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艺术家镜像》书评

不该出现的差错

这应该是出版社的问题，在书的最后几页，出现了顺序错置。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在不应该，出版社需要反思。书还是写得不错，其中罗列了各位女性艺术家的简史，文笔流畅，有趣生动。也算得是一本不错的女性励志书。正如作者自己说的那样，这是一本写给“心比天高”的女人们的书。所以看着挺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

成了精怪的陶瓷罐子

让人崇敬的女性只活在舌尖上活在笔尖下，生活里独立若此的女性只会被社会无形地挤压。两性的天生对立使他们若想共处，就必须要一方妥协，那么由于明显的强弱差别，妥协方选择了女性。这么无奈，可惜是现实。所以大部分的女性享受妥协，并一代代地越来越服从“女性”的角色而不是“人”的角色；少部分女性忠诚于自己，这样一来，要么过程会磕磕绊绊，要么结果会遍体鳞伤。只忠诚于自己意味着情感和心灵上极端的孤独，内心不足够强大便一定不可能做到——或者不愿意做到，于是一部分女性选择了爱同性，即使“被社会无形地挤压”，好歹也有个人陪伴着，而且可以避免和爱人情感上粘连、心灵上却对立。爱异性的伟大女性，多么凄惨。要为爱人保持静默无语（从嘴唇到大脑）、奉献全部（从肉体到生活）的状态，又要和自己的灵魂在某个要时时警觉会被人发现的地方苦闷地对望，“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女性恰到好处的才华会更增加旁边那个男人的风雅，当才华如太阳般强烈、强烈到威胁那个男人的声望时，一切都不同了。人与人之间向来如此，更不用说男人与女人。女人正如器物，好看，雅致，才情，以供把玩；雅致到有自己的灵魂了，成了精了！男人怎能容忍。从上面这些方面来说，伍尔夫和阿娜伊丝宁都算是幸福女人。为此书作序的《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男），在序中当然有吹捧（这个不可避免呀），但是够坦率，表现出了身为男性的不舒服。男人不会喜欢这本书吧。

那些光怪陆离的词：女性、艺术、权力

我非常喜欢女性实验电影艺术家莉萨•哈默的那句话——“我非常明确我的地下状态。”我想将这句话说得更明确一些——我非常明确女性的地下状态。这也是写这本书的原因。在开始撰写这本书之时，美国著名女性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还活着，她额前的那缕桀骜不驯的白发还不肯与世界妥协地顶在头上。我那时将她当作一个处于现在时的人物，读了一些她的书，很喜欢她，但还不打算在这本书里写她。没料到她在我还没写完此书的时候去世了。我身边的女性朋友不断地催促我说，你应该写写桑塔格，她太精彩了。但是最后我还是放弃了在这本书里写她。因为她太“当下”，她的背影还不曾走远。这个杰出的女性还需要在我的精神中沉淀一段时间，和另一位文化史上的著名女性西蒙娜•韦伊一起，走进时间深处。然后，当人们开始遗忘一个人的时候，再来挖掘她。就像珊尔达•费兹杰拉德这样的人物，持久地泛着爵士时代的金光和声色，她的相片又有怀旧的老照片的基调。关于女子的镜像，这样又远又不算太遥远的时态，正符合我现在的审美趣味。如果二十世纪之初是我心目中的北回归线，那么，我希望这本书里的人物曾经穿越过这条北回归线。至少，她们离这条北回归线很近。老时光里的人物，特别是女人，才有泛金或泛银的成色。就像我们会爱老上海和老照片。就像在歌声里，我不会思念诺拉•琼斯，但会思念比利•荷利黛。我想守着留声机里的荷利黛到天明，而不是跟诺拉•琼斯一起呆在装备牛逼的私家车上。曾经的先锋和前卫，都因被时光过滤过而变得柔软，她们于是更贴近女性的本来面目。在她们各自的时间镜像里，风华绝代。2003年，在写完《第二性元素》这本与电影有关的女性书之后，我对其中的《影像里的女性历史》这一部分有些欲罢不能。我想把这一部分拿出来另外写一本书，但又担心少了这部分会削弱我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电影的力量和完整性，我把那写真实的女性历史的几万字留在了《第二性元素》中，但我心里已经起了一个非常诱人的念头，这个念头在此后逐渐膨胀，在我更加专注地阅读各种女性主义书籍（在中国，女性学者们一般都不太敢直接地表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或女权主义的拥戴者，而是以折衷的方式，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这样可以避免树敌太多，而使自己为争取女性权益的所作所为陷于孤立或被人嘲讽挖苦的状态）时，我对想要写些什么的感觉也更为清晰。那就是以更理性的、更真实的笔法，写那些在文化和艺术的领域，如电光火石般雁过留痕的女性，写她们在女性身份和自由、理想、独立、爱情、男女平等、事业这一串宏大的词之间舒展身体的“舞蹈”，一种邓肯式的舞蹈，要挣脱古老程式的束缚，肢体的舞动需要自由的空间，服从心灵的需要。这种女性的舞蹈是激情而优美的挣扎。我要写的那些不同寻常的女性，她们几乎都穿越了20世纪。那是一段在意识形态上真正充满了革命和动荡的时期。那时候，1848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发轫，那个时期也是女性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不可忽视的个体，从沉默到崛起的时期。真正意义的先锋女性，也诞生于那个时期。我是一个女人，从自身的女性身份出发，我关注女性在整个人类历史和社会中的成长和命运。在现实中，女性身份是任何一个女人都不能忘却的。即便你忘却了，也总会有人意味深长地提醒你。在男性社会中，女性常常作为男性的反义词而存在：如果男性是博大的，女性就是狭窄的；男性是有抱负的，女性就是平庸的；男性是智慧的，女性就是蠢笨的；男性是目光远大的，女性就是短视的；男性是逻辑的理性的，女性就是不讲逻辑缺乏理性思维的。男性是知识结构全面的，女性就是知识结构单一的。女性在社会空间中常被各种好意或敌意的暗示困扰。如果她的神经不够坚强，那么她只好小心地退却。所以，我完全理解西蒙娜•波伏娃在与萨特关系中的溺水与自救，她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坚强的女权主义祖母；在与萨特之间无论在情感和思想上都处于下风的位置，使她更清醒地去反思女性的命运。我也理解犹太裔思想家、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为海德格尔辩护中微妙的感情因素，而她因为后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她的精神导师兼情人。而同时，阿汉娜的思想巨著《人的状态》足以使她跻身于思想巨人之列。我理解天才雕塑家罗丹的学生兼情人卡蜜尔•克洛黛尔为什么会发疯，她的天才作品得不到承认，她的表达女性欲望的作品被认为情色，有伤风化，而罗丹同样题材的雕塑作品却大受赞赏。强大的社会在和一个天才女性作对，怀疑自己也怀疑别人，罗丹成了她的敌人，而她自己又被对罗丹的爱情困扰。社会不容一个女子的才华盖住了男性权威罗丹，她的天才道路终于被社会扼杀。就像有人评价的那样，卡蜜尔的悲剧是她早生了一百年！我也理解了美国女作家西尔维亚•普拉斯从少女时代就有的愤激，偏执和疯狂，她在被丈夫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背叛之后，她在把女性拖入平庸生活的母亲角色、忙碌的家务和天才诗人的厮缠中死于自杀。同样，我理解了杰克逊•波拉克的妻子李•克雷欧纳的沉默和爆发。在成为寡妇之后，她才以坚韧的意志力重新找回了她作为一名伟大的现代派女画家的存在，在看到她晚年的一张照片时，我完全被她迷住了：她在自己画作的背景之前，短发根根向上，鼻子挺拔尖峭，无名指上的戒指闪闪发光，她的美，她的坚毅和自信，都无与伦比。在现代派女作家，巴黎左岸花园街27号的“艺术中心”格特鲁德•斯坦因之后，或许还有更为强大的女性精神偶像：那是露易丝•安德列亚斯•莎乐美。三个上世纪文化界最著名的男人都站在她的身前：尼采曾向她求婚、里尔克是她的情人，弗洛伊德是她的老师和工作伙伴，除此之外，她的名字还与20世纪初的许多著名的男人联系在一起。但是莎乐美的一生保持了她作为一个女性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她从来不属于任何一个哪怕堪称伟大的男人，她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哲学家和文学家而获得世人尊重。我被莎乐美折服，是因从女性主义立场上来看，莎乐美比斯坦因更先锋，更彻底。斯坦因本身是一个女同性恋，性取向上很大程度决定了她从生理到心理她都不会依赖于男人，不存在被强大的男性意志卷走的可能性；而莎乐美爱男人，爱他们的思想也爱他们的肉体，她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自我，不被任何一个男性的爱所淹没,尽管她常占据的主动权让很多男人骂她天性中的无情，她依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誉为“使男人受孕”的女子。我喜欢着并关注着的还有奥地利女音乐家，马勒•古斯塔夫的妻子阿尔玛、英国女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雷、俄罗斯女诗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法国女作家乔•治桑、乔•治桑的女友和敌人，也是李斯特的情人、资产阶级政治沙龙的女主人玛丽•达古尔夫人、亨利•米勒的情人，女作家昂那依丝•宁、英国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女性精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姐姐女画家范尼莎、女画家卡林顿、伍尔夫的女友，新西兰女作家凯瑟琳•曼斯弗尔德、英国女哲学家和作家艾丽斯•默多克、墨西哥女画家，壁画家里维拉的妻子弗里达•卡萝、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爵士时期桂冠诗人菲茨杰拉德的妻子姗尔达、《尤利西斯》一书的作者、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妻子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画家达利的妻子莎拉、毕加索的两任情人女画家多拉•玛尔和唯一主动离开毕加索的女画家弗朗索瓦兹•吉诺、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两任妻子、新西兰精神病女作家珍妮•弗雷姆、法国“新浪潮”女导演阿尼丝•瓦尔达。这个名单还不包括一些还活跃着当代的女性艺术家，比如大野洋子。在当代社会，只要她们还活着，你就无法估计她们还会创造出什么。但是最后，我发现写这么多人，这本书必将成为“长篇大论”，太厚的书似已不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反复的舍弃之后，我丢下了其中的几位著名女性，比如西蒙•波伏娃，知道她的人早已太多，在此书不再赘述。至于其他人物被“雪藏”，我自己真是很以判断是否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沉溺于这个星光耀耀的女性世界，体会到那种发现新大陆般的兴奋。这些一个多世纪以来不同凡响的女性，她们的时间、空间、活动、思想，互相之间竟也有蛛丝马迹般的联系。比如，莎乐美就曾和罗丹的女弟子（也是他的女学生之一）有过交往，而那时候，我不仅想，卡密尔是否已经和罗丹反目，还是仍是因罗丹有妻子这件事痛苦着，而她融入到雕塑中的惊世骇俗的美学观念是否已经遭来社会强大的指责。莎乐美和卡萝这些外来女子到巴黎后，她们都遇到了哪些人？我在种种她们之间明的、暗的联系中，体验着只属于我自己的私密的快乐。女性、艺术与权力三者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联系，这是当代许多女性艺术家正在思考和试图论述的。《女性、艺术与权力》一书的作者琳达•诺克林曾透过图像学的分析，解读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期间的视觉作品中隐含的女性处境。作为艺术女性的性别处境，映照在当代社会的现实之中，依然无法让我们这些与艺术追求沾边的女子木知木觉。不知道这既先锋，也柔软的“女子镜像”最终会成为什么样子，我想起了法国女性主义电影导演卡特琳娜•布雷娅的一句话：“男人一直是男人。女人要求权力时变成男人，之后再变回女人。”

女性生命和写作的G点

某著名周刊的著名女记者评述高圆圆的委屈和哀愁时，以一种强悍的女性主义的口吻埋怨道：男人们都想把她当战利品收藏炫耀，却不关心这个美丽躯体里是否含蕴着更加炫艳的思想和内容，他们只要她宁静甚至呆滞地维持住她的美和纯，以便随时给他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展示就好。实际上，高圆圆的内核并不柔弱，远比她的外在坚硬。相对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时尚符号》、《小酒馆之歌》同一系列的另两部作品来说，《女艺术家镜像》无疑要生动许多，选择自己熟知甚至热爱的对象进行创作，作家们才不会鲁莽到荒腔走板的程度。不难看出，因秉持了一个女性作家最为擅长的性别视角，在解读与自己类聚而情近的一群女艺术家们时，萧耳的运笔行文更加如鱼得水，酣畅淋漓，情绪也相应地饱满充盈许多。毕竟，现实中的她，也是一个让人欢喜的，浑身洋溢着无限女文艺青年范儿的女人，脱离了固有的立场和审美趣味，她的文字便什么都不是！《女艺术家镜像》是一本不适于在深夜入睡前阅读的“女性意识的自白书”，有可能会同时让男女读者癫疯。萧耳那“女上位”般的书写姿态会让女性读者们勇然释放内心非理性的狂热：和书中的女人们一起把男人骑在胯下的感觉像不像女将军率领一帮男士兵征服了全世界？萧耳首先征服了自己，不难看出，创作此书时她可能紧紧控住肉体，尽量使自己灵魂脱壳，附着在她所描写的泽尔达•姗尔瑞、艾丽丝•默多克、格特鲁德•斯坦因们身上，因此，无论对于大女人还是小女子们来说，这种“角色扮演”式的创作手法无疑会发挥精神按摩的功效，极其精准地触及到了女性读者内心的那个G点，难怪萧耳的闺密们异口同声地表达出对这本书的偏好。“女性身份是任何一个女人都不能忘却的”，依顺着萧耳的意志来看，这本书通过讲述自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发轫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特别是陈展穿越20世纪的几个先锋女性的具象，来充分“关注女性在整个人类历史和社会中的成长和命运”。除却女人们从沉默到崛起的意识自觉，大部分时间，萧耳旨在表现在男性社会强大的性别角色逼迫下，女人们是如何在矛盾间抗争、在情欲间高贵，来恪守一分清醒、独立的人格尊严。书中充斥着文艺圈里那些由才情、荷尔蒙杂交在一起的，无比活色生香的传奇，不外乎有关于情色男女和身体器官的那些破事儿，无一被披上了“爱情”的艳俗外衣，仍然不能阻止众人为之齐声喝彩。萧耳叹息道：那些貌似强大的女人们一遇到爱情，就难以完完整整地做自己。要么只能像斯坦因那样沦为一个女同性恋者，和海明威、毕加索这些伟大的男人们做哥们儿，免得被他们的光芒吞没；要么就像萨美乐一样抢夺主动权，做一个SM游戏里的女王，手拿皮鞭，把男人踩在脚下当禽兽驯养，在他们快要依赖自己的时候一脚踢开——成为“令男人受孕的女人”究竟是她们的本意使然，还是命运逼迫下的不得已，这成了女人们生命里又一个不能带来丝毫快感，只让她们时不时地集体隐隐作痛的G点。《女人是老虎》把女人唱得过于强悍，不如萨美乐那句“我是一个魔鬼”来得绝妙。对于像我这样的男性读者来说，在入睡前阅读这本书确实会造成失眠的可能。你不知道那些女妖精们在你的梦乡里会幻变成什么模样，是不是身着轻萝曼纱，来挖你的心，吃你的肝，勾你的魂。你没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分不清《女艺术家镜像》里的真实面目；你也没有唐三藏的岿然定力，抗不住那些女人们的摄魂大法，所以，贸然接近并潜入她们生命的盘丝洞，真的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