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体与石头》书评

差异与同一：城市的现代化悖论

在我的概念中，城市与身体是两个毫不相干的论题，更遑论从身体史的视角来切入城市文明史。但就是这个相当非主流的论题，不仅有人做了，而且做得相当到位，便有了这本书——《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作者理查德•桑内特借用了福柯的微观权力论，将城市文明史与身体史结合起来，探究身体体验对城市的塑造力量。桑内特在书中坦言写作此书的目的，“完全是出于对当代问题的种种困惑”，现代城市建筑丧失美感，单调又乏味，整个城市了无生趣。“相较于现代人对于身体感觉与自主性的重视，这种感官剥夺（sensory deprivation）更加显著。” 桑内特以此为原点开始探索，发现这样的感官剥夺其实早已存在于城市文明的发展史中。人类身体与环境的联系在持续不断地减弱，身体从最初的主动变为被动。虽然随着人类对个体差异化的追求和身体的高速移动变为可能，但是随之而来的身体与环境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深，使我们最后变得多样而冷漠。而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则为了满足我们对于速度、舒适和差异性的追求变得同一化，进而丧失了古代城市所具有的美感与活力。我们居住的城市，就在这样的悖论中徘徊。差异——被动的身体在大城市里，多元化特征不断显现。人们脱离了熟知的人际环境与自然环境，进入一个个陌生的空间之中。身处这个陌生的世界，我们将眼镜扫描到的一切迅速地分类，尔后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思维定势进行判断是否进行接触行为。罗兰•巴特 将这个过程定义为“再现影像清单（image repertoire）”。桑内特说道：“由于影像清单的分类力量，人们很快就中断了对外界刺激的感受。面对差异，他们很快就变为被动。”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似乎刻意保持着与其他人的一种距离感，这种隔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由于威尼斯人既对犹太人“不洁的身体”充满恐惧，又对犹太人提供的商业服务充满依赖，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将城里的犹太人群体集中到铸造厂，人为地划出一道交往的鸿沟。与现代城市中的自我封闭不同，威尼斯的隔离是群体施加给群体的，这种隔离仅存在于社群之间。在被隔离的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而因为这种歧视性的隔离而变得更加紧密。况且，这种隔离带给威尼斯犹太人的影响并不总是负面的，威尼斯当局并没有像罗马一样在犹太区内实施教化措施，因为他们根本不想接纳犹太人。除此之外，犹太区的墙还可以为这些受歧视的身体提供很好的保护，以免受到四旬斋期间来自狂热的基督徒的攻击。与威尼斯隔离犹太人的理由不同，现代城市中的身体自我封闭更多是出于对个人主义的笃信。当时代的地平线初现工业化的曙光之时，人们对于身体有了全新的理解。革新以哈维提出血液循环论为标志，这种理解“刚好与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相吻合，并且有助于促成重大的社会转变，我们称之为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动力需要大量“自由”的身体来进行生产，亚当•斯密仔细考察了当时人们的商业行为之后发现，循环的商品和货币比固定而静止的财产更能获利。他想象，自由市场上劳动和商品的运作向身体中血液循环一样自由，并且同样有产生活力的效果。对于在循环经济中获利的人而言，他们所需要的是更自由更快速的身体移动，以带来更高的循环效率。涌入城市的个人拥有循环移动和舒适的特权，这些特权分化了对共同命运的信仰。正如托克维尔所注意到的一样，城市中的个人对于彼此间的共同命运感到陌生，共同生活变成了弥漫着腐败气息的古老名词，我们不断减少与他人的身体接触，“通过‘再现影像清单’来检视周边的环境，将环境化约成简单的再现范畴，比较其中的相似与差异。”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一直不断被动化的身体迎来了新一轮的、来自个人的更加强烈的被动化浪潮。这种被动化需求首先表现在身体与环境的联结让位于高速移动的欲望。速度让身体自由，也“降低了感官对场所和场所中的人所引发的知觉能力。”工业革命使身体的移动速度变得更加精确可控，从史蒂文森到卡尔本茨再到莱特兄弟，人类以极大的热情推动着服务于身体移动的交通工具的发展。工业化帮助我们的身体拥有更快的移动速度，更广阔的可到达范围，帮助我们享有前所未有的移动的自由。但是，与此同步的是身体与环境联结的断裂。快速的移动必然带来感官的麻木，你能坐在高速行驶的汽车中，聆听自然地呼吸、欣赏道路两旁的花草么？“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过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观看，在速度更快的移动中，身体得到的环境刺激寥寥无几。移动中的身体按照标准化的姿势，被固定在狭小的空间里，丢失了环境与感官。桑内特带着忧虑写道：“今日，随着想要自由移动的欲望已经战胜了感官对空间的主张，身体移动了，但现代流动的个人却也遭受到触觉上的危机：行动让身体的感觉能力降低了。”对舒适的追求也是造成身体被动的重要原因。19世纪末，在迈入工业时代的国家里出现了一种现象：工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生产效率却越来越低。意大利生理学家莫索（Angelo Mosso）在其著作《疲劳》（La Fatica）中阐明：“疲劳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防止自己在“感觉迟钝”时受伤。疲劳感开始出现时，生产率也将大幅下降。”为了保持高水平的生产率，人们开始了对舒适的追求，连带着将快速移动也变得平稳。与诗意而缓慢的古代相比，高速移动的自由被波德莱尔 描述成疯狂的经验，高速运动的身体生活在歇斯底里的状态中。但是，运输技术的进步使这种歇斯底里得到了彻底抑制。与前人相比，现代身体的旅行更多像是一种休息。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家具的制造与房屋的建造也是由舒适为追求的。人们在工作中被过度使用的身体通过旅行和家庭生活得到休息与放松。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应该对这样一种体验不陌生：下班回家，匆匆吃完饭，窝在沙发、床上或其他任何一个舒服的地方，上网、看电视、打游戏或是夜店、ktv，到深夜沉沉睡去，第二天又重复。在这种快速、舒适的生活中，我们与周围环境、社群的联系越来越少，舒适的空间与科技为现代城市带来了感官的愉悦，而我们的身体始终处于一个孤立的状态—这种孤立是我们自己主动选择的—愈发被动，即身体“主动地”选择了被动。“在威尼斯犹太区所产生的触摸恐惧感，在现代社会再度被强化了。个人身体在面对多样性的过程中，形成了某种类似犹太隔离区的东西。”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差异，没有人认为自己应该为陌生人（或是城市）负有什么主动性的义务。“每个人都表现得像陌生人一样，与其他人毫无瓜葛••••••当他跟着别人买东西时，虽然会混杂在人群里，但他眼里根本没有周围那些人；他只是存在与自我之中，而且他只为自己活着。他心里也许还有家庭，但若说到社会，则连想都不想。” 现代城市里的个人用一个外壳自我封闭，将自己与他人、环境、自然的联系切断，高速地穿行于城市中，听任感觉的麻木，对城市的生长永远是被动的，我们的身体彻底地被动化了。同一——乏味的城市在林立着高楼的“现代城市”中，一种困惑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如果不是说明文字或其他什么的提示，单凭一些日常的街景，我很难分辨出它属于哪一个城市。诚然，曾经作为现代都市标尺的纽约，在摈除曼哈顿、布鲁克林大桥、自由女神像这些标志性建筑以外，并不见得比太平洋西岸的上海广州更为现代化。而那些在神州大地上迅猛发展的地县级城市，则近乎一模一样。亚里士多德说：“城市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所构成，相似的人无法让城市存在。”为了满足在城市中生活的个人的差异化需求，城市面貌逐渐同一，丢弃自身的特质，居住在其中的人变成了一颗颗无法融合的玻璃珠，城市群体所能带给城市的特殊气质也随着群体的消亡而荡然无存，城市越来越乏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次革命强烈地震慑了西方国家，在这次革命中显现出强大力量的团体，加上汹涌的个人主义和身体的被动化需求，促成了城市设计思想的转变。“启蒙时期的先驱者将城市想象成负责输送的动脉与静脉，而19世纪的设计师则对此加以新利用”，并且这些设计师“想象个人从群众走出时会受到保护”，城市进入了一个高度同质化建设时期。由于身体的被动化，城市的设计必须服务于这种需求：快速的移动、舒适的个人空间、孤立的住所。这种思想最早的实践来自于19世纪初的伦敦。开始于19世纪初期，由未来的国王乔治四世与建筑师约翰•纳什共同负责的摄政公园与摄政街的建设可以被视作作为都市建设主导价值的移动速度，第一次被真正的实践到了城市的设计与建设当中。“18世纪的计划者接受了当时的医学观点，如果用福捷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保持大量的流动，那么就没有东西会腐坏’••••••他们的原则就是把公园当成肺，还要顾及到高速行驶的原则。”设计者不仅仅设计了一个给城市供应氧气的“肺”，而且还贴心地设计了从市中心直达公园的“大血管”——摄政街，保证大量的人和车快速的通行。摄政街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它“以交通来隔离以及净空空间（像摄政公园那样），可以将有目的的群众分散”。处于这种区域中的个人在交通压力与快速运动的特权下很难构成群体，或聆听他人演说。这种规划，大大削弱了城市空间从中世纪以来就带有的浓重的政治色彩，城市公园和广场逐渐由公共空间向个人休闲空间转变，城市道路也屈从于交通的压力。市民们可以快速而自由地来到公园，他们不再是为了观看酷刑与仪式，而是为了休闲与放松，舒适的空间得以从房屋内向城市空间延伸。两代人之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开始着手重新规划巴黎。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的革命记忆过于深刻，使得他们在重新规划巴黎的时候有意识地“让个人的运动优先获得保障，为的是抑制城市的大众运动。”纳什在伦敦的实践在具体实施重建计划的巴黎行政长官奥斯曼手中发展成了3个“网络”：一个连通重要建筑和中心区域（城市动脉）、一个朝向商业区和轻工业区和出城方向（城市静脉）、另一个兼有二者的部分功能。这无疑是一个更为激进的计划，它借由车辆、马匹自由快速的移动使个人从群体之中孤立出来，无法形成政治团体。城市个人无可避免地卷入交通的洪流之中，畅通的大道与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激烈地冲突，“街道交通的设计与街道两边的建筑群分离，顶多在乎的是建筑正面变成了一个逃离市中心的工具，而非用来居住于市中心的通道。”奥斯曼的网络在19世纪下半叶的伦敦得到继承。在这个时期开始的伦敦地铁建设强化了奥斯曼的网络作用：人们可以更加快速的出入城市。地铁兼有城市动脉与静脉的功能，有利于人们便捷地进出伦敦市中心。地铁的出现，使原本涌入伦敦的人潮开始退出。借助地铁，无力在市中心或富人区购买房产的人可以到城市外围地区居住、生活，而不用继续忍受富人区之外拥挤肮脏的贫民窝棚。伦敦地铁带来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混合，但是“这种混合在时间上有着明显的限制”。通过地铁的运输，都市空间开始呈现出这样一种独特的生态：白天混合而多样——这种混合是一种个体的聚集，而非融合，夜晚稀疏而同质。“白天的混合并没有造成阶级之间的广泛接触。”人们不过是借助地铁工作、购物，然后回家，个体依旧是个体，阶级依然分明。勒•柯布西耶 总结了前辈们在19世纪的伦敦与巴黎的实践中得到的经验。他详细地阐述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1.减少市中心的拥堵；2.提高市中心和商业中心的密度；3.增加交通运输的方式；4.增加植被面积。 柯布西耶丝毫不掩饰他对移动速度的追求，他写道：“城市，一旦驾驭了速度，就驾驭了成功。” 柯布西耶的“现代城市”规划图显现出当代城市规划，尤其是当代中国城市规划所共同遵循的价值：整齐、快速、高效率，充满着怪异的纪律性。他的“现代城市” 规划方案是以一种纯粹几何学的方式进行的，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城市的标准化生产。在这些价值的指引下，城市服务于自由快速的移动、封闭而舒适的生活环境，伴随着公共生活与公共空间的逐渐消亡。城市中充满着异质的个人，快速的节奏，变成了标准生产线上的乏味产品。未来在何方——现代城市的危机柯布西耶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创造了一座看起来像蒙德里安 作品的城市——昌迪加尔。宽阔的道路、绿树成荫、严格的几何线条，昌迪加尔近乎完美地将柯布西耶的城市理想重现了出来。这种城市就如同简约硬朗的精装修房子，没有生气，就算现在人口已近是当初设计容量的1.8倍，市井文化却仍然没有在此生根发芽。这就是现代城市的软肋，缺乏生活气息。人类对周遭环境的影响和互动被缩减到了最小，记忆被摧毁了，生活被孤立了。个人差异得到了最大的保存，城市却变得统一又乏味。在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还有多少属于过去的记忆呢？相比起宏伟而受重视的古老建筑，一些日常街巷往往是保留记忆的最佳场所，但这些地方往往在城市的改造大潮中成为现代化的炮灰。在汉娜•阿伦特 眼里，城市的建筑物和公用的空间可以使不同群体通过共同的经历走到一起，一个传统的空间和建筑所保留的不仅仅是其作为遗迹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作为人类记忆与传承的一部分，更可视作人类世界的现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 在城市的拆建之中，一些价值得到了肯定与发扬，而作为某个群体共同记忆的建筑和街区却在不断的毁灭之中，这些人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些失去共同记忆的人只能独自生活在现代城市里，不论这里是否是他的故乡，这些人都像外地人，丢失了承载记忆的地方。“在世界所有城市当中，纽约是一座最会以摧毁自己来让自己成长的城市。也许再过100年，哈德良时期的罗马以及可能还会留存着，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纽约到那时可能已经片瓦不存了。”桑内特的这段话，不仅适用于纽约，同样适于在GDP与增长指标中激昂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城市。当代中国，这种摧毁的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任何一个城市都能看到尘土飞扬的工地、矗立的塔吊、丛生的钢筋，China已经被翻译成“拆哪”。神州变成了大工地，到处都在建设摩天大楼、快速通道、交通综合体、城市新区等“现代化标志建筑”。机械轰鸣中，承载记忆的街巷消失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建筑被拆了。近似于野蛮的拆建，使我们的记忆与共同价值慢慢消亡。这让我想起了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警告：我们应当警惕的，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2012年4月18日

身体：权力全新的竞技场

在齐美尔眼中，建筑物被赋予了高度抽象的哲思性。以桥与门为例，它们意味着两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客观事物对我们具有两重性，自然界中所有事物既可视作相互联系，又可视作相互分离，物质的不断转化——譬如能量——将一个物质与另一个物质联系起来。万物转化无穷才创造出宇宙。”因而，桥梁的美学价值在于，它使分者相连，它将意图付诸实施，而且它已直观可见——从桥上看，两岸风景都可收入眼中。在统一与分离的关系中，门则偏向后者，它以几何形式隔离了内外空间，闭合出某种“离奇的、自我局限”的生活。齐美尔所要强调的，是由建筑物所体现出的界限的意义和价值：出，可仰观天地，退，可俯察内心。出于人的“心灵、精神上的性格”偏好，人与城、人与建筑达成一种和谐自足状态。但是，在当代理论界对身体的的兴趣呈井喷式爆炸后，对城市建筑的考察也打破了抽象哲思的“界限”、更使得肉体与建筑的和谐自足关系一变而为被操纵、被设计与被筹划。一如《肉身与石头》一书以眼花缭乱的方式所呈现出的——身体与城市（所谓石头）形成互相镜像的模式，无论是从伯利克里时期的雅典空间跨越到罗马基于视觉时序的国家想象、抑或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城进入近代多元文化的中心纽约，城市与肉体的关系变为互相影响，互为烙印，手持通红烙铁的，却是远不可以却无处不在的权力。必须首先厘清权力的概念，它是贯穿全书的核心线索——毕竟这本书，是福柯的、太福柯的。权力观念及其分析方法，是福柯思想影响最大的遗产。在《性经验史》中，福柯完整的定义了“权力”的概念：“我不想把权力说成是特定的权力，即确保公民们被束缚在现有国家的一整套制度和机构中，”他也不建议把权力理解成一套普遍的控制系统，而是应该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他们内在于他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他们的组织……理解社会领域的格式，千万不要在某一中心点的原初存在中，在唯一的最高权力中心寻找它，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这种权力经验如空气般渗透入一切日常生活的缝隙。在其他作品中，他也自觉地以同一主旨的诉求构筑出统一的基调———无论是大至监狱成系统的规训体制或是小至厕所的门板安排、写字时握笔的规则；无论是借理性之名对疯癫者进行的肉体规划艺术或是在技术与疾病白刃相交时理性语言所照亮的医学密塔——它们都渗透着权力的秘密。这意味着，社会所内嵌的各种各样的实践与组织形式、权力艺术、的历史悲喜剧都把目光投向了身体。身体不再是主体性的（如笛卡尔所坚信的），也不再有生产性（如德勒兹所认定的），它是终极权力水域所抵达的岸头，被夹杂着编码之沙的浪潮频频冲击，它等待着权力的篡改、铭写、矫正、宰治。一种新的历史传统就此生成：身体一脸仓皇，权力高歌凯进。理查德•桑内特笔下的城市建筑，作为权力的世俗实在代码，却颇为诡异地稍微放松了对肉体围剿。他承认，“都市发展的过程中，统治阶级的“身体”意象常常以“变形”的方式来界定建筑物或整座城市应该是怎么样。”但是同时，肉体的特质因素也多少反射到了城市的规划变形上，也就是说，理查德•桑内特从福柯的理论出发，灵机一动地又暗中将德勒兹招至麾下。德勒兹抽去了身体的具体内容，将其抽象为一种生产性力量、生产性欲望。因而，我们看到桑内特的身体，不仅是被生产的，也是生产的——当然，这生产的结果往往是消极的，它极为悖谬地助益了石头对肉身进一步的规约。理查德•桑内特对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犹太区的考察最具有说服力。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对犹太人态度真实的反映了其时居住于威尼斯的犹太人处境，中古名言“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在犹太人读来却颇显苦涩，他们“可以再城市里做生意却并不代表更多的自由。犹太人在交易时也许与别人是平等的，但在居住上却被完全地隔离了。”德勒兹身体的生产性开始发挥效用，桑内特描绘到：“当威尼斯人把犹太人限制在特定的区域内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隔离一种会传染到基督教社团的疾病，因为他们觉得犹太人特别会有一种令人腐化堕落的身体邪恶。”犹太人被文化力量塑造出的身体不洁性引发了种族间的焦虑，商业上的一个小规矩可见一斑，基督徒完成交易是以握手或吻表示结束，犹太人却只是隔着空气鞠躬。这种身体引发的焦虑大肆蔓延，渐渐的，麻风病、梅毒、性病都被视作犹太人的种族病，身体固然产生了一种力量与欲望，却是反方向地推动者基督徒进一步将犹太人圈在某个空间中。起源于铸造厂（gettare）的犹太人聚居点演化成如今在犹太裔作家笔下频频出现的“阁都”（Ghetto），正是威尼斯城中这一由石头力量堆叠出新空间开启了犹太人被绝对隔离并自生自灭的都市身体体验。桑内特使我们颇为哀痛地感受到对德勒兹的反讽。此外，通过对法国大革命中街道与人体交织关系的梳理，理查德•桑内特再度阐释了福柯+德勒兹的双重命题。医学家哈维改变了人们对都市环境方面的期望与计划，因为正是他于1628年发表的《心血运动论》引动了对身体理解的革命，他发现的血液循环、健康状况引导出公共卫生上的新观念。18世纪的启蒙者便运用了这些观念来设计城市。“设计者想让城市变成一个人们可以再当中自由移动与呼吸的地方，在一个由流动的动脉与静脉的城市里，人们可以像健康的血球一样川流不息。”城市规划面貌一新，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欧洲城市开始从街道上清除尘土……街道下面，城市的‘静脉’取代了浅陋的污水池，巴黎的下水道可以将脏水与排泄物运到新的下水道河。”如同启蒙走向其背面一般，取自身体寓意的城市筹划在接受了身体赋予的“生产性”的灵感后，却倒打一耙，对身体产生了新的伤害。新的城市规划与资本主义发展、个人主义滋生相伴相随，静脉与动脉的交错继承了了威尼斯城市中“阁都”的歧视意味，只不过是将种族换成了阶级，这一次，被划分到规划优良的城市空间之外的，是大批城市群众——“在都市改革者关于公共卫生的论述中，城市群众则是病菌的滋生原。”各种朝向文明优美的城市改革浪潮都设法将群众“堵”在外面，宏伟是它的宏伟。它下面却是挨饿、巴望着高价的粮食与受苦的肉身状态。城市与人的主题是传唱不休的，但它的主题未必总令人感到宽慰。马歇尔•伯曼早已有言在先，“虚构和现实的人的生活——一切都体现了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他对第二帝国时期巴黎林荫大道的考察、对欠发达的城市彼得堡中涅夫斯基大街的细描，把肉体与石头的关系引向令人爱恨交织的现代性体验上；而理查德•利罕对城市的观测则指向了城市与文本的交界地带，那里歧义丛生，启蒙的遗产与诗人的诗行双双构筑着对“知识与文化的历史”的考量——至于理查德•桑内特，他在福柯开创的谱系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却并未使权力与身体的等级状况有所转机，德勒兹有关欲望政治学解放身体的策略如气球般被一放而空，权力镰刀过处，兵不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