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绅士研究》书评

帝国的合作者

某种程度上是由于通俗文化的渲染，普通人对清代政治和官吏的印象基本上是负面的，充满了腐败、无能、黑暗的空洞指责。然而如果横向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古代行政体系在大部分时间可说是相当高效的，以一支人数相对很小的官僚队伍就基本上井井有条地管理着这个庞大的帝国，百姓的税收负担也因此相比起欧洲各国来说要轻得多。古代中国为何能仅依靠数万官吏就能治理国家？秘密的答案就是那个与帝国采取合作态度的阶层：中国绅士。在现代以前，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直接统治县以下的社会组织，以至于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乡村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治”的，这种“自治”当然是中央集权不彻底的结果。政府对于各级乡村组织的引导和控制是通过儒家政治秩序的教导等软实力来加以实现的，地方上很多细节事务在官方许可的范围内，由地方绅士出面组织执行，政府不会直接干预，而通过承认、鼓励、表彰等方式来予以合法化。两者保持一种在儒家秩序下默契的平衡，因为说到底，帝国的稳定取决于那个庞大的金字塔底座如何反应。这样，绅士在社会运作中表现出一种双重性质：既支撑国家，又为国家所控制。在中国古代，尤其是两宋以降，帝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国家平稳高效的运作取决于士绅阶层的主动认同与合作，换句话说，必须要在士人中得人心。为此国家就有必要强调意识形态来统合和凝聚整个社会的意见导向，尊孔和科举于是成为不可动摇的根本制度。科举制在近代中国也遭到广泛的诟病和攻击，但这一中国政治史上的创举也为平民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竞争的平台，加强了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根据何炳棣的研究，宋明两朝进士中均有一半左右出身平民，清朝也有38%的比例，这种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开放，在古代的其他社会中是绝无仅有的。清末废除科举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那其实不仅仅是一项考试制度，更是集合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诸多功能于一身的根本机制。废除科举的本意是想让士人绝了退路，转而接受近代教育，但它却引发了一个始料未及的严重社会后果：政府原有的录取人才的途径自此断绝，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民国初年军人和商人的政治参与日益强烈。而当中国逐渐放弃科举时，西方却参照它引进了新的官僚考试录用制度。不论如何，科举在中国近古历史上的重要性是绝对不能低估的。它为社会与国家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是统治阶级中官僚、士人、地主三者的纽带，使他们彼此可以借由循环流转。政府通过控制科举制度而将绅士的地位合法化，国家的稳定也由这一意识形态的认同而得以确立。一旦国家和绅士的主要利益不一致（如晚清时北方战乱，南方绅士却袖手旁观，倡导“东南互保”），就会出现一个危险的局面，绅士得以挑战政府的权威，在各自明哲保身的心态下，国家的完整也就此不复存在。在整个清代，知县的任期都相当短暂，平均不超过三四年，而且由于回避制度，他们又都是外地人。这使得地方官很难熟悉本县，也难以实施长期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绅士的作用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并且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家乡的归属感总是特别重要，即使为恶如魏忠贤，也特别注重自己在原籍的名声，因此士绅均感到有责任捍卫和促进本地社区福利，而这种责任感是作为外乡人的州县官们所不具有的。他们与地方官的互动尤其微妙，一方面，地方士绅与州县官实际上出自同一个特权集团，需要彼此支持和协助；另一方面，他们所代表的利益有时又不尽相同。州县官作为一个外地人，只带着为数不多的随从到外地就任，如果没有地方士绅的主动合作，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政绩。如果全部由他来负责，也根本忙不过来，明初时朱元璋在《教民榜文》中就规定：民间婚姻、田地、斗殴之类的一切小事的争端，“不许辄便告官”，而要由地方绅士和长老理断解决。州县官的前途名声也往往决定于这些地方上的绅士。这种状况促进了一种结合，即地方官通常会尽力避免得罪这些地方领袖。如果他们恰好是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人民当然更期望政府力量的直接介入。不过政府直接掌握乡、村基层组织的努力，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官僚队伍大为膨胀，而这里增加的行政支出必然又意味着加重百姓的税收负担；其次则是国家权力的伸张直接打击了社会力量的主动性，导致很少再有绅士或企业家愿意像明清时那样主动地修造工程、筹款济贫，以造福乡里。对绅士阶层的深入了解，毫无疑问是理解明清社会有效运作的关键，在这方面，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经典，出版五十年来迄今无人能出其右。值得注意的是：张先生的研究大量使用第一手的原始史料，从看似零散的地方志、族谱、笔记中整合出一个完整的形象，以一种教科书式的精确、简练的笔触，有力地证实了全书的命题：即绅士地位不仅是道德责任，也是一种谋生之道。为此他详尽地论证了清代绅士的收入（平均是平民的16倍），及这一经济因素产生的社会后果。对绅士收入的严密考证也显示出了作者作为一个经济史学者的兴趣，不过本书却基本没有谈到这一阶层的经济支出问题。按本书推论，一个知县平均年收入3万两白银，似乎给人一种相当富裕的印象，但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以大量案例无懈可击地证实：州县官除了养家外还要支付自己私人雇佣的幕友、长随的薪金，有时一个县令的薪水还不够支付幕友的报酬，此外还会被迫捐钱填补亏空，负担招待途经的上司，致送各种例费……。州县官的办公经费是本人自己负担的，曾有人建议列入政府预算，但朝廷不愿提高税率，最终还是作罢。在这么多巨额支出下，地方官通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富裕，清廉者甚至会相当穷困。在深入了解清代基层官吏和行政体系上，《清代地方政府》极富价值，适可与《中国绅士研究》互为参照。两位作者同样具备缜密全面的逻辑思考和原始史料解读能力，身世背景和治学途径也都相似，只是专业领域一在法制史，一在经济史，因此立足点和视角有所区隔。遗憾的是，《中国绅士研究》上下篇分别出版于1955年和1962年，而《清代地方政府》1962年问世，两书彼此都未将对方列入参考书目，否则彼此印证，也许能碰撞出更为深刻全面的观点。

宜与费的书同看

正好可以同费孝通的<中国士绅>配合看.费的书更加宏观,有历史纵深.而此书恰好可以补充费的书中言之未详的细节问题.比如说,<中国士绅>中指出:中国人当官的目的,是靠为皇帝服务,从中获得保护自己,同时为自己和亲戚开后门的好处.当官就好像打了一针预防针,从此对皇帝随心所欲的暴政和种种苛捐杂税有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所以并不是有人喜欢当官(伴君如伴虎,当官是高风险职业),就如没人喜欢打针一样.可是不当官,就无法庇护自己那一大家子人.简而言之,当官,就是为了换取特权,以抵抗皇帝的暴政.费的话虽然深刻,但在书中没有对官员利用特权的具体手段加以分析.而张的书中恰有<绅士对特权地位的利用>一节,从实证角度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两本书一起看,方有洞彻无遗之感.

国人为啥热衷当官

读《中国绅士研究》感 《中国绅士研究》是跨时代的一部书，对我震撼度堪比高华的《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正如弗兰兹•迈克尔导言：“中华帝国的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利，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绅士们高踞于无数的平民以及所谓的“贱民”之上，支配着中国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政府官吏也均出自这一阶层。绅士乃是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这些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准则。绅士所受的是这种儒学体系的教育，并由此获得管理社会事务的知识，具备这些知识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在晚期的几个朝代中，绅士的地位和条件都变得固化了。政府掌握的科举和功名制度使绅士阶层的成员人数确定下来，这样绅士集团也更容易辨别和区分。一系列明文规定的特权，使他们不必从事体力劳动，并给予他们威望以及同官僚交往的某种特殊地位。由于这些特权的保护，绅士们在起支配作用时，行动更为自由。”同时指出：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其后的卡尔•马克思，根据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了东方型社会的概念。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家通过农村水利来控制经济，魏复古就是提出古代中国就是“水利社会”，其实绅士阶层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支撑力量，马克思•韦伯对马克思观点提出批评，认为中国是一个官僚制度，强调了科举的重要性。但都缺乏专著对中国社会，这以特殊阶层进行广泛的社会分析。此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和下卷《中国绅士的收入》。作者为张仲礼教授，专业为经济学，所以该书数据有很多数据量化分析，不但一目了然，也很具有说服力，更为佩服的是作者对于浩瀚的数据分析归纳能力。其中他选定“中国绅士”作为自己的术业专攻，就与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当时有丰富的资料储备有关。“当时图书馆里大量的清政府官方文献、19世纪重要官员的文集和奏稿，以及地方志、宗谱家谱族谱等资料，还没有什么人整理分析。上卷《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主要介绍19世纪中国绅士的构成和特征的考察；19世纪中国绅士的人数分析；19世纪中国绅士的科举生涯；对于19世纪中国绅士传记的数量分析。其中本卷开篇就对中国绅士下了定义：“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者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功名、学品和学衔都用以表明持该身份者的受教育背景。官职一般只授给哪些其教育背景业经考试证明的人。”(P3)其中绅士的获取途径分为正途和异途：“学品和学衔都是通过政府的科举考试而取得的。这种考试是证明受教育者资格的正确方法。因此人们常将经科举考试而成为绅士的那些人称为“正途”。然而功名可以由捐纳而获得。虽然捐功名的人一般也是有文化或受过若干教育的，但他们并不需要提供任何足证其受教育资格的证明。这些绅士人们常称之为“异途”（p3）。绅士又有上层和下层之分，分析获取绅士的过程以及难度，和获取之后的地位和权利，一般来说，绅士人数在前期通过科举考试是固定的，但经过太平天国运动这一特殊事件后，“异途”绅士逐渐成为主角，并做了分析。下卷主要阐述了《中国士绅的收入》，作者分为两篇介绍：公共服务和教学收入和从地产和商务活动中获取的收入，对他们收入之构成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用数据做了全面的概述，总结得出“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并非虚构，是事实，而且是普遍现象，其中收入又以额外收入为主，同时注意这些并不是所谓的“贪腐”，是“规费”，是从上至下下默许认同的的，中国绅士里面，其中官员的收入最高，也解释了“升官发财”这一传统的概念。通过对此书的粗略阅读，作者用量化数据一步一步的论证中国绅士阶层背后一切，这些往往被大家忽视，特别是绅士身份的获取之难和获取之后经济层面的考量，并非所谓的那么简单和美好。联系当下的每年公务员考试挤破头，反腐倡廉中爆出的天文数字，通过此书突然觉得情有可原了，顺理成章了。这种国民性，就如柏杨所说的“染缸文化”，只要是还是儒家文化为主体，就是换汤不换药，类似的根本无法根治，几千年的陋习文化不是一时半会能从大家脑海中抹去。唯一可惜的是由于近代以来“救亡压倒启蒙”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扭曲，儒家文化里面绅士的以身作则和奉献的士大夫精神也逐渐消失了，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为官不仁，只会毫无节操贪腐，不是人民公仆也不是父母官，这种绅士阶层媒介也消退了，只剩下赤裸裸的经济诉求，不免让人可悲又可叹。最后,百度了一下张仲礼人生经历，那个时代造就了他，那个时代也毁了他，令人嘘唏。2015-12-22 仓促作业稿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