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时代》书评

重读《堕落时代》

七年前的冬天，我在自由地阅读中接触到了费振钟的《堕落时代》，一份忧患心借由费氏的晚明士人解读油然而生。时经20世纪90年代来的一些思想讨论——比如人文精神，比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之辩——二十多岁的我跟随阅读和思考感觉到心智已然生成为一介知识分子，并且，性情指示着我服膺起“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的要义，这时，像费振钟这样的历史散文，是不可能不触动我神经的。七年后，再次阅读的是出版社寄来的该书第三版（修订本），熟悉与陌生之间，无疑有了几重参照，比如七年前的我与七年后的我的参照，比如七年前的时代与七年后的时代的参照，而唯一不变的是费氏笔下的晚明士风，它稳稳地以一种历史的面貌参照着我们的一切。如果说当时尚不能感觉到《堕落时代》一书写作的匠心，那么，这次重读是一眼就发现了。它的谋篇布局自有结构。章节人物，或总领或分叙，秩序井然地在描述费振钟观念里的一种晚明人文与文人的思想史——只是其方法是历史散文。这种写法，是学者做著述的方法，但这种文字，是文学中人的手段。能够跨两界而具备双重视域的，便因此开了一类写作的典范。在《堕落时代》以前，有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这样的文化历史散文，但其散篇的形式与《堕落时代》学人著述式的构思是有别的。像《堕落时代》这样，将目光集中在一历史时段的一群落，重视史料、文笔、识见并举，此后多少启迪了同样有史才文心的学者型作家来漂亮地经营他们的文人画卷，比如柯平的《阴阳脸：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生态考察》、赵柏田的《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书中涉笔的明季，文化上一眼望去不能说不灿烂。文苑翻新曲，思想蹈奇才，无论名士风流，还是市民喜乐，皆有可圈点的地方。然而，文人精神在酷烈荒诞的庙堂政治与游谈无根的狂禅歧途中走向了变态的生机，那种灿烂，缺乏健康的调适，也大多蕴藏着与品行修正渐行渐远的世俗名心。换言之，凡坚持者总要走向偏激，更毋论那些以烂漫外衣掩饰其昌炽功利与贪婪的人。回到 “心学”来看，文治武功都有彪炳的阳明先生首开这“求诸己”的一途，提出“致良知”的觉悟与理路，这实在有后来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谓“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功效。中国文化重“心”，虽世道浑噩，体制缺陷，但文人士夫终究注意提撕内心的灵明以及德性，从而酝酿出超越政治与世俗的精神力量，这一点，王阳明明白，阳明后学却做得差强人意及至令人扼腕。费氏的《堕落时代》就是要告诉我们阳明后学在“出路极其有限”的境遇下怎样陷入了“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顾炎武语）的“语言焦虑”“语言无根”状态，以及“将阳明之学……变成了世俗名声之求……的急切欲望和野心”。这种浮躁、贫弱和轻狂、焦虑全然抵消了“心学”作为源头活水与浩然清正之气的所有作用。这演绎着明季文人在扭曲中必然衰亡的精神哀音。有必要说的是，我比第一次阅读时更多一些当下时代的对照和反思。在当代中国的精神领域，连“心学”都是缺失的吧；没有王阳明，没有那样的理想主义；有自然主义，然而这在当时也引领着文人们逃堕到“人人尽说风流好”的肉欲消磨中去，今天似乎也只能如此——遗憾的是，恐怕连《金瓶梅》或《牡丹亭》这样的经典副产品都难以生成——这预示着文人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某种新低。宕开一笔，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百年焦虑至今没有找到其宁静澹定、从容久远的“心学”做底，这造成了我们同样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文革”而后，文化凋零，二十年来，全球化背景掩饰下的经济单飞，“现代”然后急至“后现代”，东鳞西爪，没有“自心”；多元化由于失去了当代“心学”的奠基，总容易唱一元化的调子，比如自上而下的唯经济的标杆。文人在迅捷变化的时代面前同样充满“世俗名声之求的急切欲望和野心”，好说惊人之语，好以姿态代学问，好与媒体结秦晋。费振钟在书里给一些文人以温和的敬意，比如焦弱侯（竑），比如汤临川（显祖），原因是他们的退归。从有限的选择中选择归去，精神、学问与艺术却往前逾迈了一步，这是一种福气，哪怕是从仕途和名利追逐中安然败退——这，也许是对当代文人言行出处的提示。还是培根那句老话：读史使人明智。《堕落时代》是涵了明智而写的历史，对照得那样巧妙，照得见当下一半的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