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罗陀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8
ISBN:9787020086825
作者:吴亮
页数:224页
章节摘录
何振志告诉我，她在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有个专栏，每期译介一位西方现代派画家，封三还有图片。我错过了邮局征订时间，平日还要上班，无奈只好恳求我父亲（他的历史问题一九七三年宣布“解脱”，一九七八年彻底平反，恢复工作了）每逢《外国文艺》将出的日子，天天傍晚下班途中去四川中路邮局去看一看，如出了，就买。 我喜欢何振志的文章，每次从父亲手里接过新一期《外国文艺》赶紧翻最末一篇（压卷啊），忙看何振志这回写谁。她行文雅致，也许参考的原文就如此（这文体的秘密，我早就从《参考消息》中发现了，后来叉经大量翻译作品的不断证实），但字里行间仍体会得出她修养好，善理解，不自诩真理在握，不简单指责他人腐朽没落，以知为先，从无编者按腔。她八十年代头两年就在《外国文艺》介绍当时连我都不忍卒看的超现实主义画家恩斯特与戈尔基（那时我多无知啊，只晓得一个达利），太超前了！ 记不清是《哲学译丛》还是《国外社会科学动态》（我曾经订阅的又一本刊物），八十年代初断断续续介绍了（均为片断，长篇论文几乎没有，短讯、会议综述、论点摘要居多）西方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异化理论（马克思《巴黎手稿》）、匈牙利卢卡契、南斯拉夫德热拉斯、意大利葛兰西，当然还包括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所重新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把我脑袋读晕了。我仍无人可以与之讨论，亦无写论文之必需，再则又向不作读书笔记，所有的阅读，不过“只求曾经看过，何必终生拥有”而已。一册在手众声喧哗，回想一九七三年前后，只能从干部内部参考读物读到西方两位夹生的亲华反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勃兰特（法国人）和遥相呼应的斯威奇（美国人），不觉恍恍已隔世。 ……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部野心勃勃的回忆录，扫描岁月，排查往事，试图将七十年代庞大的国家叙事，转成一个上海少年的私人传记——吴亮可能做到了，纷乱的“文革”，变为这部传记的密集注脚，其中，每一细节，都用吴亮饱满的中低音宣称：这是他的七十年代。 ——陈丹青 毕竟，我还继续在这里生活，“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引用了这个典故，我一九七五年读马克思这篇文章，却还没读过《伊索寓言》呢。不能只有到达了罗陀斯岛，我才得以自由写作……既然八十年代不方便写，我或许可以朝七十年代投去远远一瞥，以当年的地下阅读为线索，讲讲那些与书有关的人与事，激情的冷却，求知的饥渴，模糊的怀疑，蠕动的不满…… 我别无选择，上海就是我的罗陀斯。 ——吴亮
内容概要
吴亮，当代文学艺术评论家。八十年代主要活动于文学批评领域，九十年代后开始将目光转移至当代视觉艺术，其间始终保持着对城市和当代文化的关注。自称城市漫游者、思想鼹鼠和游击队员，行踪不定，凭兴趣写作，点到为止，无恋栈之意。二十多年来，时写时辍，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文学的选择》、《批评的发现》、《画室中的画家》、《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秋天的独白》、《思想的季节》、《与陌生人同在》、《闲聊时代》、《艺术在上海》和《往事与梦想》，以及城市系列作品《城市笔记》、《城市伊甸园——漫游者的行踪》、《老上海——已逝的时光》和《没有名字的城市》。
书籍目录
1 不觉恍恍已隔世
2 为了逃避
3 没有地址的信
4 风中的手指
5 慵懒的爱情
6 天空之下
7天涯若比邻
8 为了夭折的美好理想
9 巴尔扎克之眼
10 这里就是罗陀斯
11 你轻轻漫步踏在我身上
12 水晶之夜
13 后楼梯上的福尔摩斯
14 锦灰堆与蔷薇花
15 陌生的国度
16 失乐园
17 仰望星空
18 曙光
后记
作者简介
这部野心勃勃的回忆录，扫描岁月，排查往事，试图将七十年代庞大的国家叙事，转成一个上海少年的私人传记——吴亮可能做到了，纷乱的文革，变为这部传记的密集注脚，其中，每一细节，都用吴亮饱满的中低音宣称：这是他的七十年代。
——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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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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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罗陀斯》首先是一本读书生活回忆录，追忆的是三四十年前的阅读时光，但又不止于读书，还有作者当年的生活以及作者亲朋好友的生活。陈丹青说这本书“试图将七十年代庞大的国家叙事，转成一个上海少年的私人传记”，个人则更乐意把它看成“私人传记”。 写书特别是写回忆录这样的文字，记忆力好的人明显的有福了，在追忆似水年华的过程中先天性地占了很大的便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说过，文学的本质就是回忆。《我的罗陀斯》的作者吴亮自称记忆出众，并很明显也陷入了对往事的追述之中，只要看一看多次出现的意识流一般的长句子，就知道他的记忆的思潮有多少汹涌，写作时有多么沉醉了。 在作者吴亮浩浩荡荡如黄浦江般的回忆中，一幅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图像若隐若现，这其中夹杂着他的感慨。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读书时光。在那图书稀少的年代，作者以借阅、交换和旷工请假的方式，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又如痴如醉地看了大把的书籍，相信这会让不少人自叹不如。更让人羡慕的是，隔了三十多年的时光，他七十年代所读之书竟然历历如昨，包括前苏联那些拗口的作家和作品在内的长长的一大串名字，他一一写来，如数家珍：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雇佣劳动与资本》、《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那正是作者的青少年时代，而个人现在回想自己之前都读了哪些书，天哪，除了躲不过的各种课本，就是几本武侠小说，几乎再没其他。 对读书生活的追忆，作者是随意而畅快的，有很多书显然已融进了他的生活，让他欢喜让他忧。前段时间看一本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阅读的随笔集《新启蒙年代:我的80年代的阅读》，多个作家和写作者回望他们当年的读书生活，多带着欣赏和留恋的表情，记述着那段理想燃烧的岁月。书内一个个人以现身说法的姿态，构成了一张大致的时代图谱，从中固然能了解当时的读书风气。跟《我的罗陀斯》比起来，自然多了视野上的广度，但因为个人的风格及篇幅的限制，那本书在个人趣味上清淡了很多，是浮光掠影式的，没有吴亮这般来得入味、有深度，读来更酣畅淋漓。 吴亮的文字，是不加修饰的，不追寻古典也不营造文雅，也没有自怜自赏的腔调。他在这本书中端出自己的回忆盛宴，水陆杂陈，酒菜满桌，不免醉话连篇，并时时旁逸斜出，兴致到来就信马由缰，笔随意走，纵横涂抹，虽然因此附带出零碎和片段化的小毛病，但堪称一气呵成的手笔，让人读来并无沉闷和记流水账之感。 作者租借《西游记》和《铁道游击队》之类的连环画，翻看福尔摩斯，阅读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研习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读书事件，因为作者年纪的大小，有先有后，但文章呈现出的，却被打乱了时间顺序，被随手安排在作者想要它出现的地方，看得出这样的安排是写作中间的临时起意和发挥。这本《我的罗陀斯》，行文中有着爵士乐般的质地，即兴又自由。因此，虽然书的副标题冠名为“上海七十年代”，但吴亮也没少了对六十年代打招呼。至于何时读到何种书，作者有没有记忆的偏差，有没有擅自对时间进行或前或后的挪移，我们没有必要做过多深究，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
吴亮在《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的后记中隐约提到了我们之间近年来的思想分歧，或许，这就是知识者的命运，我们总是坚执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就此而言，我也可以坦率地说，吴亮近年来的某些文字我并不完全同意，有些甚至不以为然。就像吴亮也并不完全同意我的某些文字一样，这些我们都曾当面坦言。但思想上的分歧并没有完全侵蚀我们之间的友情，也正像吴亮在后记所言：“我们早习惯了各自观点的‘不一样’，这不仅是八十年代那一抹曾经出现的启蒙曙光留给我们的一个美好记忆及自由遗产，也可能是我们身上的那股同气相求的草莽性情所致”。但这还不是我欣赏这本《我的罗陀斯》的全部理由，我愿意走进吴亮的这部“私人传记”，不仅因为它也同时唤醒了我的少年记忆——尽管我们的记忆有相同也有不同——更重要的是，如果我要继续坚执于我的左翼立场，那么，我就必须严肃地面对吴亮的这一“私人传记”（也包括我的私人记忆），因为正是在吴亮的这一记忆中，恰恰暴露出了所谓“革命史”的另一面，这一面的重新阅读并不怎么令人愉快。然而，恰恰是这一不愉快的记忆和阅读，才可能使我们更深刻地反思历史，否则，就是左派幼稚病。正是带着这样一种重新阅读和反思的期待，我走进吴亮的这本《我的罗陀斯》。 一、空间 吴亮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援引了“罗陀斯”这个词来隐喻上海，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吴亮的上海，或者说，是吴亮记忆中的上海。但是，仅仅从这一命名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吴亮的影响，这是我们少年时代的普遍的阅读记忆，这一记忆不仅散落在吴亮的叙述中，也将潜在地影响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从来也不曾相信吴亮会成为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者，并热情地拥抱资本和市场。 但是，吴亮的上海同时也必将给予他同样深刻的影响，空间生产记忆，也在生产人的感觉结构。 吴亮的“上海”位于上海西区，准确地说，坐落在淮海路和南京路之间，这一点，在《我的罗陀斯》中有着详尽而出色的描写。我们可以读到，在那里，既居住着昔日的资产阶级，银行家、工厂主、买办，也是知识分子的聚集之地，作家、教授、艺术家、古玩收藏者，同时也在生产着年轻人的艺术梦，当然，这里还居住着大量的小职员、小业主，以及普通的工人。在这里，既可以领略到殖民地的遗迹，也能感觉到上海本土性的文化品格。这样一种混合的地理风景也曾出现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小说之中。同样，这一地理位置也影响了吴亮的性格，在吴亮身上，既可以感觉到一种“高雅”的艺术品位——他对通俗文化总是不屑一顾，三十年来，他无数次地嘲笑过我的武侠小说的阅读嗜好——也可以领略到一种混合着艺术青年和工人阶级性格的桀骜不驯。我曾经有二十年的时间，工作在吴亮的“上海”，并和吴亮在他的城市中游荡。但是我也从来没有真正走进他的“上海”。我出生并生活在上海西北的一个工人区（俗称上海的“下只角”），那是另一个上海，我的上海，那里也曾生产一种文化，一种单纯却不乏坚定的对未来的信念，尽管这一信念在今天已大半凋零。 吴亮对空间的感觉、把握和叙述是极其出色的，随着记忆的展开，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也逐一浮现在叙述之中。吴亮也写他们和时代的亲密关系，这一关系经典地出现在他对父亲的回忆和描写中，但是，吴亮更多地在叙述他们和时代的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甚至最后的决裂。在书的第十章，也就是“这里就是罗陀斯中”，吴亮描写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七十年代，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甫一结束，男男女女就立即谈起了恋爱，读诗，吃雪糕，去国泰电影院看《海岸风雷》，挽手公园小路踱步，晚风送爽口哨版《山楂树》、《喀秋莎》不绝于耳……”吴亮不无欣赏地总结说：这种“小市民秉性足以致命：只要见一丝缝隙，便百折不挠地迷恋物质生活，穷讲究那些由此派生的情趣幻觉”。现在陆续整理出版的史料都证实了吴亮的这一回忆（比如金大陆的《非常与正常》）。吴亮揭示的七十年代的这一面是重要的，而他的概括也相当精辟：“不问政治，即反抗了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七十年代的这一面，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的顺利分娩。 吴亮描述的七十年代的“这一面”，揭示了七十年代泛政治化带来的恶果，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革命一直没有妥帖地处理好它和市民阶层的关系。而在城市化逐渐展开的今天，市民阶层也将逐渐地扩大，因此，如何研究这一阶层，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命题。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阶层一直坚持一个独立自足的生活空间，并反对政治的介入——这一幻觉有可能来自一种遥远的手艺人（或小生产者）的梦想。尽管我从来也不会认为在现实中可能存在着这种自足性的日常生活的空间，相反，我以为的是，日常生活恰恰是各种政治争夺或博弈的场域。但是，也恰恰是这一幻觉，不仅支持了这一阶层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矫正任何一种激进的社会实践，因此，我极为看重吴亮的这一表述，包括隐含在这一表述中的市民经验。在这一经验面前，政治的进入不是没有条件的，它需要一种形式，甚至是艺术化的形式。而且，这一进入的政治必须能更好也更合理地唤起人们的生活热情，也包括吴亮所谓的“情趣”。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曾经简略地涉及过这一课题，而在所谓的“前三十年”，当时的政治并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一类关系，当然，其中的原因也并不像吴亮描述的那样简单。 二、文化 吴亮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职员家庭，用今天的话来说，也算是中产阶层的子弟。而吴亮的家庭的特殊性在于，他的父亲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打击，这给吴亮的少年时代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就这点而言，我和吴亮的经历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一生不曾加入任何党派，并对歧视性政治有着天然的憎恶。吴亮可能由此走向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而我则反复追寻社会平等的可能性，尽管我们都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永不可能在现实中彻底实现。 吴亮家庭的特殊性还在于，这个家庭还给予他一种艺术的熏陶，吴亮写他的祖父，写他祖父的书柜，也写他的舅舅，写他舅舅对电影的痴迷……吴亮似乎对艺术有着一种天生的热爱，他写“那个身处逆境依然不忘享受生活的赵炳夫”，但是对“介克勒”的赵炳夫似乎并没有多大兴趣，相反，“一幅画在瓷盘里的欧式风景油画”却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段描写非常出色）。吴亮也反复提到音乐——主要是当时流行的外国民歌、深夜的小调、吉他手，都简略地勾勒出七十年代的另一面，这些异类的音乐秘密地流行在青年人之间，这些往事，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都也曾出现。 城市的记忆在艺术中慢慢呈现——当然，这是吴亮的城市。在吴亮的上海中，人事关系相互纠葛，可能就在某一个人身上，找到彼此的渊源，而且会牵扯出一连串的名字，那些名字有的我们熟悉，有的我们并不熟悉，但在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往往和艺术有关。因此，吴亮的生活空间实际上相当“文化”。 这个空间不仅由记忆构成，也处处留下物质性的存在痕迹。实际上，上海的文化资源相对集中在吴亮生活的那个区域，淮海路、国泰电影院、上海美术馆等。这些，都被吴亮反复书写。而在书写中，多少流露出一种文化自信甚至文化的优越感。坦率地说，吴亮所描写或所叙述的那些各色人等，一九四九年之后，失去了政治的优越感，有的还受到打压，但是从未失去过文化（或艺术）的优越感，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自信，这种自信表现在他们的谈吐和趣味之中。当然，这种自信也多少和他们相对优裕的经济条件有关。 吴亮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使用了一个极为传神的比喻：每个人都“各有分属自己的后花园”。正是在这些“后花园”中，他们找到并维护着自己的知识传承，同时也在这一传承中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自尊。因此，在七十年代，他们最痛苦的，是“画无可画”。对于艺术家，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我想，吴亮在七十年代游荡在这些不同的“后花园”中，很自然培育了他的艺术趣味，因此，他不仅调侃通俗文化，也会毫不留情地批评当年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 在不同的思想和艺术之间，我的态度可能比吴亮更显宽容，当然，有时候也会显得略为中庸。我也喜欢吴亮所喜欢的那些艺术或文化种类，我还以为，真正的高级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因此，我们必须尊重任何一种艺术的创作，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对于文化来说，它还需要重新的创造，因此，它也同时包含了对高级文化的挑战甚至反叛。也因此，“无产阶级文化”的失败，恰恰可以提供一种重新创造文化的思考可能。在这一点上，我和吴亮的意见可能略有不同。 但是，吴亮对这些“后花园”的叙述以及对当年“无产阶级文化”的批评，仍然可以提醒我们——无论他的表述是怎样的柔情或者怎样的粗暴——当年对这些“后花园”的粗暴清剿，实属不智之举。任何一种重新的创造，都必须吸纳前人的经验，包括所谓的“资产阶级文化”，这样才可能获得一种文化研究所谓的“普遍赞同”。即使是顽固的守旧之士，也依然有存在的理由，因为正是他们的存在，才可能使某类知识获得传承，也同时为我们提供一种知识的考古可能。 三、艺术青年 七十年代，吴亮已经是一个工人，在当年，能够留在上海而且成为一名国营工厂的工人，是一件相当不错的事情，而当吴亮还未成为工人的时候，我已经到淮北的一个小乡村插队落户了。吴亮的工人经历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他的出色的写作活动使他离开工厂而被调到上海市作家协会。不过，在《我的罗陀斯》中，吴亮几乎没有提及他和他的工厂，这一点，耐人寻味。相反，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吴亮，是一个城市的游荡者、一个思考者，或者，就是一个七十年代的艺术青年。 所谓的艺术青年，在广义上，仍然属于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这一特殊的群体。“文革”十年，由于取消了高考制度，实际上在城市和乡村都积压了大量的知识人才，这一特殊的群体，才真正帮助了八十年代的顺利诞生。而在这一群体中，分化出不同的知识类型，并构成不同的文化群落。吴亮显然和青年艺术圈来往得更加密切，而吴亮的天性也更适合于这一群体。 艺术或文艺青年，一直存在于中国的现代史中，而在七十年代，则得到另一种发展，比如秘密的读书和交流活动。吴亮不止一处提到他在“文革”时期的读书活动，这些活动也同时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无论是在乡间还是在城市。正是通过吴亮的读书活动，我们可以大致领略他的知识谱系，一种混合着西方哲学和艺术的广泛阅读，当然，其中包括马克思和黑格尔。而马克思和黑格尔以及其他的西方现代艺术家的理论，一直持续地混合着影响到他八十年代早期的写作，比如《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 吴亮实际上很少讨论马克思对他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对各种知识和阅读的呈现，而在这种呈现中，则是一个城市青年各种不安的躁动。 吴亮或许在天性上，就是一个反规范者，他不喜欢集体，甚至反感，或许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强调自由的原因之一。自由往往表现在个人对集体的退出或剥离的过程之中，而这一对集体的退出或剥离的过程，同时，也是对那个时代的话语体系的拒绝。因此，吴亮在七十年代也许是孤独的。而在吴亮孤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除了读书的寂寞，还掺杂着青春期的躁动、欲望以及对政治的疏离。 吴亮介绍了他的许多的朋友，这些朋友也是孤独的，他们一起读书，一起讨论，一起言论时政以及抒发对未来的感想。而这些叙述，也同时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群落星星点点散布全国。吴亮的这些朋友后来有的成为著名人物，也有的寂寂无名，吴亮都给予了平等的叙述态度，这是吴亮身上最可贵的品质。而在吴亮的叙述中，我们感受到他们的讨论，显然，西方的现代艺术和理论是他们讨论较多的内容之一。现在，我开始明了吴亮为何在八十年代初期就能写出《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应该说，吴亮在上海是最早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的批评家，而他的知识源头显然在七十年代。分析中国当代的现代主义运动，显然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题目，而许多人都会把这一运动的起源定格在七十年代，比如早期的“白洋淀”诗派，这一诗派后来融入了《今天》的洪流之中。但是，在上海，也同样存在着这些现代主义的小小群落，在此之前，比如在陈建华兄的《红坟草》以及其他的文章中，我已经大致了解到这一类的群体存在，实际上，陈建华兄等人的活动还要提前到六十年代的中期。比较北京和上海的这些群体也许是一个有趣的题目，相较北京而言，上海的这些群落和市民阶层的关系要更密切些，或者说他们更注重日常生活的坚守，并强调对个体或自我的顽强保护。但是，共同的特点仍然在于，在这些阅读和讨论中，自我意识开始被强化，并竭力从集体的美学原则中突围而出，当然，我必须指出，同时，也培育出他们的精英意识，这一点，从吴亮后来强调“小众”，强调“圈子批评”，都可以大略看出。也因此影响到吴亮的修辞风格，简单地说，即是以独白和抒情为主，而有意无意地切断了和他者的对话可能。 现在，我多少有点明白吴亮为何省略了他的工厂生活，对于一个艺术青年来说，工厂的工业化特征，比如严格的纪律和协作精神，也许恰恰构成了一种对个人自由的压抑。也正是在这本书中，吴亮对现代化的“劳动”给予了最为苛刻的批评——“摆脱人身依附，不为雇佣劳动所奴役”，这样的句式，显然来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或者《资本论》。吴亮的这一“摆脱”在八十年代成为现实，并且认为“无论谁将这样的劳动神圣化，都会让我觉得虚伪并对其产生厌恶与憎恨”。无论吴亮的批评怎样尖刻甚至武断，我都能从中感受到他的合理性，的确，对现代化的劳动尤其是日益异化的劳动形式给予过度的赞美，只能来自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就这点而言，吴亮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重新讨论“劳动”，显然不完全来自这种浪漫主义，而是劳动同时包含了由此构成的抽象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异化的关系，因此，如何将劳动和劳动者从这种异化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即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和社会实践，这也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内涵之一；而对劳动的肯定，实则也是对劳动者价值的肯定，也只有这一肯定才可能使劳动者阶层获得一种尊严，毕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摆脱劳动（体力劳动），劳动者阶层仍然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多数。 吴亮对于自由的追求，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实际推动了他在八十年代的写作，在今天，也实际成为社会的主流知识或话语形态。也许，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语境下，同样重要的，可能是如何重新发现被这一主流知识所遮蔽的另一面。 四、几句多余的话 我实际上并不怎么信任这类回忆录的历史真实性，任何一种回忆都是事后对历史的追忆和叙述，这一叙述也同时受到叙述者此时此地的限制，因此，这一追忆和叙述都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在这一意义上，我并不相信吴亮的记忆呈现了他的完整的七十年代，只能说，他在此时此地的限制中选择了他所要叙述的七十年代。最近，我读到了吴亮在七十年代给他的友人的几封信，这些信呈现出吴亮的另外一面，虽然幼稚，但有着一种澎湃的热情和对社会的关切。 但不管怎么说，吴亮仍然坦承地表达了他的真实的这一面，对我来说，这一面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认识价值，既对吴亮个人——吴亮注定会成为文学批评史的人物，也是对由吴亮叙述中所呈现的上海七十年代的另一面。 吴亮似乎一直在追求一种在现实中永不可能实现的个人自由，并拒绝任何的个人权利的让度，这一追求也同时使他始终处于一种退出的过程之中，并相应产生出有关自我的各种幻觉，这一幻觉在八十年代获得一种表述的可能。同时，这一表述，也使他不断地回到自我，并继续加强他对自我的坚持，这从他在八十年代早期给友人的信中强调要加强对“人性和欲望”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化传承既培养了他的艺术品位，也加固着他的精英意识，有时候也会显得过于自满以及对他人的轻视。 我和吴亮的思想分歧可能就在于，如果说，吴亮一直在追求一种永不可能实现的个人自由，并坚持着八十年代的有关自我的各种叙述，我则始终渴望着一种永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平等，并努力走出八十年代所形成的精神幻觉。这两种永不可能实现的追求也许只存在于文学之中，在这一意义上，我和吴亮也只能属于“文学中人”，或者干脆说，就是那种活在幻觉中的人。 （《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吴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一一年八月版，29.00元） -
完成一部回忆录，如同写一首诗，其实并非文人的专利，而是大多数人生命某个阶段自然而然的冲动。然而，少年人写的诗未必能称得上是文学，成年人完成的回忆录，也未必就算作历史。它们最本真的价值，只对书写者个人开放，只关乎他提笔那一刻的激情、欢乐、忧伤甚至逃避，而最终，它们都要经历时间之河严厉的淘洗，那些经受住考验，真正进入时间的，我们才能称之为文学，称之为历史。当四十岁的赫尔岑在流亡伦敦的日子里着手追忆俄罗斯的早年岁月，他意外找到了自己年轻时写过的几大本回忆录，然而，在最初的惊喜过后，他发现，这些看似珍贵的记录，其实是幼稚无用的，此时此刻，为了他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他必须重新回忆。《往事与随想》在中国影响很大，但可惜很多人只是当作历史书在看，并且荒诞地以为，可以用同样的个人记忆的方式来书写历史、记录历史，甚至，可以采用更高级的所谓集体合作的形式，来完成某种历史记忆。《我的罗陀斯》是一本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回忆录，但与之前诸多回忆七十年代的书籍相比，它无意成为知识分子的史料，更无意承担所谓七十年代的历史记忆或集体记忆。谁之历史？何种记忆？那些自以为在记录和书写历史的集体必将遭遇类似的责问，幸运的是，《我的罗陀斯》不在其中，自始至终，它力图展现的都是绝对的个人。“我们是一代人，我们有共同经验，是吗？是，对，是的，但不完全是这样！一定还有其他，属于性格、心灵、家庭、历史、遭遇、变故，以及那些看不见的力量、背后的隐秘、内在苦恼、微小差异与重大分歧，使我们踏上迥然有别的成年之途……”作者在书中如是说，这也可视作这本回忆录的出发点，从这里出发，我们得以看到一个上海少年的长成，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在一个只有光辉理想没有现实希望的年代里慢慢积聚自我，如同果实在黑暗中静静地成形。作者的父亲是托洛茨基分子，在那个时代自然也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阵营。作者少年时就耳闻目睹发生在周围的审查、抄家、批斗乃至自杀和失踪，那一个个具体生命的悲剧，作者在书中都有或详或略的描述，他不愿意遗忘，然而，他更不愿意将之简单地归咎于什么时代错误和历史意志，“历史没有意志，历史是人的历史，惟有人，惟有那些手握巨大无比权柄的人，他们才拥有那个意志，进而宣布他们的意志就是历史的意志”。因此，和那些充斥士林的回忆录相比，这本书里没有煽情的伤痕暴露，没有无情的揭批隐私，更没有矫情的宽容谅解，有的只是深情的私人回忆和思考。重要的不是时代如何历史如何，太阳底下无新事，所有已经发生过的必将再次发生，重要的是，每个只拥有短暂生命的个体，在这个具体的时空中该怎么尽力地向上，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彼时彼刻，作者找到的道路是阅读。这本书最初在《书城》连载时，题目就叫做《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每一章都是由一些书作为引子，对书的回忆，就是对书里书外那些优秀灵魂的回忆，令作者着迷的并非书中的知识，而是与那些优秀灵魂相遇时的体验，一个绚丽生长的精神世界，将卑琐不堪的现实转瞬化作个人的注脚。于是，我们再度看见了那些秘密之书，披着“内部参考”、“被批判”乃至马列经典的外衣，作为暴力专政世界的对立面，是如何顽强地在作者那一代年轻人中间传播。为了高举马列主义，必须出版大量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黑格尔、谢林、圣西门以及亚当•斯密；为了批判修正主义，必须开放考茨基、伯恩斯坦的部分著作；为了反苏，必须编译大批西方政要的回忆录……这是历史的诡异，也是现实的缝隙，没有哪一个时代会真的如历史教科书里陈述的那般铁板一块，也没有哪一段现实，能真的完美无缺。一个优秀的人，永远不会抱怨时代和现实，但更不会以时代和现实的种种不好作为防卫和逃避的盾牌，而是会永远努力，就在此时此地的现实中找到向上的缝隙。从《我的罗陀斯》中我们可以看到，和无数抱怨自己大好青春和才华被文革耽误和荒废的人不同，作者日后作为批评家的敏锐感觉和独立判断，恰恰就形成于那个貌似精神匮乏一无是处的时代：“我个人阅读某书的时间、同所得之书的本意、效用，以及当时置身其中的现实，往往是错开的；而一本在它的诞生地及在它的语境里早已过时的书，却会在万里之外另一个特殊的环境发生某种几乎难以想象的影响，这影响之巨大，完全可以用醍醐灌顶、振聋发聩来形容——比如考茨基关于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关系之论述，胡克对历史决定论与个人意志之论述，德热拉斯对新官僚阶级之论述……要知道，那是在人人读张春桥姚文元读两报一刊的时代啊，真不敢相信。”当然，还有另一种书，关乎私人生活的丰饶。作者在回忆那段岁月时有这样的感慨：“幸好我虚度了，那个年代根本就不值得认真对待！虚度它，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内心免遭毒化，免遭大面积污染。”这是在隔了数十年后对诸如保尔•柯察金之类偶像的强有力的反讽。所谓“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的名言，曾席卷了几代人的青春岁月，然而，究竟何谓虚度？是否存在某种凌驾于一切个人之上的国家标准，不符合便是虚度？在七十年代，没有当成红卫兵或许就是虚度；八十年代，没学好数理化或许就是虚度；而到了新世纪，或许没打过电玩没看过动漫没有早恋没用过微博就是虚度。时代的浪潮一波接一波，最后，真正虚度的，会不会恰恰是那些时刻恐惧于虚度年华的人？至少，在一个热爱阅读经典的人这里，其实从来都没有所谓的虚度，因为他的精神关注于永恒的人类之爱，因而是自足的，持久的。屠格涅夫、巴尔扎克、福尔摩斯、《茶花女》和《娜娜》、《红与黑》与《安娜•卡列尼娜》……“那些惊心动魄的欲望、激情、疯狂，以及温婉缠绵的爱、迷恋和单相思啊，我只是从书本上经历了你们，我从你们这里之所获，比道听途说更深入，也许比亲身经验更彻骨。”因此，这本以阅读为纲目的回忆录，又并非一本士大夫的读书笔记，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一个在漫长的青春期一直浸淫于阅读中的人，如何被他热爱的经典所滋养，扩充，如何置身于那些叛逆之书、过时之书、被凌辱和淡忘之书的怀抱，尽力地思索，热诚地张望，在一个集体狂欢的时代暗自品尝一种人之为人的卓越天性，终于有一天，他慢慢成为现在的样子。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曾写过一首《果戈理》：“看外边，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那种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所遭遇的窒息感扑面而来。在《我的罗陀斯》的作者这里，面对回忆和精神世界的脆弱和持久，也不止一次地用到星空的隐喻。他说：“我们看到那些来自宇宙深处的星空闪烁，那些依然投射在我们虹膜之上的光影，已是多少万年之前发出的光芒，那些遥远的星系说不定早已死亡，但我们在此刻看见，如此真切地看见，难道仅仅是一种不在之在的虚幻错觉，而非真实本身？一如我们的回忆，回忆是面向死亡的星系行注目礼，回忆录则是投射在我们虹膜之上的历史光影，对此我深信不疑。”那些亿万年前发出的光芒，零零碎碎，隐隐约约，弱小无依，却终将穿越漆黑无边的太空呼啸而来，此时此刻，他正努力和小心地，聚拢它们。
精彩短评 (总计6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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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讲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啦 妈妈买的 还可以 -
微博上多了，误以为俺们真的活在文字狱里。其实只要你会写，有些事情是可以写出来的。这本书就写了很多敏感事，但一个敏感词都没用。 -
已经教育了吴亮，吴亮保证坚决改正缺点。 -
这本书既属于个人也属于时代。 -
之前陆续在《书城》上读过一些片段，知道是讲七十年代的阅读史，所以急切地找来读了。一本书里掺杂了多种情绪和文风，需要时间才能沉淀和消化。读完之后，更想看到作者隐而不发的八十年代，何时才能看到更加完整和真实的私人记忆呢？ -
我看完也没太弄明白“罗陀斯”确切意思，是从哪里引来的？读书太少的噩梦啊。这是一本个人有关1970年代的回忆录吧，以阅读为切入点。关于那个年代，我们太需要记忆了，尤其是个人的。有时让人奇怪的是：越在近前的历史，我们越是模糊不清，言不及义。可是过去上百年后再修史又有多大意义呢？那时的人再看20世纪的历史也像现在的人意淫消费清代后宫史这样吧，细说荒诞占了主流，其他没人关心。不知能否有幸看到更多尽可能多的记忆呢？有时想想红卫兵那一代成为领导者，会不会很可怕呢？ -
吴亮的文笔实在是很妙！ -
吴亮挺有才气的，从成长的角度，以读书的视野写出了上海甚至中国的真实情景。 -
人对他自己感到迷惑，他无法学会忘记，而总是留恋于过去，不管他此刻看见了什么，那往事的锁链总跟着他。 -
唏嘘岁月 -
通过他人的记忆回到过去... -
有一位作家提到的书,我想看! -
黑暗时代的个人成长和阅读史，读书让灵魂最大程度地不受残酷现实的侵蚀 -
电影的旁白。 -
“善只是一种愿望，而恶是一种能力。” -
活动期间买的书 还没看 感觉还行 -
思南路，南昌路，复兴路，淮海路，长乐路，瑞金路。。。。。也是我年少时的活动范围。只是和作者活动时间年代不同。 -
人老笔就健，阳气足 -
如果不是有谈到他父亲那一点话一星都不会打 -
听米饭介绍买来读的一本书。文字流于平庸，没有特别共鸣的感受。看了前五部分，奇怪，为什么米饭会喜欢这书。 -
个人经历所致的偏见 -
书还没来的及读，不过很期待 -
话说这本个人史也很是有名 -
吴亮的作文，总有一股文革后期民间思想家的味道。因此，很适合于怀旧类的文章。 -
从高中开始读吴亮，他的修辞想象回忆依旧，曾经那么让我着迷。追根溯源的话，回忆想象可都是浪漫哲学非常看重的啊。有意思的是去年过年期间读的是北岛的回忆录，都给我一番想象感慨，以致不可遏止的往下沉，回到记忆之城。可是真正我的时间维度呢：过去，过去的幻想的未来，过去的怀念的过去，现在，现在的幻想的未来。。。。。。这次阅读体验最有意思的是在除夕夜鞭炮声外自己床上朗读其中之一篇。 -
本书选择了一个很独特的写作角度，通过对七十年代的阅读的回顾，展现那个特殊时代的人和事。历史的沉重感油然而生。 -
哈嗲！ -
完成一部回忆录，如同写一首诗，其实并非文人的专利，而是大多数人生命某个阶段自然而然的冲动。然而，少年人写的诗未必能称得上是文学，成年人完成的回忆录，也未必就算作历史。它们最本真的价值，只对书写者个人开放，只关乎他提笔那一刻的激情、欢乐、忧伤甚至逃避，而最终，它们都要经历时间之河严厉的淘洗，那些经受住考验，真正进入时间的，我们才能称之为文学，称之为历史。
当四十岁的赫尔岑在流亡伦敦的日子里着手追忆俄罗斯的早年岁月，他意外找到了自己年轻时写过的几大本回忆录，然而，在最初的惊喜过后，他发现，这些看似珍贵的记录，其实是幼稚无用的，此时此刻，为了他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他必须重新回忆。《往事与随想》在中国影响很大，但可惜很多人只是当作历史书在看，并且荒诞地以为，可以用同样的个人记忆的方式来书写历史、记录历史，甚至，可以采用更高级的所谓集体合作的形式，来完成某种历史记忆。
《我的罗陀斯》是一本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回忆录，但与之前诸多回忆七十年代的书籍相比，它无意成为知识分子的史料，更无意承担所谓七十年代的历史记忆或集体记忆。谁之历史？何种记忆？那些自以为在记录和书写历史的集体必将遭遇类似的责问，幸运的是，《我的罗陀斯》不在其中，自始至终，它力图展现的都是绝对的个人。“我们是一代人，我们有共同经验，是吗？是，对，是的，但不完全是这样！一定还有其他，属于性格、心灵、家庭、历史、遭遇、变故，以及那些看不见的力量、背后的隐秘、内在苦恼、微小差异与重大分歧，使我们踏上迥然有别的成年之途……”作者在书中如是说，这也可视作这本回忆录的出发点，从这里出发，我们得以看到一个上海少年的长成，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在一个只有光辉理想没有现实希望的年代里慢慢积聚自我，如同果实在黑暗中静静地成形。
作者的父亲是托洛茨基分子，在那个时代自然也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阵营。作者少年时就耳闻目睹发生在周围的审查、抄家、批斗乃至自杀和失踪，那一个个具体生命的悲剧，作者在书中都有或详或略的描述，他不愿意遗忘，然而，他更不愿意将之简单地归咎于什么时代错误和历史意志，“历史没有意志，历史是人的历史，惟有人，惟有那些手握巨大无比权柄的人，他们才拥有那个意志，进而宣布他们的意志就是历史的意志”。因此，和那些充斥士林的回忆录相比，这本书里没有煽情的伤痕暴露，没有无情的揭批隐私，更没有矫情的宽容谅解，有的只是深情的私人回忆和思考。重要的不是时代如何历史如何，太阳底下无新事，所有已经发生过的必将再次发生，重要的是，每个只拥有短暂生命的个体，在这个具体的时空中该怎么尽力地向上，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彼时彼刻，作者找到的道路是阅读。这本书最初在《书城》连载时，题目就叫做《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每一章都是由一些书作为引子，对书的回忆，就是对书里书外那些优秀灵魂的回忆，令作者着迷的并非书中的知识，而是与那些优秀灵魂相遇时的体验，一个绚丽生长的精神世界，将卑琐不堪的现实转瞬化作个人的注脚。于是，我们再度看见了那些秘密之书，披着“内部参考”、“被批判”乃至马列经典的外衣，作为暴力专政世界的对立面，是如何顽强地在作者那一代年轻人中间传播。为了高举马列主义，必须出版大量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黑格尔、谢林、圣西门以及亚当•斯密；为了批判修正主义，必须开放考茨基、伯恩斯坦的部分著作；为了反苏，必须编译大批西方政要的回忆录……这是历史的诡异，也是现实的缝隙，没有哪一个时代会真的如历史教科书里陈述的那般铁板一块，也没有哪一段现实，能真的完美无缺。一个优秀的人，永远不会抱怨时代和现实，但更不会以时代和现实的种种不好作为防卫和逃避的盾牌，而是会永远努力，就在此时此地的现实中找到向上的缝隙。从《我的罗陀斯》中我们可以看到，和无数抱怨自己大好青春和才华被文革耽误和荒废的人不同，作者日后作为批评家的敏锐感觉和独立判断，恰恰就形成于那个貌似精神匮乏一无是处的时代：“我个人阅读某书的时间、同所得之书的本意、效用，以及当时置身其中的现实，往往是错开的；而一本在它的诞生地及在它的语境里早已过时的书，却会在万里之外另一个特殊的环境发生某种几乎难以想象的影响，这影响之巨大，完全可以用醍醐灌顶、振聋发聩来形容——比如考茨基关于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关系之论述，胡克对历史决定论与个人意志之论述，德热拉斯对新官僚阶级之论述……要知道，那是在人人读张春桥姚文元读两报一刊的时代啊，真不敢相信。”
当然，还有另一种书，关乎私人生活的丰饶。作者在回忆那段岁月时有这样的感慨：“幸好我虚度了，那个年代根本就不值得认真对待！虚度它，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内心免遭毒化，免遭大面积污染。”这是在隔了数十年后对诸如保尔•柯察金之类偶像的强有力的反讽。所谓“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的名言，曾席卷了几代人的青春岁月，然而，究竟何谓虚度？是否存在某种凌驾于一切个人之上的国家标准，不符合便是虚度？在七十年代，没有当成红卫兵或许就是虚度；八十年代，没学好数理化或许就是虚度；而到了新世纪，或许没打过电玩没看过动漫没有早恋没用过微博就是虚度。时代的浪潮一波接一波，最后，真正虚度的，会不会恰恰是那些时刻恐惧于虚度年华的人？至少，在一个热爱阅读经典的人这里，其实从来都没有所谓的虚度，因为他的精神关注于永恒的人类之爱，因而是自足的，持久的。屠格涅夫、巴尔扎克、福尔摩斯、《茶花女》和《娜娜》、《红与黑》与《安娜•卡列尼娜》……“那些惊心动魄的欲望、激情、疯狂，以及温婉缠绵的爱、迷恋和单相思啊，我只是从书本上经历了你们，我从你们这里之所获，比道听途说更深入，也许比亲身经验更彻骨。”
因此，这本以阅读为纲目的回忆录，又并非一本士大夫的读书笔记，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一个在漫长的青春期一直浸淫于阅读中的人，如何被他热爱的经典所滋养，扩充，如何置身于那些叛逆之书、过时之书、被凌辱和淡忘之书的怀抱，尽力地思索，热诚地张望，在一个集体狂欢的时代暗自品尝一种人之为人的卓越天性，终于有一天，他慢慢成为现在的样子。
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曾写过一首《果戈理》：“看外边，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那种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所遭遇的窒息感扑面而来。在《我的罗陀斯》的作者这里，面对回忆和精神世界的脆弱和持久，也不止一次地用到星空的隐喻。他说：“我们看到那些来自宇宙深处的星空闪烁，那些依然投射在我们虹膜之上的光影，已是多少万年之前发出的光芒，那些遥远的星系说不定早已死亡，但我们在此刻看见，如此真切地看见，难道仅仅是一种不在之在的虚幻错觉，而非真实本身？一如我们的回忆，回忆是面向死亡的星系行注目礼，回忆录则是投射在我们虹膜之上的历史光影，对此我深信不疑。”
那些亿万年前发出的光芒，零零碎碎，隐隐约约，弱小无依，却终将穿越漆黑无边的太空呼啸而来，此时此刻，他正努力和小心地，聚拢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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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妙语连珠的吐槽，一段活灵活现的历史。比某些矫揉造作的诺奖获得者好不知道多少…… -
书展上看到的，不错，要买 -
写得好 -
品相不错，满意，最好所有商品都是这样。 -
在书城杂志上读过部分章节，阅读史。整本书的主题：阅读、七十年代甚至上海。越写越淡，当做一本个人回忆录读罢。 -
鲁爷教育海婴，长大了不要做空头文学家。个么大头吴亮，是个多头文学家。 -
气势磅礴啊 -
想了解七十年代的上海和上海人 -
吴亮在《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的后记中隐约提到了我们之间近年来的思想分歧，或许，这就是知识者的命运，我们总是坚执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就此而言，我也可以坦率地说，吴亮近年来的某些文字我并不完全同意，有些甚至不以为然。就像吴亮也并不完全同意我的某些文字一样，这些我们都曾当面坦言。但思想上的分歧并没有完全侵蚀我们之间的友情，也正像吴亮在后记所言：“我们早习惯了各自观点的‘不一样’，这不仅是八十年代那一抹曾经出现的启蒙曙光留给我们的一个美好记忆及自由遗产，也可能是我们身上的那股同气相求的草莽性情所致”。但这还不是我欣赏这本《我的罗陀斯》的全部理由，我愿意走进吴亮的这部“私人传记”，不仅因为它也同时唤醒了我的少年记忆——尽管我们的记忆有相同也有不同——更重要的是，如果我要继续坚执于我的左翼立场，那么，我就必须严肃地面对吴亮的这一“私人传记”（也包括我的私人记忆），因为正是在吴亮的这一记忆中，恰恰暴露出了所谓“革命史”的另一面，这一面的重新阅读并不怎么令人愉快。然而，恰恰是这一不愉快的记忆和阅读，才可能使我们更深刻地反思历史，否则，就是左派幼稚病。正是带着这样一种重新阅读和反思的期待，我走进吴亮的这本《我的罗陀斯》。
一、空间
吴亮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援引了“罗陀斯”这个词来隐喻上海，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吴亮的上海，或者说，是吴亮记忆中的上海。但是，仅仅从这一命名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吴亮的影响，这是我们少年时代的普遍的阅读记忆，这一记忆不仅散落在吴亮的叙述中，也将潜在地影响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从来也不曾相信吴亮会成为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者，并热情地拥抱资本和市场。
但是，吴亮的上海同时也必将给予他同样深刻的影响，空间生产记忆，也在生产人的感觉结构。
吴亮的“上海”位于上海西区，准确地说，坐落在淮海路和南京路之间，这一点，在《我的罗陀斯》中有着详尽而出色的描写。我们可以读到，在那里，既居住着昔日的资产阶级，银行家、工厂主、买办，也是知识分子的聚集之地，作家、教授、艺术家、古玩收藏者，同时也在生产着年轻人的艺术梦，当然，这里还居住着大量的小职员、小业主，以及普通的工人。在这里，既可以领略到殖民地的遗迹，也能感觉到上海本土性的文化品格。这样一种混合的地理风景也曾出现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小说之中。同样，这一地理位置也影响了吴亮的性格，在吴亮身上，既可以感觉到一种“高雅”的艺术品位——他对通俗文化总是不屑一顾，三十年来，他无数次地嘲笑过我的武侠小说的阅读嗜好——也可以领略到一种混合着艺术青年和工人阶级性格的桀骜不驯。我曾经有二十年的时间，工作在吴亮的“上海”，并和吴亮在他的城市中游荡。但是我也从来没有真正走进他的“上海”。我出生并生活在上海西北的一个工人区（俗称上海的“下只角”），那是另一个上海，我的上海，那里也曾生产一种文化，一种单纯却不乏坚定的对未来的信念，尽管这一信念在今天已大半凋零。
吴亮对空间的感觉、把握和叙述是极其出色的，随着记忆的展开，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也逐一浮现在叙述之中。吴亮也写他们和时代的亲密关系，这一关系经典地出现在他对父亲的回忆和描写中，但是，吴亮更多地在叙述他们和时代的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甚至最后的决裂。在书的第十章，也就是“这里就是罗陀斯中”，吴亮描写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七十年代，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甫一结束，男男女女就立即谈起了恋爱，读诗，吃雪糕，去国泰电影院看《海岸风雷》，挽手公园小路踱步，晚风送爽口哨版《山楂树》、《喀秋莎》不绝于耳……”吴亮不无欣赏地总结说：这种“小市民秉性足以致命：只要见一丝缝隙，便百折不挠地迷恋物质生活，穷讲究那些由此派生的情趣幻觉”。现在陆续整理出版的史料都证实了吴亮的这一回忆（比如金大陆的《非常与正常》）。吴亮揭示的七十年代的这一面是重要的，而他的概括也相当精辟：“不问政治，即反抗了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七十年代的这一面，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的顺利分娩。
吴亮描述的七十年代的“这一面”，揭示了七十年代泛政治化带来的恶果，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革命一直没有妥帖地处理好它和市民阶层的关系。而在城市化逐渐展开的今天，市民阶层也将逐渐地扩大，因此，如何研究这一阶层，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命题。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阶层一直坚持一个独立自足的生活空间，并反对政治的介入——这一幻觉有可能来自一种遥远的手艺人（或小生产者）的梦想。尽管我从来也不会认为在现实中可能存在着这种自足性的日常生活的空间，相反，我以为的是，日常生活恰恰是各种政治争夺或博弈的场域。但是，也恰恰是这一幻觉，不仅支持了这一阶层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矫正任何一种激进的社会实践，因此，我极为看重吴亮的这一表述，包括隐含在这一表述中的市民经验。在这一经验面前，政治的进入不是没有条件的，它需要一种形式，甚至是艺术化的形式。而且，这一进入的政治必须能更好也更合理地唤起人们的生活热情，也包括吴亮所谓的“情趣”。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曾经简略地涉及过这一课题，而在所谓的“前三十年”，当时的政治并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一类关系，当然，其中的原因也并不像吴亮描述的那样简单。
二、文化
吴亮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职员家庭，用今天的话来说，也算是中产阶层的子弟。而吴亮的家庭的特殊性在于，他的父亲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打击，这给吴亮的少年时代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就这点而言，我和吴亮的经历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一生不曾加入任何党派，并对歧视性政治有着天然的憎恶。吴亮可能由此走向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而我则反复追寻社会平等的可能性，尽管我们都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永不可能在现实中彻底实现。
吴亮家庭的特殊性还在于，这个家庭还给予他一种艺术的熏陶，吴亮写他的祖父，写他祖父的书柜，也写他的舅舅，写他舅舅对电影的痴迷……吴亮似乎对艺术有着一种天生的热爱，他写“那个身处逆境依然不忘享受生活的赵炳夫”，但是对“介克勒”的赵炳夫似乎并没有多大兴趣，相反，“一幅画在瓷盘里的欧式风景油画”却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段描写非常出色）。吴亮也反复提到音乐——主要是当时流行的外国民歌、深夜的小调、吉他手，都简略地勾勒出七十年代的另一面，这些异类的音乐秘密地流行在青年人之间，这些往事，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都也曾出现。
城市的记忆在艺术中慢慢呈现——当然，这是吴亮的城市。在吴亮的上海中，人事关系相互纠葛，可能就在某一个人身上，找到彼此的渊源，而且会牵扯出一连串的名字，那些名字有的我们熟悉，有的我们并不熟悉，但在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往往和艺术有关。因此，吴亮的生活空间实际上相当“文化”。
这个空间不仅由记忆构成，也处处留下物质性的存在痕迹。实际上，上海的文化资源相对集中在吴亮生活的那个区域，淮海路、国泰电影院、上海美术馆等。这些，都被吴亮反复书写。而在书写中，多少流露出一种文化自信甚至文化的优越感。坦率地说，吴亮所描写或所叙述的那些各色人等，一九四九年之后，失去了政治的优越感，有的还受到打压，但是从未失去过文化（或艺术）的优越感，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自信，这种自信表现在他们的谈吐和趣味之中。当然，这种自信也多少和他们相对优裕的经济条件有关。
吴亮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使用了一个极为传神的比喻：每个人都“各有分属自己的后花园”。正是在这些“后花园”中，他们找到并维护着自己的知识传承，同时也在这一传承中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自尊。因此，在七十年代，他们最痛苦的，是“画无可画”。对于艺术家，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我想，吴亮在七十年代游荡在这些不同的“后花园”中，很自然培育了他的艺术趣味，因此，他不仅调侃通俗文化，也会毫不留情地批评当年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
在不同的思想和艺术之间，我的态度可能比吴亮更显宽容，当然，有时候也会显得略为中庸。我也喜欢吴亮所喜欢的那些艺术或文化种类，我还以为，真正的高级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因此，我们必须尊重任何一种艺术的创作，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对于文化来说，它还需要重新的创造，因此，它也同时包含了对高级文化的挑战甚至反叛。也因此，“无产阶级文化”的失败，恰恰可以提供一种重新创造文化的思考可能。在这一点上，我和吴亮的意见可能略有不同。
但是，吴亮对这些“后花园”的叙述以及对当年“无产阶级文化”的批评，仍然可以提醒我们——无论他的表述是怎样的柔情或者怎样的粗暴——当年对这些“后花园”的粗暴清剿，实属不智之举。任何一种重新的创造，都必须吸纳前人的经验，包括所谓的“资产阶级文化”，这样才可能获得一种文化研究所谓的“普遍赞同”。即使是顽固的守旧之士，也依然有存在的理由，因为正是他们的存在，才可能使某类知识获得传承，也同时为我们提供一种知识的考古可能。
三、艺术青年
七十年代，吴亮已经是一个工人，在当年，能够留在上海而且成为一名国营工厂的工人，是一件相当不错的事情，而当吴亮还未成为工人的时候，我已经到淮北的一个小乡村插队落户了。吴亮的工人经历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他的出色的写作活动使他离开工厂而被调到上海市作家协会。不过，在《我的罗陀斯》中，吴亮几乎没有提及他和他的工厂，这一点，耐人寻味。相反，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吴亮，是一个城市的游荡者、一个思考者，或者，就是一个七十年代的艺术青年。
所谓的艺术青年，在广义上，仍然属于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这一特殊的群体。“文革”十年，由于取消了高考制度，实际上在城市和乡村都积压了大量的知识人才，这一特殊的群体，才真正帮助了八十年代的顺利诞生。而在这一群体中，分化出不同的知识类型，并构成不同的文化群落。吴亮显然和青年艺术圈来往得更加密切，而吴亮的天性也更适合于这一群体。
艺术或文艺青年，一直存在于中国的现代史中，而在七十年代，则得到另一种发展，比如秘密的读书和交流活动。吴亮不止一处提到他在“文革”时期的读书活动，这些活动也同时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无论是在乡间还是在城市。正是通过吴亮的读书活动，我们可以大致领略他的知识谱系，一种混合着西方哲学和艺术的广泛阅读，当然，其中包括马克思和黑格尔。而马克思和黑格尔以及其他的西方现代艺术家的理论，一直持续地混合着影响到他八十年代早期的写作，比如《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
吴亮实际上很少讨论马克思对他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对各种知识和阅读的呈现，而在这种呈现中，则是一个城市青年各种不安的躁动。
吴亮或许在天性上，就是一个反规范者，他不喜欢集体，甚至反感，或许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强调自由的原因之一。自由往往表现在个人对集体的退出或剥离的过程之中，而这一对集体的退出或剥离的过程，同时，也是对那个时代的话语体系的拒绝。因此，吴亮在七十年代也许是孤独的。而在吴亮孤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除了读书的寂寞，还掺杂着青春期的躁动、欲望以及对政治的疏离。
吴亮介绍了他的许多的朋友，这些朋友也是孤独的，他们一起读书，一起讨论，一起言论时政以及抒发对未来的感想。而这些叙述，也同时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群落星星点点散布全国。吴亮的这些朋友后来有的成为著名人物，也有的寂寂无名，吴亮都给予了平等的叙述态度，这是吴亮身上最可贵的品质。而在吴亮的叙述中，我们感受到他们的讨论，显然，西方的现代艺术和理论是他们讨论较多的内容之一。现在，我开始明了吴亮为何在八十年代初期就能写出《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应该说，吴亮在上海是最早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的批评家，而他的知识源头显然在七十年代。分析中国当代的现代主义运动，显然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题目，而许多人都会把这一运动的起源定格在七十年代，比如早期的“白洋淀”诗派，这一诗派后来融入了《今天》的洪流之中。但是，在上海，也同样存在着这些现代主义的小小群落，在此之前，比如在陈建华兄的《红坟草》以及其他的文章中，我已经大致了解到这一类的群体存在，实际上，陈建华兄等人的活动还要提前到六十年代的中期。比较北京和上海的这些群体也许是一个有趣的题目，相较北京而言，上海的这些群落和市民阶层的关系要更密切些，或者说他们更注重日常生活的坚守，并强调对个体或自我的顽强保护。但是，共同的特点仍然在于，在这些阅读和讨论中，自我意识开始被强化，并竭力从集体的美学原则中突围而出，当然，我必须指出，同时，也培育出他们的精英意识，这一点，从吴亮后来强调“小众”，强调“圈子批评”，都可以大略看出。也因此影响到吴亮的修辞风格，简单地说，即是以独白和抒情为主，而有意无意地切断了和他者的对话可能。
现在，我多少有点明白吴亮为何省略了他的工厂生活，对于一个艺术青年来说，工厂的工业化特征，比如严格的纪律和协作精神，也许恰恰构成了一种对个人自由的压抑。也正是在这本书中，吴亮对现代化的“劳动”给予了最为苛刻的批评——“摆脱人身依附，不为雇佣劳动所奴役”，这样的句式，显然来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或者《资本论》。吴亮的这一“摆脱”在八十年代成为现实，并且认为“无论谁将这样的劳动神圣化，都会让我觉得虚伪并对其产生厌恶与憎恨”。无论吴亮的批评怎样尖刻甚至武断，我都能从中感受到他的合理性，的确，对现代化的劳动尤其是日益异化的劳动形式给予过度的赞美，只能来自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就这点而言，吴亮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重新讨论“劳动”，显然不完全来自这种浪漫主义，而是劳动同时包含了由此构成的抽象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异化的关系，因此，如何将劳动和劳动者从这种异化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即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和社会实践，这也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内涵之一；而对劳动的肯定，实则也是对劳动者价值的肯定，也只有这一肯定才可能使劳动者阶层获得一种尊严，毕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摆脱劳动（体力劳动），劳动者阶层仍然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多数。
吴亮对于自由的追求，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实际推动了他在八十年代的写作，在今天，也实际成为社会的主流知识或话语形态。也许，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语境下，同样重要的，可能是如何重新发现被这一主流知识所遮蔽的另一面。
四、几句多余的话
我实际上并不怎么信任这类回忆录的历史真实性，任何一种回忆都是事后对历史的追忆和叙述，这一叙述也同时受到叙述者此时此地的限制，因此，这一追忆和叙述都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在这一意义上，我并不相信吴亮的记忆呈现了他的完整的七十年代，只能说，他在此时此地的限制中选择了他所要叙述的七十年代。最近，我读到了吴亮在七十年代给他的友人的几封信，这些信呈现出吴亮的另外一面，虽然幼稚，但有着一种澎湃的热情和对社会的关切。
但不管怎么说，吴亮仍然坦承地表达了他的真实的这一面，对我来说，这一面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认识价值，既对吴亮个人——吴亮注定会成为文学批评史的人物，也是对由吴亮叙述中所呈现的上海七十年代的另一面。
吴亮似乎一直在追求一种在现实中永不可能实现的个人自由，并拒绝任何的个人权利的让度，这一追求也同时使他始终处于一种退出的过程之中，并相应产生出有关自我的各种幻觉，这一幻觉在八十年代获得一种表述的可能。同时，这一表述，也使他不断地回到自我，并继续加强他对自我的坚持，这从他在八十年代早期给友人的信中强调要加强对“人性和欲望”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化传承既培养了他的艺术品位，也加固着他的精英意识，有时候也会显得过于自满以及对他人的轻视。
我和吴亮的思想分歧可能就在于，如果说，吴亮一直在追求一种永不可能实现的个人自由，并坚持着八十年代的有关自我的各种叙述，我则始终渴望着一种永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平等，并努力走出八十年代所形成的精神幻觉。这两种永不可能实现的追求也许只存在于文学之中，在这一意义上，我和吴亮也只能属于“文学中人”，或者干脆说，就是那种活在幻觉中的人。
（《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吴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一一年八月版，29.00元） -
往事并不如烟。 -
书皮的质地不错，黄色褶皱的牛皮纸地，符合怀旧回忆录的调调，不过印刷内页的质量不太满意！新书一般都会有保护膜，但是我收到的时候介个真心没有，有点儿小失望，整体还不错，期待内容的精彩！ -
一个人从七十年代那些沉闷的政治哲学里提取养分，没有走火入魔，还能保持如此清晰正确的思想价值观。阅读最开始是我寻找真理的途径，我带着非常大的功利性去看书，去看每一本以为能给我带来答案的书，没想，书里其实并不提供答案，却带来了更多问题，被更多的问题压迫着，纠结着，挣扎着。却更使劲的去寻找更多的书来看。没想到现在阅读却成了一件必不可少的瘾，同是一个不懂与女孩子讲话的人，与作者一样，我却发现了，不再试图通过阅读寻找真理的我，阅读不是带来知识，而是体验，一件美好，卑微的体验。 -
跟随着作者的思绪，回忆那个动乱的七十年代。
深刻，洞察人性 -
“将七十年代庞大的国家叙事，转成一个上海少年的私人传记” -
有思想的作品，值得阅读学习 -
公园里的黄杨由翠绿到墨绿 冬天的房子由温暖到清冷 记忆里最生动的细节总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情绪 -
《我的罗陀斯》首先是一本读书生活回忆录，追忆的是三四十年前的阅读时光，但又不止于读书，还有作者当年的生活以及作者亲朋好友的生活。陈丹青说这本书“试图将七十年代庞大的国家叙事，转成一个上海少年的私人传记”，个人则更乐意把它看成“私人传记”。
写书特别是写回忆录这样的文字，记忆力好的人明显的有福了，在追忆似水年华的过程中先天性地占了很大的便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说过，文学的本质就是回忆。《我的罗陀斯》的作者吴亮自称记忆出众，并很明显也陷入了对往事的追述之中，只要看一看多次出现的意识流一般的长句子，就知道他的记忆的思潮有多少汹涌，写作时有多么沉醉了。
在作者吴亮浩浩荡荡如黄浦江般的回忆中，一幅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图像若隐若现，这其中夹杂着他的感慨。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读书时光。在那图书稀少的年代，作者以借阅、交换和旷工请假的方式，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又如痴如醉地看了大把的书籍，相信这会让不少人自叹不如。更让人羡慕的是，隔了三十多年的时光，他七十年代所读之书竟然历历如昨，包括前苏联那些拗口的作家和作品在内的长长的一大串名字，他一一写来，如数家珍：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雇佣劳动与资本》、《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那正是作者的青少年时代，而个人现在回想自己之前都读了哪些书，天哪，除了躲不过的各种课本，就是几本武侠小说，几乎再没其他。
对读书生活的追忆，作者是随意而畅快的，有很多书显然已融进了他的生活，让他欢喜让他忧。前段时间看一本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阅读的随笔集《新启蒙年代:我的80年代的阅读》，多个作家和写作者回望他们当年的读书生活，多带着欣赏和留恋的表情，记述着那段理想燃烧的岁月。书内一个个人以现身说法的姿态，构成了一张大致的时代图谱，从中固然能了解当时的读书风气。跟《我的罗陀斯》比起来，自然多了视野上的广度，但因为个人的风格及篇幅的限制，那本书在个人趣味上清淡了很多，是浮光掠影式的，没有吴亮这般来得入味、有深度，读来更酣畅淋漓。
吴亮的文字，是不加修饰的，不追寻古典也不营造文雅，也没有自怜自赏的腔调。他在这本书中端出自己的回忆盛宴，水陆杂陈，酒菜满桌，不免醉话连篇，并时时旁逸斜出，兴致到来就信马由缰，笔随意走，纵横涂抹，虽然因此附带出零碎和片段化的小毛病，但堪称一气呵成的手笔，让人读来并无沉闷和记流水账之感。
作者租借《西游记》和《铁道游击队》之类的连环画，翻看福尔摩斯，阅读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研习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读书事件，因为作者年纪的大小，有先有后，但文章呈现出的，却被打乱了时间顺序，被随手安排在作者想要它出现的地方，看得出这样的安排是写作中间的临时起意和发挥。这本《我的罗陀斯》，行文中有着爵士乐般的质地，即兴又自由。因此，虽然书的副标题冠名为“上海七十年代”，但吴亮也没少了对六十年代打招呼。至于何时读到何种书，作者有没有记忆的偏差，有没有擅自对时间进行或前或后的挪移，我们没有必要做过多深究，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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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上海情，淡淡怀旧心。 -
“达尔文一个人的声音在书中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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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味足 -
上海，你侬我侬，过眼云烟，犹如压在箱底的玫瑰花片，尽管洗尽铅华，但暗香依旧。 -
有一大类批判其实是另起一行、另开一桌，但是吴亮擅长正面强攻和抗辩 -
购于2016上海书展 -
吴亮的文字有着他的鲜明风格，读起来令人畅快。 -
太牛逼了！语言太牛逼了！想、吴亮是我的偶像！ -
作者的记忆力超群 -
一本语言急于喷发的好书！ -
阅读回忆录，是另一种方式的穿梭时空。 -
一直觉得自己是缺乏乡土感的人，或许是因为成长在城市里的缘故，关于自己成长的地方，自己没有一丝留恋，关于过去的回忆，并不时常浮现在眼前。但是自己却热衷于阅读他人的回忆录，在关于过去的文字中构建出属于别人的回忆，属于他人的年代，于是，自己的记忆之门也因此打开，在阅读的过程中，时不时穿梭回到成长的时光中，自己的过去与他人的回忆连接在一起，如梦似幻，如痴如醉。
吴亮这本《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是吴亮在回忆他的八十年代受阻后转而叙写的产物。那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在七十年代吴亮的生活中，呈现出一幅什么样的光景？那伴随着吴亮文字出现的一个又一个名字背后又有着怎么样的故事？
原本看到封面上的图像，还以为是上海外滩的水面，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上海复兴公园的草地。吴亮用十八章的文字十八幅的影像，构建了一个充满变动和神秘的七十年代。复兴公园、老阁楼、弄巷、向明中学、思南路、淮海中路、南京路，这些死气沉沉的地名中隐藏着一个又一个故事。
吴亮在后记中写到，这本书原本是给《书城》的供稿，一开始的题目叫《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而十八章的文字，也的确处处都透露着七十年代吴亮阅读史的轨迹。从小学时的连环画，到父亲藏书中的巴尔扎克，再到初中时候读苏联文学，读马克思恩格斯，这些阅读并非是一条轨迹进行着的，而是像一张大网般纵横交错，笼罩着吴亮七十年代青春时期的生活。可以看出，吴亮的阅读是在苏联文学中逐渐扩展开的，各个作家和作品的名字在十八章的文字中“此起彼伏”的出现，以至于我仿佛面对的不是阅读的轨迹，而是一团关于阅读的黏糊糊的包容物，里面包含着那个时代最诡谲的政治，包含着最深刻的无奈，包含着阅读的激情和麻木，包含着种种喜悦悲伤难过兴奋。在最黑暗的年代，阅读所给人所烙下的痕迹往往更为清晰，更为深刻。
在吴亮写作之中，回忆之门打开。“我相信，所有存在过的事物都还在，不论它们是被遗忘还是被禁止，它们依然存在于世界的某处，即便从时间上来说它们已成为过去。我的写作告诉我，看似已经过去的一切，同时也以不在场的隐蔽形式存在于未来，正是写作的魔法倒转了时空，混淆了存在与虚无。”这扇回忆之门，不但通向了吴亮所叙述的七十年代，也通向了自己的过去。
阅读是被施与魔法的存在，在吴亮动荡的七十年代中，我仿佛回到了儿时的上坡路，树影横陈，如海波般曲曲折折的光影流溢出来，坡路的尽头，是爷爷拄杖的身影，是奶奶喜笑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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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读。沉重的东西总是令人不忍卒读。以一件事为主线，折射社会多面的手法，略窥一二。文革众生相，却总让我想起家中故去的那位在那场史无前例的人类浩劫中曾惨遭屈辱的归侨先人，想起曾翻过他仙逝后留下的回忆录，或许是想让自己的后人为自己发声。是时候了。 -
别人的七零年代。太私人，太絮叨……太装的文笔 -
一本写的很好的书，同时代的人阅读此书，激起对的那个年代的缅怀、追忆、引人遐思，感怀不已。 -
感觉不错，就是文字有点黏赘 -
很棒的回忆录，我觉得很好，任何时候人都该学习，不管是历史动乱还是和平时期，只有这样你才能快速成长。 -
受不了 不是我们这时代人 让60、70年代的人们看的 -
价通过审核后可以获得一 -
“别人的七零年代。太私人，太絮叨……太装的文笔”+1 不想看了 -
刚看了60多页，我妈妈拿去看了的
吴亮，最《书城》的专栏一直追着看的
非常好 -
惊人的老吴亮。 -
果然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