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章节摘录

第一章任务——研究日本第一章任务——研究日本　国经历过那么多场战争，不得不承认在对抗日本的战争中了解到的日本人的秉性是最难以捉摸的。可以说，日本，这个强大对手，他们的行动和思维习惯竟与我们如此大相径庭，以至我们必须严肃加以对待，甚至可以说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就像我们1905年与沙俄作战时一样，难点就在于我们的作战对手是一个虽没受过西方文化传统影响，但属于经过了充分的武装和训练的民族。在西方国家之中人们所公认的那些常见的战争惯例以及涉及人性的分析，显然对分析日本人是不存在意义的，用西方文化观来看，那些都可以被称之为“异类”。从太平洋战争中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对战争规范的无视已令西方人感到困惑和愤怒，这场战争所面临的问题的难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两个岛屿的滩头登陆战或者后勤供应的难度。这也就使得太平洋战争中我们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了解敌人的习性。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想要战胜对方就必须先了解对方。　　然而，明显的事实在眼前证明：这项任务是困难而巨大的。从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到现在已经75年，我们对日本人的描述也总是难以一言以蔽之，而总是要使用一系列很复杂的“但是，又……”之类的承接又转折的词句，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完全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一个严谨的观察家在论及非日本的民族时，他的评论不会有这么复杂：既说他们彬彬有礼，又追加上一句“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倔傲”；既说这个民族犹如磐石般顽固，又说“但是，他们又极易接受激烈的革新”；既说“这是一个性格温顺的民族”，又说“他们从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既说“他们忠诚、宽容”，又宣称“他们心存叛逆，容易满腹积怨”；既说他们生性勇敢，又讲述他们如何怯懦；既说他们言行会完全考虑别人的看法，关爱自己的面子，同时去讲他们是怎样真诚地善良地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们如何走保守主义路线。　　研究非日本的民族时，观察家也不会既在一本书讲这个民族是如何提倡真善美，如何对演员和艺术家给予极高荣誉，如何醉心于栽菊种花，却又另外写一本书来加以补充，说这个民族是如何崇尚刀剑和武士的精神。然而，上述这些听起来矛盾又杂乱无章的表述却是有关日本的论著中最为明显的纵横交织的经纬。是的，这都是千真万确。菊与刀，谁说不能共同组成一幅绘画呢？日本人就是生性好斗又温和沉默；嗜武而又爱美；倔强、自尊心强到自傲，而又彬彬有礼如谦谦君子；顽冥不化而又柔弱善变；善于服从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不渝而又常因一些特殊因素叛变；勇敢却又怯弱；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却不容易改变自己的保守；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但如果别人对自己的劣迹毫无所知，自己也会被罪恶感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了最彻底的训练，却又不失反抗性。　　了解日本既然现在已经成了美国的当务之急，那我们就不能再对这些矛盾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矛盾置之不理了。惊人的事实一件接着一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又将会采取什么行动？能否在不进攻日本本土的基础上就让日本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去轰炸皇宫？在日军俘虏的身上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在对日本军队及日本本土进行相关宣传时，我们究竟宣传些什么才可以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且同时削弱日本人那种会顽抗到只剩下最后一个人的战争意志？　　这些问题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如果有一天和平降临，为了维持秩序，对日本人需要永远实行军事管制的政策吗？我军是否要在深山老林的要塞中与那些抵抗到底的日本疯狂分子进行战斗？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的那一日之前，日本会不会也发生一次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如果会，又会是谁领导这次革命呢？或者，日本这个民族只有面对灭亡的命运？对这些问题肯定会是众说纷纭的。　　1944年6月我奉命对日本进行研究，组织上对我的要求是尽量使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运用的一切研究手段，越早弄清日本民族的真实面目越好。那一年夏初，美国对日本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攻行动，许多美国人都认为对日战争可能还得持续三年、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而在日本，大众甚至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为百年战争。在他们的眼里，美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他们也只是取得了局部胜利而已，而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远呢。日本官方的媒体在当时甚至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一向自诩为大日本帝国的日本的国民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才会是最后的胜利者。但是，1944年6月份以后，战争形势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两年半以来，盟军最高司令部一直将欧洲战场放在军事优先考虑的地位，而当对德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这种策略当然就显得没有那么必要了。与此同时，在太平洋地区美军部队已经在塞班岛登陆，这是一场不可忽视的预告日军大败的重要的战役。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军与日军短兵相接、决一死战的状况更是日益频繁。这从以往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Tarawa)、比亚克(Biak)等战场上与日军展开的战役中，我们就应该清楚地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般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1944年6月，尽快了解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征已经是当务之急。我们不仅仅是要关心日本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事情，还要关心它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大政方针政策的方向以及对后方普通百姓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的舆论倾向。想要深刻了解，我们就得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面对着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战争的日本，我们不仅仅需要了解东京当局的目的和动机，还需要了解日本漫长的历史以及它的政治、军事，乃至经济实力；我们更要了解日本政府对本国国民的期望值，必须深入地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情感习惯，以及在这种习惯下所形成的处事模式；我们也必须弄清这些行动、想法背后究竟有哪些因素在制约着他们。想要了解这些，我们必须撇开一些先入为主的主观观念，不要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会怎么做。我们必须设身处地，尽量从事件中超脱出来，因为美国人在一定情况下会做的事情，并不等于日本在同等条件下也会这么做。　　因此，我的工作任务是艰巨而漫长的。现在的局面是美日两国正在打仗，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到冷静地评价对方，往往是在战争中诅咒和痛骂敌军，所以想要真正了解敌人并不是那么容易，而这也正是我进行研究的目的。重申一下，核心问题是日本将会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同等境地会如何行动。因而，在研究中我必须明确一点，那就是告诉自己必须把日军在战争中的一切行动都看做有价值的资料来加以分析和利用，即“正值”，而不是将其作为“负值”，也就是不利条件来变相地看待。因此，对日本发动战争这个事情本身，应该把它当做一个文化问题的取向来归类研究，而不是当做一个严肃的军事问题来看待。就像在和平时期一样，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也会深深地打上日本人的烙印，充分体现着他们的特点，这正是了解他们的好时机。　　那么，日本人在战争中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哪些特殊的生活方式以及思维习惯呢？看看日本的将领都在做些什么吧！在日本的一家大型日报《每日新闻》上，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这次战争没有为他们增加多少资源。而我们有！”“是的，物质是必要的，但物质不可能千年不变。只有精神才能代表一切！”在这期间报纸上不断地出现这样的字眼。日本人取得了胜利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仍旧是在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对意志力的信仰与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的交战。”而在美军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他们就会反复念叨：“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失败。”20世纪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荒木大将在《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实不足忧，吾皇国民于物质何惧”！　　总之，他们鼓舞士气、消除疑虑、激发潜能——所有这些究竟都显示了在战争中他们把什么视为最核心的资源，我必须一丝不苟地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只有这样才能逐步了解日本人。　　但是，当前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无论怎样努力，这一事实终究难免对我的研究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因为这就意味着我没有实地调查的机会，而这种调查往往是文化人类学者最有说服力的研究手段。因为当前的局势我无法到日本去，更没有办法居住在日本人的家庭中去亲自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生活细节，并对哪些是关键性的因素哪些不是关键性的因素作出区分。同样，对他们在遇到问题时进行决策的复杂过程，我也同样无缘目睹。也更是无法观察他们是如何教育下一代的。在此之前，一部最有参考价值的书就是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在实地研究日本乡村之后所著的《须惠村》。但是在1944年我们所遇到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这本书却无法帮助我们解决。　　所以，可以说我现在的任务困难重重。但是我还是相信，我们作为文化人类学家，还是完全可以利用一些合理的研究方法与技巧，至少可以通过与被研究的民众进行面对面接触这一文化人类学家最为信赖的方法来进行我的工作。在美国就有一些日本人是在日本长大的，而我自然就可以了解他们的自身经历，进而了解他们是如何进行判断的。说实话，这种方法可以极大地弥补我知识中的众多不足（通常说，这是一种可取的研究方法，但是若要以在美国长大的日本人“二世”为研究对象，那结果就南辕北辙了。有动物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教会一只叫“科克”的猩猩通过手语和自己交谈，希望它可以告诉自己更多猩猩世界的秘密，但是实验的结果很令人沮丧。原因何在呢？那就是，如果让科克把一堆动物照片分类，它总是在排除一个问题后才能很正确地分好——那即是科克总是会把自己的照片和科学家们分在一起——原因就在于科克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一只猩猩）。　　我想，这些知识对每一个想了解其他文化的人类学家都是最基本的。相比较当时那些从事日本研究的其他社会学家通过访问图书馆，分析历史事件或统计资料，并从日本人的书面乃至口头宣传资料中寻求答案的方法，我确信，他们所追寻的一些问题的答案，事实上是深深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以及价值之中的。因此，如果我们不对真正生活在那种文化中的人进行设身处地的研究，就很难有真正的答案。　　然而，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就不会去查阅资料，或者不向那些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请教。事实上是这两种方法的并用使我收获到了更多，不得不说，参考许多与日本相关的资料以及文献再加之倾听一下曾在日本居住过的日本专家的意见，这些都使我的研究工作具备了相当的优势。而对于那些研究亚马孙河发源地或者新几内亚高原等地的人类学家而言，就没有这个优势，因为这些民族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文字的，而如果一旦不能使用文字，那么这些部落就无法通过语言来表现自我。同时，西方人士对这些地域的评述也很少，就算有，大都也是蜻蜓点水而已，没有人真正清楚这些民族的历史。这就意味着，对那些进行实地调查的学者们而言，他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行学者帮助，没有任何肩膀可以踩的基础上争取看得更多更远，以此来探究这些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　　而我的优势在于，在对日本的研究过程中，有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利用。即使是在古旧的文献当中，也可以找到许多对现实生活细节详尽的描述，西方学者生动而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经历，日本人也自己撰写了不少展示自身不寻常的书。相对于其他东方民族的含蓄而言，日本人则有着很强烈的自我描述的意愿，而且他们的描述事无巨细，小到生活琐事，大到他们宏伟的全球扩张计划，从这一方面而言，他们的坦率程度已经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当然，也像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一样，日本人对自己进行描述时，也经常会自动忽略一些关键性的内容，因此他们并没做到全面描述，这种疏忽就有可能是由于他们太熟悉这些东西了，就如同呼吸离不开空气，熟悉到他们对此已经视而不见了。就拿美国人来说，美国人在描写美国时也是一样。不过尽管如此，日本人相对而言，仍然是比较喜欢自我展示的。　　每当我阅读这类对我的研究有帮助的文献时，都会像达尔文在最后完成物种起源理论时所说的、所做的那样，将自己的注意力多数都集中在那些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上。为了弄懂国会演说中那些犬牙交错的意见，事先我该作何了解？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似乎越是微不足道的行动他们越是那样大加指责，而看似罪大恶极的行为却可以心平气和地默认（就像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只是纠缠于“当时到底死了多少人”，却对在这个残忍的过程中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视而不见）。那么，隐藏在这种我们难以理解的态度背后的究竟是什么呢？阅读资料的时候我不断地向自己提出问题：“这样的事情症结究竟何在？”“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方式，我究竟应该掌握些什么呢？”　　同样，我也一样去看那些在日本所创作与拍摄的电影，无论是宣传性、历史性抑或描写东京与农村当代生活的，我都会去看。后来，我还同那些曾经在日本看过这些电影中某些作品的日本人一起重新温习了这些影片。但是，无论看电影的时间地点如何转换，日本人对这些电影中的男女英雄人物以及坏人的定位都完全是按照日本人固有的眼光来看待的，而这与我对这些人物的看法很多时候完全不同。这就是当我因为看不懂情节而茫然无措时，他们却看得如行云流水般顺畅，当我对电影的某些情节与动机感到匪夷所思时，他们却能轻松自如地通过整部电影的结构加以理解的原因。就好比看小说，我们眼中看到的是同样的文字，但是我们在字里行间得到的体会却完全不一样。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某些日本人在看到别的人很难理解和接受的情节时，会马上毫不犹豫地为日本人的习惯辩护，而为另一些憎恨日本人的人提供了抨击的机会，每一个情节都是他们憎恨日本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讲清楚我到底是从哪一个阵营那儿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在这种动态的画面中，他们生动形象地告诉了我日本人是如何安排他们的生活的，这种生活不仅仅包括他们所欣然接受的部分，还包括他们所深恶痛绝的部分。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如果他只是通过直接到他所要研究的文化的那一地域的人民中间去收集材料，去进行实地观察，那么实际上他所能够收获的与在日本生活过的杰出的西方观察家所作过的调查结果将是雷同的。如果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的作为仅此而已，那他就不能再指望自己对原有的研究再添新的建树了，因为在日本居留的外国人早已对日本人做过充分的研究。但是，如果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由于其所受的特殊训练而具有某种能力，他能够在这观察家和学者济济一堂的研究领域里树起一面自己的旗帜，则是非常有意义的。菊与刀第一章任务——研究日本从人类学家所知道的亚洲和太平洋的许多文化中很容易发现，日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习惯有许多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都很相似。某些则与马来西亚的相似，某些又与新几内亚的相似，还有的会与波利尼西亚的类似。探究一下这些类似之处是否反映了古代的人口迁移和交往，倒不失为一件趣事。知道这些文化上的类似性对我来说还是颇有价值的，能从我所发现的异同之处找到理解日本人生活的线索，正是因为我晓得这些风俗习惯是怎样在这些比较单纯的文化中发挥作用的，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着某种历史渊源。我也知道某些有关亚洲大陆上的国家例如泰国、缅甸和中国的情况，也因此我能够把日本同其他一些属于一种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进行比较。人类学家在对原始人类的研究过程中曾反复证明这种文化巨大的价值。通常来讲两个相邻部落在正式的习俗方面也许会有90%的相似之处，但它可能已把这些习俗改造过了，以便适应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常常被形势所迫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不管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多么微不足道，都会使该部落未来的发展进程转向另一个独特的方向，开辟一个新的存在。而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最有益的事莫过于研究一个整体中大同的趋势里存在的小异。　　与此同时,人类学家还必须尽力使自己去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看法比较相似，但是日本人却不是这样的想法，他们对多种文化共同生存的认识要更为消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美国都是传统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早就习惯于多种文明的共处，而日本则自始至终都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因此他们缺乏这种经历，所以难免对外来文明要么全面投降，要么则是将其消灭了）。想要更好地解决这一特殊问题，人类学家所必须要做的就是改进研究技巧。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都知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遇到某些相同的情况需要作出判断以及决定时，他们的思考方式肯定会因部落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在一些热带沙漠地区或者是北极乡村，我们会发现一些以血缘责任或者金钱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习俗，这种情况即使最具想象力的人类学家往往也难以理解。因此人类学家必须要针对这样的问题进行详尽的研究和调查，在这种研究中，不仅要调查血缘关系和交换关系等细节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还要弄清这种习俗对部落行为的影响，以及每一代人是怎样从小就受到这些习俗的制约，进而将这种祖宗上流传下的传统世代相传下去的。　　我们作为人类文化研究学家，就应该对这种不同文化间所存在的差异、制约乃至后果进行专业的探究，并将这种方法应用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此时此刻，人们都意识到了美日两国在文化上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差异，甚至对日本还衍生了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我们认为凡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日本就一定不会接受，甚至会反其道而行之。而作为一个研究者是这样宽松地对待这个问题，并且也简单地认为这种差异已经达到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无法了解这个民族，那将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人类学家已经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及职业道德约束下的深刻认识充分理解到，即使这两个民族之间存在最特别的差异，那也不会成为对这种文化理解的障碍。想成为一名杰出的、成功的人类学家，那就需要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本领，那就是，人类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较，应该更善于把差异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料为己所用，而不是当做不利条件来避之不及。一般来讲，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越是离奇，就应该越是容易引起人类学者的关注。而在研究当中，则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不应只注意少数几个特别挑选出来的明显事实，而是应该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对我们所研究的部落种族的生活当中的任何细节，都不能视为理所当然而漠然视之。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受过文化比较方面的任何训练，那么在研究西方国家或者任何国家时，他往往会忽略掉许多整体行为，并且会将很多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对最正常不过的行为，例如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的细小习惯以及人们对熟悉事物的趋于一致的观点不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人员不明白，正是这些习惯和普遍被接受的说法深刻地渗透着该民族的整体特性，并且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未来，其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　　因此，想要深刻地研究一种文化，人类学家必须开发善于研究日常琐事的技术，因为也许在被研究的部落中看起来绝对平凡无奇的事情，就会与研究者本国的习俗截然不同。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理解某一部落中最恶毒的一面，最胆怯的一面，或是了解他们在某些特定或是突发事情上如何应对、如何感受，我们会发现想要得到这个答案就必须得认真观察，认真对待细节。而这一点正是人们在研究文明民族时常常忽略的一点。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细节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每一个职业工作者都要懂得如何去挖掘。　　不可否认，说了这么多，这种方法在研究日本文化上也同样适用。想要更好地了解一个民族，只有对这个民族中最普通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琐事进行高度关注，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所提出的“不论是最原始的部落还是最先进的民族，个人都是从日常生活当中进行行为的学习”这个前提的重大意义。不论一个人群的行为或观点是如何怪异，他们的感觉和思维方式都能在其经历中找到答案。同理，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迷惑不解，就越应该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多加以留心，他们的行为也一定是由某些最普通的事件造成的。而通常情况下，越能深入研究日本人的生活小事，我的研究就会显得越有价值。任何一个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学习和提高的。　　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坚定不移地奉行这样的原则：即使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会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一个总体模式对我来讲是不容忽视的。研究者若想弄清促成日本生活方式原因的那些观点，那么他的工作要艰巨得多。　　美国人可以用投票方式调查民意，但他们能够顺利地这样做，有一个十分明显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早已熟悉这种表决方式并且认为它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其实舆论调查的结果也只不过是再增加一些我们已知的事情而已。就如同我们对选举要研究赞成票、反对票各占多少比例一样，我们对一个民族在生活中所形成的基本观点以及他们所赞同的解决方式，也能够仔细、详尽地进行研究。日本则正是这样的国家，它的基本观念对我们来讲十分有分析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实发现，一旦我们弄清楚了西方人的观念与他们的人生观不相符合，掌握了一些他们所使用的符号和范畴，那么在西方人眼中经常看到的日本人行为中的许多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在我们看来是一些急剧变化的行为，而在日本人眼中却是完整体系的组成部分。对这个怪异现象，我能够说明原因了。在和日本人一起工作的日子中我发现，他们最初用的那些在我们看来奇特的词句和怪异的概念，突然有了重大含义，并充满了长年积蓄的感情。而这，同西方人所了解的罪恶观、道德观有着巨大的差异。并且，他们的这种体系是独特的，既不是儒教的，也不是佛教的，而是纯粹的日本式的——包括无法抹杀的日本的长处和缺点。第二章战争中的日本人第二章战争中的日本人　　一个民族的文化会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即使在战争中也不例外。　　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在战争里救助受难者是完全不必要的行为。甚至在撤退的时候军医会把伤病员全部枪杀，或者让他们用手榴弹自杀。这种残忍的行为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日本人对其同胞可以说是犯了严重的虐待罪。　　其实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套自己对战争的独特看法，虽然不同文化间对战争的看法都存在差异，但是它们其中总还是有一些在西方国家或者大多数国家看来是相同的。例如，每当吹起号角的时候就意味着到了全民总动员时，而一旦当局部战役出现失败之后就往往要去鼓舞士兵的士气，而一旦战死和伤亡人数达到了一定比例的时候就不能再盲目坚持下去而是考虑投降，一些文化同源的国家相互作战的时候，在对待战俘问题上应该共同遵循着哪些公认的行为规则，等等。　　而从战争中的诸多表现可以看出，显然西方人同日本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双方最主要的不同体现在日本人的平常人生观以及他们对一个人生来就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的看法与西方人差别很大。通常在系统地研究日本人的文化与行为时，我们都不必过多去考虑他们关于战争的观点与传统上西方的战争观点之间的差异，尽管这其中的某些差别可能会映射出日本人的性格特点，而这个特点或许正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同理，我们通常也不需要特别考虑这种差别在军事层面上是否非常重要。　　在评判战争正义性的标准上，可以说日本人与美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与美国人有着很大的差异。美国把世界大战归因于轴心国的侵略，会认为是日本、意大利、德国这三个国家的非法入侵破坏了国际和平。在美国的观念里，当轴心国占领了满洲国满洲国，即伪满洲国，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建立的一个傀儡政权。通过这个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14年的殖民统治。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个傀儡政权，国联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也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认为中国东北地区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作者将这个傀儡政权视同埃塞俄比亚、波兰一样，认为它是一个国家，这是错误的。、埃塞俄比亚以及波兰时，他们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推行一种罪恶政策，一种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政策，他们践踏了“让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这种被世界公认的国际准则，至少也是侵犯了“门户开放”的原则。但是当事人日本对战争、对自己的行为的看法却是截然不同的，在他们眼中，只要这个世界上各国都拥有绝对的主权，那么整个国际社会就会处于一种无政府混乱状态之中。因而，必须有人为这个混乱的世界建立一种等级秩序而斗争，而这个历史使命就只能由日本来完成。这是因为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真正实行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国家，也只有它才最了解“每人都必须要摆正自己位置”的必要性。　　日本的国内已经平定了叛乱，实现了统一与和平，建立了钢铁、电力、公路等众多基础产业设施，日本官方数字显示，日本995%的青少年都可以接受完善的义务教育。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认为自己有义务帮落后的友邻之邦——中国一把了。并且，“大东亚”各国又是同属一个人种，故而日本首先的任务就是把美国从这一地区赶出去，然后再回过头来收拾英国、俄国，让他们“滚回属于他们的地方去”。简而言之，就是各国都是国际等级结构中的一环，环环相扣才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对这种等级思想在日本文化中所具备的深层次的含义进行一下论述，当然这种等级思想毫无疑问是符合日本人口味的。但是，那些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又怎么会也这么认为呢，这就可以说是日本最大的不幸了。就在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后，日本也仍然坚持认为从道德角度讲任何人都是不应该排斥“大东亚共荣圈”理想的。　　另外，哪怕是日本战俘，即使是最不合格的士兵，也很少有指责日本政府一心所勾勒的有关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构想的现象。这是很显而易见的，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都将毫不例外地继承这种几乎就像本能一样与生俱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而在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对等级制思想的信仰和崇拜。而对崇尚平等的美国人来说，这些思想简直就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但是从客观上看，我们是必须要了解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它在凝聚日本民族时又起了哪些积极作用的，这样我们才能不带有自己的感情色彩，真正地去了解一个国家。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就能推理出，支撑日本取得胜利的基础与美国一直以来所想象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日本叫嚷着日本必胜，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宣扬精神战胜物质的必然性。他们说，美国的确是个大国，军事实力也不可否认的优越，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早就在我们认知的领域之中，根本不用小题大做地放在心上。这点人们从一份发行量颇大的报纸上就可以看出这种倾向。《每日新闻》上经常会刊登类似这样的句子：“如果我们害怕数字，我们就不会选择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导致的。”即使日本打了胜仗，日本的相关的政治家、高级统帅以及军人们都会反复强调说：“这次胜利的战争并不是不同等级的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崇尚的精神力量与美国人崇尚的物质力量这两种观念的较量。”　　而相反，在美军打了胜仗的时候，他们还是反复地说：“在这样一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是注定早晚要失败的。”在发生塞班、硫磺岛战役的溃败时，这一信条顿时又毫无疑问成了很自然的托词，但这也并不是绝对的为失败而准备的借口。不能否认的是在日军炫耀胜利的那一段时间里，这个信条也确实一直起着鼓舞士气的作用。甚至早在偷袭珍珠港以前，它就已经是一个路人皆知的口号了。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就在《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毫不掩饰地写道：“要在全世界都宣扬武士道精神，力量不足不是问题，我们日本人难道还怕那些纯物质的东西吗？”这就是日本的“天定使命”。　　当然，既然是战争，军事实力就一定会是每个国家都要考虑的问题，日本其实也不例外。这就表现在，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民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上升是非常快的。就在偷袭珍珠港那年，日本的国民收入将近一半都被用在陆海军的军备上，而民用的财政支出则仅仅占用政府总支出额的17%。但是，即使是这种情况，大舰巨炮，也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罢了，就像武士的佩刀，也只是象征它的内在道德品质的代表物。　　这并不是虚言，在战时的日本人可以说是把这套精神信仰发挥到了极致。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有着这样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自古传下来的口号，也并不是为某一次战争所特意制定的。在他们的军队手册的第一页上就用粗体字印着“必读必胜”四个字。如果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思想，也就能理解他们的飞行员为什么会以自杀方式来撞击我们的军舰了。即使是在民间，日本当权者也同样推行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比如，老百姓不是经常要在工厂里干了12小时活之后还要再被夜间的空袭搞得筋疲力尽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说“身体越累，精神就会越昂扬”，“越是疲倦，就往往越能锻炼人”。这就有点像中国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之说一样，只不过表面上听起来相同，内涵却是相差甚远。　　再有，大冬天的老百姓躲在防空洞不是会很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就在广播中命令大家一起去做御寒体操，用他们的说辞就是这一体操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还可以去弥补一般老百姓的营养短缺。当然，想必会有很多人认为，在食品缺少的时候做体操简直就是笑话，但是他们的想法是，食物越是不足，我们就越是要用其他方法或其他的途径来增强我们的体力。也就是说，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　　同样，战争中日本的广播也更为极端，甚至有说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状况。有一家广播电台就曾播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在一次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小组队的方式返回。一个大尉就在最先回来的一批之中。当他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就用双筒望远镜凝视着天空，等待着部下的陆续返回，他一架一架地数着，十分镇定，但脸色极其苍白。直到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完报告之后就向司令部走去，在那里，他向长官精练地作了汇报。然而，汇报尾音刚落，他就倒在地上。在场的军官们就急忙跑上前去帮忙检查，却发现，他已经死了！经过检查，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胸口被击中，受了致命伤，他的躯体在倒地时就已经冰凉。按常理分析，一个刚刚断气的人，身体是不可能冰冷的。而这位大尉的身体凉得像冰块一样，就说明他肯定早就死了，那么，事实上，是他的精神支撑着他作了这次汇报。由此可以看出，是强烈的责任感让死者创造了这样的生命奇迹。　　当然，每一个美国人都肯定会觉得这个故事纯属编造，而且编造得太荒诞离谱。然而，所有受过教育的日本人都不会觉得这个广播很好笑。他们也相信，日本的听众也肯定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个荒诞无稽的故事。他们认为这个广播很如实地说明，这位大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灵魂也是可以训练的。为什么就不能有奇迹呢？简言之，这位大尉显然就是一位已经自我修炼到家的高手。在他们的眼中，“崇高的精神可以永恒”，那就很简单地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就是这种精神在这位责任感极强的大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支撑他完成任务。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一个人的精神可以达到最高境界。而显然，那个大尉就已通过训练达到了这种最高境界。　　作为美国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系列极端的行为不屑一顾，认为这只是一群没有进化完全的人的可笑借口，或者就只是被欺骗者的幼稚的自我安慰的幻想而已。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抱着这种心理，那么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我们都很难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游刃有余。通过大规模的宣扬以及特殊的训练，一些禁忌和对某些事物的排斥在日本人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得深刻地认识到这些信条绝对不是简单的某些怪癖。只有我们深深了解这些之后，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在战败时会说“光有精神是不够的”，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可以接受“在战争中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实在是一种幻想”这种观点。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听到日本人所说的“光有精神是不够的”这种论断时，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通过在战场上的生死搏杀、通过在工厂中与美国人进行精神较量后得出的结论。就像战败后日本人所说的那样：在战争中，他们“完全都是在按照主观感觉行事的”。对日本人在战争期间森严的等级制、精神力量高于一切的信仰以及对其他诸多事情的看法都为我们这一类研究者进行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他们总是在不断地宣扬安全、士气这一类问题只不过是为了预警而事先准备问题。不论是遭遇城市的空袭也好，溃败也好，失守也好，政府总是会对日本老百姓说：这些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事情，大家不必有任何担心。不管在什么时候，收音机总是在播着冗长的文字，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日本国民继续坚信，他们一直都居住在一个什么都被预计到了的世界之中。就连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在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战败的人也认为，到什么时候轰炸都不可能完全将日本本土摧毁，“因为他们事先早就作足了准备”。当美军开始展开轰炸日本大型城市的行动时，日本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就在电台中发表了这样的讲话：“现在，敌机终于飞到了我们的上空。但是，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因为我们飞机制造业的全体成员早就预料到了此事，并为此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忧的。”这就是日本人的行事作风，只有把事情假想成“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与掌控当中，我们已经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才能顺利地将大肆宣扬一切都在他们预料之中进行到底。这样，就表示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事情强加给他们。他们会在任何时候强调“我们不是在被动挨打，敌人是被我们吸引过来的”。　　对日本人来讲，他们会说：“敌人啊，倘若你要进攻，那就来吧。”他们决不会说“事情终于无奈地发生了”，相反，他们会说：“我们欢迎它们的到来，我们一直在期待它们的到来。”日本海军大臣就在国会演说中引用了1870年的武士西乡隆盛的格言：“我们都有两种机遇，一种是偶然撞到我们面前的，另一种则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自己去创造机会。”另外，也有这样的史实可以证明。相关电台报道，当美军突然入侵马尼拉市中心时，日本的将军就“微微一笑，诡异地说，敌人的行动正中我下怀……”而当美军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市就陷落了。日本的说辞就是“马尼拉的沦陷其实是山下将军意料之中的事情，事态的这种发展与将军之前的部署是一致的。山下将军早已经计划好的作战目标正在一点一点实现”。简而言之，就是马尼拉的溃败帮了山下将军的大忙。　　在这一点上，美国也走极端，但与日本人不同的是，美国人走向的是另一极端。在战争中，美国人经常强调自己是被动的，因此也就是无辜的。美国人会说，之所以要全力以赴地对抗是因为它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稳定美国大众情绪的发言人，在谈及任何一场战争，诸如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美国绝不会说：“这都是我们在计划中早就考虑到的。”反之，我们的官员总是会说：“这是敌人对我们的突然袭击，我们才必须要以牙还牙，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因此美国人是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调节到应付挑战上，随时准备应战。而日本人的信念则是将万事建立在预先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比发生未曾料到的事情更加危险。　　除此之外，另一个主题也可以充分显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他们经常会说“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所以，他们就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的时候，日军下达的命令是，他们现在已经处在了“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因此他们必须表现出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一直有一条训令，即使在被逼无奈弃舰的情况下，也必须保持最完美的身形，以最优雅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就会遭全世界的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这一刻的所有丑态都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在日本人心中，这关系到他们在全世界的形象。这一个观念，在日本文化中也占有非常牢固的地位。　　在日本人很难被理解的思维方式中，最著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天皇的态度。天皇在日本对其臣民究竟有多大的控制力？相关的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处于封建时代的漫长的七百余年中，天皇其实一直就是有名无实的角色而已。每一个人所恪守尽忠的对象是他们直接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直接军事首脑——将军，而对天皇的忠诚则是无关紧要的。对平平常常的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是没有存在感的。一些美国学者曾说过，那些反复强调天皇权威的日本评论家太夸大其词了，他们只能通过虚张声势来掩饰他们论点的脆弱。因此，他们认为美国是没有理由对天皇彬彬有礼的，相反，我们要对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施以猛烈的攻击才对。天皇是日本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能够对天皇这个神圣的权威发起挑战，并且消灭这种愚蠢的迷信，那么，我们重新塑造日本社会结构的成功就指日可待。　　当然也有其他许多美国人对此提出相反的观念。他们认为，没有什么能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更能刺痛日本人令他们士气激昂了，他们坚决不相信日本人会把攻击天皇看做攻击他们的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曾亲眼看到，日本“要民主”的口号喊得相当响亮，军国主义名声可以说很臭，以至于军人外出到东京市区的时候都要换上便装来减少麻烦。但就算是处在那些年代，日本大众对天皇的崇敬照旧很狂热。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实际上与“希特勒万岁”是大不一样的。　　日军俘虏的证词也同样可以印证上述观点。日军俘虏是没有保密意识的，这种情况当然与日本的不投降主义大为相关。这些士兵除了极少的那一小部分以外，几乎都是在受伤或者失去知觉后无力抵抗才被俘的。他们的说法相对来说就比较诚实可靠，有相当的代表性。那些在战争中顽强抵抗到底的日本俘虏，在这个时候就会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同天皇联系起来。会认为自己是在“奉天皇的意志行事”，是为了“让天皇的意愿得以实现”，并愿意“为天皇而献身”。在他们的思想中：“发动战争就是天皇的旨意，作为臣民我们所能够做的就只能是遵守。”然而，奇怪的是那些反对战争以及日本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会把他们的思想归于天皇。因此，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代表了一切。讨厌战争的人就说天皇是“爱好和平的使者”，他们还会说天皇“一直以来都是自由主义者，反对战争”，“是被东条英机所欺骗了才会如此”，“在发生满洲里事件满洲里事件，即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称为“满洲里事件”或“满洲事变”。时，天皇就表示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是有心之人在未被天皇授权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讨厌战争，因而也坚决不允许他的国民参战。天皇不知道他的士兵们正在受着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与德国战俘的就完全不同。　　德国战俘不论对将军或最高司令部的背叛行为表示如何的不满，他们都认为希特勒是挑起战争、发动战争最大的唆使者，这个观点是不会改变的。而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忠诚与军国主义的极端战争侵略政策是完全不相干的两回事。天皇和日本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再被称为日本”，“根本难以想象生活中要是没有天皇，日本会是什么样子。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惨败，天皇也不会因此受到谴责。人们从不会觉得天皇应该对战争的胜败负任何责任。“即使战败，也应该是由内阁和军部领导人去承担相应责任，天皇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即使日本战败了，也丝毫不影响所有的日本国民继续崇拜天皇”。　　在美国人看来，任何人都免不了会受到别人的怀疑和批判，因而他们对日本国民对天皇的这种顶礼膜拜感到极度不可思议。但是事实上，虽然最后日本战败，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态度和看法。经验丰富的审讯官都知道没有在每份审讯笔记上都写下“拒绝诽谤天皇”字样的必要，因为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个战俘愿意诽谤他们天皇，即使那些曾经和盟军有过合作并帮助过盟军的人也不例外。在所有战俘的口供中，曾经只有三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来一定的对天皇的反对意见。其中一份的说法是：“保留天皇其实是一个错误。”另一份的意见则是：“天皇是一个意志太过薄弱的人，只是扮演一个傀儡角色罢了。”第三份只是委婉地提到：“如果天皇将皇位让给皇太子后废除了君主制的话，那么日本的青年妇女就也可以像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那样得到解放了。”因此，当将领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他们的部下时，当天皇在生日那天率领部下向东方高呼“万岁”并三拜时，他们也正是利用了举国上下对天皇的崇敬情感。当“部队日日夜夜受到敌军的轰炸时”，日本将领们就会带领部下，早晚共同朗诵天皇亲自在“诏书”中向军人所颁赐的“圣旨”，“朗诵声在树林中久久回荡”。军国主义分子在极力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忠诚之情，他们号召所有官兵都要带着对天皇的敬爱之情来“实现天皇的美好愿望”，“消除困扰天皇的因素”，并且要愿意“时刻为天皇而献身”!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种对天皇的尊崇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就像许多日本战俘所说，“只要天皇下达命令，即使每个人的手中只有一根竹枪，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如果天皇下令停战，日本人也会马上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今天下诏，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手中的武器，停止斗争，即使最彪勇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不会有例外”。“在任何时候都只有天皇的诏书才能够让日本国民接受战败这一事实，并且可以为战后家园的重建坚强地继续生活下去”。　　日本人对天皇毫无保留的无比忠诚与对其他人和团队无比的吹毛求疵，这两种态度可谓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在日本的期刊、报纸还是战俘的供词中，都会有不少对政府以及军部领导人的不满意见。战俘们会公开指责那些位居前线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够与部下同生共死的人，那些自己撤离，让士兵们自己抵抗到底的指挥官，日本战俘更是深恶痛绝。这同其他国家也是一样，战俘们对有的军官赞赏有加，而对另一些却严厉谴责。这说明日本人并不缺乏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　　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1944年7月，一些报纸期刊的编辑、前国会的一些议员以及日本某些极权政党头目和皇家顾问联盟的相关领导人在一起举行座谈会，东京的一家报纸就对此次事件进行了一次相关报道。其中就有一位发言者说：“我认为有很多办法可以唤醒国民良知，但最重要的一种就是言论自由。这么长久以来，日本的国民都不能够畅所欲言。因为他们总是害怕讲了些什么后就会有严重的后果，会受到责怪。他们往往疑心很重，什么事情通常只是表面应付，做事缺乏一定的气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会有什么人民大众的力量可谈呢？”也还有人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和自己选区的选民进行座谈，询问他们对一些事情的意见，可他们总是唯唯诺诺不肯开口。当一个人连最基本的言论自由都没有的时候，又怎么会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刺激人们发挥战斗的意志呢？就是在这种所谓的治安维持法和战时特别刑法下，日本国民的言行深深受限制。他们就像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胆小如鼠、唯唯诺诺。内在的战斗力自然也不可能会发挥出来。”所以，即使在战时，日本人也照样批评政府、军部高级将领乃至他们的直接上司。所以说他们也并没有盲目地接受一切等级制的规则。　　但是，只有在对待天皇这个问题上是例外的，天皇永远不会受到批判。但是直到近代，天皇才得以确立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什么他这么短时间内就会受到人们如此的尊重呢？究竟日本人性格中的什么因素使他们奉天皇如神明，只要天皇下令，日本人就会“挥舞竹枪”，坚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同样诏令一下，日本人就会老老实实地承认战败的事实，接受占领，或者撤出阵地呢？这种看似很滑稽的现象最终是会将我们的研究引入歧途，还是会指引我们寻找到真理？　　这些日本人关于战争的看法不仅会影响日本国内基层人民的态度，而且会深刻影响前线军人的思想倾向，所以一般的日本人都会反物质主义，对天皇也都是虔诚崇拜。而有些关于战争的看法更是会深深影响到日军的战斗风格，比如只要能够取得胜利，就不需要考虑牺牲人数。　　当美国政府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危机的总指挥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媒体的宣传方向可以说与美国的宣传方向截然不同。日本人的报道是这样写的：“我国官方认为，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被授予勋章并不是因为他击退了日军，虽然尼米兹公报已经公布他击退了日军。而美国授予麦肯因勋章是因为他成功挽救了两艘损坏的军舰，我们也并不怀疑麦肯因将军救了两艘军舰，令我们感到奇怪的地方在于：在美国，挽救两艘军舰居然就可以被授予勋章。”　　对众多的美国人来说，这种英勇的援助行为并不仅仅只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行为。但日本人理解的英勇却极度排斥这种救援行动，他们甚至将美国人配备救生器具的行为看做一种“懦夫行为”。日本的各种媒体都在不断谈论这个话题，在他们的思想里，只有置生死于不顾的冒险精神才是最高尚的精神，而小心谨慎、提前预防是丝毫没有价值的。　　日本人的这种指导思想在他们对待伤病员和疟疾患者的身上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认为，在战争状况非常恶劣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战斗力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治疗这些战争中的伤员根本就是在浪费资源。如果长时间持续，补给上的困难就会致使本来就很艰难的医疗服务变成空谈。但这种原因其实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在这种行为中，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日军士兵往往自始以来就被灌输这样的思想：死亡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我们对这样的伤员进行治疗实际上就是对他们英雄主义的干扰，这就好比要在轰炸机上配备安全设备一样。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经常去看内外科医生或者有自己的家庭医生。美国人对一个人伤病的关注和怜悯程度要远远地超过对其他福利的关心。有关这一点的看法，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来美国进行旅游的欧洲人也常常谈论到。而这种对弱者的关照对日本人来说很明显是一件很陌生的事情。在战争中，日军从来不会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医疗队伍，能够在纷飞的战火中搬运伤员，并进行最及时的抢救，也没有一个系统的医疗设施，例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建立一些康复医院等，至于医疗药品的补给就更不用说了。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带来麻烦，干脆就会直接把伤病员干掉。尤其是在菲律宾和新几内亚，由于欠缺成熟的考虑，日军往往会在伤病员还没来得及被转移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从还有临时医院的阵地上撤退，而在敌人即将占领这个阵地的时候，日军医院的负责人就会开始执行所谓“撤退计划”。其实这种计划就是在临走时将伤员全部杀掉，或是给伤病员留些手榴弹让他们自杀用。　　如果日本人可以连自己国家的伤员都当成垃圾一样处理，那么想当然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美军战俘（日军在“二战”中对战俘的虐待程度令人发指，而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巴丹死亡行军。1942年4月9日，美军在菲律宾最后的抵抗据点巴丹半岛的守军投降。日军命令这78000名美菲军战俘在得不到任何水米供给的情况下步行到60多英里山路外的战俘营，在这途中倒毙和被杀的战俘高达15000人，到达战俘营后又有26000人因为极度恶劣的条件而死亡。有一些报道对此作推测，这是日军为了减少给养的消耗而有意为之）。依照我们的了解，日本人不仅对战俘，就算是他们自己的同胞，也同样施以暴行。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曾经在中国台湾被监禁了三年，他在讲述自己的战俘经历时曾说：“美军战俘获得的治疗条件要比日军好。在战俘营中，盟军的军医可以照顾彼此的战俘，而日军却几乎没有一个军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日军看病的唯一的医务人员就只是一个非专业的下士，到后来变成了一个中士，而这位中士自己每年最多也只能见到军医一两次。”　　这听起来虽然很残酷，但是，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要比这种不计伤亡的思想更为极端。任何一支西方的军队在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后，如果还是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那么就会选择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会觉得自己是光荣的战士。而且根据相关的国际协议的规定，他们的名字也会很快通报回自己的祖国，以便让他们的家人能够知道他们还活着。这种行为，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乃至于对这个家族而言，都不会有人感到羞耻。但是，对日本人来说，却远非如此。在他们的心中，荣誉与战斗至死密切相关。如果已经身处绝境，日本的士兵就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地上演一场集体自杀性的攻击，绝对不能做的就是投降。即使日本士兵由于受伤太重或者丧失意识而做了俘虏，那么他 “在日本也永无抬头之日了”。他已经丧失了名誉，之前的他就已经“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悉尼”号巡洋舰在重创德国 “艾姆登号”时曾向德国舰长发出劝降信，德国舰长也接受了劝降，同样不卑不亢。然而，这种事情如加之于日军身上则会毫无意义。在硫磺岛一战中，美军曾经发给日军战车联队长西竹男爵骑士般的劝降书以敦促其投降，保留自己的有用之身，但虽然曾经深深受到西方影响，西竹在这一刻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日本人的方式 ——在发动一场毫无意义的反击后剖腹自杀。日本战败以后，做过战俘的日本人在故乡依然生活在这种阴影之下，比如曾经乘有去无回的袖珍潜水艇偷袭珍珠港被俘进而被称做“日本第一个战俘”的酒卷直男，战后回到家乡，就曾经遭遇过非常尴尬的情形）。　　当然，日本军队中的确有一些这样的规定（当然，也不算是正式命令，只是强调士兵都应该尊崇武士道精神的《战阵训》，而这其中就有告诫大家不能当俘虏的内容），因此虽然在前线没有再对此进行特别的教育，但日军还是都忠实地遵守着这条军规，以至于在北缅会战（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的战斗）中，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达到142∶17166，简言之也就是1∶120。而这142名俘虏之所以被俘是因为他们当时都已负伤或昏迷，只有极少数是例外（不过，关于这场战役俘虏少的原因，中国的报道里还有另一种说法，是说孙立人将军曾命令部下去查证核实，去过中国的一律枪毙……）。而独自一人或两三人结伴“投降”的情况更几乎不存在（虽然在冲绳等地，主动投降的日军在逐渐增加，但不能忽视的是，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娃娃兵”。而传统的正规日军最后还是多半会选择战斗到死或者自杀）。在西方国家里存在一个公认的原则，那就是如果阵亡者数量一旦达到了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就需要停止战斗。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例大体上是4∶1。日军在霍兰迪亚（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1944年4月，美军攻占了霍兰迪亚，这场战役可以说是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国陆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第一个较为大型的胜仗，在这之前的胜仗例如瓜达尔卡纳尔则是以美海军陆战队为主、陆军为辅的作战，麦克阿瑟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不过在霍兰迪亚之战中日军的失败最主要是在后勤方面出现了问题，美军对全靠精神支撑的日军的评价是“好像他们只要有空气、树叶以及水就可以打仗似的”）有了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在这一次中，上述比例为1∶5，与在北缅的1∶120相比可以说是大有进步了。　　所以在日本人眼中，仅仅投降这一件事就足以让那些美国战俘名誉扫地。即使没有受伤或者是严重患病，他们也都不能再被称为“完整的人”了。许多美国战俘都有过类似描述，在日本人的俘虏营里，大笑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会刺激到看守。在日本人心中，做战俘可以说是一辈子的奇耻大辱，而美国人居然不懂得这种羞辱，还可以笑得出来，这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并且让人难以忍受。另外，日本看守们也必须要遵守一些美国战俘必须服从的命令，这也是日本军官的要求。例如，急行军或是突然乘坐拥挤的船只转移，对日本看守们来说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曾经有很多外国人都万分惊讶，为什么日本人在整个战争中都如此缺乏对人命的尊重？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都是如此。但是，如果你深刻地研究日本的民族性的话，你就会体会到，这本身其实就是日本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由于生活条件上的恶劣，日本自古以来就不推崇所谓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文化，而一直崇尚能够像灿烂樱花一样死去。正是因为如此，受过这种思想教育的日本兵，在生与死之间的选择就会与大多数其他民族不太一样。更为有趣的是中国国民党的首领蒋介石并没有在这方面意识到日本人独特的民族性，有过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的经历，使得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对这种敢于赴死的精神十分推崇，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当政后就有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口号。但遗憾的是国民党军人毕竟不是日本人，作为传统的中国人，内心深处自然更推崇中庸之道，于是大量蒋介石发给部属在无奈时用于自尽的“成功成仁”的短剑都成了别人的战利品。　　了解内情的美国人说，日本哨兵坚决禁止美国战俘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而这其中最大的犯罪莫过于公开违抗命令。通常在战俘们白天外出修路或上工厂做工时，按照规定是严禁从外边把食物带回来的，这个规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约束力，只要把水果、蔬菜偷偷地包起来就可以带回来。但是，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那就是犯了重罪，因为这就等于是在挑战日本哨兵的权威，而且是公然向权威挑战。在日军中，即便仅仅是“顶嘴”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很令人讨厌的，在军队中对此行为的惩罚就更为严重。战俘营里的确曾发生过很多暴行和残害，虽然我们可以客观上把作为文化习惯导致的行为和虐待行为进行区分，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宽恕这样的暴行。　　在战争初期，日本人深信敌军会虐待并且杀掉所有战俘，这就更加坚定了他们绝不投降，以投降为耻的心理。曾经有一个谣言在日本广为流传，美军曾把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被俘的日本士兵用坦克全部碾死。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虽然有些日本士兵打算投降，但介于曾经的案例，我们怀疑他们很有可能是诈降，为了安全起见只好把他们全部枪杀。这种怀疑往往是合情合理的。对一个将死的日本士兵来讲，他最大的骄傲就是能够与敌人同归于尽。被俘的状态同他这种行为并不起冲突。就正如某日本战俘所说，“既已决心赴死，更以苟活为耻”。因此，面对着这样的一群敌人使我军不得不加倍警惕，由此才导致了投降人数的减少。　　被俘可耻的这种思想在日本人的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的行为准则与美军截然不同。而同样，我们的行为在他们的眼中也同时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无比惊讶并且蔑视地说，居然还会有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姓名告知本国政府以此让自己的家属亲人知道自己还活着，这简直太丢人了。对普通的日本士兵来说，美军没有跟他们的同胞一样选择决战到死而是选择投降，这让他们觉得无

前言

《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这本书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于1946第一次出版的，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算是一本旧书了，不过这本书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这才是我们一再出版它的原因，至于它已成为名著，这只是出版的原因之一。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谈的是这本书的起源。当“二战”的结局已经越来越明显，德、日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开始着手制定对待战后德、日要采取的政策。而在这之中，对待德国的态度非常明朗，可是对如何对待日本，则是左右摇摆，因为日本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国家，两国的国情是非常悬殊的。而在这个时候，就有两个问题摆在面前：日本政府是否会投降？是否对日本可以采取同对待德国同样的办法？为了制定这最后的决策，美国政府就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对日本进行研究，其中就包括了本书原著的作者。在众多人中，她也接受了任务，但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她是一位文化人类学家不错，也曾经在太平洋的小岛上作过调查，却从来没研究过日本，战时更不可能去实地调查；而且人类学一向都是把比较原始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此时却面对着一个能同美国打现代战争的日本。那么，自己该怎样工作？她根据自己的文化理论，把战时被拘禁在美国的日本人作为最直接的调查对象和原始资料，同时阅读了大量图书，观看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和电影。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最终会投降，美国也不能直接对日本进行统治，而要保留日本原有的行政机构。最后事实发展果然同她的预料和建议相符合。1945年8月14日1945年8月14日，指是美国时间，在日本是1945年8月15日。两地时差为8小时。日本宣布投降，1946年她就把她的研究成果出版成了书籍。在书的整体结构上，前面的一章论述她用的人类学的方法，末尾的一章则是讲日本投降之后的情况，至于中间，则是从各个角度简述日本的文化特点。据说这本书当时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后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这本书按原名其实可译作《菊与剑》，而日文则译成《菊与刀》。很明显，这是由于欧美人习惯于击剑而日本人则习惯于用战刀。这本书的题目就明确地指出了日本文化中的两个彼此对立的方面。“菊”本是日本皇室的家徽，而“刀”则是武家文化的一种象征。不过，本尼迪克特在选择这个书名的时候，似乎并不是完全从这个角度出发，而是以这两者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是象征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例如向善而又黩武，尚礼却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善服从又桀骜不驯等) 。作者就是由此入手，开始分析日本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和相关的习俗，并且还明确指出了日本的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之间的不连续性是造成日本人这种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作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总体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是不相同的，它的强制力表现在外部社会中而不在于人的内心深处。对这些观点，有一些日本社会学者给予的评价很高，认为的确表现了对日本社会的“深刻的洞察力”；而有一些日本历史学者则不赞成，认为作者把处在特定的时代、特殊的社会集团时候的日本过敏的社会心理当做“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以及超阶级的缺点。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评价各有不同，但是影响很大则是不争的事实。1951年这本书被列入了日本的《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它已重印36次。而在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更是称赞这本书是研究现代日本文化的鼻祖，是一部文化人类学家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1986年一篇综述战后日本研究状况的文章中曾列举出七种代表性观点，认为《菊与刀》是其中最令人注目的一种。这些都表明，这本书的想象力是相当丰富的，甚至至今不衰。因此，我们把这本书译成中文显然是非常值得的。虽然现在这本书已经是一本老书了，但是我们还要常谈的原因就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使更多人知道人类学研究也有用处。它并不是只调查一下原始的、落后的社会情况以及收集一些民间的传说、悠久的风俗习惯那么简单，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地了解一个国家，而这，无论是在什么时候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虽然现在不是战时，也许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来形容不够准确，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我们了解对方多一点，总是有益无害的。往大里说，这将有助于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可以取长补短，从而更好地去合作，互助互利，实现双赢；往小里说，至少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增长我们的学识，对日本，我们的邻国，又是深刻给我们打下过烙印的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实在是有必要多多去了解一下。而对那些非常热衷于了解日本文化的人来说，此书就更是一本不可或缺的读物。总之，这本书一定会让您不虚此“读”，深刻地了解到日本文化中那种最显著的矛盾性的特征。从而，您就会了解“菊”与“刀”，“樱花”与“武士”是怎样共存于一个民族的血性之中的。　　译者 陶红亮2011年6月

媒体关注与评论

著者的学识能力让人称奇。尽管她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却搜集了这么多和如此重要的事实。虽然都是些一目了然的日常事情，可著者正是根据这些事实生动确切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风貌。在此基础上，还推导出关于日本文化最基本，而且最具决定意义的各种特征。——川岛武宜（日本著名评论家）（本书）从结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讲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教育孩子学习传统。全书夹叙夹议，贯串着作者的人类学文化类型论的观点，一点也不枯燥。……我们同东方这位邻国的关系是很不寻常的，难道我们不该多了解它一点吗？——金克木（中国著名学者） 日本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公开的历史反思、对战争罪行的反思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心知肚明的。日本的政治反思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文化反思很厉害。——日本华裔艺术家 傅益瑶

内容概要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女，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1887年6月5日于纽约出生，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的指导下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36年，博亚斯退休，她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系主任，直至1939年。1948年因病去世，享年61岁。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第四章  明治维新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第八章  洗刷污名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编辑推荐

《菊与刀》编辑推荐：灿烂与残忍的一线之隔。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式”执著。20世纪40年代美国研究日本的战略情书。80年代全世界公认现代“日本学”开山之源。今天最经典学术畅销书。《菊与刀》从诞生到今日，64年间，已经被翻译为30种语言，销售逾3000万册……

作者简介

《菊与刀》最初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出于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之目的所做的军方调查报告。但本书自1946年正式出版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现代“日本学开山之作”。64年间，已经被翻译为30种语言，创下了天文数字般的3000万册销量。更值得称道的是，本书作者对日本人性格和文化的定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性的解读范本，问世64年间，想模仿和超越这本作品的不计其数，但没有一本能做到。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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