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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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10月
ISBN:9787544714815
作者:范存忠
页数:253页

求同存异,乃至“求同学异”

摘自《解放日报》 作者:曹 静13世纪末,一册《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到处传诵,一时洛阳纸贵。  不过,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到过中国,他的神奇见闻是不是吹出来的天方夜谭,欧洲人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在茫茫亚洲大陆的东头,真有这样一个国家,工商业发达、市集繁华、锦缎华美又廉价、都城宏伟又壮观?当时封闭又自大的欧洲人,难以想象。  直到15世纪,一批批传教士抵达中国各口岸、深入中国内陆,陆续向欧洲发回见闻,欧洲人才渐渐意识到中国这个国家的真实存在和其迥异于西方的文化特征。17、18世纪,欧洲开始陆续介绍中国文化,中西文化逐渐互为影响。  就总体而言,这种影响是间接的、渐进的,但它不仅存在,也意义深远。上世纪30年代,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便捕捉到了这微弱但重要的意义,开始考察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范存忠,以庚款留学美国,学习英语。1931年,他以一篇 《中国文化对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影响》的论文获得了哈佛博士学位,此后又发表多篇文章,曾赴牛津大学讲学,系统介绍中国古代哲学、政治、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在英国产生一定影响,成为走向国际的中国学者。  不过,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陷入了西强我弱的深深自卑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难深重,西学东渐,范存忠的研究显然不合时宜,也必然被国内学界忽略。因此,当时间坐标往后推移80年,站在21世纪的历史节点上再来看范存忠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才会有更多发现。  这本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的发轫之作,其风格是“明确而具体”。  范存忠认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谈两国文化关系时易流于悬空抽象。因此,他重视搜集史料,力图“作出明确而具体的阐述”。书中,他以英国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作为研究对象,上溯乔叟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下迄威廉•琼斯对中国经典的译介与解读,从孔子学说、园林艺术、戏剧小说等多角度切入,分门别类地剖析、阐释,结合历史语境,努力理清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范存忠的笔下,当中国文化与欧洲文明相遇,首先是一片“混沌”。这种混沌,从欧洲人对中国的称谓上便可见一斑。莎士比亚戏剧中一般称中国为“Cathay”契丹,但偶尔也称“China”。两者有何区别,莎翁恐怕自己也不太清楚。而另一位文学巨匠弥尔顿,则在《失乐园》里一会儿把中国称为“西那”(Sena)——据说这个词的来源是“Sin”、“Thin”、“Chin” (秦),一会儿称中国是“塞利卡那”(Sericana) ,意思是“丝绸之国”。  英国人认识中国,是有一个过程的。在器物层面,东西方并没有多少隔阂。一些中国物产,一进入欧洲就被广泛接受。最为著名的例子是茶叶。17世纪中叶茶叶进入欧洲,深受喜爱,到18世纪,英国上自王公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对它情有独钟,饮茶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英国文化中。其他如中国瓷器、家具、绸缎等等,代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制造工艺,也受到了欧洲人的喜爱和追捧。  相较而言,超越了器物层面的文化、艺术、观念,如戏剧小说、园林艺术、儒家学说等,在欧洲所引起的反响就不那么一致了。往往是喜爱者称赞有加,批评者攻击不止,纷争不断。譬如中国的园林艺术,诗人蒲伯便高度赞扬其 “不加装饰的自然所具有的亲切纯朴之美”,也有桂冠诗人怀特海用讥讽的口吻说“样样东西都是中国式的”。  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反响为何不同,范存忠并没有作出解释,但他以事实立论,从书中“明确而具体”的阐述中不难看出一些端倪。  第一出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在欧洲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在法国,批评家指出,《赵氏孤儿》有三大缺点:违反了希腊戏剧传统的“三一律”;违反了所谓的“措置得体的惯例”,许多死亡情节不该出现在舞台上;违反古典主义的“或然律”,演员上台时的自我介绍不伦不类,歌唱和说白“奇怪地纠缠在一起”,都很是不妥。甚至连伏尔泰也说,这是个古怪的滑稽戏,是“一大堆不合情理的故事”。  而在英国,评论家赫德却列举出《赵氏孤儿》与希腊悲剧的相似,大大肯定了它的优点。在他看来,它极有张力和感染力,还有“特殊的单纯性,通体没有做作”,特别表现在人物介绍方面:“演员上场,开口就把姓名、角色、人物一一交代清楚”。赫德认为,中国作家与希腊作家一样,是自然的学生。中国戏剧和希腊戏剧尽管在互相隔绝的国度各自产生、发展,条件不同、情况不同,但仍有许多相似、相通的地方。  以今天的眼光,比较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前者用当时奉为圭臬的新古典主义的尺子来衡量 《赵氏孤儿》,看到的是中国戏剧与当时的法国戏剧有多大的“异”;后者则跳出了新古典主义者的机械规律,看待一个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作品,发现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同”。  当两种文化相遇,不同的文化态度导致了不同的反响和不同的结果。但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对当时的英国产生一定影响,推动启蒙运动的发展,一定不是依靠前者的保守狭隘,而是仰赖后一种开放通达的心态。求同存异,乃至“求同学异”,才会实现真正的交流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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