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由招魂》章节试读

《为自由招魂》的笔记-第14页 - 流血的自由

革命者都说自由是要革命，是要流血的。但如果连流血的自由都没有了呢？唯恐只有“招魂”了吧。李敖为这本书起名叫做“为自由招魂”，看到“招魂”两字禁不住就想问“自由是死了，还是休克了？”，其实李敖开篇就给出答案，他列举了世界历史上几大专制政权，专制产生了高压，高压之下自由就“休克”了，然后这才有了李敖的“招魂”说。如此看来，李敖岂不就是一个“老道”？！。

《为自由招魂》的笔记-第28页

民主制度的特色就是表达反对的意见、容纳反对的意见。

《为自由招魂》的笔记-开玩笑的自由 - 开玩笑的自由

看民主，不在堂皇的宪法；找民主，不在庄严的议会；测量民主，不在摩拳擦掌的斗争。民主的真髓，表现得不该这么复杂。民主本身，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普遍的方向与目标。从这种博大的观点看，我认为检验一个地区的民主成分，单刀直入，只有一个妙法，就是看它有没有“开玩笑的自由”。上上下下，大家都有这种自由，才证明了这个地区把民主信仰化、生活化、普遍化。大家能互相开玩笑，才证明了这个地区有幽默感，有民主气质。相反的，没有开玩笑的自由，就没有民主气质可言。没有这种气质，不但不配民主，连帝制都不配。那样的民主，只是一种招牌、一种口号。热爱民主的中国人，千万该警觉到这一点。

《为自由招魂》的笔记-第58页 - 秘雕案的案外意义

之前说道李敖争取自由的态度：总不能丢了“老本”，留得青山在，一点一点讨。关于这一点，在《秘雕案的案外意义》一文中说的更为直白，那就是从国民党那里抢到不能“民呼”也要“民吁”的自由。

《为自由招魂》的笔记-第140页 - 中国人的“五百年”思想

在中国人的思想里，五百年还真是一个隐含抱负时间单位。经李敖这么一点拨，我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就是韩磊那首“向天再借五百年”。李敖在列举五百年思想的实例时，漏掉了一个名头最大的，那就是孙悟空。虽然孙悟空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比真实的历史人更真实，以为他有实例。在孟子、陆游、赵翼那里，再怎么头头是道，五百年不过是理想。而孙悟空是有资历，他老人家最有名的那句开场白便是“五百年前俺老孙……”，当然，据说他被压在五指山下也是压了五百年。

《为自由招魂》的笔记-第28页 - 论唱反调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少数应该必须要唱反调的，所以真理更往往是从唱反调中来的——这是李敖在《论唱反调》中告诉我们的，他认为知识分子天生就应该是唱反调的。如果真的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的“第一流的文人是第二个政府”，那也太恐怖了吧？你能理解“焚书坑儒”和“文字狱”什么的了吧？知识很可怕，掌握了知识的人更可怕。卧榻之侧，岂容鼾睡？这个道理我们的老祖宗很懂的。所以，李敖是不是像个“贪嘴”的小孩？你要的有点多了。

《为自由招魂》的笔记-第9页 - 开玩笑的自由

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就是自由，裴多菲那首经典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早就为自己贴上了最大牌的奢侈品商标，所以自由给人最主观的印象就是高不可攀。李敖很了不起，他以他自己特有的态度把自由具象化、世俗化、简单化了。他打破了这种“高不可攀”的常识观念，甚至给你一种割肉买菜时讨价还价的现实感：不用旷古迄今，一点一点慢慢来。照着老祖宗的程式，不妨先来个“开玩笑”的自由。西太后和刘赶三还有一桥段呢，上峰与艺术家的这种“戏谏”的佳话怎么好戛然而止呢？如果艺术家的“戏谏”能让上峰豁然舒服了，那就再给点“沉默的自由”吧。当然了“沉默是金”，就算通货膨胀的时候不行，还有通货紧缩的时候吧。总不能丢了“老本”，留得青山在，一点一点讨。这番说词的光景，让李敖看上去就像一个智慧的“小痞子”。

《为自由招魂》的笔记-

准备看呢

《为自由招魂》的笔记-第168页 - 国民党无大臣之风

关于写大臣之风一连就有三篇，而且日期非常接近，也就是一个周之内。中国的文官制度有千年的历史，其风气也可谓绵延流长。所以，官场上那些看似高明的手段，其实已经被我们的老祖宗用烂了，要想以此欺人，恐怕真的是自欺欺人了。并且，李敖很简明地就指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大臣之风”、“大臣之体”，“定天下之大计，定百年之大计，在定大计中表现自己，为国为民做大事”，这样的理念完全可以适用于今天的为官之道，既可以警醒也可以借鉴。

《为自由招魂》的笔记-第6页 - 张宗昌，我梦到了你！

　　张宗昌，我梦到了你！
　　我的身份证上是吉林人，可是我的祖籍是山东。作为一个具有固有文化中“怀乡”美德的我，在梦里，我回到了四十年前，回到了山东。
　　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出了孔夫子，也出了我，还出了那绝对不是圣人的张宗昌。
　　孔夫子做圣人，老爱做圣梦。在圣梦中，周公是他“梦里的人儿”。虽然在他老先生更老的时候，“梦里的人儿”有点背他远去。所以，孔夫子老是叹气说：“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
　　另一个可能成为圣人的我，也“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地，开始“夫子梦亦梦”。在我梦寐以求的结果，在闺秀派所谓迷茫的境界中，终于，远远地，一对眼睛出现了。
　　于是，我心窃喜，总以为杀兄杀弟的周公冉冉向我而来了。可是，当这对眼睛逼近的时候，我的心冷了——原来这对眼睛，竟不是菩萨般的低眉，而是金刚般的怒目！
　　于是，我的历史知识告诉了我：这个，你所碰到的浓眉大眼虎体龙腰胡子乱撇的大家伙，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狗肉将军”张宗昌！
　　突然间，张宗昌大吼一声，开始发作了，他好像是在生我的气。好像是我在山东办的一个名叫《文月》的杂志，言论使他不满。所以他下令：“查扣这期的《文月》，他妈的《文月》！”
　　于是，警察们、便衣们、特务们、包打听们，纷纷大量出动，到每一个小书报摊上，强行没收了每一名小贩的杂志。
　　警察们、便衣们、特务们、包打听们不但没收了杂志，并且还封锁了新闻。他们不准各报馆发布《文月》被查扣的消息，也使《文月》没有机会发布它“被枪毙一次”的“伤感情”新闻。
　　于是，《文月》只好稍用一点巧妙的手法，在报上登出一项广告，宣布解禁之日，就是再行发售之时。张宗昌们措手不及，疏于防范。《文月》被查扣的事实，终于透过广告的形式，昭告中外了！
　　这，是张宗昌们的悲哀。
　　张宗昌气得晚上去看戏解闷，戏台上，忽然传下了黑头的道白，那是专制时代台词的一段——
　　我骂你，不许你还口；
　　我打你，不许你还手；
　　我杀你，不许你流血！
　　张宗昌猛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道：“他妈的真气人呀！杀《文月》，本来要偷偷摸摸的，叫它吃哑巴亏，不许它流血。可是它却用了巧计，到底流了一次血给老子看，给全中国人看，给全世界人看，给历史之神看。这下子，真使老子划不来、划不来、划不来。老子此后，自当细心害它，不可再大意也！李敖小子，看你横行到几时，大家走着瞧罢！”

《为自由招魂》的笔记-第9页 - 开玩笑的自由

　　现代人所争的自由，像“身体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信教自由”“财产自由”“工作自由”“契约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秘密通信自由”，以至“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自由”等，都可叫作“义正词严的自由”。它们的争来，都经过多少血泪——在统治者死不愿给，被统治者拼命想要的拉锯下，血泪交流，才算进进出出。所以，这些自由，都有点大悲调，都无喜剧成分可言。
　　另一种自由，却完全不一样，这种自由，可把它叫作“开玩笑的自由”。开玩笑的自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在吹胡子瞪眼之余，居然可以友化敌意，松弛紧张，大家不妨逗乐一番。逗乐，并不妨碍真理方面的“义正”，但在“词严”的态度上，却可轻松一点，“词不严”一点，不必那么剑拔弩张。所以，这种自由，可叫作“义正词不严的自由”。
　　写到这里，喜欢板脸孔的人一定说：在正经的主题上，怎可以开玩笑？开玩笑，岂不影响了主题的严正？
　　我不以为然。
　　我认为持有这种疑虑的人，他们不了解人类争自由的历史演变。
　　原来在历史上，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在缺乏开玩笑的渊源。真正吹胡子瞪眼的一方，总是高高在上的当今圣上。他们的威严与威风，部分要靠脸色铁青来维持。他们以“不苟言笑”自律，也以“不苟言笑”律人。这样久了，不苟言笑变成一种象征——一种威严与威风的象征。在这种象征下，多的是暴力与暴动、奴役与奴性。不论统治者那边或被统治者这边，双方残存的宽大善良一面，都无从培养，最后不是你死我活，就是两边都得胃病。
　　理想的人际关系，显然不该这样。
　　人际关系自然有紧张的一面，但也有不必紧张的一面。纾解不必要的紧张我认为不二法门就是——“开玩笑”。
　　为了安全起见，玩笑得先从上面开起。
　　宋徽宗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戴的皇冠旧了，找做帽子的做顶新的，做好了，戴得很得意。得意之余，他把旧皇冠赐给了做帽子的，说：“你留着戴吧！”吓得做帽子的接连磕头，逊谢不遑，大叫说：“这是皇冠呀！小的有几个脑袋，戴得起这种东西？敢戴这种东西？”不料宋徽宗小声说：“没关系，你还是可以戴！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把大门锁上，窗帘拉起，戴上它过瘾，不是很好吗？”
　　宋徽宗是皇帝，但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当他残存的宽大善良一面发作的时候，他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
　　清高宗（乾隆）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对大学者杭世骏不满意，把杭世骏赶走。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各路人马都跑来朝拜，杭世骏也夹在其中。乾隆问杭世骏：“我把你赶走了，你靠什么吃饭？干些什么？”杭世骏说：“臣世骏开旧货摊。”乾隆问：“何谓开旧货摊？”杭世骏说：“收购破铜烂铁，摊在地上卖，就是开旧货摊。”乾隆听了，大笑起来，拿起毛笔，写了“买卖破铜烂铁”六个大字，送给了杭世骏，作为“御题”的地摊招牌。
　　清高宗是皇帝，但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当他残存的宽大善良一面发作的时候，他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
　　这两个由上面朝下面开玩笑的故事，我认为在不正经之中，都蕴含了人际关系的一种解冻。这种解冻——人情练达的解冻，是被统治者争取自由的真正安全瓣。其他的所谓安全瓣，都是假的。
　　历来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他们很少有给人自由的兴趣与习惯。人民争取自由，历来凶多吉少。但在法网恢恢中，我发现了一种网开一面，那就是“艺人式的开玩笑的自由”。
　　……

《为自由招魂》的笔记-第1页

一、前面：
1、卖淫男想装嫖客。其伎俩如同女主播自以为调戏李敖。
2、什么烈士，不过是为受死者所受遭遇正名。但是却过份的以为全天下人都不知道受死所受之遭遇为不公正。所谓愤怒的一刻智商为零的表现罢了。以为蒙不白之冤天下无人识真相呢。
二、摘抄：
1、中国的俗话说：“杀人不见血”，这是一句很惊心动魄的话。所谓“杀人不见血”，有两层意义，两层都是有利于“杀人者”的：一、杀人者杀人；二、杀人者杀人还不算，他还要封锁新闻，要被害者吃哑巴亏。换句话说，他杀了人，竟还怯懦地、讨便宜地、不肯负责地想逃掉。他两手血淋淋的，却还连起码的恶名都不肯背。这种人，我们可叫他是“背后刽子手”，是“黑色谋杀者”，或是“食其肉却不肯闻其声的屠夫”。
2、于是，《文月》只好稍用一点巧妙的手法，在报上登出一项广告，宣布解禁之日，就是再行发售之时。张宗昌们措手不及，疏于防范。《文月》被查扣的事实，终于透过广告的形式，昭告中外了！这，是张宗昌们的悲哀。张宗昌气得晚上去看戏解闷，戏台上，忽然传下了黑头的道白，那是专制时代台词的一段——我骂你，不许你还口；我打你，不许你还手；我杀你，不许你流血！张宗昌猛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道：“他妈的真气人呀！杀《文月》，本来要偷偷摸摸的，叫它吃哑巴亏，不许它流血。可是它却用了巧计，到底流了一次血给老子看，给全中国人看，给全世界人看，给历史之神看。这下子，真使老子划不来、划不来、划不来。老子此后，自当细心害它，不可再大意也！李敖小子，看你横行到几时，大家走着瞧罢！”
3、可是禹之谟却没想到，他所碰到的“赴死的运气”，却比谭嗣同差得多。金蓉镜把他全身修理后，却来个“杀人不见血”的绞刑。临刑时，禹之谟气得大叫：“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矣！”可是金蓉镜的残忍打算却是：革命党要流血，偏不给他流！爱新觉罗的政府，应该剥夺革命党“流血的自由”！“陷政府于不义”。所谓“流血的自由”，广义地说，是脖子挨刀的人们，最后表白一下真我的自由。他们以命偿名，临终以死明志。消极说来，也不失为一种专制——一种悲壮的专制，一种看似无用却影响深远的专制。旧式的大权在握者，基于“示众”“阴德”等复杂心理，对“待死之囚”，总还给他一个“慷慨过市”的机会。换句话说，“待死之囚”最后想得到一个英雄式的烈士结局，他可以被允许得到。从另一个角度说来，这倒也可算是旧式统治者“宽厚”或“愚蠢”的地方。但是，清朝末年禹之谟的死，已为这种“仁政”开始了一个“不仁”的起点。旧式统治者已聪明地觉察到：公开“杀”出个英雄或烈士，虽然可收儆众之功，可是另一方面，却有“反令竖子成名”和“陷政府于不义”的大流弊。利害相权之下，实在得不偿失。
4、“骂贼而死”的英雄也好，“引刀成一快”的烈士也罢，在现代新式统治者的巧妙统治技术下，这些英雄与烈士，都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现代想做英雄与烈士的人，已经失掉“死得悲壮”的自由。他们要死得卑微，死得丑恶，死得有话不能讲，有血流不出。“辜负我满腔心事矣！”这就是他们最后的结局。他们求仁而不能得仁，反倒死于不义。他们要背着恶名而死，要死得活像一个懦夫！新式统治者已不允许有英雄式的烈士存在，他要在“烈士”生前，就先涂上卑微丑恶的脸谱；他要先用秘密而卑鄙的方法，毁掉“烈士”的历史，毁掉“烈士”的信用，毁掉“烈士”演说的自由，毁掉“烈士”出书的自由，毁掉“烈士”通信的自由，毁掉“烈士”登报的自由，毁掉“烈士”这个，毁掉“烈士”那个，使愚昧的小百姓们觉得：原来“烈士”并不烈！原来“烈士”历史不清白！原来“烈士”没有信用！原来“烈士”不敢说话！原来“烈士”在骗我们！于是，慢慢地，“烈士”的偶像，早在他生前就被摧毁。愚昧的小百姓们失望了，他们在统治者毁掉“烈士”以前，已经先唾弃了他。斯大林毁掉的一个老革命党皮达可夫，在被判死刑前，就曾有这样的自我描写：站在你们面前，我已污秽不堪。……我已是一个失去了党，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家庭，也失去了自我的人！对了，“烈士”已失去了一切，愚昧的小百姓们，就要用看杀强盗一般的眼光，去参观行刑了！
5、所谓“流血的自由”，广义地说，是脖子挨刀的人们，最后表白一下真我的自由。他们以命偿名，临终以死明志。消极说来，也不失为一种民主——一种悲壮的民主，一种看似无用却影响深远的民主。旧式的大权在握者，基于“示众”“阴德”等复杂心理，对“待死之囚”，总还给他一个“慷慨过市”的机会。换句话说，“待死之囚”最后想得到一个英雄式的烈士结局，他可以被允许得到。从另一个角度说来，这倒也可算是旧式统治者“宽厚”或“愚蠢”的地方。但是，清朝末年禹之谟的死，已为这种“仁政”开始了一个“不仁”的起点。旧式统治者已聪明地觉察到：公开“杀”出个英雄或烈士，虽然可收儆众之功，可是另一方面，却有“反令竖子成名”和“陷政府于不义”的大流弊。利害相权之下，实在得不偿失。在20世纪的20年代里，革命的浪潮已淘汰了许多旧式统治者，而代之以新式的“王君”。新式统治者，于“杀”人一道，当然也推陈出新，有他聪明的新花样。新式统治者对他想要“杀”掉的人，永远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除去为上策，所谓“暗中干掉”是也！但这种“暗中干掉”的方式，只能施之于无名小卒，对薄有微名的异己，就不好向全国人和全世界人交代。于是在“暗中干掉”无名小卒外，不得不另想法子来对付薄有微名的一群人。新式统治者最初的手法是很幼稚的，他们大都采取“暗杀”“暴毙”“车祸”“表面自杀”等形式来处理出了名的异己。但是，毕竟这些手法是太明显了，明显得连欧巴桑都看得出到底是谁干的。于是，新式统治者只好再“精益求精”。
6、小人物与大人物这种级差，若在专制时代，就没什么了不得；但在□□时代，就有点不得了。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过分级差，是民主的致命伤。民主的特色就是大家接近，谁也不比谁神气活现，谁也不比谁“跩”。在民主社会里有太多大人物，对小人物说来，是一种不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用民主观点看圣人等大人物，实在有点格格不入。大人物要希圣希贤地仿汉奸或圣人，小人物只好诲淫诲盗地做小偷或大盗。这种各走极端，是乱世的败相，不是民主的福相。真正的民主活剧，不是这样演好的。那么要怎样呢？要怎样，要用民主的戏路，才能演好民主活剧。民主的戏路很多，两党多党、直接选举、巴力门至上、法院与军队不受政党控制等等，等等。这些制度上的民主，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在制度上民主还不够，必须在习惯上民主，才算到家。要在习惯上减少上下之分、贵贱之别、官民之差、大人物与小人物之悬殊，才算真民主。而这种习惯的养成，就要靠另一面的戏路。另一面的戏路很多，其中最精彩的，该算“以小击民主”。以小击大是鼓励小人物轻视大人物，“说大人，则藐之”。使小人物一再看到大人物出洋相，来增加小人物的信心，显示大人物的人味，拉近双方，同演民主大戏。真正的大人物都深知群众心理，知道该如何容忍小人物以小击大，甚至鼓励小人物以小击大。彼得大帝为了鼓励小人物，甚至纵容他们去告他；杰弗逊总统为了鼓励小人物，甚至纵容他们去骂他。在彼得和杰弗逊时代，大众传播的工具昔非今比，表演以小击大，后来的人也就更高杆。以小击大最巧妙又最灵活的，就是近代的漫画。近代的漫画发展，使讽世效果超迈古人。以前孔夫子说：劝人警世的方法有五种，但“吾从其讽”（我老孔要选讽刺那一种）。但如何讽刺，如何讽刺得炉火纯青，孔夫子显然不知道。孔夫子“与上大夫言，阉訚如也；君在，踧躇如也”。可见他老先生对大人物，还是毕恭毕敬得要命，这是民主不起来的。
7、在马屁阵阵的时代里，想要维持不拍马屁的自由，也大不易。因为不拍马屁的自由，属于沉默的自由之一。没有沉默的自由，就不会有不拍马屁的自由。以隋朝的王胄案为例。隋炀帝是喜欢自己舞文弄墨的皇帝，他写了作品，喜欢别人叫好。一天，他写了《燕歌行》，大家都拍，可是王胄不吭气。在没有沉默的自由里，不吭气就是抗议。最后王胄因此送了命。没有沉默的自由的成立，无须等你说什么才犯罪，你不说什么，就已犯罪。这种大狱，是不立文字的文字狱，比文字狱还凶。因为没有沉默的自由，因沉默而来的罪，叫“腹非罪”。腹是肚子，非是诽谤，也叫“腹诽罪”，就是“你肚子里骂我的罪”。你肚子里骂我，虽然我听不到，可是我断定你肚子里正在骂，所以就要罚你。肚子骂人只是代表性说法，闯祸的其实不止肚子，还有心。所以，一提到腹非，就连用心一起来说，叫作“腹诽心谤”。腹诽罪虽然是法定主义下的罪名，虽然法定主义比擅断主义进步，但这种罪名的成立，却完全是擅断的方法。这个例子说明了，罪刑法定主义中如果法定出来莫名其妙的罪名……
——沉默权的重要性，沉默并非有罪，任何都可以不为自己的无罪作辩护。这是一种选择权。诽谤和栽赃造谣盛行，是因为拍马屁之风不止。只许颂歌不许批判。没有批判类型的建议，真正的意见，是不可能存在的。
8、在南美的高原上，有一种美洲骆驼，叫“骆马”（llama），它们是五千三百万年前，游荡在美洲平原的原始骆驼的晚辈。原始骆驼进入南亚和非洲的，成了单峰骆驼；进入中亚和蒙古的，成了双峰骆驼；进入南美的，就成了非驴非马的骆马。这种怪兽，是南美山区的运输大臣，每只骆马可以载重一百磅，也只肯载重一百磅。如果人类给它们超载，它们就会抗议，拒绝前进；如果逼它们，它们就朝人类脸上吐口水。这种骆马，不是上帝造来讽刺人类的动物吗？若生而为人类，不能抗议，岂不连骆马都不如吗？虽然，在这个岛上我们没有做骆马的自由，但我们至少可有梦做骆马的自由。我们就来享受这种梦中吐口水的自由吧！
9、明朝流传一个故事。在朝的大官人对在野的东林党说：“近来有件怪事：凡是在朝的说对的，在野的一定说不对；在朝的说不对的，在野的一定说对。你说怪不怪？”东林党回答说：“近来也有件怪事：凡是在野的说对的，在朝的一定说不对；在野的说不对的，在朝的一定说对。你说怪不怪？”这故事牵涉到谁对谁不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显示出一种知识分子为反对而反对的职业性质。东林党在阉党的一党独大下，表现了知识分子不畏强暴、不随波逐流的立场、正气与特征。这种立场、正气与特征，不单是东林人物所具备的条件，也是古往今来，第一流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条件。
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在形式上的条件，必须是反对形态的、批评形态的、异议形态的、你说东我就说西形态的。因为他深刻知道：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着眼，太重要了。尤其在一党独大众口一声的情势下，更该如此。想想看，当苏格拉底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为十个将军辩护的时候；当伽利略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提出地球转动学说的时候，如能一个声音，从众口一声中脱声而出，转来支持他们，表达出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的声援，该是多么重要的事。因为在当时，苏格拉底和伽利略的唱反调都被抹杀过，但他们的反调，毕竟都是真理。真理从唱反调而来，真理的发扬光大，又有赖于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唱反调的人，前仆后继，薪尽火传。
10、作为知识分子，若不做第一个唱反调的，也不做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唱反调的，反倒正面为一党独大鼓吹，拍当政者马屁，甚至揣摩上意，想得马屁之先，为政府护航，这是最可耻的不务正业。不幸的是，在这个岛上，眼之所见，耳之所及，所谓知识分子，竟都是这种货色。我在《只许我中央，不许你中央》一文里，曾经严厉指摘他们。我说：这一阶层，包括为人师表派、大众传播派、学者作家派、艺术工作者派和政治工作者派。不论哪一派，凡是如今有知名度的、有见报率的、有点头露点脸的，我敢说，除了李敖之流外，都是跟官方同一标准的，都是趋炎附势的，都是希旨承风的，都是扶同为恶的，都是曲学阿世的，都是众口一声的，都是与中央同一呼吸同一脉搏的。否则的话，他们休想混，休想占一席教席，休想做一名记者，休想做“座谈会专家”，休想做“文艺大会作家”，休想做达官贵人来捧场的画家，休想能做安全上垒的政治活动家。
11、索尔仁尼琴说第一流的文人是第二个政府。而这个岛上的知识分子，不但不是第二个政府，反倒是第一个政府的应声虫，这真太可耻了！

《为自由招魂》的笔记-第28页 - 论唱反调

　　八十年前（1902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出了空缺。老罗斯福总统物色到马萨诸塞州的首席法官小奥立佛·温代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认为霍姆斯会支持他。不料霍姆斯到了华盛顿，干起大法官来，却对老罗斯福不买账。老罗斯福气得大骂：“我可以用一根香蕉削出比那家伙还有脊梁的法官来！”（I could carve out of a banana，a judge with more backbone than that！）
“伟大的异议者”
　　老罗斯福是英雄好汉，他这样骂霍姆斯，难道霍姆斯是懦种吗？事实上，霍姆斯一点也不懦种，他的脊梁硬得很，因为他敢在众口一声的压力下，大唱反调。在九人编制的大法官会议里，每当其他八个大法官一致投赞成票的时候，他就独持异议，一个人为反对而反对。在法律见解上，即使明明该投赞成票，他也要反对。
　　霍姆斯认为，有反对的形式上条件，比反对的内容还重要。民主制度的特色就是表达反对的意见、容纳反对的意见。九个大法官，九票通过，这种形式是不好的。这种全体一致，像独裁制度，不像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一定要有反对，即使为反对而反对，也是对的。因此，霍姆斯不但对老罗斯福不买账，对任何人也不买账。他在总额九名的大法官中年资最轻，但是捣起乱来，却历史最久。他总喜欢独持异议，他认为民主需要异议，有异议才能考虑周详，有异议才能集思广益，有异议才能造成进步。他这种喜欢异议的特色，给他带来了一个外号——“伟大的异议者”（Great Diss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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