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重温》书评

空山灵雨

我的前辈呀真的是高山与海洋的胸怀想静下心来看您的书也喜欢您的画和您一起回忆海德堡的林中路

自甘寂寞的学术大师

以中国人而能精通梵文的学者，原来只知有季羡林、金克木。网上浏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者随笔书系”，见有徐梵澄的《古典重温》，引起注意。盖因此名向未进入本人狭窄的视野，便有意查阅了有关资料介绍，——才知自己实在是孤陋寡闻了。当即邮购1册，阅读一过。乃知其所谓“古典”云者，包含中、印、欧三地之众多古代典籍也。阅读此书，感觉好像在听一位高德大师在那里很淡定地说法论禅（但却绝不是要把人引入空寂，而是处处表现出对现实社会和人类前途的深切关照），每有豁然开朗之感。掩卷之后，心灵似乎得到了某种程度地净化，减少了许多浮躁。本书的作者简介云：徐梵澄（1909-2000），著名的精神哲学家、翻译家和印度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书画家、艺术鉴赏家和评论家。1928年起追随鲁迅，被誉为“中国新兴版画第一人”。1929-1932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回国后在中国最早成系统地翻译尼采的著作。1945年赴印度任泰戈尔国际大学教授，1951年赴南印度室利阿罗频多学院翻译、著述、讲学。1978年回国，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他精通多种古今语言，会通中、西、印三大文化，尝试以“精神哲学”的进路重新阐释古典，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是全才型的具有国际声誉的学术大师。又是一位侥幸躲过了大陆政治漩涡的幸运儿！不过，这个介绍中所述时间顺序似乎有误。另据有关资料，徐氏赴德留学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攻读的是艺术史专业，研究美术史，练习木刻艺术。其间曾代鲁迅购买文学和版画作品，并创作一幅中年鲁迅像[①]，此后才有“中国新兴版画创作第一人”之誉。此前与鲁迅相识，并在鲁迅鼓励指导下写过一些杂文和短篇小说发表，但并未涉足版画。他的出国时间，一说为1928年8月。要之，徐氏崭露头角在出国之前，而赴德求学时只有二十岁左右，显然是颇为早慧的了。徐氏原名徐诗荃，梵澄为其笔名，晚年始用徐梵澄为通名。其学术成就，大抵可归为三个方面：一是回国之初对尼采著作的翻译，包括尼采的《苏鲁支语录》[②]、《朝霞》、《快乐的知识》、《尼采自传》以及《歌德论自著之浮士德》等著作，成为中国最早的尼采研究专家。二是在印度期间对印度经典的翻译，包括早期的《安慧三十唯识疏释》、《薄伽梵歌》、《行云使者》，中期的《室利阿罗频多事略》、《综合瑜伽论》（四部）、《玄理参同》，后期的《奥义书》、《神圣人生论》、《周天集》、《佛教密乘研究——摄真言义释》（未完成）等。三是中国哲学和宗教的英译，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孔学古微》（1966）、《小学菁华》（1976）、《周子通书》（1978）、《肇论》（1985）、《唯识菁华》（1990）、《老子臆解》（1988）、《陆王学术》（1994）等。此外，他存世的著作还有文艺评论和诗歌，编为《异学杂著》、《蓬屋诗存》等集。不难看出，他对中外文化交流付出了毕生精力，做出了卓越贡献。令人敬佩之至！而其数十年来何以名声不显，鲜为人知，恐怕不仅是由于其学术领域偏于冷僻和自己的甘于寂寞[③]，还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当今滚滚红尘之下纯学术的寂寞和悲哀。徐氏在《<</SPAN>玄理参同>序》中有言：“学术生命与民族生命同其盛衰，互为表里”（页28），发人深思。徐氏的中文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曾出版《徐梵澄集》。此后上海三联书店又于2006年整理出版了《徐梵澄文集》，凡十六卷，六百余万言。这本《古典重温》属于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选本，初版于2007年，2010年2印，包括三部分内容。其一为“序论摭菁”，收入17篇序跋文字。较重要者有：《<薄伽梵歌>（南印度版）译者序》（关于瑜伽的介绍）、《<玄理参同>序》（关于印度精神哲学）、《<苏鲁支语录>赘言》（关于尼采的评介）、《<周天集>译者序》（室利阿罗频多语录）、《<小学菁华>序》（关于外语学习的论述）、《<孔学古微>序》（传统儒学的现代价值）、《<周子通书>序》（关于以周敦颐为代表的宋代新儒家）、《<肇论>序》（关于中国早期佛教及对佛教的基本看法）、《易大传——新儒家入门》（关于太极的精妙见解）等。其二为“艺苑掇萃”，收入6篇谈艺术的文章。其中《希腊古典重温》是一篇介绍古希腊文化的长文，本书命名亦有取于此。该文指出古希腊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其精华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他对重温古典的意义阐释说：古，无由复，不能复，亦不应当复，人类须是生活在现在而望着将来。但刻刻进步或说转变，现在旋即成为过去，三时一贯，了无间歇。罗马人造扬鲁斯神像，一面正对过去，向后；一面正向未来，向前。我们不正望过去，则无由确立现在，因为将来不可知；不正望将来，则现在已成断灭，更无由立。凡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研究，原则是表之于此一象征。无论从东西方我们摄得其文化菁华，正有以供现代与将来的发展。夸张点说，我们是在创造将来，即算模仿过去。但谁也不能在现代创造过去。重生是新生，新生是旧的死掉了，文艺复兴即是重生，复兴是新者兴而旧的废掉了。例如13世纪、14世纪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现在回看是新起一创局，它未尝“复”出古代文化到什么地步。但它的光明，至少透过了它以前一千年。（页145）中国历来的文学，推而广之，举凡各种思想文化，倡言复古者要比直言革新者多了不知多少倍。上世纪以来，人们每每对复古又似乎深恶痛绝，必欲把过去的一切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现在当然知道是过分而且严重失误了。然而对历史上的改革者每以“复古”为名，行改革之实，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现在倡言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云者，必须是在直面历史，对历史有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把里面真正的精华发掘出来并加以改造，以服务于现在和将来。对历史文化一无所知，甚或持虚无主义态度，一概排斥，如此而侈谈复兴，岂非南辕北辙？！《蓬屋说诗》是一篇重要的诗话作品，评骘清末民初作品，推重王闿运和陈三立，并认为“清（诗）之初祖可推王士正（祯），而结束时代者，当推陈三立”（页191）；对唐代以来其他诗人，亦多有涉及。主张“学为诗者，从来不宜从五七绝入手。只合先凑五字句，学五古，从此入门”（页203），是为有见。其三为“人生撷英”，收入3篇回忆悼念文章（鲁迅2，冯至1）。《星花旧影》一文，不仅记载了和鲁迅交往的许多第一手资料，而且文字之俭省、精到，一如鲁迅，足见其受鲁迅影响之深。其中关于世家子弟三变的议论，颇为精彩，节录于下：世家子弟有三变，一变而为蠹鱼，再变则为蛀木虫，三变则为大虫。……第一变为蠹鱼，即是出卖先人所收藏的字画以及图书，借以维持生活。第二变为蛀木虫，则是图书字画等卖光了，只得出卖家中的木器或甚至房屋。第三变为大虫，则是“吃人”，卖去他的奴婢。……三变之后，世家子弟自己也变成了流氓骗子，又去欺骗他人。此之谓财穷之后，继以人穷，财穷犹可挣回，人穷则整个堕落了，无可救治。(页239-240)老式的世家子弟现在没有了，但是，现在那些风头正劲的“官二代”、“富二代”们看到这样的话，不知能否引起一些思考呢？或者有人会怀疑，像徐氏这样把毕生精力用于一些冷僻文字和古代著作的翻译和传播，到底有多大意义？对此，徐氏写于1973年的《<</SPAN>玄理参同>序》文末的几句话或许可以给出答案。他说：现代人士盛言世界大同，理想实为高远。然求世界大同，必先有学术之会通；学术之会通，在于义理之互证。在义理上既得契合，在思想上乃可和谐。不妨其为异，不碍其为同，万类攸归，“多”通于“一”。然后此等现实界的理想，如种种国际性的联合组织或统一组织，方可冀其渐次实现。那非可一蹴而至，但无论道路多么悠远，希望多么渺茫，舍从此基地前进，亦别无其他途径可循。不同国家、民族学术文化经典的交流和融汇，原来事关人类共同理想的最终实现。这意义，就绝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了。徐氏的大量译著，作为一般读者，不可能也不必要一一去读。愚以为，如能借此书以管窥豹，应该不无小补。2012年11月17日读后记[①] 徐氏在1989年写的《跋旧作版画》一文中说：他给鲁迅先生的几幅版画“皆作于1930至1931年”，见本书第55页。而他的学习版画，始于出国后在海德堡（原文称“海德贝格”）大学学习艺术史期间，为期一年。他寄给鲁迅的作品，均为学习期间的习作。[②] 一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③] 徐氏自谓：“我的态度一贯是尽可能避免显露”。见本书所载《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第226页。

无言的感动

读怀人或告别的文字并不少，像大师这般内敛深沉而挚爱的却不多见。无言之美，无言之情，都是至美、至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