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底色》书评

政学两界的民国底色

政学两界的民国底色张耀杰 新近出版的《民国底色：政学两界人和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是我继2006年出版《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2008年出版《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之后，所撰写的第四部政学系列文史随笔。书中围绕政学两界的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章太炎、蔡元培、赵凤昌、张謇、黄兴、宋教仁、陈其美、黄兴、袁克文、唐绍仪、赵秉钧、蒋介石、应夔丞、武士英、吴乃文、沈翔云、唐继星、何海鸣、陈独秀、胡适、蒋梦麟、林纾、辜鸿铭、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汤尔和、梁漱溟、罗家伦、马叙伦、沈尹默、马幼渔、马珏、曹禺、唐德刚、陈存仁等近百位历史人物的人生传奇，多维度、多层面地展现作为东亚第一共和国的中华民国，曾经表现出的民主宪政、兼容并包、自由开放、波澜壮阔的时代精神和多元底色。在《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的自序中，我简单谈到过自己的家史与思想史，其中写道：“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读书人，这种‘历史癖’的养成，根源于少年时代老辈人的讲古和自己的乱翻书，成熟于阅读英文读本以及胡适的中文著作。”1964年，我出生于河南省禹县（今禹州市）梁北公社大席店大队。据历史传说，尧舜时期，这里是以大禹为首的夏部族的聚居地。公元前2208年，大禹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父传子，家天下”的夏王朝。由此可见，早在4000多年前，这里已经是中国大陆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风调雨顺的摇篮宝地；然而，留在我童年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偏偏是“饥饿”两个字。少年时代的饥饿、不公，以及无休无止地只允许运动别人而不允许别人反抗反动反革命的“阶级斗争”，赋予我的从来不是温情、谦卑、感恩、宽容的大同博爱，而是一种极力改变个人命运的原始冲动。1980年，原本渴望考取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我，以38公斤的弱小身躯和进入本科录取线的高考成绩，被漯河师范学校录取收容，从此成为脱离农村户口的公家人。1999年夏天，还是前北大讲师鲁迅以及北大教授钱理群精神弟子的我，由于投稿关系认识了当时的《黄河》杂志副主编谢泳，在一次争论中，我颇为激烈地认为，鲁迅、周作人的思想比胡适要深刻得多也高明得多。谢泳以他特有的诚恳宽厚告诉我：“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还是应该多读一些胡适。”谢泳当时并没有说服我，他诚恳宽厚的言论态度反而深深感动了我。我和谢泳这一次精神碰撞的直接结果，是在随后一段时间里集中阅读了胡适文集，从而在胡适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找到了点亮自己的不惑之思：“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自从被胡适的“不惑之思”点亮之后，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义务点亮中国社会的历史盲区与时政盲点，进而点亮更多的朋友和更多的读者，使他们能够从鲜活生动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中，“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本书的着重点和着力点，是历史叙述中一直被以讹传讹以至于悬而未决的一些疑点和盲区。由于所有篇章都来自最近几年在多家报刊公开发表的长短文章，其中的语句难免会存在某些交叉重叠，有些篇章在发表时还经历过报刊编辑的删除修改。一篇文章一旦公开发表，就已经成为公共性的文本资料。为了尽可能地保持这些文章公开发表时的整体风貌，此次结集只对某些字句进行技术性处理，而没有改变相关文章的构思布局。相比之下，新近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另一部《谁谋杀了宋教仁》，更能代表我自己以人为本、权为民所赋的现代文明价值观，以及我想要充分展现的政学两界的民国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