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书评

《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茅于轼和这个时代

《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茅于轼和这个时代当我在google上搜索“茅于轼”的时候，页底附有这么一句话，“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茅于轼的公众影响力，可见一斑。作为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我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未有过系统的学院化埋首深造，所以对于精密严谨的数据分析，是一头雾水。因此我之于经济学的阅读只能局限在非专业性写作上，尤其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学并不仅仅是经济学的问题，就像教育并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除了与历史的捆绑外，更与政治因素的缺失有着兔死狐悲之感。我感兴趣的经济学写作者，抑或公共知识分子，按老中青依次排下来是茅于轼、陈志武、苏小和。陈志武一直强调，人的幸福感在于制度建设的突破。茅于轼出生于1929年，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之后20余年一直从事铁路车辆研究，他于经济学，是在七十年代一个华丽的转身，和从军官仕途半路出家从事历史研究的黄仁宇相像，有转行的先天优势，也有缺陷。总而言之，我认为1957年被打为右派的茅于轼还算幸运者，他赶上了教育自由的末班车，1950年，院系调整的刀砍斧凿尚未开始，民国的教育底色和风气也尚未丧失殆尽。无论是最早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还是最新的《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我一直觉得他的批评在该尖锐的地方不够尖锐，虚晃一枪，拿一些类似官腔的既成说话敷衍而过，比如他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观察与历史教科书的定论无二；比如他对于政治极 权主义的认识，几近盲点；比如他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千篇一律的谴责，在我看来毫无意义。对一个沐浴过欧美传播而来的自由主义教育底色的前朝遗少，他对美国和美国政 府的赞赏，在文中处处可见，这是发自骨子里的，他的政治学理念，是洛克、斯密似的古典自由主义。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是真正的脊梁，但是论述中国历史的转变时，到了风雨苍黄的那一年，总觉得有言不由衷的尴尬意味，实在同他固守的逻辑和理念相悖。茅于轼并非一介书斋型学者，在一个信息四通八达的时代中，他的身影无疑是较为活跃的，演讲、受采访、在平面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在农村试验小额贷款，尤其是他在山西省创办的“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明显具有尤努斯穷人银行的痕迹。一直被喜欢他的人们奉为中国的良心，耄耋之年的茅于轼之于经济学界，就如同样苍老的张思之之于中国法律界，许良英之于中国科学界，在一个集体失语或者逢迎的年代里，他们是历史开恩留给中国社会的活遗产，是知识界的一根标杆，昭示鼓励着后辈们该如何不卑不亢面对强权，该如何一点一滴、得寸进尺地建设公民社会。然而，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曝得大名的茅于轼比起相对寂寥的张思之和许良英，在近几年内，却是背负着一堆民粹主义的骂声，比如建造只有公共厕所的廉租房、为房产商对高利润的追求做出肯定、提议车牌高价、坚持公路收费，等等不一而足。在一个贫富悬殊、且戾气时刻焦躁冲撞的社会里，老实的茅于轼表达了真实看法，恰好撞上了沸腾民怨的火山口，他对范美忠的批评，何尝不是他人对他自己的批评。如果从茅于轼的逻辑分析看来，不偏不倚，是有充足道理的，遗憾的是，在这个因权力分配不公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社会里，许多问题产生了癌变的异化，个人的生命和价值得不到尊重，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纳税人眼睁睁望着钱款被挥霍一空，这是一个非民主化社会里的弊病，要根治，只有进行政 治体制的改革。威权主义政治下的胡适，因一直信奉程序正义而被愤怒民意推到了实质正义的对立面，比起胡适来，茅于轼处在一个更加激烈的风口浪尖。肯定私欲的必要性，坚持个人权益和财产受到依法保护，坚持政府不干涉企业和市场并尊重市场规律，都是茅于轼的基本立场，他在书中多次认为计划经济在无法消除人类理性缺陷的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忽视了价格的作用，跟政治乌托邦一个道理。但他同时相信国家的调解作用不可或缺，人人要为国家建设着想做奉献，不能只顾一己私利。凯恩斯主义之所以能对美国经济大萧条其效用，前提是有一个怵惕专制出现的宪政大磐石，而茅于轼也并非凯恩斯主义者，我实在读不懂他的左右互搏，也无法理解他的痛苦。这就是茅于轼，和独属于他的独特视角，在一个风雨苍黄的时代中，平静、谦和地前行。成稿于09-09-28

对于当今教育的不同意见

无意间在图书馆看到这本书，随便翻了下，觉得还是很有可读价值的，于是便借了回来。等到有时间静下来细细品读的时候，发现很多观点实在不能苟同，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的。我个人认为茅于轼对于教育的看法过于市场化，他认为现在的教育是“花别人的钱，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效果不如“花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事情”，所谓别人的钱就是政府的补助，难道政府对于教育的专项资金就不是老百姓自己的钱了吗？那每月交的税是什么？另外，茅于轼还提到高校要把牌子做好，做成名牌，就会有优秀的学子争相涌入，这就是市场的作用。但是，大学难道就是名牌而已吗？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名气很大，但是在日本却算不上真正一流的大学，像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日本东北大学，九州大学等真正的历史名校，虽然名气不如早稻田，但是却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当然，对于茅于轼的大多观点还是认同的，书的开篇就讲到要理论联合实际，任何理论都可以用生活去解释。可惜，现在大学学的都是纯理论，甚至是脱离了实际，一个个定理都遥不可及的，让人无法参透，又怎么灵活运用呢？就我个人而言，我偏向于一些轻松幽默的课程，浅显得解释了一些深奥的理论，课后因为引起了我的兴趣，兴许我还会去自己发掘更深一些的内容，这才是我认为的教育，但是毕竟学识还是不够，不免会有些狭隘，所以学习才有意义。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想我永远不变。

为什么穷国和富国的人同工而不同酬

为什么穷国和富国的人同工而不同酬，是书中的一个标题，我看了觉得很有趣，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答案是市场经济中劳动报酬的多少，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而经济效率取决于该社会所制定的经济制度。一个社会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存在巨大浪费，其中每个成员的劳动报酬都要受损。我国在交易费用上的巨大浪费，是我国不能迅速致富的极大原因。手续繁琐，互相推诿，重复谈判，责任不明，使得做成一笔生意十分困难。工作马虎，产品质量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显著的特征。门窗关不严，马路不平，厕所漏水，路灯不亮，书籍缺页，电报延误，打售后服务电话总是无人接，更不用说各种劣质产品，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品尝相互提供的质量苦果。

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

茅于轼其实是学机械出生的，毕业二十多年后才改行研究经济学，最终以经济学家成名，这本《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书中的文章都是近十年散见报刊媒体的文章演讲稿集结而成，保持他一贯的思想信念说话做事风格。茅于轼曾说：“我从事研究有一个信条，即不论多深奥的理论，如果透彻地理解了它，必定可以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现象”。他的文章都是力求还原日常经济现象，揭示经济现象的真面目，说理深入浅出，语言平实，直奔主题，不拐弯抹角，这就是他的风格。 推崇自由主义 主张市场经济 茅于轼的很多思想、言论我们都可以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书里找到相对应的观点，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茅于轼的思想是传承于亚当·斯密。茅于轼反对计划经济，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亲力亲为的实践者。 茅于轼在他的多篇文章里都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坚决反对政策干预，反对计划经济，主张全球经济一体化，鼓吹自由主义，他认为的自由主义是：每个人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环境中生活，大家都能得到最大的自由。 替富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 茅于轼在多篇文章多种公开场合公开宣言自己是“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句话引起无数指责和非议，我认为这些人是有意或无意误解或者说是没有理解他话中的含义。 事实上目前社会现状是：为穷人说话的人多，为富人说话的人少；为富人办事的人多，为穷人办事的人少。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为穷人说话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总是大多数），博得为穷人说话的美誉，为富人做事可以获得高额回报，所以要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这样名利双收，又保险又不会犯错。 所以针对后半句“为穷人办事”上，有人责问茅于轼：你到底为穷人办了什么事？ 我想举出两件事就能让他们闭嘴了，第一件，茅于轼从１９９３年起筹集资金在山西省临县龙水头村开展小额贷款的项目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至今这项活动的范围正在逐步发展；第二件，２００１年创办了非营利机构的富平（取扶贫谐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为农村青年进城成为合格的家政服务员提供全面的培训。他办的第一件事与２００６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的尤努斯向亚洲贫困人口提供小额贷款，帮助１亿多人口脱贫做的是一样的工作，只是由于资金、人力及其他原因限制无法达到尤努斯那样的成绩，第二件事为我国中西部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从而实现脱贫，提供了一条安全有效的途径。 他也并不是不为穷人说话，他《关心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状况》不是为穷人说话吗？他提出《要帮助穷人！为什么？怎样帮？》、《如何避免贫民窟现象？》不是为穷人说话吗？他建议《为农民在城里就业创造机会》不是为穷人说话吗？ 所以重点不在为谁说话，而在于说的话对不对；重点不在说话的立场，而在于说的是不是真理。 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 近期茅于轼大受指责的言论是关于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的言论，如果这些指责者能看完看懂全文的话，而不是只抓住只言片语，他们就明白他说的有道理了。 茅于轼“坚决反对经济适用房”“因为这是政府从农民手里强制以低价拿到土地，然后用所创的价差来补贴城里人以低价买房”，“经济适用房将引发一场全国性大腐败”。这些言论招来众多同行的反击！ 所以茅于轼建议“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可能是觉得对必然出现腐败行为而无能为力说的气话，厕所冲凉还是在自己家里好，穷人也不能没有基本需求，廉租房应该提倡，只要严格租赁制度规范管理也并不一定就变成贫民窟。再说大量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者是开宝马奔驰住豪宅的富人，经济适用房只是他们出租转售牟利的工具，他们才不会住在这里呢。可以想见茅老之良苦用心与内心的无奈。贪污、腐败的问题泛滥，政府都力不从心，也只能讲和谐社会，提倡道德重建，但要治理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一个无职无权的书生又能何为？ 有良知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在十几年前就写过本书叫《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应该是受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影响，亚当·斯密这本书温总理曾向众人５次公开推荐，西方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本书比他的《国富论》影响更深远。茅于轼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也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道德问题，探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快，社会的金钱至上思潮也迅速泛滥，见利忘义、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的行为使社会的道德水准普遍降低，这时候需要对人进行道德教化，约束非道德行为。这些观点今天来看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可以说是很更具现实意义。 茅于轼今年已经８０岁了，仍然思如泉涌，思路清晰，且一如既往地关注国计民生，真是让人敬佩。可贵的是他完全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说话行事，不避讳批评政策失误，不讳言社会制度不公，不吝出谋划策，虽然办法未必能够行得通，不怕发表“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宣言，虽引起很大争议，仍坚持不懈地身体力行，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实在值得敬重。他一直强调要做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观其言察其行，我想他是配得上“有良知的经济学家”这个称号的。这也许就是他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的原因。 此文于2009年10月11日《深圳晚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