿大地广人稀，所以她笔下不太可能（实际上也没有）出现政府需要将一座两层高的小楼改造成一百八十层的大厦这种情节。日本人口超过一亿两千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三百三十七人，东京的人口密度更是高达五千多人每平方公里。如何在众多人口中配置有限的资源，向来是高人口密度国家的核心任务。假如人们持续涌入像东京这样的大城市，那么拆迁所有低层建筑，修建大量摩天大楼也许是未来唯一的选择。　　从《斋藤家的核弹头》来看，筱田节子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显然是悲观的，所以她不惜让总一郎动用核武器。日本是世界上唯一挨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对许多大和民族的子民来说，广岛和长崎的惨状代表着世界末日的图景。斋藤总一郎在书中有一段慷慨陈词，大约也是作者和其他许多日本人的心声：“按照国际条约日本是被禁止拥有核武器的……对于尚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禁止其拥有，这只是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为保护自己的既得权利而做出的规定，是极其不公平的。” （第259页）而总一郎最终没有成功引爆核弹头，也许正好反映了作者对核战争的深恶痛绝。　　　　其实在我看来，《斋藤家的核弹头》最有意思的地方，莫过于筱田节子构想的敌托邦社会根本就不像敌托邦。人的想象力是受经验和周围环境制约的。对筱田节子和普通日本读者来说，斋藤总一郎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能自由地选择居住地可能已经是一种足够可悲的惨况，仅仅四十余人遭政府毒死就足以唤起人们对极权的恐惧和拒斥。但是对那些生活在人民不得不以自焚来对抗拆迁方的铲车、不得不以荷枪实弹的警察来守护幼儿园的国家的读者来说，《斋藤家的核弹头》中呈现的世界绝对是一个值得向往的乌托邦。

女性视角下的集权国家

本书末尾附有评论家斋藤对于本书的导读。写得十分到位，对于情节的描述，[已注销]先生已经写得很好。本文仅就促动我的女性人物描写做一些笔记。本书第一个触动我的是祖母斋藤理惠。在去世前从旁人认为的痴呆中“回光返照”对孙媳，本书主角美和子做了一段发言：“什么斋藤，我姓田中，田中理惠，名字很好听吧……在职场用娘家的姓是一般的常识呢。还是那时好啊，一手拿着电话，一手点着钞票，搂着男人……虽说在小小的会计课，可全商社也找不着我这么能干的职员啊"我还记得半夜三更，纽约分社打来电话，‘是日本进出口银行吗，要贷款二十六个亿，拜托了……”中间自然是败笔小夜子：”这样的话，和ABCD包围圈之类，倒是似曾相识呢。"最后一个是母亲孝子：“我以前是旗本……做了这么多年斋藤……要做有希了“，然后就和有希先生回他老家了。总一郎、藤原、三等军曹自然办了大事，几个人在几天之内就办成了一个国家都难以办到的事。但我觉得几个女人在这场灾难中，依然能够保持理智，尤为可贵。一位妇女会的代表抗议说:"没有可以自由玩耍的园地，担负着未来希望的下一代怎么能健康的成长呢“。浅显朴实的道理却需要男女平等这样抽象的原则来保护。真不幸，男女平等在日本国不是”文化“，斋藤家那种润一郎传总一郎的家主制才是”文化“。为什么日本战后的根本和平宪法被摒弃，本书中有解释，社会伦理崩坏和大规模的饥荒。但是我觉得生态环境的剧烈恶化，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在《犬与鬼》中被严厉批判的水泥覆盖地表，在本书中成了生态灾难的渊薮之一。正是由于”经济发展“，才会将人们反复引证为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成田机场变为夺人性命的毒地。为了经济利益，“一亿总中流”变成了从SA到M。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男尊女卑在没了和平宪法的桎梏后，一个个狰狞恐怖起来。当然对我们这些外人，最关心的是“第九条”，虽然在书中没有提及，但我总觉得和平宪法一旦被弃，日本侵略扩张的本性就会再一次显现了。从《拥抱战败》中我了解到，这本外国人起草的宪法未被修改，简直是奇迹。希望这个民主与和平的奇迹，能够保持下去。

不是喜剧

虽然简介中写的总感觉有些喜剧色彩，但这故事根本没有半点搞笑的意思在里面，说到底就是四个字：困兽之斗。不过这书也只有在日本才算稀奇。国内的拆迁户虽然搞不到核弹头，守着煤气罐对抗政府的新闻还是有的，而且已经不算新闻了吧，因为太多了。

“三好学生”的反抗

一开始，刚拿到此书时，由于看到作者是一位名叫筱田节子的女性，便先入为主的认定这必定是部节奏缓慢、精于细节的作品，与众多日本女性作家笔下的世界无二。甚至于我还在想是否此书的红色封面上，那些跳动的弹头以及三个胖婴带给读者的第一感受会不会与作品风格太过不符，而造成阅读上的不畅。但当我一口气将小说读完后，真真的为其长嘘一口气了。好一个波澜起伏的故事，字里行间又跳动着冷峻的嘲讽。令人读后胸中火热，但又无处可泄，激情过后只剩下些对人的本性的苍茫的无奈感。也可以这样认为，小说中所营造出来的种种搞笑事情，其实都只是冷嘲热讽下的苦笑。小说的故事可谓张合有度，而每个人物描绘得也同样精彩。首先是故事的第一主角——斋藤总一郎。总一郎在小说中的世界里是个极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在日本发展成为一个“超管理型社会”之后，他可以说是最按章办事并且迅速成功的典型。当所有人的名字后面都要备注上等级时，他以他的努力使自己成为了“特A级市民”。所谓特A级市民，在小说中有所描述，那不仅仅是简单的分级，而是针对个人智力、体力、工作、家庭、品行等多重元素的综合评估结果。因此，总一郎身处那样一个时代，应该说是绝对成功的典型。这样的人要是放到学校这个环境里来比喻，那就是特级三好学生。然而这样的评估，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那些B、C、D甚至M级市民就真的要一级级低人一等，甘愿认定自己失败吗？小说用一个残酷的故事试图解答这样一系列问题。从过程和结尾看，筱田节子基本做到为了，只是身为第一主角的总一郎，直到故事最终缓缓落下帷幕时，依旧丝毫不曾察觉。他的愤怒也好，不满也好，疯狂也好，无一例外终未超出社会灌输给他的规则框架。即使是当他发现自己早已被政府视为“弃民”，唯一可利用的价值只剩送到各种恶劣环境的地方做居住安全性实验时，他仍旧不曾对整个社会制度产生过一点点怀疑，对自己的特A级身份的荣誉感不曾有一点点动摇。因此，怒吼起来的总一郎也仍旧只是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狮子。悲剧是从他骨子里生成的。说完总一郎，应该说说另一位主角人物了，总一郎的妻子美和子——这位在故事中真正的从头到尾的“悲剧级”人物。从小说的梗概中不难看出，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个男人的故事，虽然在小说中美和子的情感弥漫在任何一个细节之中，但当故事梗概总结出来以后，却惊奇的发现，她的一切情绪在故事中皆是可有可无的，只是背景音乐，烘托着气氛而已。因此，我说美和子是悲剧的，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命运——从未得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现实郑重的告诉她一切都是绝不可能再后悔再走回头路的——而是说她在小说中本身就全然没有地位，仅仅是作者控制读者情绪的遥控器。由此怎能不为其叹息呢？这就是小说中那个变态的世界。而身处变态的时代，只有变态才能称之为常态了。总一郎的父亲润一郎和儿子阿敬便是如此。虽然润一郎和阿敬，特别是润一郎，在小说中并未占有举足轻重的笔墨，但由于他们令人毛骨悚然的性格，却令人记忆深刻。润一郎，顽固、霸道、傲慢，摆着绝对权威、太上皇的架子。阿敬则是个崇拜着自己父亲，人生目标是做一个和父亲一样优秀的男人的小男孩，而他鹦鹉学舌式的行为，向妹妹们发号施令的样子，无不令人觉得可笑又可悲。甚至于身为母亲的美和子都说过，阿敬就像个白痴。然而阿敬却越来越自满于自己给自己所编造出来的生活状态，以及与人接触的方式，毫不感到异样。他们在小说中的确没有重头戏，几乎就像两个小丑，只是走个串场，但他们在笔者眼里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总一郎的个人性格在前文已经做了些许分析。但小说只是叙述了总一郎几个月中发生的故事，并没有介绍任何前史，也同样没有后续。看起来总一郎有些许单薄，作者则正是巧妙的利用润一郎和阿敬这两个角色，寥寥几笔之下将总一郎这个形象给画圆了。正如前文所述，身为整个社会评判出的“特A级市民”，总一郎从小就肯定是个“严于律己”的好孩子。每个上小学的小男孩都会崇拜自己的父亲，这是毋庸置疑的，总一郎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可以肯定的是润一郎为其做出的榜样，以及对其的教育。这一点在阿敬的日记中毫无遮掩的表现出来。由此推之，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那么老迈的润一郎便将是将来的总一郎，上小学的阿敬便是上小学时代的总一郎。而当放大了总一郎的代表性，则会更轻易的看清小说中的世界，在这样的价值评判标准下，被绝对认可的人一生的成长历程无疑是可悲的——从“白痴”到自大到顽固。这怎能不称之为变态呢？说到这里，总算可以抛弃人物，直视故事本身以及故事中的世界了。这是一个变态的世界，然而作者却并未用“外人”的眼光来看待它，也就是说作者仍旧用身在其中的视角来描述。因此在作品中没有大肆批判只有抱怨。由于读者是置之度外的，所以很轻易便能发现病态的症候之所在，然而故事中的人们，却只是在无力的抱怨，找不到愤怒对象的吼叫，一切看似凶猛的反抗全然是不治标不治本的儿戏。焦急的读者，很容易因此激起悲悯之心，而悲悯之后，便是反思。这样的纠结怎能不引起读者对自身价值评判的反思和怀疑呢？这就是作者高明之所在了。再看看作者选取的这个故事。仅仅是在描写拆迁和钉子户是个世界性的矛盾体？仅仅是在反讽？这样的认识太过肤浅了。如果抽筋剥骨的看这个故事，其实主干仍旧是由“压抑”到“释放”再最终归于“无奈”的老套路。而小说中的主要矛盾——关于土地和家的争斗——更有其深刻隐喻。从故事主体中看这个隐喻，可以得出它的变化与发展，即：由土地到人工岛再到漂浮。被放逐之后，斋藤一家便生活在海浪之上，终日起伏于潮汐之中，可以说是永不安稳了，同时他们也在向美国——另一片土地——而去。但曾经的安稳又如何？虽然脚踩真正的土地，却永不见阳光。孰优孰劣？很难说清了。这就是筱田节子的隐喻。在作者笔下的这一切看似轰轰烈烈的挣扎，实际上从未冲出过真正的范例。也就是仍旧在两难的抉择中徘徊，从未能真正的解脱。或许筱田节子真正的意旨是——只有人身处体系之内，无论他怎样试图挣扎，讽刺还是斗争，都是徒劳的。然而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上帝，站在上空俯视全人类。因此，永远只是一场接连一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