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即弯路

章节摘录

起码它发明过一种跳，“阿细跳跃”这动作推广到全国的学校，作为一种健康的男女生露营时的集体舞。这种集体舞是男女生最可以接近的机会，手拉手，轮流向左右两侧有节奏地踢腿，想踢却又踢不着和我手拉着手的女生，整体看像绵延的n个小天鹅的纹样，我喜欢看穿裙子的女孩踢腿时的姿态，可她又去徒劳地踢她那一边的另一个男生——虽然这个部落不立文字，“这也是叙述，体操也是叙述”——于坚比划这些舞蹈动作说。叙述无处不在，但现在各地污染的天空已暗淡得足以让本地作家写作时将其忽略，由于环境污染，许多东西从文学中退却了，这也是造成新小说苍白的观察的原因吧。“精神的洁净”与浑浊的实际环境无法共存，使庄严变得丑陋可笑。云南的天空尚能像个大眼睛姑娘让你无法忽略去写她。一定要写她。这里有个诗人最近写过：谈恋爱时，害羞的人说完了话，不是低下头，而是抬头仰望星空。昆明污染也在加剧，私家车数量激增，傍晚车轮卷起灰，大地被造物放弃，任人糟蹋。不过高原的风似乎尚能让云朵重新净化，仿佛有个清洗天空的过程，发生在昆明诗人竭力讴歌过的略干净的郊区，那是治理中的滇池，也是蔬菜基地、呈贡斗南的花卉市场。我记得2005年秋天这里房价暂时还不高——一个二三线城市如果房价如此，大概贫富差异不大，还无太多暴发户，也无太多赤贫者。长途车上，我确曾听见昆明的大嫂简短回顾她的一生：“这一辈子，不太穷，不太富，不太饱，不太饿……”这种不断修正的语气也许是这里人的习惯语法，无休止地讲一个琐事，藏着一种极强的“继续说”的能力：云南大学学生宿舍门前有条标语，写道：“要节约一粒米，一根线，一分钱……”——这是我在中国头一回看到带有省略号的标语——启发式的，而非命令。昆明郊外，老诗人邹昆凌的写生画里，塞尚“古老”的笔触凝固起来，并没有在他身上发展成塞尚之后的后现代，画中破碎的城市前景与优美的自然背景有着正常人的常识一般的调子，而老人本身也奇迹般地一辈子没有中断过读和写，这在必经文革洗脑的中国人当中已属罕见——他祖上殷实，可以不事产业，不需写诗出名。到文革，这地主家族据说因父亲和军队革委会的人有私交，才逃脱地主家族的杀身之祸——“这也是云南特色，杀起人来残酷，但地方上的土交情有时又温暖过革命”。透着明朗的乐感和处子的洁净，以及学天体物理的人模仿文科生写作时的骄傲，当然也少不了冷水浴一般地显示男子气概，时不时大吼一声，调动云南的大山大河。北京有诗人惊讶地向我打听：邹昆凌与米思及合编诗歌栏目的《滇池》杂志难道还在，这本杂志见证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海子等人未成名时总是成捆成捆寄来手稿……这个诗歌编辑部认为：诗歌编辑的作用在于让好的句子比诗人更早到达读者。在昆明邹昆凌是圈子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这还体现在他是联结一切人的枢纽，大家都买他的账，其他诗人都只彼此爱或恨着同类某个很小的侧面，有些人甚至不能共处一席，一些年轻人能为好诗，但还不具备自我解释把事说清的能力，几句不和就会翻脸动手，也很是下得狠手。我想起菲利浦·福雷形容小林一茶之后的日本俳人流派：“在公共广场，各派纷争论战，暗地里却相安无事”，只是这次我很难分辨昆明这些诗人是否还有“公共人”的一面。或者这一切虚虚实实已经压缩到了狭小的饭桌中。当我在祥云，诗人洋子回忆当年与同学黑鸟、姚霏等在云大南门群殴，靠语言为生的人其实反而没什么共同语言。饭桌上各人肚里装满“自封的不可靠的知识”，谁也不比谁更有学问，谁也无法成为对方的知识，也因此，诗的才能最难学习和积累，它有它自己的命——灵感，人则因这偶然出现却又反复出现的东西耗尽了生命。诗人必须不厌倦地面对杂乱降临的灵感，就像记者不断拷问自己，中国地震你去过几回，同一种黑幕，你去揭过几回。祥云的洋子内心仍藏着疯狂，和昭通情绪不稳定的诗人樊忠慰相似又不同，樊是完全内化的木讷的人，甚至有点“圣愚”，洋子则是个帅哥，在当地中学任音乐老师，仿佛是某个偶像剧的主人公：但主人公规定不能离开县城范围，但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做任何疯狂浪漫的事……洋子与许多在偏远地方写诗的年轻人一样，靠互联网，反而对田园、乡土视而不见，追求最纯粹的西洋诗的境界，时而寂寞得发狂。

前言

至少我兑现了上一本书的诺言：写作……要先去旅行、去现实里，再谋他图。至少这些文章没有主动的谎言——即为“描述得更漂亮”而刻意歪曲事实，有些文字的确是内心活动连接成的，但我努力让事实如实镶嵌在这些白日梦中。我逐渐成为记者，按职业要求，“自我”在工作稿中是不合法的，在最自我否定的时刻，我总想起荣格在哪说过：当一个人一心只有自我，他也只会在野外遇见自我。这瞎子的旅行是白白浪费时间。我清晰记得这个过程中个人的变化：当生活终于扑面而来，我兴奋了一段，但不久，在我出差最频繁最熟悉中国地理的日子里，我曾写道：“旅行得越多，对中国天马行空的想象就越少。记忆之宫完全和中国地图重合，和村落街道的结构一样，当我闭上眼睛，一切都是确凿的，我不再能凭空思考……”当感到“表象”重复出现，这简直是一种巨大的障碍，一种逆境，让人觉得它比一本坏书或者比阅读困难症更枯燥，尤其是在外表单调化的中国，逐渐，我去一个地方，不想写出任何东西，我的潜意识里只有厌倦，而旅行和采访，也仅仅是徘徊在那里，退缩一般地，权衡着，是真要从此。“投身现象的世界”，还是回到自我，继续写读书笔记，回到内心的挖掘现场，担忧现实仅仅使人年轻而愚蠢，只想有一个早老的灵魂。这时我开始看重火车上铺的阅读；去上海则会住在机场边上的旅馆，从不进城，在旅馆房间里，将自己压迫进诗歌的幽闭状态，而有时即使是采访完成，也久久不愿再听那些令人窒息的采访录音。但现在我逐渐明白，并不存在哪一种生活更正直更有效更强烈——向内还是向外——我们人生的大部分岁月，也许既没有充分地体验自我，也没有充分地体验现实，而只是一种混沌怯懦不去生活的状态。

媒体关注与评论

荣誉就是一本书，印出来比手稿小很多，有时你以为你写了那么多，曾在大腿上写，在膝盖上，在屁股上，在胸脯上，在脚背上，在额头，在指甲盖，在一切大大小小的平面上，它们的密度不均匀，统一印出来其实只有那么一点，你自己首先脸红了，也许就这么死了当作家的心。一本精美的书后面是饥寒，子女失学，家庭危机。　　——（摘自（《文学是一块遮羞布》）他说话让人产生好感，当年是白衬衣的清秀的小生，现在母亲的优雅仍然活在他眉宇和皱纹之间。带着母亲那样纤细的面容，他去郑州无论做什么，拉煤，收废品，卖猪肉，都招人喜爱，都交到了各种朋友，从省长到科长，到科长的太太、居委会主任大妈，人人说他白面书生干啥都可惜了，干啥都仍是个白面书生，像藕洗干净了塘泥。　　——（摘自《奋斗》）且让我们仅仅观察一下河南省项城市至沈丘县的那些河流，各种颜色的工业废水重得无法行走，每个村庄喝下不同颜色的水，等于慢性吞金，患上不同的病——红色的泉河流经袜子庄，袜子庄的人主要患的是各种结石、心脏病、各种癌——其中以乳腺癌、肠癌和胃癌为主。　　——（摘自《河魂》）它是青海海拔最高的派出所，如果你在这里当警察，“一定要记住，追捕嫌犯的时候，冲刺不要超过20米……跑过了，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了……这时候该开枪就得开枪……”子弹壳落在地上，滚来滚去。　　——（摘自《青藏铁路漫游记》）“依兰”，听起来就是呼吸之间的城市，虚词的城市，邮寄起来非常轻。我意识到要写一个城市的故事，就得写出那种轻的感觉，人与事物互相侵蚀却不疼痛，城市漂浮在乡村上空，邮政气球停在天花板，犹如依兰那低矮的房顶。　　——（摘自《东北之北》）

后记

“我把圣经留给费尔明，我把这些日记留给费利克斯，我把工资留给我的妻子……我把灵魂交给魔鬼。”这是本哈明·库维洛斯遗嘱中的几行文字，他是一个26岁的哥伦比亚农民，他的遗骸是在热带丛林深处一座孤零零的简陋小屋子里被发现的，身旁放着一本（《圣经》和一个笔记本。他的尸体是被劳尔利马、奥斯卡·里约和六个土著人发现的，这些人在森林里迷路了，一直折腾了三个月。因为他们逗留太久，他们发现了更多隐居的人与尸体，他们感叹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遁世者，他们开始为那些人传递信件，为死者传递遗嘱，他们成了丛林的邮差，因为只有这伙迷路的人一个劲想走出丛林，如果死者没有遗嘱，他们就设法在附近树干上找到他们的名字。后来本哈明·库维洛斯这段被邮差们救出的遗嘱广为流传，哥伦比亚甚至出现了一种专门写遗嘱的信纸，页脚印着一句话：“P.S.我把灵魂交给了魔鬼。”即使你临死时什么都不说、都不写，你也至少有了一句缺省的遗嘱。唯一被这种做法侮辱的人，是写了完整体面的遗嘱的本哈明·库维洛斯——他发自肺腑的话成了其他人临死时的套话。又或者是你的陈词滥调、不该留存的轻薄语言，被印刷成迫使他人长久凝视的文字，这也是出版的后果之一。

内容概要

邹波，武汉人，1974 年生。2001-2005 年为《经济观察报》设计总监、专栏作家。其间完成文学评论集《书与画像：一部个人化的阅读史》。2005-2009 年就职于《生活》杂志：历任高级记者、采访部主任，期间完成《19 次国内旅行》（即《现实即弯路》）。现任《锦绣：国家商业地理文化》杂志主笔、创意总监。力求以文学及社会学的视角深入体察中国的现实生活。

书籍目录

自序

一 文学是一块遮羞布

在云南继续写诗／

一间小房，门里的门，没有窗，白天采访诗人，夜晚不用来阅读他们的作品、准备提纲，而是试着也写些分行句子。我假装自己也在写诗，我甚至逐渐喜欢上这种写法，无论好坏，它让人肃穆，慎独，暂时放弃絮叨，在深夜也有所敬畏、有所珍惜。

致昆明诗人余地的信

舍丽·杰克逊在《难忘山居》里说:“没有任何活物可以在绝对现实的条件下神智清楚地长久生存;一些人认为，甚至连云雀和蚂蚱也有做白日梦的时候。

文学是一块遮羞布／

荣誉就是一本书，印出来比手稿小很多，有时你以为你写了那么多，曾在大腿上写，在膝盖上，屁股上，在胸脯上，在脚背上，在额头，在指甲盖，在一切大大小小的平面上，它们的密度不均匀，统一印出来其实只有那么一点，你自己首先脸红了，也许就这么死了当作家的心。一本精美的书后面是饥寒，子女失学，家庭危机。

二 门外的自我

灵山史诗／

他手中的歌词，和天与地一样混沌，既包含着一切秘密，又不可继续穿凿，如远古顽石，除了凝视它，你不可能有别的破解它的方法。

寻找木牛流马的幽灵／

王湔一生苦于不能有充分的机会把话说完，连1996年的那期《实话实说》也没有给他充分的时间——尽管“小崔是个厚道人”，但小崔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当王湔准备辩护他的古机械项目并非伪科学时。小崔赶紧说：“打住打住，想不到知识分子争起来也挺……”

狮子岩村的老同学／

有人评价他：与农民结合得太紧，说话也越来越像农民，他在和领导交谈的时候，越来越直率，反而毫无艺术可言，乡村干部的工作严重改变了他，用他的话说，“思想越来越琐碎……”那是一次关键的理论考试，但他发现自己再也写不出当年那种挥斥方遒的文章来，代之以一种朴实的风格，一个完全抽离掉套话的老百姓的口述……

青藏铁路漫游记／

它是青海海拔最高的派出所，如果你在这里当警察，“一定要记住，追捕嫌犯的时候，冲刺不要超过20米……跑过了，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了……这时候该开枪就得开枪……”子弹壳落在地上，滚来滚去。

三 现实感

自由的森林／

“火烧得那么大，我都保持着理科的头脑”，但这清醒并未在救火的时候帮助他提防以后的陷害，“我平日很谨慎，可救火的时候顾不了那么多陷阱……”——而且庄学义并不在生人面前掩饰自己也曾精神几近崩溃，特别是坐牢的那一年，虽然连那些一同关押的盗窃犯、杀人犯和强奸犯都尊敬他，他们都曾是林区的职工。

河魂／

且让我们仅仅观察一下河南省项城市至沈丘县的那些河流，各种颜色的工业废水重得无法行走，每个村庄喝下不同颜色的水，等于慢性吞金，患上不同的病——红色的泉河流经袜子庄，袜子庄的人主要患的是各种结石、心脏病、各种癌——其中以乳腺癌、肠癌和胃癌为主。

樟市电站采访记／

为了养家，他开始寻找更多的工作，考乡上的水利员，最老的一个，开始接政府工作队的活，去乡村担任计生干部，曾是最暴力的工作。查电的时候始终当自己是政府的人。这个民间小水电的合伙人仍然经常幻觉自己是人民公仆，执行罚款，村民则永远认为他们是电老虎，私有化之后，为大家干活更是理所当然。申报烈士的时候，县里犹豫，一个股份制电站的站长，不是国家电力的人，其修电的动机是否出于自己的私利。

重生／

儿子既已回来，罗美婷不再有什么可期盼的，生活几乎又回到从前了，只有活着的痛苦，地震并没有化解从前的痛苦。地震反而让人一时发懵，忘记平时的痛苦。

布吉舞者／

女孩子嘛，若要爱持久，就得持久花钱，“这就是深圳”。他们经济仍然拮据，收入忽多忽少，龙岗夜总会大火烧死那么多人，市政府从此对任何表演噤若寒蝉，户外的促销演出全取消，接着是金融危机。

卓别林在北京/

等雨停了，我们看见彩虹，他扯掉防雨布，不小心陡落西服内衬数张折过的报纸，像雨后飘落的梧桐叶——报纸上全是他那张照片：翘着屁股，伸出拐杖，像被摩登时代的生产线拉扯的卓别林。他慌乱地用大头皮鞋接住一张。但仍彻底弄脏了。他的复制过的形象落在泥水里，水像火一样侵蚀了他每一张面目——他立刻向一个还在滴水的大屋檐的报亭跑去，我从没见过卓别林那样奔跑。

冻土测量员／

……然而，在南方遥远的高原，山上的观测工，通过山上长年累月的工作转正希望也很渺茫，孙师傅也永远是个工人，何况他们——现在这个阶级日益形成的社会，身份转化越来越难，比起路遥写《人生》那会更难了，那时一个高中毕业的农村子弟进城甚至还充满着出人头地的希望，身份禁忌和歧视也少，活动范围也要大一些。

在轮下／

他六十多了，眼睛深邃，但除了真正的智慧，还有其他许多黑暗的气质也能造成那样深沉的眼神，比如老谋深算，比如衰老，比如疼痛。人群貌似怀疑，挑剔，其实轻信，你在一个道理绕上一个弯子，或者说出了好听的顺口溜，他们就觉得深刻可信了，于是他算命，写卦挣钱。

奋斗／

他说话让人产生好感，当年是白衬衣的清秀的小生，现在母亲的优雅仍然活在他眉宇和皱纹之间。带着母亲那样纤细的面容，他去郑州无论做什么，拉煤，收废品，卖猪肉，都招人喜爱，都交到了各种朋友，从省长到科长，到科长的太太、居委会主任大妈，人人说他白面书生干啥都可惜了，干啥都仍是个白面书生，像藕洗干净了塘泥。

平凡的世界／

不过说到声乐班的女生郭静，高校长则显得相当内疚：为这个天生髋关节脱位的贫困生，校长“用两袋辣椒贿赂了西安的人”，从全省200个为残疾学生免费手术的名额中争取到一个，“帮她做了左腿的手术，可右腿手术至少还需4万块钱”，目前孩子仍无法正常行走，过了20岁，就完全没有可能自然恢复—— 但“机会已经用完”，对同一个人，国家就再没有重复的政策，孩子的父亲一天才挣几块钱，无法筹到右腿的手术费。

秋收／

随着农民成为城市居民，然后村逐渐解体，村委会一解散，当事人一跑，许多项目贷款也成了坏账。这比个体农民生产亏本导致的坏账数额大多了。农行因噎废食，或者说以此为借口——许多乡的农行，二十多年没贷过一分钱给农民，包括农民大企业，有的甚至是亿元规模的，也贷不到，只有农民打工收入源源进本乡的银行，没有贷出，银行金库对于本乡是死钱，又反而长期贷给各级政府及城里的大企业。

四 并非自然深处

在海口／

我找到一本漂亮的天鹅绒日记本，扉页上写着一个人对哲学思考的虔诚，打开之后是狂撕，狂撕，狂撕，直到第21页归于宁静，向毛主席保证，我爱你；接着是《关于武汉永胜五金生产合作社阶级成分划分的问题调查报告》，日记体，其实是口气像被打倒的旧公子哥在谈论性爱，彻底颓废，记录了许多那个年月的黄段子，甚至还有点古朴，这本日记本是一个人从一个旧书店里买来的，它的锁坏了，所以《天涯》杂志也要调查其真实性。

东北之北／

“依兰”，听起来就是呼吸之间的城市，虚词的城市，邮寄起来非常轻。我意识到要写一个城市的故事，就得写出那种轻的感觉，人与事物互相侵蚀却不疼痛，城市漂浮在乡村上空，邮政气球停在天花板，犹如依兰那低矮的房顶。

云南是平的／

到这里搞项目每一个年轻的志愿者仿佛都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是第一个来这里的搞乡村建设的人，正如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总以为世界上是自己第一次写出了某句话。这种妄想让人塌实地做事情，正如缺少了懵懂，你就无法让任何事情持续——大西村人缓慢的变化也增加了志愿者信念里的这种创世感。

树上的孩子／

我始终认为，要尽早地让孩子接触经典，重要的是，其中阅读要大大超过写作，要增加记忆（也就是经验），如同努力经验人类共同的生活一样，那些刻意讨好儿童的金龟子的嗓音是多么的浪费这些朝阳般的头脑啊。谁都不是人类的玩物。没有人应该充当小可爱。这是人类最好的智力。最过目不忘的，最纯真而有力的人类的早期。黄金岁月，可以最聪明地决断事物，如果使他们充分觉察那个命题。

小旅行／

“我老婆最怕我产生辞职的想法，最怕看到我回来一脸下了决心的样子，我老婆什么都想要，要我保住工作，甚至还要我兼顾家里的田，玉米和小麦，她什么都想要。不过，我和我的老婆，感情真的是好，我们只在两个人都上夜班的第二天，去她在城里的小房子相会，见面也只是一起呼呼大睡。每次都使我一时忘掉了辞职。”

上海同学会／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这几个好朋友，都已经陆续生了我们的下一代。北京、上海，郊区的小区里，我们都已30多岁了。这天普陀区阳光普照，但更远的天空还是有一些雾霾。中环之外的上海街道，终于有些直了，让人好记住。中环之内都是一些曲线，要和这些老同学邂逅不容易。通讯手段又让人觉得轻佻。msn我们很少交谈。

后记：灵魂交给魔鬼

编辑推荐

《现实即弯路》：刺激我游荡的，如今刺痛我

作者简介

现实即弯路, 是一个虚幻的人迂回的现实感建立的过程。年轻人，被一些浮华的动机刺激，旅行，然后，如今，感觉到现实的切肤之痛，旅行开始发生变化。

文章按心理变化编排，本身又像一个小说。作者从对中国各地模糊的认识和感情出发，然后渐渐清楚自己感情的根源，祛魅，重生出更真实更深邃的新情感。旅行，生活，共鸣，成长。从“空中的梦想家”经过“大地上的事情”找回“真实的自我”。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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